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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教育家、作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任西南联大助教，1947年考取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1949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主编。出版《彭斯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论文集》《论契合》《翻译：思考与试笔》《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英国文学史》等专著和译著。图片由作者提供

1992年，王佐良（中）与李赋宁（左一）、裘克安（左二）、周珏良（右二）、胡文仲在北外。图片由作者提供

王佐良先生有句口头禅“瞄瞄”，对感兴趣的一切新内容，他都喜欢“拿过来瞄瞄”。他对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广泛涉猎，开阔的学术视野，都与这“瞄瞄”有些关系。

“瞄瞄”之后呢？他开始了对“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西学与中学”“翻译与创作”等诸多领域的探索，于差异中求契合，于融通中求突破。

一

王佐良是浙江上虞人，童年就随父亲移居武汉。在他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除国文课之外，各门课程均以英语授课为主，还给学生提供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资料。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夯实了王佐良的英文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西方文学的浓厚兴趣。

1935年，王佐良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李赋宁、许国璋、周珏良并称为外文系“四大才子”，他们后来皆成为著名学者。大一时，王佐良获得了全校英文演讲比赛一等奖，还以笔名“竹衍”在《中学生》上发表散文《旅途》《一二·九运动记》等，抒发对山河沦陷的忧伤和对学子们爱国情怀的赞叹。

1937年，王佐良随校南迁，经广州和香港，入境越南，再由滇越铁路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一路辗转，王佐良体味到了国家蒙难的苦楚，更坚定了求学报国的信念。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时常还要躲避日军空袭，但这丝毫没影响王佐良的求知热忱，他与好友许国璋组织“湖畔绅士”英语演讲会，他由衷感慨：“尽管四面八方在引诱，真正的大师还是在教室里。”

王佐良不喜欢枯坐书斋做学问，更喜欢将目光投向火热的生活。1939年，留校任教的他与同事丁则良创建“人文科学学会”，定期举行学术讲座和讨论会，为师生们提供碰撞思想、交流学术的开放空间，得到了吴宓、季镇淮、曾昭抡、潘光旦、孙毓棠、王瑶、闻家驷、闻一多、朱自清等的热情支持。王佐良还与众多热血青年学人一道纵论国事，指点江山，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思索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在西南联大，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诗歌批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开设的“英国现代诗歌”课程，不仅介绍现代主义诗歌，还运用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分析评论欧美现代主义诗歌。同时，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文学名家，也在这一文化圣地极力倡导现代主义诗歌艺术。自幼就喜爱诗歌的王佐良，浸淫于这样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氛围浓郁的大学校园，极大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走向。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王佐良撰写的论文《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分章节刊登于《大公报》和《益世报》，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旧译艾里奥特）的先河。1946年，他发表长文《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从新文化运动说起，纵横捭阖，清晰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脉络，阐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间的深层联系与互动，颇具学术穿透力。

王佐良在庚款公费留英选拔考试中取得第一名，于1947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师从英国文艺复兴研究专家威尔逊教授，主攻17世纪英国文学。留学期间，他在与好友的通信中，就经常流露强烈的家国情怀。四十多年后，追忆往事，他仍动情地说，“从留学一开始，就觉得回国是天经地义的”。1949年9月，牛津大学的学业结束，他毅然放弃留学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立刻起身回国，入职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

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纷纷登陆中国，置身“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与交锋之中，王佐良在他动笔于40年代、成书于80年代的英文论文集《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提出内涵丰富的契合理论。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开宗明义：“书中所有文章都围绕一个中心：作家之间，文学之间的契合。”接着，他这样阐释：

“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间，也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种古老的文学与一种新兴的文学相遇一处，前者有着悠久而弹性十足的古典传统，后者又拥有富有创意的美学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契合与碰撞就会更加精彩。这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

显然，王佐良选取“契合”一词别有心意，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融合”，也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相通”，而是在差异和碰撞中实现契合，并由此获得突破或超越。

他通过细致剖析严复、鲁迅、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翻译成果，从翻译目的的确立到翻译对象的选择，从翻译理念的形成到翻译风格的追求，进行了对比性观照，并结合自身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悉心体悟，敏锐洞悉中西文学间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契合关系，有浅层的，有深层的；契合的类型多样，彼此遥相呼应，有时又变动不居……在中西文学的契合中，不仅有发生较晚的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的主动吸收与有意模仿，还有中国传统文学因子对西方文学的“纠偏”性改造。在此背后，则是中西文化之间复杂的契合与碰撞。

有着浓郁诗人情怀的王佐良，在对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时，就已跳出了一般研究中习惯性追溯其异域养分吸收的逻辑，选择重点观照诗人如何在汲取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经验的同时，充分接受本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滋养，并在契合与碰撞的过程中，努力尝试超越性创造。在他看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虽深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却依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色彩。

如此冷静而深邃的审视与思考，似乎也符合他温良和善的性格。即便长时间蜗居于清华大学的照澜园，空间狭小，被书山包围着，连一张大一点儿的书桌也放不下，但他仍怡然自得，每有新见，便立刻欣然落笔。每日骑自行车上下班，匆匆穿行于校园内外，他那笑容可掬的面庞，许多老清华人和老北外人至今犹记。于平凡中见优卓，于包容中见超越，他的为人、为事、为学竟也如此自然地“契合”。

学者乐黛云在阐述王佐良对中国早期比较文学发展的贡献时，十分赞赏他的“契合论”，认为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对于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比较文学视域，重新汇通和诠释中西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

作为20世纪著名的翻译家，王佐良一生倾注心血最多、影响最广泛的，便是翻译理论建构与翻译实践。他是国内最早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范畴的学者之一，率先提出“翻译研究应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视翻译为贯穿着种种文化表现的写作实践。

1943年，年轻的王佐良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文学语境、言说方式等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语言间的完美转换是困难的，但“人性相通”，又为翻译带来了希望。真正优秀的翻译者，可以从各种差异之中发现彼此的契合点，找到彼此相通之处，于艰难之中开辟出新路，让一种语言“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大放异彩”。

他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文章中，也将翻译和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译者必须谙熟两种文化，“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王佐良始终坚持“翻译贵在忠实原作”，更贵在“变通神似”，必须结合文本作者独特的创作语境和中国读者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实现西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跨文化转换。他翻译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散文作品，文字简约精致，文白相间，清新自然，足以媲美原文，甚至多有超拔。我们熟知的培根名篇《谈读书》，就是出自王佐良的译笔，文中的几句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更是脍炙人口。

有着丰富的现代诗歌阅读与创作经验的王佐良特别强调，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必须关注诗人身处的文化语境，必须从诗人的视角、诗人的情感世界、诗人的言说方式，去悉心体悟诗歌文本，在“文化互鉴”中，进行诗情、诗意、诗境的契合与超越。其中，诗人译诗十分重要，可以“用诗人的情感和语言实现诗意的跨文化转换”，达到神形俱通的“以诗译诗”。

在王佐良看来，“译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深入了解原诗（这一点做到极为不易），又要在自己的译文上有创新和探索的勇气，不仅在用词方面，还有句子的排列组合，声韵的选择和调配等等方面，甚至全文的风格，都可以进行试验”。如此，译者和原作者可以达到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于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造上的满足；于读者而言，得到的则是一种新奇的美感体验。

基于文化契合、文学契合理论，王佐良秉持“创造性的努力”的译诗原则，将彭斯（Robert Burns）、拜伦（George Byron）、雪莱（Percy Shelley）、蒲柏（Alexander Pope）、司各特（Walter Scott）、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等诸多欧美诗人的优秀作品源源不断地译介到国内，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批评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诗学资源。他高度精练而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与“深度意象”的结合，“引入了一种新的资源和语言活力，令当代中国很多诗人受益”（王家新语）。难怪著名诗人卞之琳赞叹，王佐良真正达到了“译诗艺术的成年”。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代表作《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意象丰富、境界宏阔、意蕴深远，王佐良的译本充分体现了整体性的文化审视：聚焦“西风”这一中心意象，围绕“西风”与“种子”“乱云”等意象群之间的诗意关联，看到西方更倾向于将雪莱诗中热切呼唤的革命视为内心的革命或想象力的革命，而在当时的中国，这首诗正好契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于是，他的意象翻译在保留源语文化的同时，又机智地调整了原意象的语法结构，从而精妙地呈现出原诗的意境、神韵和质地，以鲜明的“对照互鉴”的文化意识，优雅地进行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诗意阐释和文本的跨文化转换。

王佐良在翻译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时，不仅深入诗人的创作语境，还谙熟苏格兰民歌的特点。他在译文中用悠扬的民歌调子与原诗对应，多用能体现民歌自然、明白如话的叠词，如“红红的”“甜甜的”，使译诗语言清新、流畅，无雕饰之感。另外，他对原诗中的苏格兰方言也进行了“忠实”与“变通”间的平衡性处理，再现了原诗中的日常情景和别具风味的地方情调。如此优卓的翻译，无疑会令读者感受到契合于中西文化间的“异域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双重魅力。

他晚年翻译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的《渔网》（“Fishnet”）堪称“诗人译诗”的典范：“任何明净的东西使我们惊讶得目眩，／你的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海豚放开了，去提一闪而过的鱼……／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原型的嗓子喝得走了调；／老演员念不出朋友们的作品，只大声念着他自己，／天才低哼着，直到礼堂死寂。／这一行必须终结。／然而我的心高扬，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把一张上了焦油的渔网织了又拆。／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像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尽管王佐良也感叹这首诗“很不好懂”，但他以一位诗人特有的敏感，体察到了原诗中隐秘的线索，窥见了渔网在放与收之间，在捕捉的希望与失望之间，诗人与世界有形、无形的多重联系，是时间的，是责任的，是矛盾的，是音乐的……王佐良正是以炉火纯青的语言，传递出原诗深邃的意境与巨大的张力，推动读者抵达与诗人对话的场域和高度。

王佐良毕生用心于诗，不仅向中国广大读者源源不断地译介了大量英文诗歌，还对中国新诗展开深入研究，为中国现代诗歌批评贡献了不少出色的学术文本。作为穆旦诗歌创作的见证人，1946年，王佐良曾在英国杂志《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上发表文章《一个中国诗人》（“A Chinese Poet”），翔实地介绍穆旦的创作历程与其诗歌的独特风格，传神地描摹穆旦诗歌给读者“最深的印象”。王佐良前瞻性地指出，穆旦早期诗歌创作虽有明显的“非中国化”倾向，但那正是诗人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歌传统高度融合，所呈现出的富有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的中国现代诗特质，是“中国经验”的陌生化表达，更具深刻的先锋性。该文率先将穆旦推向世界文学舞台，被视为穆旦研究的起点和经典之作。1983年，王佐良又发表新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进一步分析穆旦现代主义诗歌中不可忽视的“中国品质”，中肯地评价了穆旦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贡献，这些闪烁着诗学光辉的论断充分展示了他宏阔的文化视野。

除了现代诗歌，王佐良还积极将中国其他新文学经典作品译成英文，向西方世界推介。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巴恩斯（A. C. Barnes）合译的曹禺经典话剧《雷雨》。凭借对文本的深刻理解，王佐良精准把握住原作深邃的思想和匠心独具的艺术风格，用细腻的语气、灵活的句式，自如地呈现出“语用等效”的翻译效果，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四

王佐良的英国文学史研究，向来为学界内外津津乐道。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与周珏良主持编写英国文学史。在撰写之初，王佐良便提出应以“中国视角”，编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的构想，不仅要尊重史实，对文学流派、体裁兴衰及作家作品进行细致梳理，更需将英国文学史置于世界文学史的视域中进行考察，观照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联，复现文学发展脉络背后的思想渊源，以此来探究英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之间隐秘的“契合”，建构中国学人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史框架。

“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总得有点中国特色。”这是王佐良给自己和后来的中国学者树立的学术理想。这种自信的史学追求，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史与英国文学史的深入理解和睿智把握。他通过纵横对比，将中国文学史与英国文学史进行别有意味的“打通”。譬如，王国维、鲁迅等人借助文学体裁变迁梳理文学演化的路径，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学史流变，这也是中国文学史家已取得的宝贵经验。在编写英国文学史时，应好好借鉴有中国特色的写作范式，突显中国学者的美学思想，阐明经过中国文学传统熏陶及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观点”，并充分关注中国读者的文学诉求和审美习惯，注重史书语言的“中国格调”，进行富有开创意味的“中国式言说”。

“要把文学同整个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谈，避免把文学孤立起来、成为幽室之兰。”他不愿培育只能供少数人把玩的“幽室之兰”，不辞辛苦地涉足政论文、科普文、口述历史等文学研究者很少闯入的非“纯文学”领域，别开生面，为广大读者描绘出英国文学的“全景图”，并予以提纲挈领的中肯评介。他激动地感叹：“英国文学，带着它的优点和缺点，它的光荣感和忧患感，它现在的成就和困惑，它对将来的希望，正在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已经听得见21世纪的召唤了。”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一位中国学者与英国文学史的欢喜遇见与倾心交谈，以及对其未来的热切拥抱。

这种遇见、打探、评介性的英国文学史写作，鲜明地体现出王佐良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他不满足于对英国文学进行全景式呈现，还进一步突显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入思考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在这一著史思想的导引下，他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3位研究者通力合作，历时22年，推出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此书不仅有“史”的梳理，更有“论”的探掘，充分展现中国学者用“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开拓性追求，开启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国学派”的先河。

《英国文学史》的编写，建构起王佐良高屋建瓴的西方文学史观。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则准确把握住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启发人们思考中西诗歌间的内部关联，“给正在彷徨其途的中国新诗的探索带来新的启示”。他娓娓道来而不失优美的文笔，博得了著名现代诗人、学者郑敏的啧啧赞叹：“在书中他一直是在和他的读者对话，就像在讲坛上与学生面对面的讨论一样。也正因为作者打破了撰史者常用的拉大主客距离的文体，这本书很少将理论作为抽象的概念条款来处理，而是将睿智融于叙述中，形成一种不断地引导读者进入佳境的特殊史学风格。”

不囿于旧说和新论，王佐良以曼妙的笔触，在外国文学史编写中鲜明地呈示出“中国模式”和“中国立场”。

五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开设过多门课程，每门课都讲得很精彩。学者胡文仲曾撰文追忆：“他当时还不到40岁，风华正茂，上课时只凭手上几张卡片和他那惊人的记忆，就把英国文学的脉络交代得清清楚楚，他的引文都经过精选，句句动人，而他讲的英文犹如一篇篇漂亮的散文，引人入胜。他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引入文学殿堂，使我们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教材奇缺，英语学习资料匮缺，他便四处搜寻，精挑细选，与周珏良、李赋宁等人共同编写了《英美文学活页文选》系列丛书，系统介绍英美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成为众多读者了解英美文学的重要窗口。后经整理形成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也被公认为“国内出版的最佳英美文学选读读本”。

作为“中西文学交流成就显著的先驱者之一”，1983年，王佐良极力促成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他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回顾的会议发言，赢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赞赏。1987年，王佐良率团赴美国参加第二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他结合中国悠久的文学史编著和文学研究传统，围绕文学史书写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颇具建设性”的学术对话，自信地阐述了他具有创见性的文学史建构思想。

王佐良创办、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两本杂志，始终秉持“中国人治学”的理念，鼓励中国学者在外语教育、外文翻译、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贯通，务实创新。如今，这两本杂志已成为外语教学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

晚年，王佐良在一首题为《雨中》的诗中写道：

我站在大学的楼前看着雨点，

感到凉爽，而不是辛酸，

忘了寒霜悄悄爬上了自己的鬓边，

也无心站在路口再旁观，

打开伞我踏进了人流，

在伞下一边走路一边顾盼，

我似乎应该感到老之将至，

但又似乎还有一个约会在面前，

何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

还有一个民族一百年的焦虑和心愿！

这位终身投入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始终饱含着对国家民族深沉的情感。

（作者：崔筱 张生珍，崔筱系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张生珍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