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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艺谋新电影《满江红》高调开机。

据该片公示的备案，故事梗概是：“南宋绍兴年间，宰相秦桧率禁军赴边境，与金国会谈。秦桧宿当地大族宅邸。宅邸封闭，戒备严密，会谈前夜却现谜案。小卒张大裹挟其中，步步揭开谜底。谜案背后，一场义士铲奸的迷局渐渐展开。”

从梗概看，又是一个“小人物+类型片（悬疑）+重大历史事件”的商业片，想拍好，难度不小：

首先，在历史上，秦桧不曾率禁军赴边境与金国谈判，此设定几近儿戏。

其次，两次“绍兴和议”均是金强宋弱，南宋属“乞和”，金国无需派“秘使”。

其三，宋代笔记中有秦桧与金国“秘使”往来记录，真实性堪疑。

其四，坚持“乞和”的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工具，这基本已是常识，如“义士铲奸”以此为大结局或反转，悬疑度不够。

把小人物的故事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是近年来常见的影视创作手法，如《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等，优点是代入感强，历史科普效果好。缺点是类型故事的套路不多，给人以重复之感。此外，为追求画面效果，细节上常有穿越，如果普及的都是错误知识，那就适得其反。

希望《满江红》取得成功，也希望它能更准确地呈现历史。

为何总是打不过金兵

电影《满江红》的历史背景应是“绍兴议和”，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约》，与北宋与辽签订的《澶渊之盟》比，三点不同。

尊卑不同：南宋对金称臣，皇帝登基需经金国册封，而北宋与辽是“兄弟之国”，北宋是兄长。

负担不同：据《澶渊之盟》，宋朝年付“岁币”绢20万匹、银10万两；《绍兴和约》则是绢25万匹、银25万两，负担明显增加。

结果不同：《澶渊之盟》保证了120多年的和平，《绍兴和约》维持不到20年。

《绍兴和约》是临时约定，双方都没打算长期遵守。南宋使臣郑刚中对金使说：“上国（指金国）于江南土地，恨不能尽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沟（《澶渊之盟》约定的宋辽界河，在今河北省）以南，皆祖宗土地，旦旦有恢复之心，今所未复者，亦不是忘了，势未可也。”

《绍兴和约》建构了南宋对金关系框架——军事落后，靠割地、赔款来维持。后来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均以此为蓝本。

签如此丧权辱国的和约，因南宋皇帝面对两个敌人，一是金人，一是武人。中唐到五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以文制武”成共识，且宋太祖靠叛乱上台，尤忌武人。名臣季陵曾对宋高宗说：“若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者，各率诸将，同心而谋，协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其能成功哉？”

对金妥协，才能消除另一大敌——武人。

宋高宗为什么猜防武将

旧小说、评书、戏剧等集体营造出宋高宗软弱、昏庸、奢靡的刻板印象，其实宋高宗早年习武，能“挽弓至一石五斗”（相当于200磅的劲弓）。金兵首次围汴梁（1126年），19岁的宋高宗被派去当人质，因表现太从容，金人怀疑不是真皇子，将其放回。

宋高宗早年勤政，专信秦桧前，“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连制定战略、指挥作战等，都亲自参与。

宋高宗有俭德，曾说：“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并陈于前，不过一饱，何所复求？过杀生命，诚为不仁，朕实不忍。”宫中称得上大殿的建筑，早期仅一座，后期也只有两座，禅让后，未建新宫殿，而是住秦桧旧宅。

上位后，宋高宗两次遭内乱：

一是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五日的“苗刘兵变”，军阀苗傅、刘正彦借口太监谋反，劫持宋高宗，逼他将帝位禅让给3岁的儿子赵旉继位。好在四月一日便在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等大臣帮助下，夺回帝位。

二是建炎三年（1129年）冬天，在浙江宁波时遇卫队叛乱，幸皇后吴氏撒谎，说宋高宗外出，才免于被活捉。

这让宋高宗产生了宁可对金投降，也不能让武人叛乱的想法。

宋高宗即位后，吴皇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王夫之说：“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也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对于手下将军，宋高宗会当面威胁：“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察，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

当“投降派”遇上“投降派”

宋高宗看上秦桧，因无人可用。

南渡后，“义理派”把持朝局，多出自洛学（以洛阳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道德感强，议论铿锵，可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遇问题只会喊口号。清代赵翼说：“一般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

南宋朝廷为迎合士大夫阶层，斥王安石为奸佞，奉元祐党人为正脉，但百废待兴，急需增税，又要靠王安石新法。秦桧懂新法，且与洛学中坚胡安国父子、杨时关系密切，被金人俘虏时不失气节，名重一时，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

真正让宋高宗眼前一亮的，是秦桧的“投降派”立场。

被俘期间，秦桧得金国皇帝吴乞买的堂弟挞懒欣赏，挞懒主和。秦桧逃归时，犹豫不决，熟人劝他说：“你直接问挞懒好了，现在他当政，他不答应你，死也无憾，如果不告诉他就跑，万一被逮，再说什么都没用了。”于是，秦桧亲自告知挞懒，挞懒说：许多契丹人逃归后，被族人所杀，如果南宋人能相信你，你就回去吧。

得知秦桧与挞懒的关系密切，宋高宗高兴地说：“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绍兴元年（1131年），任秦桧为右相（低于左相）。

当时金朝正从部落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型，政出多门，上难御下，金兀术主战，挞懒无可奈何。和谈无法推进，宋高宗不满，罢免秦桧，表示“终复不用”，可“当时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无过，人皆不平”，竟无大臣肯为诏书代笔。

秦桧不过是一枚棋子

绍兴八年（1138年），挞懒派张通古、萧哲到南宋和谈，宋高宗重新启用了罢相多年的秦桧。此时南北已罢兵6年，宋高宗觉得已具和谈资本。

张通古是汉人，生于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曾中辽国进士，因父丧回家守制。金宋灭辽后，易州归宋，宋征辟张通古，遭拒。金国占领易州后，张通古成金国大臣，晚年被封为曹王。

张通古倨傲，且金朝文书中不称宋，只称“江南”，这是当年赵匡胤对南唐的贬称。宋高宗让秦桧全权负责谈判，可一出结果，又交大臣讨论三天，让秦桧背上“投降”之名，自己则装“被蒙蔽”。

秦桧独相17年，宋高宗放纵其排斥异己、建立私党，但刻意挑动太子与秦桧对立。

宋高宗的独子赵旉去世后，民间风传金太宗（即吴乞买）貌似宋太祖，且金人破汴梁时，收玉牒（皇族族谱），逐一搜捕。时人称宋太宗夺宋太祖一脉的皇位，宋太祖转世来报仇。

为平息物议，宋高宗决定将皇位还给宋太祖一脉，遂收赵伯琮（改名为赵昚，即后来的宋孝宗）入后宫，养了30年。一是可能仍幻想生男孩；二是可能担心赵昚对付不了秦桧。

秦桧与赵昚互相告发，一经查实，宋高宗必处罚，但绝不消灭一方。秦桧去世前，想让义子秦熺接班当宰相，宋高宗拒绝，且将秦熺免官。秦桧以文笔著称，班底多属“文学派”，死后皆被斥。

大奸臣秦桧只是宋高宗的一枚棋子。宋高宗曾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宋高宗才是对金投降的真凶。

宋高宗为何急于投降

绍兴八年的和谈虽签约（这一年是金国天眷元年，和约又称《天眷和约》），但金国政变，挞懒被杀，金兀术率军进攻南宋，遭惨败，岳飞大军一度距汴梁仅45宋里（一宋里约合今558-569米）。

局面大好，宋高宗却急于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与金国签约，甚至为此杀掉名将岳飞。

岳飞的孙子岳珂编纂的《鄂国金佗稡编》中称：金兀术私信秦桧，说岳飞主战，不杀他，没法和谈。清代赵翼指出：“此则《鄂国金佗稡编》等书附会之词。”秦桧和挞懒有旧，而挞懒与金兀术是死敌，秦桧怎可能与金兀术密谋？此外，韩世忠、吴玠、吴璘都曾在战场上几乎杀死金兀术，为何金兀术只记恨岳飞？

杀岳飞，因宋高宗怀疑他谋反。岳飞个性强，多次抗命，宋高宗曾明确对岳飞说：“犯吾法者，惟有剑。”

宋高宗急于投降，除稳定皇权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掩盖皇家隐私。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被掳到北方15年，被金国王室纳为妃子，还生了两个孩子。韦太后回归南宋后，宋高宗刻意掩盖。

一是篡改韦太后的年龄。韦太后被掳时38岁，南宋官方记成48岁。二是灭口。金人本有意送回更多被掳宗室，宋高宗无迎回之意，可能就是担心泄露韦太后故事。

这一短板被秦桧把握，趁机大兴文字狱，“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以致“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到岳珂给爷爷写史时，几乎找不到可靠的材料。

宋高宗、秦桧默契配合，无人敢说真话，出现了“文丐竞奔”的奇局。

怎样的南宋才真实

据学者沈松勤钩沉，《绍兴和约》签订后，韦太后回归，南宋朝廷要求献诗，“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作者1000余人，400首获奖，获奖者“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即不用参加省试，直接入京参加最高级别考试）一次。”

除了官方赛诗会，士大夫还自觉献诗给秦桧，“湖湘学派”中坚胡寅称赞秦桧是“命世大贤，兴邦元佐”“秦汉以还，勋庸莫二”。

《绍兴和约》签约后，秦桧每年生日都收上千首诗，直到去世，14年间共收1万多首。创作力最强的是周紫芝，59首生日诗之外，还有《大宋中兴颂》等诗二首，八篇赞美秦桧的文章，被称为“老而无耻，贻玷汗青”。

一片谀声，甚至“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

有学者认为，南渡之后，“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淮、浙、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为支持军费，百姓负担太重，《绍兴和约》多少“减负”。其实不然，《绍兴和约》签订后，宋高宗坚决拒绝“降税”的请求。

宋高宗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尧舜能当。”似乎很讲道德，但事实上，他极端自私，所以才会相信极端自私的秦桧。在他眼中，人格高尚的岳飞可疑，好色的韩世忠、贪财的张俊等反而可信。

对电影《满江红》的要求不必过苛，只要别搞虚假的“大宋美学”，别把一个凄凉时代拍成富贵华丽，别把丰富多样的人群拍成黑白分明，别把时代的必然拍成偶然，观众们也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