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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被视为骈文创作低谷期，然自晚明以来，四六总集的编纂却达到高峰，以之为重要载体，明人构建了以“辨体”“尊体”“立体”为核心思想的骈文理论体系。晚明选家对当时骈文创作存在的弊病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且通过选编汉魏以来作品以树立典范，推崇“雅道”以修正猥滥俳俗之弊，以及从选材、结构、辞藻、声韵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的方式，从而为骈文确立体式规范并最终为明人的创作提供指导。

一

晚明选家认为，骈文的“立体”需以复古为基础。万历以后产生了李天麟《词致录》、陈翼飞《文俪》、王志坚《四六法海》等几部以明前骈文为收录对象的总集。顾起元在《文俪序》中对自汉及唐的骈文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间高文典册之雄，比事属词之巧，山毫海墨之奇，点翠裁红之丽，惊艳绝采，瑰意瑰辞，靡不咀彼菁英，糅其雕蔚”，故是书仿《文选》体例，通过对唐代及以前各体骈文作品的梳理、辑录，从而为当代骈文创作树立典范。王志坚则认为，“文章趋尚，大抵时运使然，质文损益，自相乘除，非必后人之胜于前人也”（《四六法海凡例》），骈文之发展，自六代至于唐、宋，再至于有明，其间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大抵四六与诗相似，唐以前作者韵动声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后，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所以去古渐远，然矩矱森然，差可循习。至其末流，乃有诨语如优，俚语如市，媚语如倡，祝语如巫，或强用硬语，或多用助语，直用成语而不切，叠用冗语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罥，所当亟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四六法海原序》）。基于此，《四六法海》所收录的作品上自魏晋，下迄宋元，亦以复古为导向。

李天麟则在《词致录序》中指出，文章之道应以达意为上，汉以前文章并不追求富丽，自汉以后，骈文兴起，文辞以富丽为工，故其文亦靡；另一方面，骈文本身之发展对于文辞富丽的追求亦有所不同，“昔之富丽也，尚因本根而生枝叶，今之富丽也，遂狥枝叶而忘本根”，因此，其编纂《词致录》一集，以“少存本根”，“复乎四六之旧”。此外，温纯《序》则对骆宾王、王勃、陆贽、卢汝弼、苏轼、宋璟、晏殊等人的骈文评价甚高，主张骈文复古以学习唐宋为主，但他也指出，“善评文者惟贵神情，神情内会，而意兴各有寄托，其体裁以时易之，要未可概其世代生平也”，文章的意兴寄托，并不能准确概括作者之生平，故不能单纯地以文论人，学习这些人的优秀作品，亦应当以学习其“神情”为主。

不过，部分选家也看到了骈文复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四六灿花凡例》称：“倣唐者多矜饰未圆，学宋者辄散缓弗饬。又有一种，跳于不唐不宋之外，间出无聊，杂于或唐或宋之间，祗寒暄而已，几成嚼蜡，仅佝偻为恭，何用镂尘？”针对此问题，编者亦指出，在学习唐宋诸家的过程中，不能仅学其形，而应当学其“神彩陆离”、“情辞爽恺”，从而为骈文之复古指出了方向。

二

明代选家在批评当代骈文弊病时，不合于“雅道”往往成为他们抨击的重点。因此，明编骈文总集亦以“力挽颓波，直追大雅”（苏濬《词致录序》）为重要的选文标准。

温纯《词致录序》认为，要改变四六“点缀已甚，气骨无存”之弊，需要做到“取材于经、叶律以雅”，而在创作当中，如果“存葩去实，语怪志诙，或涉说铃，终成画饼”，徒有言辞之美而无实质内涵，或存在言语戏谑、言辞琐屑等情况，都将有伤于“雅道”，非文体之正，故这类文章亦被排除在该集选录范围之外。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叙》继承了《词致录》的观点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骈俪称靡者自靡耳，旨伐山六经、酌海诸史，经史书藻语也，何有秾郁艳冶，大为雅道伤乎？……不佞窃窃禀经酌雅，复有兹选，无亦昭体以期新而不乱，晓变以期奇而不渎，防文滥也。”该集以“禀经酌雅”为选文标准，选辑六朝、唐、宋以至于有明近两千篇四六启，使创作者在写作四六启的时候，“镕范严郛，各有司存”，严格遵守该文体的创作范式而不逾越，最终达到“昭体”、“晓变”的效果。

编纂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几社壬申合稿》也有类似观点。该集仿《文选》体例，诗文并收，并非纯粹的四六总集，但因几社诸子强调“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远，国家赖之”（张溥《几社壬申合稿序》），认为文章需有文采才能广泛传播并流传后世，对国家发挥作用，故其所收之文皆为骈体，总数达两百余篇。陈子龙在《凡例》中提出：“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赡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夫”，对于晚宋及明代之文章，其分别以“庸沓”“俚秽”评价，认为不符合雅道，因此，他亦主张骈文创作当以两汉之文为主要学习对象，间亦可学习齐梁、中晚唐之佳作，而不应学习晚宋以来至明代的骈文，以此通过“雅正”文风矫正当时的文风流弊。

三

明代骈文选家也从具体创作方面对骈文之“立体”提出了要求。

首先是情、辞、意境的交融。温纯《词致录序》提出，骈文之作，要“境与兴适，抽黄白而曲中其微；意与韵偕，切宫商而妙成其响”，既需要意境与作者情怀相符合，也要通过音韵的和谐来加以表达。方大镇《四六类函序》指出：“四六之工，极才人之致，抒达士之怀，情溢乎词，词鬯于交，离合非我，亲澹在彼……盖情文递生者也。情不借辞，则苞僿而喻，辞不根情，则鞶帨粉黛，而弗克真”，认为情感是文辞的根本，文辞则是情感表达的媒介，情感饱满、文辞畅达，方可谓骈文之工者。又《启隽类函凡例》将选辑的作品分为三等，上者“辞雅情真，造语古朴”，次者“意达辞蓽”，下者则“可资急需”，可知该集编者亦认为优秀的骈文既需要典雅、古朴的文辞，也需要真切的情感，这样的作品方可为后人法式，沾溉无穷。

其次是选材、结构、辞藻、声韵等各方面的结合。余大成《四六灿花序》指出：“夫启者，源本词命，尺牍之嚆矢也，虽载函托绪，寔谋野兴。端然非庀材广则不赡，非抽思眇则不精，非运轴超则不雅，非琢句整则不谐”，认为启体之佳作需具备选材广泛、情志幽眇、构思精巧、句法整严等要素。李景廉《四六全书序》亦指出：“夫敷袵论心，商攉前藻，工拙之数，有笔有学，要使庄以立体，婉以运裁，绣错成章，欎纡馀韵，此笔之精也；欲乃选言络驿，使事辐凑，类族辨物，博习通方，此学之绩也。笔可效于规模，学固资乎谙练。苟学以辅笔，即质有其文，自以为功在修能，而体复美备矣”，认为四六之文当以庄严雅正为体，并且应该注重文章整体的构思剪裁、章节安排，表达郁纡之思，留下不尽韵致，这是骈文写作的基础，除此之外，还需辅以连续的言辞、密集的典故，作者既要明辨各种事物，又需知识渊博且懂得变通，如此才能达到文、质结合，四六文体方可称为美备。

“立体”思想是骈文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晚明四六总集从树立典范、推崇“雅道”，以及提供具体创作指导三个方面，诠释了骈文应当怎样作的问题，从而对明代骈文文风起到了纠偏导正的作用。清代以后，批评家对骈文的运意、用典、修辞、声律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清代骈文理论中的复古思想与矫俳俗、崇渊雅的审美风尚则可在晚明四六总集中找到痕迹，因此，晚明四六总集也为清代骈文风格论、创作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石。

（作者：莫尚葭，系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