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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

前不久，在谈话节目《十三邀》中，学者钱理群出镜谈论自己的鲁迅研究以及对当下疫情的观察，笑谈之间金句频出，“圈粉”了不少非中文系出身的年轻观众。包括钱理群先生在内的这代学者，其实不仅善于做学术批评，也在兴趣爱好上涉猎广泛，正如他们所推崇的五四一代学人那样，跨界出圈本是常事。事实上，对这代人还有另外一个文学史层面的称呼，“第五代批评家”，谢冕、钱理群、洪子诚、王富仁、丁帆、陈平原、陈思和、南帆，这几位学者的学术成就近期汇集进入了《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第一辑。作为“第五代批评家”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们承接五四现代文艺思想，又开启介入了当代文学思潮的兴起，参与形塑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象，在与丛书主编周明全的访谈中，他讲述了这些学者的学术精神与思想传承，也作为“80后”批评家分享了对当下批评生态的观察和期待。

他们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结合

记者：《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第一辑为什么是从第五代批评家开始介绍？

周明全：“第五代批评家”这个概念是《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总负责人谢昌余提出来的。1986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推出“第五代批评家专号”。谢昌余在专号“第五代批评家”的前言中写道：“之所以叫作第五代，乃是因为他们承接了自己的前辈、长辈和兄辈。”顺着谢昌余的划分思路，从五四至今，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代批评家了，第八代正在成长之中。我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从第五代开始，一是这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或代表性人物基本上都在世，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交流沟通；二是第五代批评家在批评史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这代人最大的特征是，他们的文学养料和精神传承主要是从五四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学术机构的著名教授恢复了权威的学术地位，如李何林、王瑶、唐弢、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等，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弟子，他们也是大多数第五代批评家的授业恩师。同时，第六代批评家，甚至部分第七代批评家又是第五代批评家的弟子；三是这代批评家是近四十年来批评学科规范的建立者，对今天的批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记者：我也注意到像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早年师从朱自清，学者孙郁后来评价说王瑶就像一个中介，把文化传统通过学生们又链接到了当代思潮中。这两代学人在学术精神上能够认同的关键点是什么？

周明全：自1985年“新方法热”后，批评的话题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五代批评家接受来了来自西方的大量文艺理论，应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整个学科建设的规范化，是从这个时候起步的。但无论是我们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借用、学习，继而将之本土化，还是我们对传统文论的创新性转化，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学术精神，对自由、对真理、对文学审美的追求一直没有变。比如，从贾植芳、章培恒到陈思和，往下到郜元宝、张新颖、金理等等，都是在这鲁迅开创的现实批判的精神脉络里。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使用的批评方法可能不一样，研究的重心可能也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记者：这代学人给外界的印象都是严肃严谨的学者，但其实他们也有许多丰富的面向，钱理群先生几次因为谈论鲁迅的观点而上了网络热搜，他身在学术界又善于自我反思学术风气，曾经表示“我是高度自觉的向现行的学术发起挑战，因为现行的学术就是两个倾向，要么就是纯粹历史书写，完全不关心历史现实；要么就是历史和现实贴得太紧，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和一个更大的眼光”。八十多岁还在持续给今天的社会提出新的价值理念、新的思想，这是很令人感动的。这是否也就是你所说的，这批人依然是“年轻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热情一直在。

周明全：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批评家不仅在年龄上是青年，在思想的锐度上颇具青年特征。比如1986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推“第五代批评家专号”时，陈思和老师32岁，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中国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及其演变》《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战斗精神》《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圆型轨迹》等，这组文章基本奠定了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战斗意识》《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等重要文章，同时，出版了与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三十多岁就奠定了自己在批评界的“江湖地位”，这是非常新锐的。今天，这代人都年近七十，钱理群先生已经83岁了，但思想的锐度依旧未减丝毫。对一个学者而言，年轻与否，我想思想是否年轻才是衡量的最为主要的标准。我本人也非常关注钱理群先生疫情期间的发言，同时，也非常留意丁帆、陈平原、陈思和等人的文章，直到今天，这代批评家、学者，依旧还是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的中坚力量，一直是引领这个时代的文学走向的主要力量，并没有因为年龄的老去而在思想上有所减退。即便从论文数量看，像丁帆老师那样每年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多篇文章，也是年轻一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今天依然是“青年批评家”。

记者：的确，这批学人创作旺盛、涉猎广泛，如今我们报纸还不时会刊发他们中一些人的新文章，像丁帆老师写了影评、音乐、书法、美术等方面的评论文章，去年在我们文学报发的一篇呼吁学院批评要融入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文章更引起了不少共鸣。他们对大话题、真话题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和发声的勇气。

周明全：从批评史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批评界的新方法论，也可看做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分支吧。第五代批评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评家），主要依靠对文学的审美构建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批评家。第五代批评家大都在高校里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随即留校任教，逐渐形成了学院批评的特点。这是文艺批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批评家转入高校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批评的性质和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具备审查作品、指导作家创作的权力。第五代批评家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他们身上天然地具有了敢于谈大话题、真话题的勇气。这和第七代批评家成长在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是有很大差异的。

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希望能听到同代批评家提出的质疑

记者：回看第五代批评家，他们是建立了学院派批评风格的一代人，主编的文学史教材塑造了中文系学生的思考范式，但同时他们也一直具备着理性自觉和反思精神，印象很深的是，在看到许多年后学院派批评变得规范和世故之时，陈思和就直言说，“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也正是因为学院派批评的滞后以及文艺环境的变化，给了更多批评场域出现的机会，你身在文学期刊阵地自己也做批评，如何观察当下文艺批评的多声喧哗，“80后”批评家的精神特征有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周明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批评界已经开始分化，到了90年代，批评的分野就更明显，“批评缺席”“批评失语”论甚嚣尘上。正如陈思和先生说，“我一直认为90年代文学取得的成就高于80年代。所谓‘批评缺席’其实是伪问题，就是说统一的批评家没有了，批评的权力中心没有了。但从多元性、自由性、个性来说，其实是90年代以后的批评更有力。”今天的批评，也是多声喧哗的，虽然在这个多声部的批评中，存在良莠不齐、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依旧还是主流。当有一天，批评不再众声喧哗了，只有一种标准、一种声音，那才是批评的灾难。至于“80后”批评家的精神特征有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还是一个不确切的问题。今天的时代和第五代批评家成长的时代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阅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当下，很多东西带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一代批评家要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特征，准确把握时代，挑战性也蛮大的。

记者：对青年评论者的支持平台中很重要的一块是文学期刊，钱理群先生说过去他们那代人许多是通过《文学评论》《上海文学》《上海文论》这类期刊来成名的，你主编《大家》多年，如今在寻找有潜力的青年评论者方面有些什么感受？

周明全：《大家》是纯文学期刊，在凝聚和团结青年批评家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年轻一代批评家基本上是在学院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院里过于具体、量化的考核制度，在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性格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2017年时，我曾经开设过“新青年”栏目，每期约70、80、90后的作家，再邀请同代批评家评论，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就没继续，主要原因是在考核压力下，年轻批评家们都挤破头冲击C刊。

记者：还有一个现象，在学界或是媒体乃至文学奖评奖时，对新人的定义常常狭窄成了一个年龄段，导致有些年长才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人是缺乏机会的，如果像钱理群先生当年那样38岁考上北大研究生，又沉潜研究七年之后才发声，放到现在的环境下给自己争取的话语空间或许会很不一样。

周明全：这几年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有唯新人的现象，当代文学评价中的确存在“媚少”现象。无论是近年使用频率较高的几零后，还是其他以年代、代际划分的现象，其实本质上都是临时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好归类而已。真正的“新人”，真正的“青年”，应该是在思想的锐度、开阔度、理论的高度上，应该是看他为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贡献了那些新的理念和方法。

记者：相比学人之间一代又一代承续的紧密性，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许多变化，批评与创作的疏离关系导致了标准的混乱，大家自说自话，或者隔着文本把自己的真诚藏起来。你在我们报纸上曾经谈过“人的批评”“中国小说标准”等重要话题，在你做批评这些年观察看来，今天的青年作家期待什么样的同代人批评？

周明全：早在2012年，陈思和先生就鼓励金理他们年轻一代批评家“做同代人的批评家”。陈思和当时说，“我觉得‘70后’作家，一直到‘80后’作家都没有得到好批评的关怀，或者说，没有得到批评的支持、批评的响应。”这十年来，随着年轻一代批评家的成长，同代批评家对同代作家的关注是很多、很全面的。同代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对彼此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还是很在意同代人的批评的，成长环境相似，接受教育的方式相似，甚至阅读都有很大的重叠，同代人的评价，或许更能贴近文本，更能深探文本内部的秘密。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渴望被解读，被确立位置，这是非常正常的。那种说不在乎批评，从不看批评的作家，估计也是写不好总被批评的吧。真正优秀的作家，肯定是希望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能听到同代批评家提出的质疑，甚至是批评。

记者：近几年，同代人批评的确较以往更多，我们报纸也关注刊发不少，但这个群体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不够的。我想起陈思和在一次访谈里说过如果先锋文学没有当时一批评论家的协同努力，很可能这些创作就被遮蔽甚至自行消亡了，当时前辈一代批评家面对韩少功、马原、张辛欣、刘索拉的先锋小说有些失语，正好一批青年批评家成长起来，他们集中讨论支持他们的探索。所以，现在批评的难度或许在于青年评论家有没有能力从学院中出来，但又能做到不完全拿学院的评论标准去套用当下的种种写作。

周明全：比较重要的是批评家也要关注当下生活，对生活有态度，才能了解作家创作的资源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来写？但最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新人、新作下判断，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成为年轻作家的知音。

记者：《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第二辑会关注哪些批评家？

周明全：没想到这套丛书出来后，好评那么多。这套丛书，还会持续做下去，但具体体例会做一些调整，第二辑可能会重点关注“60后”作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