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做有心的批评

周明全

禅宗有个著名的公案，说是昔日江南某地的大庙里，老和尚遇到人们向他请教，皆竖起一根手指。于是乎很多人都因此而立刻开悟，被人们赞誉为一指禅。一天老和尚不在，小和尚当班，遇到请教开悟的人，也学老和尚的样子，竖起一根手指，大家也都纷纷夸赞小和尚聪明，一指禅的功夫如何了得。老和尚得知后，将一把刀藏在身后。一天看到小和尚又向请教的人竖起一根指头，上去一刀将小和尚的指头削掉了。小和尚“一指”是假，“指”在场“心”不在场，指被削小和尚当即开悟，知道了自心。

当下文学批评遭遇了空前的尴尬，很多批评文章如鹅毛般飘过，不留任何印迹，我以为背后隐含的问题，其实和这小和尚一样，只知道见样学样而丧失了自心的感悟。批评家首先是有着自心的独立的个人，然其主体意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自我阉割掉，蜷伏在一大堆现成的理论里，巴赫金说、别林斯基说、福柯说，唯独没有批评家自己说，没有批评家自己对作品的判断和理解——没有自己的真、内心的真，善和美皆无所依。批评家不动心思去研究，不主动去发现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指向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批评能新鲜生动吗？唯有斩断那些虚假的“指”，返回心灵现场，艺术现场，为美好欢喜，为丑恶愤怒，方能接近艺术的本源。自心在场，心宽阔了、充沛了，文字才可化为枪和玫瑰，才能叫作真正的批评。

当下批评的关键问题，我想不是有没有深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常识的问题。我们把西方的文学理论照搬过来，不管符不符合中国文学现状，一上来就开始盲目地动刀，在空洞的深度上挖，空洞的深度对文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家都在做安全乏味、急功近利、被各种理论武装到牙的批评，而不是耐人寻味、心灵探索式的、回归文学常识的批评。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搞老村《骚土》的讨论会，一位女博士说，“黑女被庞二臭奸污以后的激烈反抗和全家人的悲愤令我有些意外”，青年批评家傅逸尘接过话茬说，“因为黑女是个处女，她所承载的是她的家族、她的父母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希望。这对以一个乡村少女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在没有被交换的情况下被凭空糟蹋了，她的反抗当然会极其激烈。”这就是生活、文学的常识，并非冷冰冰的女权主义等西方理论能阐释清的，傅逸尘的回应完全是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刻理解了农民的诚恳之言。这样的阐释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贴得那样近——我以为，这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

我年轻时曾一度追求一种快意洒脱的生活，后来搞文学批评，方才觉得读书写作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阅读打开了我的心境，评论让自己的心智得到开发并丰满了起来。这让我明白，很多事一定是自己要走到了才知道，走不到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道”是“道可道”的“道”。是我从事批评追求的“道”，也是我过去说的，要做“人的批评”之义。说直接点就是，我以为好的批评就是那种能深入到文本内部、深入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中，与其共同经受语言和心灵的体验，用自心的在场进行阐释和批评，从而让文本在解读和观照中焕发出独具特色、交相辉映的美。这是我批评前进之方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做有心的批评”

——周明全印象

王尧

周明全身上散发着烟草味。我们气味相投，两人常常凑在一起抽烟，接着便称兄道弟。——燕玲兄在北海主持《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活动，我和周明全等一批青年朋友相遇。《南方文坛》不遗余力培养青年批评家，在这个方面，国内杂志无出其右者。和明全这些青年朋友相处时，我在转眼之间成为前辈。我在明全这个年纪没有他这样的“烟量”，以我经验，通常是熬夜写作会养成大量抽烟的习惯。我能够想象出明全白天忙出版，晚上吞云吐雾读书写作的样子。过早而又持久的吸烟者，往往会被烟雾熏去书卷气，这是多数类似我和明全这样的吸烟者的特征，当然也有例外。明全的侠义、豪情、活力，呈现了青年批评家的另一种气息和生活方式。明全始终带着微笑说话，但不拖泥带水，而是干脆利落。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也反映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明全在谈论自己的批评观时说，“批评家不动心思去研究，不主动去发现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指向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批评能新鲜生动吗？唯有斩断那些虚假的‘指’，返回心灵现场，艺术现场，为美好欢喜，为丑恶愤怒，方能接近艺术的本源。自心在场，心宽阔了、充沛了，文字才可化为枪和玫瑰，才能叫作真正的批评”（《做有心的批评》）。不久前在苏州会议的发言中，明全童言无忌，说了些批评的话。有朋友问，这些话能不能如实写在会议纪要中？明全说没有问题。我很赞赏明全这样一种性格和说话的方式，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没有废话或者少说废话的文学批评。

和同辈批评家不同，明全不是学院体制训练和培养出来的。学院生活从来都是重要的，但并不能以此区别批评家的高贵与卑微，更不能确定批评成就的高低。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曾有一批非常有活力的来自高校之外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进入作协的很多，和学院的青年学者一样，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力之一。90年代以后，批评家大多来自学院，而且基本上读了博士学位。这可能是明全心中的遗憾。在谈到这一点时，我提醒明全放下这块石头，生活是对批评家的另一种训练，读书未必要学位化职业化。明全现在应该会认同我的看法。从交谈中，我知道明全在勤奋地读书，以比较成熟的方式思考书本内外的问题。这种积累学养的方式，区别于攻读学位，也许更接近读书求知的本来面目。

我不是很熟悉明全成为青年批评家之前的生活。在昆明的朋友曾经简单地说，明全的成长很不容易。我后来看到一些访谈录，感觉明全在“不容易”的那些日子里，始终没有放下自己对文学艺术的信念，接地气，孕育了自己对生活和文学的识见。明全差不多在2012年左右亮相于批评界，显示了非常的活力。我看到一份简介，在这几年里，明全在《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创作与评论》《上海文学》《山花》《大家》以及《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等发表文学评论文章近百篇，部分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2013年11月，明全版出了他的第一本评论集《隐藏的锋芒》，2015年出版了《“80后” 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近期他的《70后批评家的声音》和《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也在出版之中。明全以这样的成绩在批评界崭露头角。

周明全是带着清晰的理论意识和明确的自我期许走入批评界的：“我现在更感兴趣的评论方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评论以及言说，呼吁中国文学建立起我们中国自己的评论标准，即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在‘中国小说’这一概念上，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引起文坛从上到下的注意，不建立这个标准，中国文学没有前途。”建立中国自己的批评标准，以明确好的中国小说，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抱负，也是理论批评界多年来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明全在这样的脉络中从事文学批评，显示了他的高度和开阔的视野。无疑，这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一个批评家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来接近这样的目标。但无论如何，明全努力去做了。2012年，明全在《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文中阐释“中国小说”这一概念，2013年，他的《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在“中国小说”这一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好小说”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品质和面貌：一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二是中国故事、中国意境；三是中国风格、中国语言。2014 年发表的《谈中国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一文，则从小说最基本的故事、人物、语言等八个维度，探讨中国小说的创作，提出了好中国小说的八个层面。《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我们这个时代的浅写作》和《文学的概念化是文学的死亡》等文章，也继续探讨他对中国小说的认识。在明全看来：一部好的中国小说，必须以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去构建，以中国文学的标准和体系去衡量。一个世纪前的“小说界革命”，使中国小说陷入被动模仿的尴尬境遇。“中国小说”的重提，不仅是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在未来时代的一种精神姿态。而想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小说”，就必须逐渐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就必须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描述我们自己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一种极其高级的写作范式（《中国小说之于世界文学的独特地位》）。——明全讨论的这些话题，涉及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国近现代小说史以及当代小说发展历程等诸多问题。如何在跨文化对话关系中建立中国小说的批评标准，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明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从明全批评文章的篇名，就能看出他是如何直截了当提出问题的：《被颠覆的“父亲”》《贾平凹何以抛弃性书写》《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中国好小说的八个层级》等。在这些批评文章中，明全对老村作品的评论受到关注。在论及老村的《骚土》时，我们未必完全认同明全的观点，但他确实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具体的写作中，老村操守的是‘老实’的方式。‘老实’，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流，一种流动的生活叙述，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骚土》没有了其他小说惯常的开端、高潮、结尾的叙述模式，也没有时下所谓的文学语言那些华丽的外观。我记得《论语》里有一个故事， 记录孔子说他的一个学生，其人‘智可以及也，愚不可及也。’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他的聪明你能赶得上，但他的老诚敦厚、那种大智若愚你赶不上。老村就是这样的人，小说也是这样的小说。如今人们常将‘愚不可及’作为一个贬义词，实际在我们古人那里，‘愚不可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现在的作家们都绞尽脑汁地在叙述技术和叙述语言上争奇斗艳，显示自己的聪明，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愚愚地去记述普通生命的真相。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种看似老实的小说，才更接近真实，接近生活本身，接近人的思维与认识的过程。其结果反而是一种更高级和更本质的叙述，而非沉闷的叙述。”（《当代文学的盲点》）关于《骚土》的梦幻性质，或者说更大的真实性问题，明全以为和老村是以“童眼”或者“童心”看世界、看“文革”有关：“老村乃1956年所生， ‘文革’开始时他刚好十岁。一个十岁孩子看世界的眼光，是带有某种梦幻性的。他和现实的距离，对‘文革’残酷的体悟，真切而又不那么具象。这个距离， 使得《骚土》在描述‘文革’时，反比现实来得更透彻、更有趣、更像真的一样。它给人的阅读感，绝不像那些凭空生造的文学作品那样，让人有什么沉闷的阅读感受。” （《当代文学的盲点》）明全在《当代文学的盲点》中的这些分析，是用心解读的，是在落实他的批评观：“我以为好的批评就是那种能深入到文本内部、深入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中，与其共同经受语言和心灵的体验，用自心的在场进行阐释和批评，从而让文本在解读和观照中焕发出独具特色、交相辉映的美。”（《做有心的批评》）

在我的印象中，明全的脱颖而出，还与他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策划活动有关。在这些学术工作中，明全又有“青年出版家”这样一个身份，这是他和其他80后批评家不同的地方。明全是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的命名者之一。围绕这些命名，他在杂志上开设了相关栏目持续探讨了三年多，也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同辈批评家，这表明他不是意气用事地对待自己和别人。近几年，明全策划出版了《“80后”批评家文丛》（两辑11本），策划出版了《“70后” 批评家文丛》（第一辑8本），近期又在策划出版《长江学者文库》。关于“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的命名和以“文丛”的形式出场，曾经引起争议。明全在《脱“代”成“个”终有时》中坦率地说：“我想，在老前辈们把持了若干年后已经是沟壑纵横的文学批评界，‘80后’批评家们不仅要倾注心力做批评，还要进行以话语权为主的权利谋求该是多么的身心俱疲。这难道仅仅是另外的人批评的‘80后’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焦虑，也有各自的出场方式。其实，“老前辈们”也把持不了文学批评界，代际的差异不等于代际冲突，而差异和冲突也是推进文学批评的力量。在这篇文章中，明全也理性地表达道：“当然，从学理上讲，批评者对‘80后’批评家、对‘代际’的批评并非完全无理，放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代际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当下的文坛和文学批评界而言，代际是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上辈批评者，不能以自己的成长经验来完全对此做否定，更不必持严厉批评之状。我并非是在有意挑起代际之争，只是想说明我们这代的真实状态。针对‘80后’ 批评家的批评，至今仍无‘80后’批评家站出来反驳，就证明了这代人是能接受批评，甚至尊重长辈的批评的。”我倒是鼓励“80后”批评家出来和“前辈们” 对话，包括反批评。我想，对话是同行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正像明全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言，批评家需要脱“代”成“个”，在批评史或者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首先是“个人”而不是“集体”。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想引用明全自己说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明全和他们这一代批评家的期待：“‘80后’批评家也就三十多岁，不要为名太过焦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多读书，多关注当下社会，一定能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绝境突围》）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