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

徐刚

我和批评最初的缘分，始于十多年前与“火凤凰批评文丛”的相遇。尽管此后一路求学，从县城出发，途经省城，再到首都，随着眼界的打开，更为厚重的文学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评带给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让我念念不忘。当然，作为一位生性驽钝的文学研究者，我也曾一度受制于专业制度的偏见，求学之中长期迷恋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研习，而对于轻率的文学批评多少有些不屑一顾，这样的情况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我终究明白了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想必就是作为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我也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由此认真实践着研究与批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法则。这却使我的工作陷入到一种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将专注的目光执着地投向遥远的“十七年文学”，另一方面又将浓厚的兴趣顽强地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好在这样的方式终究让我乐在其中，学者与批评家孰高孰低的问题，便不再重要了！

坦率来说，我只是一位批评新人，直到博士期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工作。最初是电影与文化研究，进而是作家和作品分析，到如今将文学史研究也逐渐“批评化”。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本意其实并非将冷静客观的“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历史”之外，展现“现实”鲜活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不断寻找二者相互支援的合理路径，这便是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的意义所在。

于我而言，批评就像是艰辛的跋涉，穿越语词的密林，只求不沦落为虚无的冒险。因而，无论是指向历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切近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论是厚重严实的文学史现象、小说文本，还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风潮、影像制品，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细读”、“剖析”的对象。然而，“严谨求实”的学者好找，“荒腔走板”的批评家难寻，问题在于，如何在平实而诚恳的论述中，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同时力避“学院派”惯有的迂腐与呆滞，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评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归根结底，批评或许只是一种态度，它集中呈现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的批评者将李健吾“寻美的批评”奉为圭臬，这也难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固然让人心旷神怡，可这样的时代，纯粹的审美却多少显得有些廉价。批评不是抚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拆解的能力，一种阐释的方式，一种富有力量的表达，但这一切都要以审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开。批评是批评家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来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其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致的作品阐释力，都显得至关重要。批评远非是要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

我忍不住幻想一种批评，它紧紧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将精微的分析与诚挚的热情，融入到对于历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愿他永远是少年

饶翔

“徐刚是谁？哪个徐刚？”每个人一生中都认识一个徐刚，有的人还认识N个。几个月前，当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我所编辑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刚先生的大作时，小伙伴们却纷纷留言“为青年评论家徐刚点赞”。戏谑背后是“著名的80后评论家”徐刚日益看涨的行情和人气。出道短短几年间，给人沉默寡言、貌不惊人印象的徐刚，以优质高产（据说2014年全年发表文章共计二十二篇）的劳模形象，特别是，当我等早早陷入拖稿成灾的不堪境地，而徐刚却以按时保质地完成“订单”的靠谱作者形象享誉评论界，口碑日隆，江湖人称“小钢炮”“甘地”，均是称道其在小小身躯里所蕴藏的无限潜能与爆发力。

坊间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也颇能佐证这一点。故事发生在“足球少年”徐刚驰骋北大绿茵场期间。话说这天，在北大第一体育场的“北大杯”足球赛赛场，中文系与社会学系争夺小组出线权，结果两队战平，均未能出线。赛后大家都是憋着一肚子火，中文系队的日本留学生与社会学系的韩国留学生吵了起来，作为场上队长的徐刚跑去劝架，却被对方团团围住。相互推搡间，激怒的徐刚突然暴跳而起，甩开膀子就要干架。在见证人、另一位足球少年陈思的描述中，事态后来演变成了徐刚一人追打五个人，而同时也被这五人的队友追打的壮观场面。这个雄性荷尔蒙爆棚的故事又为徐刚赢得了“一打五”的英名。当陈思眉飞色舞地向我们生动讲述时，我却忍不住问他：“哎，那当时你在干吗？”

“小钢炮”美名的不胫而走，还赖于徐刚不仅在文章中，而且在研讨会上敢于公开“放炮”，既准且狠，威力杠杠的。2014年夏天，杨庆祥召集一帮小伙伴去北京郊区开某作家的创作研讨会。会议前一天入住某温泉会议中心。徐刚和陈思以晚上要看球为名同居一室，任凭小伙伴丛治辰在门外敲门不应这种八卦事，且按下不表。单只说这第二天开会，作家本人也亲临会场，照理说，在这种情形下，碍于情面批评者的批评火力会有所收敛，然而，徐刚的“小钢炮”仍照常发动。他批评这位作家的创作依然被笼罩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大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阴影底下，尤其表现在那种将历史和现实寓言化的冲动；其作品在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予以寓言化时，似乎显得过于简单直白，缺乏蕴藉和更为深远的内涵，而“寓言化”“奇观化”的中国现实，或许迎合了西方人的“褊狭趣味”，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魔幻中国”的想象认知；他甚至进而批评了一种以所谓“政治批判”来吸引西方人关注的创作动机与不良倾向。徐刚英勇地投下这一枚炮弹，全场肃然。见惯了大世面的作家倒是表现得很平静大度，对批评坦然受之。

听了以上故事，那些未曾见识过徐刚的朋友，会不会误以为他是只青面獠牙的“小怪兽”？但本人好歹读过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又怎么会甘心把他刻画成令人乏味的“扁平人物”？2014年3月，我和徐刚、陈思、丛治辰及其他八位全国各地的年轻评论家一起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客座研习，足迹踏至北京、南京、西安、南宁、武汉等地，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吃喝玩乐）中成为好基友、好闺蜜，直至日后成立了一个名为“十二铜人”的组织——这是后话。且不说那研讨会上憋大招、放钢炮之事，单说那会前会后的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平日里略显腼腆的徐刚落落大方地起身报幕：“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捉泥鳅》。”“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但见徐刚感“咏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显萌态，逗乐了一众看官。还有另一首《黑猫警长》，颇绕口的歌词徐刚唱来也是驾轻就熟，让大家秒回童年。从此，《捉泥鳅》和《黑猫警长》成为大家每逢欢聚的必点曲目。原来，少年徐刚已然是三岁女儿的父亲，而这些儿歌都是他从儿歌专辑中先学会，在家唱给女儿听的。一个超级奶爸的暖男形象呼之欲出啊！

曝光了这么多他人八卦，现在到了自曝八卦时间。我和徐刚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好朋友的呢？这事说来话长。我俩相识十余年，缘分深厚，硕士与博士均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我虚长几岁，高他两级，忝列师兄之位。2005年8月赴北京读博士之前，与硕士导师王又平先生告别，聊及下面的师弟师妹，导师说：“有一个叫徐刚的，比你低两级，爱读书爱想问题，和你有点像。”我搜索记忆，似乎是有这么一位个子小小的师弟，见过一两面，印象中没说过话。直到2007年春天，徐刚和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乐耀一起来北大考博士，徐刚报考的正是我的博士导师陈晓明先生。记得请他们在畅春新园旁边的“阿竹蛋”吃饭，徐刚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并没有请我引荐导师，甚至不曾打听关于考试的种种问题。爱徒心切的王又平先生还担心讷于言的徐刚会在面试中吃亏，叮嘱我们能否提前帮徐刚说说好话。这好话到底是没说，而徐刚还是凭自己的“硬实力”考上了。

说来这其中还有一点波折。那年报考陈晓明老师的考生竞争非常激烈，排在前三名的考生考分相差无几，且比报考另外两位导师的考生考分高出一大截。本来一位导师有且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但在面试过后，另外两位导师主动放弃了名额，一致决定把报考晓明老师的前三名都招进来。当系里把录取结果上报后，却被研究生院给打回来了，理由是一位导师一年至多只能招两名博士生。系里经过研究，决定将晓明导师招的这三名博士生“转”一个给其他导师。接下来的故事是晓明老师自己讲的：当他拿出三名考生供张颐武老师挑选时，颐武老师毫不犹豫挑走了徐刚。晓明老师说起这段往事时是带着惋惜的。就这样，徐刚虽然成了张颐武老师的门下，却也常受邀来参加“陈门”的聚会，受益于两位导师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在王又平先生门下便打下扎实学术功底和理论基础的徐刚埋头苦读，功力日进。而我则玩心不改，兴趣分散，四处晃荡。我俩虽同在一个校园，楼上楼下，却来往不多。只不时听说他又出了多少成果，发了多少文章。直至2011年6月，徐刚以《1950至19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叙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且获得满堂喝彩。记得与徐刚同期答辩的师妹卢燕娟当时还发来短信，称听到答辩现场各位老师对徐刚论文的交口称赞后羡慕不已，百感交集。博士毕业，徐刚面临武汉、厦门等多地的工作选择，也曾询问我的意见，最后他还是选择留在北京，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头几年，徐刚显得郁郁不得志。他在科研处做行政，不仅要承担一些烦琐的日常事务，而且要忍受领导的吆来喝去。记得我尚在《文艺报》工作期间，有一回徐刚的部门在报社附近的农业展览馆搞活动，他被指派做媒体接待。活动后两天，参观者渐少，他仍然被命令不得离开会场。那天我下班后去看他，在大展馆边上的一排小黑屋中的一间，见他正坐在一张简陋的小桌后面读书，颇显寂寥。

即便如此，徐刚仍然没有停止做学问，想想我时常以工作烦琐为由中断写作，不免汗颜。同时，徐刚在不断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四处投简历。终于在2013年底成功“转会”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为了进这处在徐刚看来是“正经做学问”的地方，他不惜自掏腰包向原单位支付“转会费”。从此，在文学批评道路上他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也便有了前文提到的2014年的“二十二篇”（为此理应再封他一个诨号“徐二十二”）。这些突出的成绩也帮助他拿到了《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颁发的2014年度青年批评家表现奖。

除了一起位列“十二铜人”，我和徐刚今年春天还一起成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文学评论班）的学员，再度做起了同学。在北大期间关系疏淡的我俩也日益熟络亲密起来，常常一起开会，一起商量事情，一起聚会吐槽。特别是另两位北京的“铜人”先生先后离京——陈思去敦煌沙洲镇挂职当起了“陈镇长”，而丛治辰则飞赴哈佛大学跟着王德威先生做起了费正清中心的高级访问员，我和徐刚便成了见面最多的一对好友，直到“相看两相厌”的地步。

去年年底，我俩一起在海口开会，同住一间，徐刚在赶写一篇评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章。那晚我躺在床上刷了刷朋友圈便进入了梦乡，睡时听见徐刚在电脑键盘上敲个不停。第二天一早，我又在键盘声中醒来。我问他：“你昨晚睡了吗？”他答：“睡了几个小时。”想起有一回他告诉我，有时熬夜写文章，写着写着，头一歪，就会在电脑桌前睡过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专业性写作最考验人的意志力，尤其是在这个文学（更遑论文学批评）日益边缘化的年代，文学批评再无法奢望以读者的阅读热情、社会的轰动效应作为甜蜜的回报，当每个批评者都可能会被文学批评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所困扰时，徐刚所选择、所呈现的状态一直是写着，写着，写下去……我想，这或许是他被人称为“甘地”的原因！他所追求的并非悲壮美学，并非速战速决，而是日常性的苦练、修行，所有的激情潜藏在平静的地表之下，或化作一种日积月累的坚持，一种终其一生的惯性。这或许也是这个年代的作家、批评家所应坚持的状态与所应选择的位置？在此，我愿意以徐刚作为一种激励。

还记得有一回，几位朋友在我家聊天，徐刚在我家附近的朝阳公园踢完球后赶来，径自到我家卫生间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容光焕发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头发湿漉漉的，坐在我家阳台上与花儿们合了影。我将照片命名为《花儿与少年》。愿他永远是少年！

（饶翔，光明日报社）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