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五言的发轫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跨越300余年的六朝文坛，涌现出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可以说没有六朝诗人的探索，就没有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以轻松幽默、深入浅出的方式，作者呈现出六朝名士的精神世界，和六朝文学的独特魅力。
一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时代，就是建安时代。
建安时代跨越了东汉末年和曹魏，“建安”就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年号。建安时代指的是从董卓覆灭、蔡邕去世开始，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去世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三国演义》的前半段。这段时间虽然政权变动复杂，但是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属于一个时代。
当我说“汉魏”的时候，我说的“汉”，指的不是整个汉朝，而是东汉末年最后这一小段。在这一小段，虽然皇帝还姓刘，但实际上，汉朝已经死了，只是死而不倒。在这个时候，文学上已经出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到汉朝真的倒下了，皇帝姓曹了，文学上也并没有马上发生转变，还是跟汉朝最后那一小段一样。
建安时代，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三国演义》把这个时代写得有声有色。之所以那么有声有色，是因为之前的说书人都爱讲这个时代，精彩的段子积累得多。为什么大伙都讲这段呢？那时候的说书人，就跟今天的我一样，拿着书上的知识，想办法讲给大家听。宋元人爱讲的历史，无非是我们中古这一段。先秦两汉太远了，不好懂；宋元对他们来说太近了，还不是历史。建安就是中古的开头。
建安时代，众所周知是一个乱世，是汉朝的最后时刻。曹魏这个政权，可以视为从汉到晋的过渡，就像五代是从唐到宋的过渡一样。五代在精神气质上还是晚唐，曹魏也是汉末的延伸。汉末和晚唐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因为它们都是唐型王朝的尾声。
唐型王朝是强大的，但是正因为太强大了，最后无可避免地会走向内部分化。在文学上，唐型王朝的末期也总是发生相似的事。总是有下层文人走投无路，到市井间去写娱乐性的乐府。于是，总是有一个辉煌的新文体，从乐府的大海中诞生出来。尤其惊人相似的是，总是在唐型王朝覆灭的最后一刻，在强权人物的幕府里，这个新文体被高级文人拿来唱和，从而变成一个风雅的文体。在晚唐五代，这个新文体就是词；在建安时代，这个新文体就是五言诗。
我讲的故事，从曹操到李煜，从建安到五代，从五言诗的新生到词的新生，这一头一尾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呼应。这段漫长的文学历史，终究还是“怎么来怎么去”。
建安就是这样的时代，五言诗从汉乐府中走出来，去跟汉赋要地盘了。
二
我们讲的建安文学，主要是曹操幕府的文学。有人说，不是三国吗？另外两国到哪里去了？因为只有魏国留下了一批诗，吴国、蜀国都没有留下什么诗。我也很喜欢周瑜和诸葛亮，但是没有留下诗的，在我的课上都留不下姓名。
为什么只有魏国留下诗了呢？还是因为最好的文人都到曹操这里来了。虽然周瑜和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都是很风雅的形象，但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个时代最风雅的人，他们的同事就更不是了。在这三国里，曹魏才是代表高等士族的。
曹操本人的出身当然算不上完美，跟“四世三公”、嫡长子袁术是有点差距的。可是袁术不写诗，在我这没有姓名。真正“玛丽苏”如袁术这样的权贵子弟，往往是不写诗的，跟文学史没关系。甚至在政治史上，这种人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会有出息的，都是高门大族里带一点寒素性的人。是高门大族，才能保证资源的供给；要带一点寒素性，从小没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才能扛得住事。所以，成大事的人，你要是想挑“他出身也不怎么样”，总是有得挑的。
况且，一个人成了大事，大家总有个心理，会去挑“他出身也不怎么样”，看见有一点不够完美的地方，庶出、过继、旁支之类的，就使劲说。成大事的人，自己也会拼命说，自己虽然出身高门，但从小是不被重视的，是受过穷的。其实，谁家不是从庶出、过继、旁支里面挑一个最有出息的来做家族的门面呢？所以，看见这种话，都不必太认真。曹家说他们是开国丞相曹参之后，那他们家就是曹参之后，因为他们精神上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文学只管精神。他们曹家肯定是“世受国恩”的阶层，这个是事实。至于说他们家血统怎么可疑，曹操是不是过继来的，这都不重要，这都是当时的黑粉使劲黑的点而已。曹操就是一个出身高等士族的权臣。
更何况，一个集团代表谁的利益，也不能以东道主个人的家庭出身来论。因为东道主总归会是这样的人，个人出身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要看东道主选择的基本盘是什么人。曹操身边汇聚了一批高等士族，他的集团代表高等士族的利益。建安文学就是这个高等士族集团聚在一起的副产品。我们六朝文学的起点，就是一个这样的幕府。
建安文学的爆发，是在曹魏集团定都邺城的时候，所以也有人把建安文学的前半段称为“邺下文学”。在这期间，曹氏父子和这些文人一起，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写诗，就这样把五言诗这个文体写出来了，开启了我们中古文学这个辉煌的时代。
三
刘勰是这样概括建安文学的：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他用“慷慨”两字来概括建安文学。我理解所谓“慷慨”，就是一种力量感，也就是所谓“梗概而多气”。这种力量感，一方面表现在修辞上，浓墨重彩，追求语词的力量；另一方面表现在思想的深度上，是一种阔大的眼界。这种阔大的眼界是建立在高超的思辨能力之上的，并且需要饱经沧桑的阅历。这个阅历不仅是个人的阅历，而且是一个王朝的阅历，所以建安的这种慷慨，又会被形容为“慷慨悲凉”，带有一种深沉的悲剧美。刘勰所谓的“笔长”，就是修辞艺术高超，是指修辞方面的“慷慨”，也就是华丽；所谓的“志深”，就是思想深远，是指思想方面的“慷慨”，也就是深沉。慷慨的两个方面，华丽与深沉，在东汉文学中其实都是有所准备的。在良好准备的基础上，遭遇建安这样天翻地覆的政治时代，这种令人绝望的社会矛盾的表现，也就是刘勰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才激发出了建安文学这样的一流文学。
对于建安的诗，刘勰给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形容，就是五言诗一下子冒出来了，一冒出来就特别活跃。刘勰概括建安诗的内容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也就是首先看重建安的公宴诗，而不是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公宴诗是建安诗的第一个特色，这是刚刚脱离乐府的表现。一个文体，从乐府中刚刚独立出来，要承担的第一个功能，往往就是描写公宴，歌颂君主。这也是让高层文人去尝试新兴文体的一个最好的契机。所以每一个文体在产生之初，总有一些珠光宝气的作品。“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指建安诗有一种才气、豪气。后面说它不求“纤密”，是相对于钟嵘所在的齐梁时代而言的。建安诗人有才气，他们可以真实地感受一个事物的美好，去恰如其分地表现事物本身，而不用像小学生写作文那样，去模仿别人的描写，以求老师给一个“描写细致”的评语。因为他们能感受到事物本身，所以还是能把事物写得“昭晰”，也就是写得形象鲜明的。这是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的共性。
建安的文人，是一群有着极强表现欲的青春少年。他们个性张扬，敢于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最崇高的理想写出来，也敢于使用最华丽的辞藻。他们不惧怕后世的任何一种迂腐的批评，什么都敢写。他们还不懂得后世那些繁复的讲究，也许，他们的创作并不是没有粗糙的地方，但是，当后世的诗人经历了技巧上的千锤百炼，他们会发现，诗写到最后，就是一个“敢写”，这是一个诗人，或者说一个贵族，最本质的特性。所以，他们会把建安诗人捧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敢写”这两个字，说给刚开始拿笔的少年，往往会引起他们的误解。你只能先让他们敢于华丽，引导着他们一点点地步入诗的王国。有天赋的孩子，自然会比别的孩子敢写；但一个孩子太早说“敢写”，多半是走上歧路了。所以，刚开始学诗的时候，还是要从齐梁的赋题体物开始，把建安作为一个不可亵玩的偶像供在那里就好。总有一天，这个偶像会复活，与虔诚的诗人相遇。
现在，我们就先把建安供在这里，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这个最初的印记。
（《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张一南/著，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2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