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自清曾在《给亡妇》一文中写道：“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这代表了抗战中太多西南联大人的心声。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爱之物，对联大人来说，尤其如此。

宁可食无肉，不愿居无书。毕生爱书成性，嗜书成瘾。为了书，愿意献其所有，倾其所爱，这是许多联大人共有的特点。

朱自清、皮名举迁校移籍 舍财护书

来联大之前，不少教授的爱书故事已悄然流布。钱穆曾说：“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在北平的几年里，前后购书逾5万册约20万卷，每年薪水多耗于藏书。他和朋友戏言，一旦学校解聘，哪怕自己摆一个书摊，也不愁生计了。吴宓在抗战以前也以优厚的薪资购得不少书籍（其中不乏珍本），南下长沙时即选带了4000册（1939年还挑了其中1000余册赠给了联大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迁校，在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而后，南京沦陷，又再迁云南，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两次迁徙，乃至后来部分师生在四川叙永短暂办学。从平津而长沙、昆明、蒙自、叙永，联大人最不忍舍弃的仍然是书。一些教授无法将家中藏书全部带出，只能择其珍爱者上路，结果除了留平津或别处的藏书大多遭劫遭灾，就连随身而带的藏书也遭受种种不同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不能回避的一次“书厄”（如刘文典的不少藏书就被日寇劫掠，部分流落于台湾）。

朱自清从北平迁云南，其书的迁徙和保存也有着不凡的经历。其胞弟朱国华回忆，1938年朱自清带病南迁时，行装极简，却携带了近万册珍贵的藏书。刚到昆明时，这批书暂存于昆华师范学校。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日益频繁，朱自清、闻一多搬到乡下，这批书却一时没有办法处理。考虑到哥哥身体虚弱、食少事繁，朱国华便自告奋勇承担了书籍转移任务，其过程显得惊心动魄。

朱国华说：“一次，一前一后两只大口袋刚挎上肩膀，预备警报呜呜拉响了。我想，时间不早，还是赶紧走吧，也许还来得及出城。谁知已望见城门口了，警报大作，一架日本飞机旋即在头顶上盘旋。不好，我瞅见路旁一块低凹的菜地，赶忙伏在路基与菜地之间的浅沟里，一袋书压在身下，一袋甩在一边。片刻间，一声巨响和震动，炸弹在前方不远处爆炸，我闻到一股呛人的硫黄味。战乱之中，天天跑警报，时时轰炸声，但这一次毕竟是最近的了。敌机终于飞远了，我背起沉重的书袋继续赶路，当我带着一身泥巴到达龙院村时，夜幕笼罩了山壑……”

1946年春，朱国华调至四川叙永，他收到了哥哥手书的诗稿《寄三弟叙永》。朱自清深情追忆了弟弟为他转移藏书的往事：“铁鹫肆荼毒，邻室无遗痕。赖汝移藏书，插架今纷纶……”兄弟二人因爱书护书情更浓。

历史系教授皮名举则留下了舍财护书的故事。随联大到蒙自时，皮名举雇了一辆手推车搬运行李，自己则随车步行，手上提一个皮包，包内放有几本心爱的书。途中见一人摆地摊叫卖旧书，便停下来随手拾取一本翻阅。等猛想起行李车时，车已不知去向，找了许久始终未找着。事后，他得意地说：“幸喜我几本书没有放在那车子上。”

一晚，皮去陈寅恪教授处长谈，回宿舍后发现挂在门后的新呢大衣被盗。他连忙查看书桌、抽屉等处，知道藏书无恙，才放下心来。

1942年，皮名举由联大回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火车到达衡阳站，忽然大雨倾盆。他提着几本心爱的书跑到避雨的地方站着，其他几件行李则丢在露天下，任凭雨淋水泡。皮名举夫人一个人拖也拖不动，便让他帮忙抬一抬，他却无动于衷。夫人气得直埋怨，他却说：“那些东西淋坏了有什么要紧，不要就是了。我的书淋坏了怎么办？买都买不到！”

陈寅恪、冯至等摊头蹀躞 悭币一囊

联大师生中，潜藏着无数旧书摊、旧书店的爱好者。闻一多、朱自清、钱穆、唐兰、吴晗、潘光旦、陈序经、吴晓铃、吴泽霖、沈从文、冯至、毛子水、龚祥瑞、陈士林、杨振宁、邓稼先、黄昆、罗荣渠、汪曾祺……假如认真地做个普查，摊头店中的联大爱书家，还可以续上很长的名单。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在南岳圣经学校校区上课的中文系教授王力，在课余以在长沙书摊上购得的《红楼梦》作为研究汉语语法的对象，并开始撰写《中国现代语法》专著。该著作不久就成为联大语法课的讲义，出版后成为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

钱锺书堂妹夫劳陇回忆当年二人同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时说：“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沈从文也常常穿梭在旧书摊中间，1945年10月5日，他在书摊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的《漆器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手写下了“从枪声盈耳中购来”的题记。

陈寅恪执教于联大时，有幸在旧书店购得店主从前在常熟钱谦益旧园中所拾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冯至教授在《昆明往事》中专门回忆了昆明的旧书店。他说：“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这几本书是《圣经辞源》《清六家诗钞》《杜少陵诗详注》。

汪曾祺则在《旧书摊》中对他和联大同学逛昆明旧书摊的情形作了生动的记录：“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物价的腾贵和飞虎队的到来助长了旧书摊的兴盛。除了文明街等地而外，联大校门两边也时不时有旧书摊摆出来。这样，校门两旁干脆也形成了同学间的二手书市场。一方面，学校图书馆借不到的一些书也有可能在旧书摊觅得；另一方面，师生们亟须补充的外文图书也可以通过旧书摊得到补给。据联大同学观察，在联大任教的钱锺韩（钱锺书堂弟）也钟情于此，当时在昆明书摊上的美军小册子（即小开本的袖珍“口袋书”，笔者也曾访得）差不多被他搜罗殆尽。

联大校友戈革非常得意地说，多年以来，最喜欢逛旧书铺和古董铺。虽然一生寒素，受尽压迫和折辱，不敢望“收藏家”的项背，然而精诚所至，也因缘际会地收到过一些“绝品”。例如曾买到一书，名《妖怪学》，竟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讲义。

1999年以后大约七八年的光景中，笔者每周总能见到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先生流连在昆明张官营旧货市场的旧书摊前。即便淘不上几本，就算是抚摸一下旧书，也看得出他的心满意足。不久，旧书市场的摆摊人告诉我，说他是西南联大的一位毕业生。那躬身于旧书摊间的背影一直萦绕心海。

旧书摊给了不少联大师生接二连三的惊喜。但在薄弱的购买力面前，那里也曾留下无尽的遗憾。在旧书摊，面对魂牵梦萦的宝贝，却只能望书兴叹，那样的辛酸苦楚真是一言难表。联大时期，朱自清就曾以一首《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的古体诗，写下了这种怅惘之情：“诗爱髯苏书爱黄，不妨妩媚是清刚。摊头蹀躞涎三尺，了愿终悭币一囊。”

觅得善本也好，错失珍本也罢，联大师生确确实实是从书摊中得到了古今传统、中外文化精神的滋养。作为书香生活的一部分，旧书摊经历充实了他们不凡的人生。

闻一多、李政道爱书成癖 典书续命

联大人，多半爱书成癖。他们与书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说不尽。诗人穆旦随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昆明，六十多天的行程，他一路走一路读书，抵达昆明时，一本英文词典已经背完了。

闻一多结束湘黔滇旅行团的行程后，初到蒙自，整日沉醉于书丛而不肯下楼，从此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冯至则回忆：“我从1941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40卷本的《歌德全集》……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

从浙江大学转学西南联大的李政道，在坐火车到联大求学的路上，由于看书入迷，好几次把行李和衣服丢得精光，但书一本也没丢。著名学者王士菁在联大中文系读书时，经历过多次敌机空袭，有的人带着钱财逃警报，也有人带着情书躲避警报，他却带着《鲁迅全集》疏散。邓稼先一次借到一本难得的书，激动得将全书重要的地方一字不漏地誊抄下来。方龄贵回忆，有一位同学在联大时没有哪一天不读书，只有在他接到自己父亲逝世的消息之日，哀毁忒甚，破例停止读书一天。

这些，都只是联大诸多爱书故事中的片断。不少联大同学，远离家乡，远离亲友，在昆明，每逢生日，给自己最好的犒劳，倒不是海味山珍和生日蛋糕，而是一本心爱的书籍。他们在书籍的扉页常常写上一句话：“某年某月某日生日购于联大。”有书可读，当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只要读书救国好，哪妨菜坏吃不了。”这是他们的信条。

对联大爱书人来说，最感无助的是要卖书换钱。联大迁到昆明后，师生们的境遇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物价一再上涨，与艰难困苦交相折磨读书人，使得不少师生（尤其是教师）在兼职兼差，卖文卖字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变卖心爱的藏书以对付生计。

为了筹钱给夫人袁震就医输血，吴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为此，植物学家蔡希陶曾赠联一副：“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为了全家不挨饿受冻，闻一多除了挂牌治印，也忍痛把历尽艰难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换钱买米下锅。他把书送到图书馆时，眼里闪现着无奈，说：“将来回北平我还要赎回来。”

1941年，化学家黄子卿得了疟疾，不得已也卖裘典书以购药。事后，他曾怆然写诗记述：“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

联大的“心脏”，书香盈馆

图书馆是西南联大的心脏，是点缀联大校园生活的一颗耀眼明珠。若予同学就记得，早在1938年的蒙自分校：“每晚图书馆没有开门以前，就有许多同学挟了书在门口等着，就像上海人现在等电车。等图书馆客满了，就只有回到宿舍，在那走廊里排着的满是油腻的饭桌上点起一盏菜油灯，在那颠动的，微弱的灯光下做着功课。这时候同学们都是知趣的，就是在宿舍里也不敢高声讲话，因为在外面走廊里，也就是我们的饭厅上，还有人在读书呢！”

在昆明联大新校舍，图书馆更是永不磨灭的一道风景。在这里，教室是土坯墙铁皮顶建筑，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建筑，只有两座食堂和位于校舍中央的图书馆是水泥平房和瓦顶的“豪华”建筑。这儿是联大升旗仪式、国民月会、时事演讲等重要活动的举办地，是联大校园生活的最中心。

尽管联大图书馆也是三校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联合而成，早期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可以合作使用。在三校南迁时，各校也尽可能把自己的珍贵藏书运往昆明（如姜立夫教授就在吴大任协助下将南开的一批珍贵数学文献打包运到昆明）。然而，到1945年5月，图书总数及添置情形只是：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500册。中西文图书相加不足5万册。

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为7：00-12:00、13:00-17:00、19:00-22:00，每日服务14个钟头，无论节假和寒暑均照常开放。由于许多课程均必须读指定的多本参考书，而“教员学生寻书全仗着图书馆供给，大有书荒之势”，加上联大新校舍长时期没有电灯可供，到了晚上，只有图书馆有明亮的汽灯照彻知识殿堂。因此，同学们的业余时间大多是在这里度过的。每日开馆前一小时，图书馆前早已站满了等着进馆的人。在这里，“设若开门稍晚一点，马上便吵嚷，敲打门窗。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图书馆里办事人员，总是把钟弄慢些”。（慕文俊《联大在今日》）馆门一开，一个字：“抢！”没什么好客气的。“冲！”——山崩地裂般地冲，潮水汹涌般地冲，哪怕冲破馆门也在所不惜。冲进去，抢座位，抢参考书，“抢起来，活像小孩子抢糖，管理员常感应付乏术。”（关荣钦《生活在西南联大》）

挤得进馆里，占得了座位，抢得到参考书，总是一种无上的幸运。这种幸运之下，是与时间、与同学、与书本竞跑的读书节奏。这里“永远是人满着，低头不响的读着书。”（石横《抗战中产生的西南联合大学》）“馆内除了纸的掀动声外，别的声音是很稀有的，但当你细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了，那是一种矿师熟习的声音，每个都在那儿不停止的锤凿，他们要从有限的书中取出无限的知识。这一群矿工终是在那里辛勤的工作，不管白天，不管夜晚，也不管是落雨是刮风。如果有人说昆明还有工业的话，请你不要忘了这是一座应该提述的矿山。这些工人好像不知疲乏似的，只有闭馆的铃声才能把他们送走。”（李鹏《联大速写》）

即便在远离联大新校舍的四川叙永分校，读书的空气也“像春酒一样浓厚。图书馆没有开门，门口便挤满人了，门一开，便蜂拥进去，争先借书，像一群抢购车票逃难的人。半夜还有不少的人点着黯淡的菜油灯工作，天没亮阅览室常又有灯光了。”（萧成资《西南联大在叙永》）

因而，“假如有人到联大参观，他一定为笼罩着整个大学的读书风气而惊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图书馆和实验室，终年都挤满了学生。倘若你偶然踏进图书馆，你会感觉到一种严肃的沉静，融溢其中，虽有数百人同时在忙碌地苦干着，但除了那书页翻动和笔尖飞划的声音，听不到一点喧哗的嚣闹。”（莫德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长征与鸟瞰》）

不是人人都有幸抢得进去、挤得进去、冲得进去。“跑得晚点的找得个‘栖身之所’，如果去得晚点，图书馆中客满，那只好挟了书本，怏怏归来，穿过黑漆漆的魁星阁，到凤翥街的茶馆中去‘借光’了。”（卢飞白《联大剪影》）“在穷苦的镜头刺激下，联大的师友，不管马粪的味道，不管铜铃和马蹄铁的响声，三五成群地夹着书，往茶馆里一跑”（沈石《西南联大群相》），在那里温习功课，谈天说地，对弈玩桥，既读有字之书，更全身融入市井生活，品味民风百态，彻悟无字之书。

不论是舍财护书，还是摊头蹀躞；不论是典书征裘，还是借光“开矿”……都是鲜活生动的一幅“西南联大读书图”。在这样壮丽的图景里，联大人一面在抗战的大时代中沉湎并开掘知识海洋，一面又在大时代的奔涌浪潮中舞动青春年华。他们以读书救国、学术报国、科教强国的担当，谱写了一代书香种子的爱国赞歌。他们奋力营造的书香气度，正穿透岁月，浸润今天，启示未来。

（作者系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九卷本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