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程毅中，1930年生，笔名程弘，江苏苏州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次年考回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浦江清、吴组缃先生，1958年12月分配到中华书局文学组。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编审。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退休。在职期间，曾主持编辑出版大量国内顶级古籍整理项目；本人著有专著《宋元话本》《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古体小说论要》《近体小说论要》《宋元小说研究》《程毅中文存》等，整理古籍《玄怪录·续玄怪录》《古体小说钞》《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宣和遗事》等，主编《神鬼情侠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以及论文多篇。为国内古籍编辑出版和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是国内学者型编辑的典范人物。（2018年，程毅中先生于寓所 作者/供图）

一出精彩的戏剧，分别要由台前的演员和幕后的导演共同合作完成。自导自演的成功案例或许是有的，但并不常见。不过，类似台前幕后连璧成功的故事，在中国古籍出版的最高府邸——中华书局却上演了真实版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程毅中先生。所谓台前，是指他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成就，而所谓幕后，是指他又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大量文学古籍的规划师和操盘手。他在古籍整理出版和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成绩和贡献，代表了这个时期出版界和学术界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准，是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与古代小说研究突出成绩的优秀代表，也留下了许多多彩的出版与学术佳话。

启蒙受业

程先生既有名门之后的家学渊源，又师从多人，受过多方面的启蒙教育。这里特别要提到程毅中先生的祖母。祖母的十四世祖，便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内阁首辅重臣，被王守仁称为“完人”，被乡梓唐寅称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的大学士王鳌；祖母的父亲则是光绪六年（1880）进士，写过《明史考证捃逸》的王颂蔚；祖母的嫡兄便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曲学家王季烈。尽管因为社会和家庭变化，祖母本人没有上过很多学，但家庭教育和氛围的熏陶，使祖母不但粗通蒙学，而且独擅丹青。程先生就是从祖母那里受到最初的启蒙教育。从四岁开始，他就陆续读过《三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打下最初的国学基础。

程先生的儿童少年时期，中国已经普遍建立西式学校，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乱，程毅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无法正常接受学校教育。所以，程毅中的少年儿童时期，基本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这虽然没有西式学堂的全面综合课程，但在传统国学方面却受到系统熏陶教育。他从家里陆续延请的几位私塾老师那里受过系统而深入的传统国学教育。这种家庭私塾教育的特点和优点就是既有系统性，又不完全受学校教育课程体系的约束。所以，他在少年时代既受过《四书》《五经》、诗词散文阅读创作，以及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等基本旧学教育，又有机会阅读大量文言和通俗小说。这是他喜欢小说并将其作为后来主要学术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

1950年，程毅中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两年之后，全国院系大调整。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中了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精华力量，荟萃了诸多名师，成为当时全国中文系的翘楚。程毅中在这里受到最好的中文专业教育。同时，上大学前受到的私塾教育和古代小说阅读兴趣形成的知识积累也显出优势。据说在本科时段，当其他同学还在读名家别集和四大名著时，程先生已经进入北大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做一些文献的版本校勘工作了。这个优势也表现在他先后在自己喜欢的课程上担任课代表，如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程，吴组缃先生的现代文学课程等。因而有了更多向这些名师讨教学习的机会，并受到名师的青睐。

1955年程毅中大学毕业，临行前向浦江清先生告别时，浦江清满怀深情地希望程毅中能考回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转年他报考北京大学浦江清先生名下的副博士学位，浦江清先生亲自向学校申请，免试录取程毅中。遗憾的是程先生入学之后不久，浦江清先生意外病逝，改由吴组缃先生担任导师。读研期间，程毅中把读书学习视为天命天职。即便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程毅中仍然平心静气地去北大图书馆善本室阅读重要古本小说，并开始完成浦江清先生生前布置的学年论文《宋元话本》部分章节的撰写。

1958年底，程毅中结束在北大的研究生学习，提前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与古籍相伴半生的缘分。

幕后裁嫁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古籍是承载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些古籍的成书或内容与今天少则相隔上百年，多则相隔几千年。但由于时间漫长，古籍散佚和损毁严重，再加上历史文化隔阂，给今人阅读使用带来很大的障碍和困难。要想让它继续发挥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古典和现代的手段，对古籍进行校勘整理和注释翻译，为今人和后人提供真实可靠和方便阅读的整理版本。

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资历深厚。1958年国家对国家级出版机构进行整合，确定商务印书馆以偏重出版国内外各种语种工具书和百科理论典籍为主，中华书局则偏重整理出版中国古籍，成为国内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级别出版社。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中华书局是古籍整理质量的象征，是购买高质量古籍出版物的首选。这是中华书局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程毅中先生大半生的心血。程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33年。在漫长岁月的艰苦编辑生涯中，他从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逐渐成长为中国古籍整理最强阵容的领军人物，成为乾嘉学派之后中国古籍整理的又一位重要专家。

毕业后刚刚来到中华书局工作的程毅中，被安排在文学组工作，当时该组负责人为老一代古籍编辑徐调孚先生。在徐先生悉心指导帮助下，程毅中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上岗后他接手的第一部古籍是《王船山诗文集》，一年内，他就编发了三部稿件。这样很快就成为中华书局的骨干编辑。1958—1966年，程毅中先后编发、审发的总集有《全元散曲》等两种，古代别集有《海瑞集》等四种，当代学者个人论著集有孙楷第《沧州集》等四种。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古籍整理出版迎来春天，也进入程毅中先生本人古籍整理编辑生涯的黄金时期。他出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主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等几十种大型文学古籍总集和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这些皇皇巨著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书局文学类古籍整理出版的整体实绩，也彰显出程毅中先生作为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工作业绩。

如此巨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既需要宏大的规划和组织工作，又需要精准和科学的专业能力。受过传统国学熏陶和全国中文最高学府教育的程毅中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组织和审读程序中显示出超人的专业素质能力。据他的老同事、前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黄克先生介绍，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古籍整理稿件，在程先生手里大约翻阅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大致对稿件的长短优劣提出切中肯綮的审读意见。正是这样的专业素质能力，才保证了中华书局在国人中的口碑和信誉。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文史学人经常使用、非常熟悉的大型文学古籍，人们记住的往往只是其作者和整理者，而容易忽略或忘记幕后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这些重要典籍能够出版，其中凝聚了很多幕后编辑的心血和工作。而程毅中先生应该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书局出版诸多重要文学古籍幕后默默耕耘的代表者。

校雠国手

幕后组织策划和编辑古籍出版是程先生的本职工作，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在古籍整理出版史册上留下功名。但与此同时，程先生还身体力行，亲自标点校勘整理很多重要的古代小说文献。他亲自标点整理的古籍有《玄怪录·续玄怪录》《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古体小说钞》等多种重要古代小说。这些成果不但为社会上广大读者提供了难以见到的重要古代文献的今人整理本，而且为古籍整理的同行树立了古籍整理工作的楷模和标杆。

程毅中先生的古籍整理编辑和实践工作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编辑出版和整理实践双管齐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样如鱼得水的工作状态，使他能够把握住当代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核心要害问题，既能看出并提示存在的问题，又能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总结出若干古籍整理的规律和操作要领，为推动当代古籍整理作出重要的贡献。

以古籍整理工作版本问题为例，大家都知道需要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同时还要参校其他各种版本。但这个工作具体怎样去把握，怎样才算做到佳境，程先生以自己的整理实践给予了明确答案。1982年，他曾经整理过唐代牛僧孺重要志怪小说集《玄怪录》，当时采用的底本是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刻本的明陈应翔刻本《幽怪录》，并从大量散见典籍中抄录了很多不见于该本的佚文用来与底本校勘。后来发现国家图书馆又入藏一种高承埏刻本《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其中含有《玄怪录》，这样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经过比对，他认为该本远胜明陈应翔本。于是，程先生在百忙之中，用高本为底本，对《玄怪录》一书进行了二次校勘，经过几个寒暑艰苦工作，终于在2006年将新校《玄怪录》整理出版，了却了这一遗憾和心愿。这一精益求精的古籍整理态度足为同仁所敬仰和效法。

在长期古籍整理编辑与实践中，程先生发现并总结出许多一般古籍整理没有想到或容易忽略的要领，对古籍整理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认识看法。比如校勘方法，在陈垣先生提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的基础上，程先生针对不同校勘情况的不同特点，又提出有针对性的补充意见：一是明确校勘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书中各种错讹问题，而不是为了罗列校勘文字，以示繁复；二是根据不同的校勘对象采用制定不同的校勘体例；三是要敢于对校勘内容定是非，提高校勘专业水平。这些真知灼见来自古籍整理实践，所以对古籍整理工作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程毅中关于白话通俗小说整理的一个特色成果是《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与宋元讲史话本多存于世的情况相反，宋元时期以讲述现实生活短篇故事为主的“小说家”话本散佚颇多。程先生关注这个问题多年，早年在其《宋元话本》一书中，就专门对小说家话本名目进行过深入细致考证勾稽。此书在前期名目考证的基础上，又广采博搜，勾稽出宋元小说家话本共40篇。这项工作有两个难点：一是如何判断一篇话本小说是否出自宋元时期？因为现存的宋元小说家话本多半混杂在明清人编纂的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等。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将其中的宋元人作品拎出成编。这个工作前代学者如许政扬、胡士莹先生做过一些，但还留下一些空间。程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入耕耘考辨，将其中有把握的作品结集。二是有些作品虽然前代有书名记载，但未见传本。需要关注了解相关信息，才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就是书中所收《红白蜘蛛》一篇。《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著录一篇名为《红蜘蛛》的话本，但一直未见其书。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文物市场发现一种名为《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经学界专家考定，基本确定为元代所刻。程先生将此篇收入该集，是迄今为止最早将该篇收入话本小说集的作品，足见程先生的学术敏感和有针对性解决各种学术问题的学术智慧。

史论建树

儿童蒙学时期曾经广泛阅读，并产生浓厚兴趣的古代小说，成为程毅中先生前台学术活动的主体。他在繁忙的古籍编辑出版业务和管理工作之外，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辛勤耕耘，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体现出他作为学者型编辑典范的实绩与价值。

在国内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中，以语体为界，擅长白话通俗小说的研究者往往短于文言小说研究，反之亦然。相比之下，程先生没有学科方向的限制，加上他长年从事文学古籍编辑出版，见多识广，使他能形成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古代小说研究学者中，能够像程先生这样同时在文言小说研究和白话通俗小说研究领域达到高水平者，实属凤毛麟角。

史论研究是程毅中先生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成绩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大量单篇学术论文外，程先生先后完成和主编《宋元话本》《唐代小说史》《中国古代小说流派漫话》等论著，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史论研究开拓出新的视野与成就。2021年，已经91岁高龄的程先生还发表了《古代小说观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全面论述他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的全局认识。老骥伏枥，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佩。

《宋元话本》是程毅中的导师浦江清生前布置的学年论文，是他关于古代白话小说史论研究的核心成果。在此之前，古代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四大名著为主的白话长篇小说中，对于白话短篇小说虽然有些零星个别作品研究，但缺乏整体把握总论。浦江清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希望程毅中能够在该领域开荒拓土，构建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的整体格局。程毅中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重托。尽管当时的社会氛围不利于专业学习研究，但程先生仍然坚持读书研究，终于在学术受到冷落的特殊时代完成此书。该书虽然仅7万多字，但却全面包含话本的渊源体制，“讲史”与“小说”两种主要话本题材类型的篇目、体制、思想与艺术成就，以及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内容，完整而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全面情况。

与《宋元话本》为白话小说的史论专著的情况有所不同，《唐代小说史》是包括文言和白话小说两个部分的史论著作。该书是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轨迹展开的一个重要论述。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前人对于唐代小说研究认识的简单既定框架，全面总结出唐代小说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与特点，全面反映出唐代小说的多方面价值与成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唐代小说的三篇主要集中在传奇部分，分别列举梳理唐代单篇传奇、传奇集和部分杂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部分中国小说史，也基本在鲁迅所立框架基础上略有文字增补。但程氏这部《唐代小说史》则完全抛开鲁迅的原有框架，另起炉灶，不但将鲁迅涉足的唐代单篇传奇和传奇集进一步扩容增大，而且另外增加了唐代变文、志怪小说、小说化的传记、杂史、谐谑小说等多种小说体裁类型和代表作品，更新了唐代小说的整体面貌，完全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程毅中对于唐代小说的史论研究取得如此重要成就，根源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全局把握和清晰驾驭。他对于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独特发现，就是他看到秦汉时期的叙事赋体对于整个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作用。这方面他也突破了鲁迅的认识框架。鲁迅认为，中国小说史上有两次重大变迁，分别是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程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次变迁，即建安时期启动的小说变化。他提出这个变迁的主要用意在于强调秦汉时期的叙事赋，经由从建安时期开始的汉魏六朝小说的吸收和传承，分别影响到唐代具有诗意的传奇小说和宋元明清通俗小说中的韵散结合文章体制。正是出于这样的全局认识，程先生在《唐代小说史》中谈到唐代小说艺术上的重要创新就是“诗笔”。而这“诗笔”的源头，正是来自秦汉时期叙事赋体。

量身定制

文言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在体制形态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体制形态的非唯一性。白话通俗小说的体制，大抵就是变文、长篇章回体和中短篇话本体。是否符合该三体体制标准，一看便知。而文言小说则不同，就单篇传奇而言，有时难以将其与某些人物传记明确区分开来，而问题更大的则是那些文言笔记体小说。因为笔记体小说只是笔记这种文类中的一种。先师刘叶秋先生将笔记分为“小说”“史料”“考据”三种。文言笔记小说只是“笔记”这种文体中的一部分。而因笔记文体“杂”的特征，其他两种笔记中往往也或多或少含有小说故事的内容。这样一来，一部用笔记体写出的书，到底算不算小说，是古今目录学家面临的一道大难题。对此难题，学界也是见仁见智，各陈己见。

程毅中先生对此采取了非常明智而巧妙的做法。他的思路比较明确，力主古今有别，亦即前宽后严。这个思路具体表现在他对前后期文言笔记小说的不同处理方案上。程先生关于文言小说的力作之一就是《古小说简目》。这部国内最早的文言小说书目的收书范围上起先秦，下迄隋唐五代。但宋代以下至今仍然付之阙如。这不是程先生没有能力编下去，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如上所述，从宋代开始，笔记更是多如牛毛，一本书到底算不算小说，极难断定。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程先生采取科学和审慎的态度。

一方面，他力图从理论层面努力探讨与文言及笔记小说相关的概念范畴，不断更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早些时候他用“古小说”这个概念指谓文言小说，后来又修改为“古体小说”。一字之差，表现出他对该问题的缜密深入思考。又如三十年前他就提出过“笔记”与“小说”的概念关系问题，后来一直在不断讨论和修改思考结果。直到2021年，他还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发表《再谈笔记与小说》，这不仅表现出程先生宝刀不老的学术长青本色，而且对学界研究这些问题也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他提出并实践具体的目录学操作方案和古籍整理的处理办法。前者见《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后者见他编纂出版的三卷本的《古本小说钞》（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后者具体做法就是从这几个时段的笔记中摘录其中有文学色彩和小说价值的故事，编纂成书。这样一来，就完全避开了一本书是不是小说的难题，但却能把这些书中的精彩小说故事别录成册，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者参考使用。这个让诸多目录学家望而生畏的棘手问题，被他以智慧和精准的方法巧妙解决了。

评联吟咏

除了编辑出版和研究古代小说之外，程毅中先生还有广泛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其中以诗歌为最。少年时期曾专门学过写诗对对子的他，一直乐此不疲。他不仅对中国古代诗歌做过专门研究，写过《中国诗体流变》一书，而且曾在全国各地留下吟咏之作，并得到诗词界高度评价。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能看到他和学界耆旧大佬赠答唱和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最初几年春节晚会上，曾有一个保留节目——春节征联活动。这个节目聘请过诸多学界专家评选优秀春联，其中就包括程毅中先生和先师刘叶秋先生（另外还有王力、朱家溍、白化文、吴小如、杨牧之、董洪利等诸位先生）。几位先生妙解评骘来自全国各地所征对联，或解读佳对优胜所在，或指出次联瑕疵之处，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8年，先师刘叶秋先生乘坐公交车去单位时因急刹车摔倒，右臂骨折后，开始练习左笔书法，曾左笔自书《戏作》绝句一首赠送给程先生：

西园左笔人争宝，赝作曾由郑板桥。

自笑无端追老辈，居然今古各风标。

先师逝世后，程毅中步该诗原韵，书挽歌一章：

评联说稗编辞典，甘为他人作渡桥。

两米栖中文百万，遽存遗稿著风标。

“评联”即指两位先生曾一起在央视参加春节征联评选活动；“说稗”指先师的古代笔记与小说研究；“编辞典”则指先师的本职工作——《辞源》第二版修订版主编；“两米栖”指先师曾因住房紧张，在原住房与邻居墙之间搭建二点七平方米的书房（戏称“二密栖”）。两位先生的友情与诗才，于此可见一斑。

1996年，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问世时，程毅中先生不但赐序，题写书名签，而且专门亲笔题诗一首：

谈情说鬼妄言之，小道可观不让诗。

雪纂风钞成别录，其中甘苦有谁知？

题《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稼雨兄雅属

一九九七年七月 程毅中

诗中对文言小说的价值属性认识和对该书写作甘苦的理解体谅，非深知其中状况的知情者不能道。

程毅中先生退休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转为资深馆员）。除各种社会活动外，这种题诗赠答活动就更加频繁增多了，成为程先生晚年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撑和文化娱乐消遣活动。

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程毅中，本来早已到了停止工作，尽享晚年休闲生活和天伦之乐的时光。可他退休30年来一直没有放弃钻研学术，直到2021年还在发表学术文章，2022年还有学术著作出版（《宣和遗事校注》）。不但如此，他还积极关心社会。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后，他致电中华书局，请财务部门将其两部书稿的稿费审稿酬金，共34640元全部捐献给武汉市中心医院，赞助抗疫工作。先生鲐背之年，仍心系国家大事，潜心学术研究，继续开拓着国内古籍编辑出版和古代小说研究的新境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