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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性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了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她“以勇气和手术刀一般的精准，通过个人记忆揭露根源、异化和集体层面的限制”。埃尔诺从1974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空柜》，目前为止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埃尔诺行文简洁，极少使用隐喻，语言清晰有力。她的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题材，用社会学视角审视个人经历，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集体层面的含义，开创了有别于自传体小说和自述的全新文学体裁。埃尔诺认为她写的不是自传，而是“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e）。埃尔诺的作品反映时代的变迁，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有着历史学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体现为通过叙述个人经验反映大历史中的个体；另一方面体现为通过物质层面的细节描写时代，写下一代人的记忆。

埃尔诺在伊沃托的旧居（摄影/栾颖新）

“别人以为我是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勒博纳（Lillebonne），是布朗什·杜美尼尔（Blanche Duménil）和阿尔丰斯·杜切奈（Alphonse Duchesne）的女儿。埃尔诺出生时的名字是安妮·杜切奈（Annie Duchesne），埃尔诺是她1964年与菲利普·埃尔诺（Philippe Ernaux）结婚后随的夫姓。从1974年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作品以来，她的署名一直是安妮·埃尔诺。埃尔诺一直用真名发表，没有用过笔名。

埃尔诺的父母在利勒博纳经营杂货咖啡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回到故乡诺曼底小城伊沃托（Yvetot），继续经营杂货咖啡店。埃尔诺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个头不高，身材结实，把店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热爱阅读，看重知识，重视教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对埃尔诺管教很严，甚至打过埃尔诺。埃尔诺在回忆她的母亲时说：“她有时非常暴力。”她的父亲则并不具有传统的男性特质，他性格温和，爱跟孩子玩。埃尔诺认为自己的父母非常不典型，与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正相反。1946年，埃尔诺进入圣米歇尔学校就读，这所私立的天主教学校离她家很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直到1958年夏天，埃尔诺都在这所学校就读。1958年秋，埃尔诺到鲁昂圣女贞德高中读哲学班（相当于中文语境里的“高三”），住在修女管理的女生宿舍。1959年，她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考上了鲁昂女教师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d'Institutrices de Rouen）。但是她很快发现这并不是她想走的道路，1960年2月退学。她去了伦敦郊区的芬奇立（Finchley）做“互惠生”（au pair），以劳动换取食宿。

1960年秋，埃尔诺进入鲁昂大学文学院。1963年，埃尔诺取得现代文学本科学位。毕业后，埃尔诺开始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法国的教师资格考试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学教师资格证（Capes, 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u second degré），第二种是难度更大、极具选拔性的国家教师资格证（agrégation）。埃尔诺准备报考这两个考试，从1964年起开始上课和备考。1967年埃尔诺取得了中学教师资格证，1971年取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专业都是现代文学。至此，埃尔诺通过接受教育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在学业之外，埃尔诺的婚姻进一步巩固了她的阶层跃迁。1963年她与出身资产阶级的菲利普·埃尔诺相遇，1964年结婚，埃尔诺同年生下第一个儿子，1968年生下第二个儿子。

从诺曼底小城杂货咖啡店店主的女儿到文学教师，埃尔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跨越阶层（transfuge de classe）的体验并没有给埃尔诺带来愉快的心情，而是带来了痛苦。痛苦的来源是她在文化方面远离了父母。埃尔诺的父母一直对她说：“你之后会比我们出息”。她觉得矛盾的一点是父母“希望我们做出了不起的事，但又希望我们跟还是小孩的时候一样。”她在2003年出版的与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Frédéric-Yves Jeannet）的对谈集《写作是一把刀》（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中回忆：“我最有罪恶感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刚结婚的那几年，我彻底离开了我的阶层，到上萨瓦生活，我成了教师，别人以为我是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那是1968年之前不久。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的父亲刚去世。在博纳维尔的中学，我清楚地看到学生之间的差异，学生们说话时用词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成绩各异，当然成绩好坏明显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有关。”

社会学作为分析工具

埃尔诺从一边到了另一边，她离开所谓的“平民阶层”，加入资产阶级；她不再是学生，变成老师。在转换视角的同时，埃尔诺开始阅读社会学著作。对埃尔诺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很多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的书对我而言具有文学价值，比如米歇尔·福柯和布迪厄的书。我大受震撼，感觉心态开放了、视野开阔了，对我而言这就是文学。”1972年，埃尔诺读了布迪厄与让-克劳德·帕斯龙（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1964年）和《再生产：教育系统理论要素》（1970年），埃尔诺意识到了：学校作为一个机构如何系统性地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给了埃尔诺重新审视过往经历的分析工具。阅读布迪厄让埃尔诺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有了合法性，她正是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的。她开始回顾自己的跨阶层经历，反思其中的暴力，“我写作是为我这种人复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由此开始写作。1974年《空柜》出版后，埃尔诺参加电视节目《作家面对读者》（Des auteurs face à leurs lectrices），现场有观众提出质疑：小说主人公怎么会如此清醒？埃尔诺回答：人小时候只是经历事情，并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是后续的教育让人想明白了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她认为：一个出生在平民阶层的人很难进入另一个阶层，因为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存在沟壑，这种沟壑体现在话语、举止和文化上。她指出：“这不是她父母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错。”在文学生涯的开端，埃尔诺就已经具备了社会学的观察视角。

虽然埃尔诺在1963年至1964年在鲁昂大学上过社会学的课，又在1972年读了布迪厄和帕斯龙的研究，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埃尔诺没有再阅读社会学著作。埃尔诺重拾社会学阅读是在1980年，当时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区分》（1979年）的讨论，于是埃尔诺读了这本书。在《区分》中布迪厄讨论文化品位、生活习惯等细节与社会阶层的关系，在这本书中布迪厄提出了“习性”（habitus，也译为“惯习”）这一概念。这本书给了埃尔诺新的分析视角，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家庭、尤其是父母与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同学、与丈夫在“习性”方面的差异。2002年布迪厄去世，埃尔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知识分子或是作家的离世感到如此悲伤。”她觉得自己应该为此写一篇文章。2002年2月5日《世界报》头版刊发了埃尔诺怀念布迪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埃尔诺强调布迪厄让她意识到用词的重要性。“低微的人”和“高位阶层”这样的词让等级关系显得“又委婉又自然”，“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这组词则暴露出社会关系的实质。

“统治”的概念对埃尔诺的写作影响很大，埃尔诺以自己被困在婚姻和育儿中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被冻结的女人》（La Femme gelée，1981年），以父亲的一生为题材写了《位置》（La Place，1983年）、以母亲为题材写了《一个女人》（Une femme，1987年），以父母之间的暴力为题材写了《羞耻》（La Honte，1997年），读者通过这四部作品都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学视角对埃尔诺的影响，埃尔诺描写的是社会性统治（domination sociale）和男性统治（domination masculine）。“统治”的概念贯穿埃尔诺的文学生涯，2016年的《女孩的记忆》（Mémoire de fille）写的是年轻女性对男性统治的默许，在2022年的《年轻男人》（Le Jeune Homme）中，埃尔诺直白地写道：“我处于统治地位，我使用统治的武器。过去我在亲密关系中经受过这样的统治，我知道这种状况下人会多么脆弱。”

“平白行文”：社会学影响下的文风选择

阅读布迪厄对埃尔诺的写作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果我没有遭受这种冲击，我可能不会用这种方式写作，也可能不会写这些题材。”布迪厄让埃尔诺意识到了不同的词传递出的效果很不一样，她开始从用词的角度思考她的经历和写作。“我所受的教育与我的社会阶层不符。”她在私立学校里感到羞耻和被羞辱，她当时已经感受到学生在金钱和文化上的差异。文化资本的差异也体现在语言上，埃尔诺意识到她父母的话语和她在学校学到的话语不是一套话。2018年6月，埃尔诺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采访，她说感觉自己像在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大众的语言，另一种是合法的语言。她认为波伏娃没有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感觉，她写作的语言像是她在家庭中自然习得的。这种在两套话语和两个世界之间的状态影响了埃尔诺对文学的态度，也影响了她写作的方式。她首先意识到：资产阶级说她以前是“低微之人”，这种说法非常瞧不起人。她又反思自己的写作，她意识到《空柜》是以俯视的视角写的，书写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历的文化冲突，“我的写作是严重的暴力”。

“1982年，我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我是出生于平民阶层的叙述者。就像让·热内说的那样，我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是‘敌人的语言’，我写作的能力是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1983年，《位置》出版，埃尔诺在这本书中使用不同于她之前三本的语言风格，用词简单、直白，极少用比喻，如实描写。埃尔诺对文风的转换是自觉的，在《位置》的开篇她把这种新风格称为“平白行文”（écriture plate）。目前人们提起埃尔诺就会想到的行文风格正是从这本书开始形成的。埃尔诺认为应当如实记下话语，应当转写（transcrire）话语和现实。她认为来自平民阶层的话语值得被原样记录，这些话语中蕴含着社会现实。选择这种文风是具有政治意图的计划，埃尔诺希望通过平白行文让特定社会阶层的体验、女性的体验为人知晓。这种风格颠覆了认为只有美文才是文学的传统认知。“平白行文”不仅是基于审美的选择，更是一种基于伦理的选择。埃尔诺选择直白的语言，是为了让平时可能不读文学的人，尤其是让她所描写的社会阶层的人也能读懂她的书。

民族志视角的外部写作

埃尔诺对美文文学的颠覆不仅反映在文风上，还反映在题材上。除了写跨越阶层的经历和情感生活，埃尔诺还写日常生活。1975年，埃尔诺因丈夫工作调动搬到位于巴黎西北郊的塞尔吉（Cergy），当时塞尔吉是一座建设中的新城。1977年，埃尔诺搬进了一边被松树围绕、另一边可以俯瞰塞尔吉-新城池塘的独栋房子。此后，她一直住在这里。这种离群索居的状态让人想到另一位住在巴黎西南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汉德克住在默东森林边的查维尔，他很享受在自家写作和在森林散步的离群索居状态。埃尔诺与汉德克不同，她主动出门，观察身边的人与物，并且把自己的观察都写下来。

与《纯粹激情》（Passion simple）和《迷失自我》（Se perdre）中描写自己内心情感的路径相反，埃尔诺在同一时期开始写《外部日记》（Journal du dehors）。这部《外部日记》是她为日常生活写下的民族志。与认为文学应当描写美、具有艺术性的传统观点相反，埃尔诺为文学引入了新题材。“我想要破坏的就是文学，否则我就不会写了！”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轨迹内观察，听人们的对话。在她家附近，她写塞尔吉车站边的三泉购物中心、欧尚超市、肉店、理发店、烟铺……在移动途中，她写连接塞尔吉和巴黎的法兰西岛区域快线A线（RER A）和巴黎的地铁，写地铁里的乘客、卖艺者、乞丐、流浪汉……在她笔下，这些人既有样貌，又有声音。“我是一个在被统治阶层长大的孩子，我很早就经历了并且持续在经历阶级斗争。布迪厄有过一个表达，‘过度的伤痛记忆’，说的就是无法抹杀的记忆。我一直有这样的记忆。正是这样的记忆让我有了在《外部日记》和《外部生活》（La Vie extérieure）中观察人的视角。”

埃尔诺几乎是用人类学家的视角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外部重新审视她出身的社会阶层。在写作日志《黑色工作室》（L'Atelier noir）中，埃尔诺在1982年4月8日写道：“我今天思考了‘民族志’，我觉得这是一种既客观又具有分析性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她意识到了要保持距离，要有外部视角，但同时还应该在写作中保持真诚。《外部日记》1993年出版，记录了她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观察。《外部生活》2000年出版。这个外部观察系列一直持续到了2014年出版的《看看这些光吧，亲爱的》（Regarde les lumières mon amour）。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很少出现，但“我”又无处不在，因为这些观察都是透过埃尔诺的眼睛完成的。埃尔诺的目光是温和的、平等的，她不觉得高人一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解放报》发表一篇文章，写到“地铁让我不习惯，仿佛自己在别处。”埃尔诺犀利地反驳：“每天都坐地铁的人去法兰西学院会不会不习惯，觉得自己仿佛在别处？这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物质性：在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

埃尔诺在受到社会学启发的同时，也受到了历史学的影响。从《黑色工作室》中可以看出埃尔诺从80年代初开始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她也阅读历史学著作，包括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书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埃尔诺相信“写作就是保存时间”，记录一个时代就是“保存一个时代”。

1983年，埃尔诺在写作日志中写道：“有没有可能写一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的故事？像佩雷克的《物》那样的。”埃尔诺有一个“把整个人生都囊括在内的大计划”，她想写“大历史中一个女性的故事”（histoire de femme dans l'Histoire）。埃尔诺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经历与历史进程不可分割。“每个个体都被以下因素穿过：自己的状况、所在社会的历史、大历史、进程、环境、家庭史、性经验史和浪漫想象。”她想写一部有历史性的书，她的目标是“达到关于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她知道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总是需要构筑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但她还不清楚具体的实现方式。在1980至1990年代，埃尔诺一边构思这本书所需的内容和形式，一边写其他的作品。埃尔诺2003年在《写作是一把刀》中提到：“我从15年前开始就想写一种‘在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东西，这仍是我目前最想做的。”

1998年，埃尔诺开始有了思路。3月30日，她写道：“如何让个人完全变成无人称的？”5月18日，埃尔诺写下：“物质性”、“我们的记忆是物质的”，并在这两句话下面划线。埃尔诺意识到留在记忆里的大部分痕迹是物质性的。“把外在现实的痕迹都集中起来，来说明内在的现实？”埃尔诺首先想到的物质痕迹是“视觉图像、歌曲、一切外在之物、自我之外的现实”。这一天她第一次把她酝酿了近20 年的计划称为“空自传”（autobiographie vide）。然而，这绝非一个顿悟的时刻，埃尔诺在此之前一直在思索和尝试，上文提到的《外部日志》和《外部生活》便是具体的实践，这两部作品与《悠悠岁月》（Les Années）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它们都着力描写个人生活以外的现实中的物质性细节。在《羞耻》（1997年）中，埃尔诺已经开始描写歌曲、照片和明信片等。2003年埃尔诺在对谈集《写作是一把刀》中明确地指出歌曲的重要性，歌曲是“个人的和集体的‘马德莱娜小蛋糕’”；而且她一直对照片很着迷，能在一张照片面前发呆很久，像在解谜。

埃尔诺也受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影响，尤其是《物》（1964年）和《我回忆起》（Je me souviens，1978年）。埃尔诺2005年接受社会学家伊莎贝拉·夏尔邦吉埃（Isabelle Charpentier）采访时提到1965年读到《物》对她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她由此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物》的副标题是“60年代史”（une histoire des années soixante）。佩雷克写这部作品绝非只是罗列物件名词，而是想记录一个时代。从这一点来看，埃尔诺的“空自传”计划与《物》有共同点。佩雷克有意识地使用广告用语描写服装和家居，以此描绘一个时代物质层面的现实。《我回忆起》是佩雷克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列举。佩雷克在大学接受的历史学训练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影响。1955年，他在读了一年预科班后开始在索邦大学读历史专业。1956年，他又一次在索邦大学注册，学的是中世纪史专业。1957年，让·帕里（Jean Paris）给佩雷克介绍了给《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信息简报》（Bulletin signalétique du C.N.R.S.）写社会科学类文章概述的工作。在1960年代，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都开始重视日常生活，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重视对话语的研究，1964年萨特发表《词》，1965年佩雷克发表《物》，1966年福柯发表《词与物》。佩雷克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影响下写出《物》。这部作品被认为具有“社会学调查”的特质。埃尔诺的写作深受社会学影响，她还有用文学作品记录时代的历史学追求，她在佩雷克的作品中看到了实现自己写作计划的可能性。

埃尔诺在构思这个大计划过程中的一大疑问是：“我已经有了现在的知识储备，如何表现我在每个时代的认知情况呢？”在明确了要从物质的角度出发后，埃尔诺有了具体的方案。她意识到书、电影、音乐都对人有非常强的塑造作用；此外，照片也能反映一个时代，家庭聚餐的食物和谈话内容也是。埃尔诺找到了体现时代变迁的内容，之后又思索与之相配的形式。《悠悠岁月》中主语不再是“我”，而是“大家”（on）、“人们”（les gens）或“我们”（nous）。还有很多段落不是由完整的句子组成，而是一长串名词或以动词原形出现的词组，仿佛清单。《悠悠岁月》因此也被称为“无人称自传”和“社会自传”。

埃尔诺的语言风格也决定了她能驾驭这种独特的体裁。埃尔诺在纪录片《词语仿佛石子》（Les mots comme des pierres，2013年）中说道：“我的语言是物质性的，我很难做抽象，我脑海中是实际的场景”，“词对我而言，就是物。”词代表了埃尔诺的视觉，词也帮助她呈现她看见的场景。埃尔诺说她只用必要的词，就像把石子从井里或者河里捞出来那样。埃尔诺在找到所需的内容和形式以后，写作的过程仍不轻松。她在2002年至2003年接受乳腺癌治疗，在2003年7月12日的写作日志里埃尔诺写道：“乳腺癌。我从1月20日左右到现在什么都没写。”2007年10月《悠悠岁月》完稿，2008年出版。至此，一个有社会学视野和历史学追求的文学作品完成了。

写作是“战斗的武器”

在埃尔诺看来，写作使用何种词汇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选择。1989年，埃尔诺在一篇名为《文学与政治》（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的文章中提到在1980年代人们认为文学与政治毫无关系，“我刚想要写作的时候，我20岁，我当然认为文学就是‘生产艺术品’（当时我完全被大学的教条影响了，我怎么可能有别的想法呢？）”；“我一直觉得写作和世界的不公是有联系的，我相信文学能改变社会，文学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当然，文学跟政治行动本身并不完全相同。文学不能让战争停止，也不能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文学不能立刻起作用。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文学能渗入读者的想象，能让读者注意到曾经忽视的现实，或者让读者从新视角看待问题。文学能让读者说出之前从未说出的东西。文学是缓慢、无声的变革，是通过隐秘的阅读开始的。”埃尔诺认为文学的目标是“把一切艺术形式用于描述和改变世界”。

埃尔诺公开表明自己支持法国左派的政治立场，她在报纸、广播等媒体上公开发声。埃尔诺认为：“身为左派，意味着相信国家能做些什么让个人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受更多教育，意味着相信这些事情不仅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2020年3月30日，埃尔诺给总统马克龙写了一封公开信，她与劳动者站在一起，指出是公共服务部门保持了国家的运转，“医院、教育系统内成千名拿着微薄工资的教师、电力系统、邮局、地铁、铁路系统……”，是他们“确保了与智识生活同样重要的物质生活。”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埃尔诺公开表态，支持让-吕克·梅朗雄，并且指责现任总统马克龙与法国极右势力的抬头有关。2022年10月16日法国左翼联盟发起游行，反对高昂的物价和法国当局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在游行队伍中埃尔诺走在梅朗雄身边。埃尔诺支持社会公平，支持“黄马甲”运动，支持性暴力的受害者。埃尔诺同情移民，她在2000年6月21日的“外部日记”中写道：“没有人怀疑过允许商品自由流通、却禁止人员自由流动的法律。”“这个时代，人类需要假装成商品来通过边界。”她还希望法国能多一些名字不那么“法国”、不那么“经典”的作家，也就是“出自平民阶层和移民群体的作家”。

埃尔诺的左派政治立场不是在家庭中形成的，而是在跨阶层的生活、阅读与写作中逐渐确立的。埃尔诺的父母经营杂货咖啡店，为了做生意，他们秉承在店里不谈政治的原则。埃尔诺在店里长大，自然地遵守了这个原则。然而，她在咖啡店和杂货店这两个公共场所听到很多谈话，得知很多苦难。她日后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了她母亲个性的影响，埃尔诺说她母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骄傲”的人，“有反抗精神，渴望公平”。埃尔诺在2005年的访谈中说：“从70年代开始，写作与我而言就成了全面介入政治（engagement politique）的方式，是政治行动。”她说她从阿尔及利亚战争起开始有了介入政治的意识，远在她开始写作之前。她认为写作“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在我写的东西里总是有政治意义，有时这些意义甚至独立于我。我也因此饱受批评，因为目前政治介入的作家不那么常见。”她说很多文学评论家因此很苦恼，因为“我的书并不传达清晰的政治信息，我写的不是公开表达政见的那种书……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我的书说到底还是有政治含义的。”

2022年10月6日，埃尔诺在厨房里听着广播，通过广播得知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次日，她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时指出：“文学不是中立的，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讨论那些写得很美的书、讨论美文，是在掩盖权力。”她清醒地指出自己得诺奖与政治因素有关。面对这个奖，埃尔诺说：“我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不是为了拿诺奖而写作。”被问到感觉与哪个得过诺奖的法国作家最亲近时，埃尔诺回答：加缪，同时承认了自己是“介入型作家”（écrivaine engagée）。得奖当天，埃尔诺在伽里玛出版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有了更多责任。然而这种责任不是新的，埃尔诺一直在通过发声承担社会责任。

与文学之外的领域的互动

埃尔诺书写自我的路径启发了很多作者去书写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同样有跨阶层体验的作者。在法国，《回归故里》（2009年）的作者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Éribon）以及深受埃里蓬影响的爱德华·路易（Éduard Louis）都说他们的写作受到了埃尔诺的启发和影响。《回归故里》法文版标题为“重返兰斯”（Retour à Reims），埃尔诺在2013年出版了《重返伊沃托》（Retour à Yvetot），两个文本产生了互动。

埃尔诺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产生了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是指面对面的互动，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互动。虽然社会学尤其是布迪厄对法国社会阶层的研究，给了埃尔诺很多启示，埃尔诺从未见过布迪厄本人。就如同波伏娃的《第二性》对埃尔诺影响很大，但她也没有见过波伏娃本人一样（埃尔诺在1974年和1977年给波伏娃寄过自己的书，收到了波伏娃的回信）。埃尔诺对社会学的阅读没有止步于布迪厄。埃尔诺从1983年起开始订阅《社会科学研究文丛》期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当时她的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此后，埃尔诺一直订阅该期刊。2022年10月8日，埃尔诺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的采访，与三位社会科学女学者对谈，她提到她就是在这本期刊上读到了法国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夫（Rose-Marie Lagrave）的论文。目前，埃尔诺正在与拉格拉夫合作，她们是一代人，都是有跨阶层经验的女性，两人合著的《对话》（Une conversation）一书预计2023年3月由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Éditions de l'EHESS）出版。

此外，埃尔诺的作品也在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反响。在法国，社会科学很早就开始关注埃尔诺作品。1999年，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伊莎贝拉·夏尔邦吉埃写完了政治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埃尔诺作品的接受情况。在90年代，埃尔诺的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文学批评认可，但她已经非常受读者欢迎，埃尔诺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她得知夏尔邦吉埃在写博士论文后，非常爽快地把读者来信提供给夏尔邦吉埃研究。

埃尔诺的作品也对历史学者产生了影响。研究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968年“5月风暴”等社会运动的法国历史学家路迪文妮·邦提尼（Ludivine Bantigny）认为埃尔诺书写记忆中的具体回忆的方式对她的研究有启发。她在《时间之作》（L'œuvre du temps，2019年）中写到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对“五月风暴”的描写让她确认了运动确实对民众的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埃尔诺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记录，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佐证。

埃尔诺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文学领域和研究领域，她在视听领域也很活跃。埃尔诺多次参加广播节目，她说话时也像写作一般斟酌用词，很严谨；同时又非常真诚和直接，会对主持人说“并不是您说的这样”、“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我目前能给出的定义”。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曾被制作成10集广播节目。此外，她还朗读自己的作品，制作有声书。埃尔诺还参与电视采访，参与录制纪录片，如《词语仿佛石子》（2013年）、《我喜欢住在那儿》（2021年）。2022年，埃尔诺与儿子合拍的纪录片《超级8岁月》上映。埃尔诺的作品也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其中包括由《纯粹激情》改编的同名电影（2020年）和由《事件》改编的电影《正发生》（2021年）。

1991年，埃尔诺去索邦大学图书馆借书，忽然感慨：“60年以后，那些我看过、爱过和享受过的东西只会变成一叠印刷出来的纸，除了写博士论文的人没有人会来借阅。”埃尔诺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据统计，埃尔诺的书在法国总计卖出了近400万册。诺奖公布后，伽里玛出版社紧急加印90万册。埃尔诺依然活跃地创作。今年她出版了《年轻男人》，再版了写作日志《黑色工作室》，又推出了一本莱尔纳手册（Cahier de l'Herne）。埃尔诺在获尤瑟纳尔奖时曾说“要把生命溶解在写作中”，埃尔诺做到了，她一直在写作。能读到她的作品，我们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