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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江红》谈“绍兴和议”
来源:北京晚报 | 黄逸   2022年07月07日09:42

近日,张艺谋新电影《满江红》高调开机。

据该片公示的备案,故事梗概是:“南宋绍兴年间,宰相秦桧率禁军赴边境,与金国会谈。秦桧宿当地大族宅邸。宅邸封闭,戒备严密,会谈前夜却现谜案。小卒张大裹挟其中,步步揭开谜底。谜案背后,一场义士铲奸的迷局渐渐展开。”

从梗概看,又是一个“小人物+类型片(悬疑)+重大历史事件”的商业片,想拍好,难度不小:

首先,在历史上,秦桧不曾率禁军赴边境与金国谈判,此设定几近儿戏。

其次,两次“绍兴和议”均是金强宋弱,南宋属“乞和”,金国无需派“秘使”。

其三,宋代笔记中有秦桧与金国“秘使”往来记录,真实性堪疑。

其四,坚持“乞和”的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工具,这基本已是常识,如“义士铲奸”以此为大结局或反转,悬疑度不够。

把小人物的故事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是近年来常见的影视创作手法,如《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等,优点是代入感强,历史科普效果好。缺点是类型故事的套路不多,给人以重复之感。此外,为追求画面效果,细节上常有穿越,如果普及的都是错误知识,那就适得其反。

希望《满江红》取得成功,也希望它能更准确地呈现历史。

为何总是打不过金兵

电影《满江红》的历史背景应是“绍兴议和”,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约》,与北宋与辽签订的《澶渊之盟》比,三点不同。

尊卑不同:南宋对金称臣,皇帝登基需经金国册封,而北宋与辽是“兄弟之国”,北宋是兄长。

负担不同:据《澶渊之盟》,宋朝年付“岁币”绢20万匹、银10万两;《绍兴和约》则是绢25万匹、银25万两,负担明显增加。

结果不同:《澶渊之盟》保证了120多年的和平,《绍兴和约》维持不到20年。

《绍兴和约》是临时约定,双方都没打算长期遵守。南宋使臣郑刚中对金使说:“上国(指金国)于江南土地,恨不能尽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沟(《澶渊之盟》约定的宋辽界河,在今河北省)以南,皆祖宗土地,旦旦有恢复之心,今所未复者,亦不是忘了,势未可也。”

《绍兴和约》建构了南宋对金关系框架——军事落后,靠割地、赔款来维持。后来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均以此为蓝本。

签如此丧权辱国的和约,因南宋皇帝面对两个敌人,一是金人,一是武人。中唐到五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以文制武”成共识,且宋太祖靠叛乱上台,尤忌武人。名臣季陵曾对宋高宗说:“若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者,各率诸将,同心而谋,协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其能成功哉?”

对金妥协,才能消除另一大敌——武人。

宋高宗为什么猜防武将

旧小说、评书、戏剧等集体营造出宋高宗软弱、昏庸、奢靡的刻板印象,其实宋高宗早年习武,能“挽弓至一石五斗”(相当于200磅的劲弓)。金兵首次围汴梁(1126年),19岁的宋高宗被派去当人质,因表现太从容,金人怀疑不是真皇子,将其放回。

宋高宗早年勤政,专信秦桧前,“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连制定战略、指挥作战等,都亲自参与。

宋高宗有俭德,曾说:“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并陈于前,不过一饱,何所复求?过杀生命,诚为不仁,朕实不忍。”宫中称得上大殿的建筑,早期仅一座,后期也只有两座,禅让后,未建新宫殿,而是住秦桧旧宅。

上位后,宋高宗两次遭内乱:

一是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五日的“苗刘兵变”,军阀苗傅、刘正彦借口太监谋反,劫持宋高宗,逼他将帝位禅让给3岁的儿子赵旉继位。好在四月一日便在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等大臣帮助下,夺回帝位。

二是建炎三年(1129年)冬天,在浙江宁波时遇卫队叛乱,幸皇后吴氏撒谎,说宋高宗外出,才免于被活捉。

这让宋高宗产生了宁可对金投降,也不能让武人叛乱的想法。

宋高宗即位后,吴皇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王夫之说:“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也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对于手下将军,宋高宗会当面威胁:“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察,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

当“投降派”遇上“投降派”

宋高宗看上秦桧,因无人可用。

南渡后,“义理派”把持朝局,多出自洛学(以洛阳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道德感强,议论铿锵,可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遇问题只会喊口号。清代赵翼说:“一般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

南宋朝廷为迎合士大夫阶层,斥王安石为奸佞,奉元祐党人为正脉,但百废待兴,急需增税,又要靠王安石新法。秦桧懂新法,且与洛学中坚胡安国父子、杨时关系密切,被金人俘虏时不失气节,名重一时,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

真正让宋高宗眼前一亮的,是秦桧的“投降派”立场。

被俘期间,秦桧得金国皇帝吴乞买的堂弟挞懒欣赏,挞懒主和。秦桧逃归时,犹豫不决,熟人劝他说:“你直接问挞懒好了,现在他当政,他不答应你,死也无憾,如果不告诉他就跑,万一被逮,再说什么都没用了。”于是,秦桧亲自告知挞懒,挞懒说:许多契丹人逃归后,被族人所杀,如果南宋人能相信你,你就回去吧。

得知秦桧与挞懒的关系密切,宋高宗高兴地说:“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绍兴元年(1131年),任秦桧为右相(低于左相)。

当时金朝正从部落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型,政出多门,上难御下,金兀术主战,挞懒无可奈何。和谈无法推进,宋高宗不满,罢免秦桧,表示“终复不用”,可“当时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无过,人皆不平”,竟无大臣肯为诏书代笔。

秦桧不过是一枚棋子

绍兴八年(1138年),挞懒派张通古、萧哲到南宋和谈,宋高宗重新启用了罢相多年的秦桧。此时南北已罢兵6年,宋高宗觉得已具和谈资本。

张通古是汉人,生于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曾中辽国进士,因父丧回家守制。金宋灭辽后,易州归宋,宋征辟张通古,遭拒。金国占领易州后,张通古成金国大臣,晚年被封为曹王。

张通古倨傲,且金朝文书中不称宋,只称“江南”,这是当年赵匡胤对南唐的贬称。宋高宗让秦桧全权负责谈判,可一出结果,又交大臣讨论三天,让秦桧背上“投降”之名,自己则装“被蒙蔽”。

秦桧独相17年,宋高宗放纵其排斥异己、建立私党,但刻意挑动太子与秦桧对立。

宋高宗的独子赵旉去世后,民间风传金太宗(即吴乞买)貌似宋太祖,且金人破汴梁时,收玉牒(皇族族谱),逐一搜捕。时人称宋太宗夺宋太祖一脉的皇位,宋太祖转世来报仇。

为平息物议,宋高宗决定将皇位还给宋太祖一脉,遂收赵伯琮(改名为赵昚,即后来的宋孝宗)入后宫,养了30年。一是可能仍幻想生男孩;二是可能担心赵昚对付不了秦桧。

秦桧与赵昚互相告发,一经查实,宋高宗必处罚,但绝不消灭一方。秦桧去世前,想让义子秦熺接班当宰相,宋高宗拒绝,且将秦熺免官。秦桧以文笔著称,班底多属“文学派”,死后皆被斥。

大奸臣秦桧只是宋高宗的一枚棋子。宋高宗曾说:“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宋高宗才是对金投降的真凶。

宋高宗为何急于投降

绍兴八年的和谈虽签约(这一年是金国天眷元年,和约又称《天眷和约》),但金国政变,挞懒被杀,金兀术率军进攻南宋,遭惨败,岳飞大军一度距汴梁仅45宋里(一宋里约合今558-569米)。

局面大好,宋高宗却急于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与金国签约,甚至为此杀掉名将岳飞。

岳飞的孙子岳珂编纂的《鄂国金佗稡编》中称:金兀术私信秦桧,说岳飞主战,不杀他,没法和谈。清代赵翼指出:“此则《鄂国金佗稡编》等书附会之词。”秦桧和挞懒有旧,而挞懒与金兀术是死敌,秦桧怎可能与金兀术密谋?此外,韩世忠、吴玠、吴璘都曾在战场上几乎杀死金兀术,为何金兀术只记恨岳飞?

杀岳飞,因宋高宗怀疑他谋反。岳飞个性强,多次抗命,宋高宗曾明确对岳飞说:“犯吾法者,惟有剑。”

宋高宗急于投降,除稳定皇权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掩盖皇家隐私。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被掳到北方15年,被金国王室纳为妃子,还生了两个孩子。韦太后回归南宋后,宋高宗刻意掩盖。

一是篡改韦太后的年龄。韦太后被掳时38岁,南宋官方记成48岁。二是灭口。金人本有意送回更多被掳宗室,宋高宗无迎回之意,可能就是担心泄露韦太后故事。

这一短板被秦桧把握,趁机大兴文字狱,“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以致“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到岳珂给爷爷写史时,几乎找不到可靠的材料。

宋高宗、秦桧默契配合,无人敢说真话,出现了“文丐竞奔”的奇局。

怎样的南宋才真实

据学者沈松勤钩沉,《绍兴和约》签订后,韦太后回归,南宋朝廷要求献诗,“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作者1000余人,400首获奖,获奖者“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即不用参加省试,直接入京参加最高级别考试)一次。”

除了官方赛诗会,士大夫还自觉献诗给秦桧,“湖湘学派”中坚胡寅称赞秦桧是“命世大贤,兴邦元佐”“秦汉以还,勋庸莫二”。

《绍兴和约》签约后,秦桧每年生日都收上千首诗,直到去世,14年间共收1万多首。创作力最强的是周紫芝,59首生日诗之外,还有《大宋中兴颂》等诗二首,八篇赞美秦桧的文章,被称为“老而无耻,贻玷汗青”。

一片谀声,甚至“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

有学者认为,南渡之后,“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淮、浙、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为支持军费,百姓负担太重,《绍兴和约》多少“减负”。其实不然,《绍兴和约》签订后,宋高宗坚决拒绝“降税”的请求。

宋高宗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尧舜能当。”似乎很讲道德,但事实上,他极端自私,所以才会相信极端自私的秦桧。在他眼中,人格高尚的岳飞可疑,好色的韩世忠、贪财的张俊等反而可信。

对电影《满江红》的要求不必过苛,只要别搞虚假的“大宋美学”,别把一个凄凉时代拍成富贵华丽,别把丰富多样的人群拍成黑白分明,别把时代的必然拍成偶然,观众们也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