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王”与“曹刘”
谁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文人（或诗人）？今天，我们可能会将这顶桂冠赋予晋末宋初的陶渊明。这无疑是受到唐宋以来文学观念与风气的影响。而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长期占据文学“第一人”宝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传谢灵运以“才高八斗”称赏曹植（见宋人《释常谈》），钟嵘更是在《诗品》中将他所能想到的赞词都堆砌到了曹植头上（“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如果说早在南朝，文人们就普遍推崇曹植为“第一人”，那么何人能被尊为“第二人”，就没那么明确了。而中国古代常见的“二人并称”，可为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名人并称，古已有之。在文学领域，“并称”更是屡见不鲜。某甲与某乙若能被并成为“甲乙”（或“乙甲”，如“班马”、“屈宋”等），自然说明此二人被视作水平相当，境界相类。而在魏晋，能够在文学方面和曹植并称的，首推王粲和刘桢，“曹王”与“曹刘”，在南朝文学批评类文献中也频频出现。
关于“曹王”与“曹刘”之并称，已有学者关注，但主要集中于诗歌史层面展开考论，如张亚新从“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视角的不同”加以释论（《“曹王”、“曹刘”辨》，《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又如李静从“五言诗、重风力、重气、善用比兴、不傍经史”等方面论述“曹刘”何以并称（《试论“曹刘”并称》，《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3期）。然而，仅从诗歌史内部考察“曹王”和“曹刘”，尚不能窥破这一对“并称”背后的观念差异。实际上，南朝频频出现的这一对并称，恰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文学观念，而这两种文学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就在偏重哪种文体。简单来说：“曹王”代表的是传统的，兼重各体（尤重诗赋）的文学观念；而“曹刘”代表的则是南朝新兴的，推重诗歌（尤重五言诗）的文学观念。
试证诸相关文献。
《宋书·谢灵运传论》是目前见到最早并称“曹王”的文献。《宋书》无专门之“文苑（文学）传”，故《谢灵运传》部分承担了相关功能，其论更是不限于谢灵运，纵论整体意义上的文学。《谢灵运传论》将“自汉至魏”的文学发展作为一段落加以论说，其文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在这里，“曹王”是魏之代表，司马相如和班固则是汉之代表，他们“同祖《风》《骚》”。司马相如和班固均是大赋家，当然也有歌诗之作，这里对“曹王”文学成就的褒扬，显然不限于诗歌，而是着眼于整体之文章，而最能代表整体文章的，自然是辞赋和诗歌。随后，《谢灵运传论》又叙说了晋代文学之变化：“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史臣将潘岳与陆机选定为西晋文学之代表，他们均是诗赋兼美且擅各体文章的。而所谓“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或许理解作“律、体”不同于“班、贾、曹、王”更为合适。这里的“曹王”和上文一样，是魏文学的代表，潘、陆与曹、王之不同，也不限于诗歌。《谢灵运传论》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声律的问题，这是当时文学界的新动向，也是谢灵运的贡献所在。而这一部分的论述，确实集中在诗歌上。在这一部分，史臣又举出了曹植和王粲的诗作（“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并以汉魏晋之先贤不解声律反衬谢灵运及其时代的伟大（“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这里的“曹王”并称，倒确实是集中于诗歌方面。与之类似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隋书·文学传序》也是“曹王”并称，以之为一时文学之代表。正史修撰，多有因循，《周书》与《隋书》的并称，当主要受到《宋书·谢灵运传论》之影响。
在《文心雕龙》中，“曹王”和“曹刘”均被提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勰在“第二人”的选择上首鼠两端，他同样坚定地认为王粲是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在《明诗》篇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刘勰总结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而“曹刘”的出现，则与刘勰对经典时代之后文人文学的批评有关。在《比兴》篇中，刘勰在列举了“比”的几种情况后，批评后来的文人说：“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由此可见，当刘勰并列“曹王”时，乃赞扬他们兼善四言、五言诗；而他并列“曹刘”时，则是批评汉代以来的作者们在运用比兴手法时（尤其是辞赋创作中）“习小而弃大”，不能和经典时代的作家（“周人”）相比。“并称”之外，刘勰在《才略》篇中，不仅强调了王粲为文有“兼善”之长，还集中于“诗赋”，定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故在刘勰眼中，王高于刘，为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殆无疑义。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比兴》篇之“曹刘”并称，正是因为在刘勰笔下，“曹王”是正面代表，故他在此处的负面论述中用“曹刘”。
至于正面并列“曹刘”，且明确论定刘高于王，则在《诗品》中有全面的陈说。《诗品》以曹、刘为“文章之圣”。王粲虽然也被钟嵘列于“上品”，却无法媲美刘桢。《诗品》一书结构谨严，钟嵘对于五言诗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即“风力”为主、“丹彩”为辅（“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准乎此，曹、刘、王高下立判：曹植“风力”与“丹彩”兼善，故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风力”佳而“丹彩”逊，故“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王粲恰与刘桢相反，“丹彩”有余而“风力”不足，故“文秀而质羸”。可以说，《诗品》之“曹刘”并称，乃钟嵘依据自家论诗准则所作的慎重判断。
而在留存部分文字的所谓《雕虫论》中，虽然裴子野对当时文风的大判断与沈约、刘勰、钟嵘迥异，但在行文中也“曹刘”并称，视他们为五言诗的代表：“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
以上诸例，均非随手并称，而是在论及文学史脉络并有所评断时并称“曹王”或“曹刘”，《文心雕龙》与《诗品》更是结构谨严的文论佳构。故由上文可知，仅仅在诗歌史的脉络下讨论“曹王”与“曹刘”，尚未达一间。“曹王”与“曹刘”在文体上的指向并不一致：“曹王”所指向的是整体的“文”，“曹刘”所指向的则是“诗”（尤其是五言诗）。而“曹王”与“曹刘”之指向不同文体，正应和着南朝文学观念的两股思潮。
这一区分，在当时并不仅存于文论，如萧统致信萧纲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省览周环，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爱好，无忘所能，日见其善。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复，欲罢不能。相如奏赋，孔璋呈檄，曹、刘异代，并号知音，发叹‘凌云’，兴言‘愈病’，尝谓过差，未以信然。一见来章，而树谖忘痗，方证昔谈，非为妄作。”（《答晋安王书》）在这封信中，萧统高度赞赏了萧纲的文学才能，先后用司马相如、陈琳和曹植、刘桢类比。初看之下，似乎这里的“曹刘”并不专指诗歌。但若注意到这封信所云“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可知萧统的赞誉直接针对的是萧纲的疏与诗，那么后文之司马相如（“凌云”，指《大人赋》）、陈琳（“愈病”，谓其讨曹檄文）所类比的正是疏，而曹植、刘桢所类比的则是诗。萧统于此并非专门论文衡史，却也以“曹刘”指向诗歌，足证上文所说的判分，在南朝具有相当之普遍性。
“曹王”指向整体的“文”，其中又以诗赋为代表，这对应的是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学观，“文”之重心乃诗赋，且辞赋重于诗歌。“曹刘”指向“诗”，其中又特重五言诗，这对应的则是南朝新兴的文学观，“诗”（尤其是五言诗）成为“文”的中心。进而言之，新观念之所以“新”，就在高扬诗独有的特质，用钟嵘的话来说，那就是“风力”（“丹彩”则是诗赋共有的）与“直寻”（相较于诗，赋更离不开用典）。这两种文学观念，一旧一新，在南朝交错竞逐。大体而言，《文心雕龙》和《文选》更倾向于传统观念，故诗赋兼重，刘勰强调“文”天然具备修饰性，萧统则悬“翰藻”为选文标准之一；而《诗品》则是新兴观念的典范，故虚尊四言而实重五言，以五言诗为“众作之有滋味者”，并突出“风力”（“骨气”）的优先性。
今天的我们站在历史的下游，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对观念竞逐的结果，那就是新观念的全面胜出。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不论是陈子昂之高标“风骨”“兴寄”，还是李白之“绮丽不足珍”，无疑都在“曹刘”的延长线上。魏晋以后，“曹王”与“曹刘”之起伏，实有文体重心与文学观念之嬗变在焉。
（作者：陈特，系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