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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同时也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重新回顾孙犁文学创作活动与延安《讲话》精神的关系，无疑具有文学史与党史的双重纪念意义——这既是对文学名家的深切缅怀，也是对延安《讲话》精神的系统重温。

翻看《孙犁年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孙犁的求学经历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十分合拍：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孙犁进入本村的小学课堂，开始接受新学制的白话文教育，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主；在他升入初中时，正值北伐革命高潮期，孙犁有意识地接触到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尤其对鲁迅的小说情有独钟；1926年，孙犁考入革命文化气息浓郁的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求学期间，又历经大革命失败、“九·一八”事变、保定学潮、高蠡暴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博闻强识，奋发图强，不仅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学习辩证法和唯物论常识，而且在左翼和苏联作家作品的熏陶下，开始初步尝试文学创作，先后在《育德月刊》上发表5篇“少作”，内容涉及婚恋自由、礼教吃人、抵御外辱等，呈现出鲜明的启蒙理性精神和“为人生”的创作思想；高中毕业后，孙犁流浪于北平，虽生活拮据，却不改其志，节衣缩食，在广泛订阅多种革命文艺期刊的同时，积极开展文艺理论探讨，先后写就《〈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同路人文学论》等论文；在听闻北平军警暴力镇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孙犁毅然辞职返乡，临行前，在《大公报》副刊留下诗作一首，抒发心中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无限愤懑与彻底绝望。而这些惨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创作“前史”也为孙犁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告急，保定失守。吕正操组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司令部就设在孙犁老家平安县城。第二年春，经育德中学同学介绍，孙犁至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参与抗日宣传活动，自此正式开启“以笔为枪”的革命生涯。4月5日，孙犁的论作《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油印发行，文章开篇写道：“民族解放战争是最艰苦最需要持久的战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要尽量地发挥它本身特殊的力量。”这一观点的提出甚至要比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正式发表时间还要提前一个月，体现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抗日信念和敏锐的战略直觉。1939年夏，孙犁被调往晋察冀边区，在通讯社做指导工作，由于每天要与各地通讯员频繁书信联络，他很快据此编写了一本通讯指导手册《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该书是晋察冀边区最早研究文艺通讯的论著之一，为河北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纲领和创作指南。1941年春，冀中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全区近十万人动笔写稿。孙犁根据编辑《冀中一日》心得撰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更名为《文艺学习》）。全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深刻阐明了创作者们“为革命而文学”的创作理念，详细论述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时代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产生极大反响。这段时期，孙犁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邢兰》《春耕曲》《女人们》《芦苇》《战士》等多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以自然朴素的笔触描绘出冀中人民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表重要讲话，后综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不仅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同时也针对解放区文艺的新经验、新问题、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并作出相应回答，如“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文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问题等。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延安《讲话》全文。1944年1月30日《晋察冀日报》全文转载，边区文艺界随即掀起学习《讲话》热潮。由于受战争影响，1943年冬，作为华北联大高中班教员的孙犁随校反“扫荡”至繁峙一带山区，直到1944年春才返回晋察冀边区机关所在地阜平。他这阶段是否有机会研读延安《讲话》全文不得而知，但其文学创作却始终与《讲话》精神相契合。1938年，刚参加革命的孙犁就在《现实主义文学论》中指出，正确的世界观需建立在顽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永坐在暖气房的小姐们，写不出那在冰天雪地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雄事迹。”1939年，他又在《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中重申了“为革命而文学”的主张：“无论是拿着来福枪和敌人进行血战的武装战士，抑或是在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挥动笔杆的文化工作者，都是同样的。为要胜利地执行和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学习射击是必要的。”1941年，在参与边区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时，孙犁特别强调：“建立民族形式的过程，也就是彻底大众化的过程”，“接受中国遗产，要接受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战斗的、充分表现当时大众生活和愿望的文学”。这些观点都与延安《讲话》所倡导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保持高度一致性。

1944年，孙犁奉命奔赴延安，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后担任教员。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孙犁迎来文学创作的一个“井喷期”，《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继发表了他的《山里的春天》《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杀楼》《荷花淀》《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一系列作品，并在延安文艺界产生轰动效应。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在评论文章中写道：“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都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1946年，《荷花淀》被收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周扬在阐述编选宗旨与标准时明确指出，包括《荷花淀》在内的这些作品，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1949年，天津解放，孙犁随军进城，参与筹备《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创刊工作，并以此为园地，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1952年，在纪念延安《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孙犁发表了学习心得《领会与收获》。文章不仅系统论证了《讲话》对战时文艺工作的关键指导意义，同时也深刻阐述了学习《讲话》精神对于当前以及今后开展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不使生活中断，长期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里去，熟悉他们，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原始状态的文艺，创作的源泉，才能永远像长江大河一样。”

新时期以降，学术界素有“两个孙犁”之说。文学研究者根据“新孙犁”在创作风格上的“衰年变法”，一度将其指认为“‘老八路作家’中的‘纯文学家’”。及至21世纪之交，在“去左翼化”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孙犁又被片面地塑造成“革命文学的‘多余人’”形象。毋庸讳言，我们需要正视孙犁作品与文学主潮之间存在着种种摩擦与龃龉，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近些年来人文知识界在“告别革命”的学术氛围中，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建构为另一个单向度的“熟悉的陌生人”。重新反顾孙犁与延安《讲话》精神之关系的另一重旨趣即在于此。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