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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撰写《夏承焘与陈寅恪——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夏承焘与钱锺书——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先后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2011年春季号（第三十三期）、2012年春季号（第三十五期）。顾名思义，这两篇文章主要依据的是夏承焘（瞿禅，1900-1986）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即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夏承焘集》中的三册日记，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65年。2021年11月，期盼已久的作为《夏承焘全集》重要组成部分的《夏承焘日记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括注册数、页码）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该编起自1916年，迄于1985年，前后绵延七十载，首尾贯穿，近乎完整。这也为我们考察夏先生与并世学人的交游及其生活环境、学术历程、思想世界等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珍贵史料。此处即略为补说夏氏日记中所见的陈寅恪（1890-1969）与钱锺书（默存，1910-1998），因原文于钱基博（子泉，1887-1957）辟有专章，故一并补缀及之。

一、陈寅恪

拙文《夏承焘与陈寅恪》按时序从“私衷渴慕未奉手”“艰苦卓绝致不朽”“君子切磋更神游”“暮年一晤非容易”“山雨欲来风满楼”五个方面展开，稍窥这两位词学宗师与史学大师的平生风义。篇末有云：“已出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于此年（1965）戛然而止。山雨欲来，大地苍黄。夏陈两位大师一九五七年相见甚欢，言笑晏晏，却只是惊鸿一瞥、昙花一现。作为词学家的夏先生当年《鹧鸪天·别广州中山大学诸同学》有句云：‘斟重碧，擘轻红。他年一笑有重逢。’而作为史学家的陈先生一九六一年诗句云：‘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呜呼！生死有日，重逢无期，来者览此，能不欷歔？！”此话颇似一语成谶，《全编》新增未刊日记中唯一一条关于陈寅恪的就是夏先生听到了陈氏早已过世的噩耗，时在1973年7月5日：

傍晚广州中山大学兴宁饶鸿竞、汉寿陈则光持季思函过访。知陈寅恪先生逝于六九年二、三月间，其夫人逾一两月亦逝，今其大女陈小彭任教中大生物系。闻陈寂园已退休；姜立夫八十余岁，已长休；黄海章七十八岁，尚开课；容庚八十岁，尚骑单车。季思近编《中国戏曲史》，注《聊斋》六十篇。闻刘子植病喉部癌肿在医院，有挽救希望。（第11册，6423页）

饶鸿竞（1921-1999）、陈则光（1917-1992）均为中山大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也是后来陈平原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两位导师。季思即王起（季思，1906-1996），与夏先生为浙江温州同乡，1920年代初即有交往，后又在浙大共事数年，志趣相投，关系密切，故有饶、陈持其书函过访夏氏之举。夏先生向来客打听友人消息，虽然不是“访旧半为鬼”，但也足以“惊呼热中肠”矣。陈寅恪辞世于1969年10月7日，并非当年2、3月间，陈夫人唐筼（晓莹，1898-1969）女士则于“逾一两月”的11月21日追随陈先生而去了。陈氏育有三女流求、小彭、美延，调到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的陈小彭非其大女，实为次女。其他记录的中大学人有中文系的陈寂（寂园，1900-1976）、黄海章（1897-1989）、容庚（希白，1894-1983），数学系的姜立夫（1890-1978），还有历史系的刘节（子植，1901-1977）。刘节也出自温州，为当地耆宿刘景晨之子，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夏先生相交多年，他在“文革”中以代恩师陈寅恪挨斗为荣，气节凛然。岭南旧友们或病或死，或在职或退休，或笔耕不辍或安度晚年，而夏先生也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当时处于杭州大学病假长休中。1972年2月，夏氏原配夫人游淑昭去世，古稀老翁，更增孤寂。好在翌年5、6月间，夏先生挚友吴鹭山之妹吴无闻女士与其喜结连理，并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俾夏老晚年生活重焕光彩。而1973年5月以后的日记也均由吴无闻先生代笔。

《天风阁学词日记》问世前，主事者在涉及时事政治、个人隐私、臧否月旦、人事纠纷等内容时，有意地加以删略，或许也有出版上精简体量、节省费用的考虑，但无论如何，留下了不少遗憾。可喜的是，此次《全编》一依手稿，将原先削减部分悉数予以恢复，我们也得以看到日记的庐山真面目。这一增补部分关涉陈寅恪的有以下两条为前揭拙文未尝载记者。1947年3月6日：“阅报，台湾民变情形仍未详，此至痛心事。又北平军警捕人，一夜千余人被拘，制宪乍成，有此大变，此尤可痛心。陈寅恪、朱自清诸人为此发宣言。”（第7册，4289页）其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全市深夜入户搜捕，引起市民不安与各界公愤，陈寅恪、朱自清与许德珩、向达、吴之椿、金岳霖、俞平伯、徐炳昶、陈达、张奚若、汤用彤、杨人楩、钱端升等共十三位教授联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对当局的不法行径给予强烈谴责（参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243页）。朱自清日记1947年2月23日：“费青及吴晗来，携来对任意逮捕人民的抗议书，我在上面签了名。”（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45页）可以参看。

另外一条在1959年1月25日：“发陈寅恪先生广州函，寄去《浣溪沙·送艾德林往广州》词。”（第9册，5601页）这位名为列夫·扎尔玛诺维奇·艾德林（1909-1986）的汉学家是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陈寅恪颇为崇仰，但过广州求见陈先生不得。夏先生写此词在1月24日，25日发出。艾氏与夏、陈二先生故事，详见旧文《夏承焘与陈寅恪》，此不赘述。

二、钱基博

拙撰《夏承焘与钱锺书》分列“《日记》中的钱基博”“夏承焘与青年钱锺书”“《唐宋词人年谱》与《宋诗选注》”三个章目加以论述。篇末感慨：“‘文革’后夏老在杭州大学病假长休，1975年7月末才获准离杭赴京疗养。此后夏老在北京安度晚年直至逝世。他与钱先生两度未能在蓝田师院、科学院文学所成为同事，把手言欢，不知阴霾渐消、日月重光后同居北京的一段时期内，他们是否再度重逢而又有新的联系与故事呢？1979年以来，夏老的《月轮山词论集》、《瞿髯论词绝句》等著述相继刊行，钱先生地负海涵、博极群书的《管锥编》亦横空出世，不知他们是否相互寓目而又有何种评价呢？”捧读《全编》，这些问题也都有了明确的答案。

首先可资谈助的是未刊日记中的默存先生尊翁钱基博。1924年7月19日：“阅钱基博编《国学必读》数篇。暑中无事，日只阅书消遣，过久头目为眩。”（第2册，1066页）夏承焘所读的《国学必读》应是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本。此书编选梗概与目的，钱基博自撰《序言》称：“余因最录五十四家文八十篇，杂记七十八则，言非一端，写成此编，而析为二部：曰文学通论，凡自魏文帝以下三十七家文四十四篇，杂记七十五则，读之而古今文章之利病可以析焉；曰国故概论，凡自唐陆德明以下二十家文三十六篇、杂记三则，读之而古今学术之源流于是备焉。”（钱基博《国学必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其中除古人之作，也包含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胡适及钱氏自家的论学篇章。此时的青年夏承焘正在西安中学任教，课余勤奋自学，孜孜矻矻，大概也未曾逆料次年就与《国学必读》的编者钱基博晤面相识。

1925年2月24日：“九时方起，偕濯尘赴约翰大学访董健吾，留午饭。以新作《大秦景教碑考》见示……午后，介晤约翰大学教授瑞安同乡伍叔傥（倜）及无锡钱子泉先生（基博）。其人面微麻，衣冠不饰，年事约五十余，而极撝谦。谈学，谓马迁《史记》其文则史，其情则骚，文笔近浪漫派，叙述每逾溢其实，（如叙卜式。）不如《三国志》之平实，能叙琐细出色。（如叙孔明、孟德。）又谈此次奉军攻苏俄兵骚扰情形，全家破产。坐时许归，以《古书治要之教材举例》、《约翰中学四年级用国学文编后序》讲义一束见赠，嘱别后通讯商榷学术。”（第2册，1071-1072页）

钱基博自1923年秋起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夏承焘1924年2月12日从故乡温州坐船首途，赴西安教职，13日抵沪。其时军阀混战，路道梗阻，故在上海逗留兼旬，从而邂逅钱基博。钱氏谈学云云，正可与其《中国文学史》互相印证。该书上册论司马迁与《史记》时说：“文章贵炼贵净，而迁此书全不炼不净，粗枝大叶，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而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结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88页）并称：“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同上，89页）又论陈寿有云：“其文章不事雕饰而波澜老成，一出一入，高简有法；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盖史公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汉书》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寿志三国，雄肆不如史公，雅练亦逊班固；而不矜才气，自然温润，平流跃波，曲折都到焉。马迁意态雄杰，寿则体态闲暇；此其较也。”（同上，143页）

翌日即2月25日记载：

居照弟寓甚郁郁，思家不已，阅书数叶，强遣旅怀。钱基博《古书治要之举例》：

（甲）小学源流，录段氏《注说文解字叙》、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自序》、章炳麟《小学略说》、（考小学之沿革。）江声《六书说》、章炳麟《转注假借说》《文始叙例》、（明小学之条例。）江谦《说音》《古今音〔异〕读表》、陈寿祺《汉读举例》。（辨小学之音读。）

（乙）经部源流，录龚自珍《六经正名》、章学诚《经解》上中下三篇、（考经传之沿革。）《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上下、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姚文柟《六朝经师宗派并所著经注经说考》、江藩《经师经义目录》、（明今古文家法之殊及其流变。）胡培翚《诂经文钞序》、陈寿祺《经郛条例》。（述先儒治经之法。）

（丙）子部源流，《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篇》、江瑔《论子部之沿革兴废》、（明诸子之所自起。）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江瑔《论九流之名称》、（明九流十家之派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夏曾佑《严评老子序》、章炳麟《齐物论释序》、柳宗元《辨列子》、陈三立《读列子》、江瑔《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陈三立《读荀子一》《读荀子四》、（论荀、孟学术异同。）孙诒让《墨子后语小序》、俞樾《墨子间诂序》、鲁胜《墨辨注序》、《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姚鼐《读司马法六韬》、（考古兵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星衍《孙子略解序》、姚鼐《读孙子》、《史记·吕不韦列传》、汪中《吕氏春秋序》。（论杂家之兼儒墨、合名法。）

史部源流，录龚自珍《尊史》、刘知几《正史》（探史源）《六家》《二体》、郑樵《通志总序》、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赵翼《廿二〔史〕札记》、（摘要八十事。）姚文柟《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表志序目》、（明史例。）梁启超《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刘知几《杂述》。（核史流。）

集部源流，录章学诚《文集》篇、恽敬《大云山房文稿通例》、《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明集部之所自。）《昭明文选序》、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阮元《文言说》、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王先谦《续纂例略》、曾国藩《经史百家钞序目》、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明文集类次之体要而穷其流变。）刘勰《明诗》、王闿运《诗法一首示黄生》、包慎伯《答张翰风论诗书》、章炳麟《辨诗》、陈衍《近代诗钞序》、张惠言《词选序》、沈曾植《畺邨校词图序》、曹元忠《畺邨丛书序》、王国维《论元剧之文章》。（辨诗词、词曲之源流正变。）

古书源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节录郑樵《校雠略》十六论、章学诚《校雠通义》。

已上各书，写存检览。（第2册，1072-1074页）

钱氏《古书治要之教材举例》一文曾刊于1925年4月的《新教育》第10卷第3期、《约翰声》第36卷第3号两种杂志，因2月24日“讲义一束见赠”，故夏承焘得以先睹为快。值得一提的是，夏氏后来虽有朱祖谋、张尔田、龙榆生、唐圭璋等师友夹辅，并以“一代词宗”名世，但早年主要是自学成才，如老辈学人般研治经史，兼涉四部。在十三经中，除《尔雅》外他皆能成诵，并对《孟子》情有独钟。在小学方面，他对《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下过很大功夫，尤喜音韵之学，并影响及其词律考订。史学上他除了攻读正史，也对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著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子部则于《老子》《庄子》《荀子》等较为熟稔。直至1927年间，夏先生才有意专力治词。而钱基博开的这一份古书治要目录，夏氏笔录札记，正可略窥其早年缺乏师友、辛勤治学期间学术路径之一斑，故不避繁冗，具录于此。

《全编》1925年5月12日：

札《吕氏春秋·荡兵》《振乱》《禁塞》诸篇。天雨，甚郁郁。灯下作致钱基博书，录下：

致钱子泉先生基博上海书

子泉先生史席：曩者万人海底，快接光仪，自诧奇遇。承贻国学讲义，涂次籀绎一竟，钩元提要，嘉惠后学匪浅。谓荀卿为孔门之马丁·路德，新义尤甚奇确。承焘曩习荀书，窃亦以其持论精单，析义奥衍，有突过孟子处。近人治诸子学，《墨经》以外，荀为最盛。惟精论时出，而舛缪亦复不免。如胡君适之以“故学也，固学止之也”，谓其以学问有止境为古学灭亡之一原因。不知荀子此论盖对当时坚白同异微眇之学而发，谓学不可泛无目的，故曰“骥一日而千里，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修身篇》亦明言学至于没而后止也，何曾云学有止境耶？黎群铎女士作《荀子性论申义》，以科学治荀者，甚多创获，而于“止”字诠释，亦沿袭胡说，殊为大蔽。大氐近人为学风气，好为击断，加以粗忽，遂致厚诬古人。以余杭章君之方闻绩学，时亦不免。若条理缜密如先生者，诚仅见也。窃以胡君此论关系荀学者甚大，蓄疑于心，敢持以质正，预为他日接席请教之资。倘不以其疏缪为不可教耶，近作数章，俚俗不可以诗论，并乞绳其纰缪。此间大学学生程度参差，苦乏适当教材，有近著，祈赐示一二。肃此。敬叩道安。（第2册，1116-1117页）

5月13日：

札《吕氏春秋·十一月纪·至忠》篇。早发冷生、纯白、洒周、仲骞、江冷、周雪庵、黄一萍、金君珏、程善之及钱子泉书，（董健吾转。）各附《秦中杂诗》。（第2册，1117页）

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荀墨皆为显学；新文化运动前后，子学方兴未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震动一世之视听，这是当时学术界的大背景。就夏承焘个人来说，据《全编》1924年3月8日：“本学期为中学三年讲《荀子》，每星期四小时，藉自己治习之便也。”（第2册，1034页）他此前读过《荀子》章节，当时因教学所需，逐篇细读，并作札记，且撰写《荀子界说》，在此后数月日记中多所记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夏承焘早在1919年8月14日就翻阅过，评曰“甚有味”（第1册，427页）。1924年6月11日：“《中国哲学史大纲》孟、荀部。”（第2册，1058页）至当月19日，又读完该书。但他“蓄疑于心”，未能冰释，故见到钱基博论荀新义后，特致函请益。

1925年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因带领工人抗议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撕毁先前达成的协议，被日籍职员残忍枪杀，此后工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30日又发生“五卅惨案”。钱基博为抗议圣约翰大学压制师生的爱国行为，于6月3日偕部分师生脱离该校，并在当日返回无锡老家。《全编》6月12日亦有相关记载：“阅《申报》，上海英捕枪毙华人风潮日益扩大，华人死者已二十余人。约翰大学学生以悬国旗与校长起争执，全体离校。”（第2册，1126页）而暑假后钱基博又独自北上，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国文系教授。所以夏承焘5月13日的书信是否寄达钱基博处，颇有疑问，日记中也未记载钱氏覆函。

1926年4月25日：

阅《甲寅周刊》，载钱基博《清华园解题》数则。“《春秋左传》”条驳刘逢禄左氏书本名左氏春秋，非传孔子之《春秋》说，及“《史记》”条驳王静安《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谓太史公之职掌天时星历，不掌记事说，较可观，余皆浅近。此人前年在沪与予曾一面，面目寝陋，而貌为谦谨，论学喜附会。曾见其《国学必读》一书，自立一论，谓中国古代文言文始于老子之《道德经》，孔子见老子以后，即以其文法归教七十子著书云云，语甚怪诞可笑。近掌教清华学校。（第3册，1345-1346页）

按钱基博《清华园解题》刊于《甲寅》1926年3月第1卷第33、34、35号，前引两条分别在首尾两期，今均已收入《后东塾读书杂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81-190页）。夏承焘得悉钱氏在清华任教，又忆起其著述，有“论学喜附会”“语甚怪诞可笑”之品鉴。

人生何处不相逢。1937年，夏承焘早已执教于杭州之江大学，11月28日：“午后遇钱子泉于南门浙大宿舍，十余年前在上海约翰大学一面，不意在此再见。同高子毂、钱锺韩同渡江游南高峰，道中谈文，甚佩吾乡薛浪语，谓其小学颇深，与刘公是、公非仿佛能拔于南宋苏文风气之外。子泉为日记四十余年，近校《全上古三国六朝文》已毕，自谓集部书用功较多。三时归。日军占泗安，迫广德矣。”（第5册，2979-2980页）此条前揭拙文亦曾引用，但《天风阁学词日记》本缺“同高子毂、钱锺韩”及“日军占泗安，迫广德矣”等数字。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已占领我国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半壁江山，杭州也岌岌可危。钱基博自1926年秋季起至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任教，前后十二年，1937年迫于东南战事吃紧，才由光华转任浙大。钱锺韩（1911-2002）为钱基厚之子，钱基博之侄，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后考取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1937年学成回国，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任机械系教授，与乃叔一校同事。杨绛《我们仨》：

锺书的堂弟锺韩和锺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锺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114页）

钱锺书与杨绛在1935年7月已举行婚礼，然后才一起赴英留学。钱锺韩此时虽已工作，但仍是单身。据《竺可桢日记》1937年10月5日：“晨晤钱子泉，约双十节在寓中膳，并约其侄钱锺韩与柳定生、张晓峰等。因得翼谋之托，为其女柳定生与钱锺韩订婚事也。据钱子泉云，翼谋于三年前在江苏考试留学生时，得钱锺韩卷而爱好其人，因欲妻以女云。”（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379页）10月10日：“今日因翼谋之托，为其女柳定生与钱锺韩谋一面，到陈应雄、晓峰、振公、迪生及钱氏叔侄与柳定生。”（同上，381页）虽有竺可桢校长执柯作伐，柳诒徵（翼谋，1880-1956）、钱基博二老扶轮推毂，但此事究竟未偕。钱锺韩后于1946年10月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生沈慧贤女士喜结连理，相伴终生。

《全编》次日即11月29日：“早晚与王、陈再出觅船，仍不得，乃定晚上公司船行。……午后过孙堇才、范定九、钟山、才甫辞行，才甫、煦侯以予道涂为虑，各劝暂避其乡间，盛意可感。夜过钱子泉于浙大宿舍，谈至九时。上公司船，拥挤嘈杂，终夜不得安眠，听苏、嘉、湖一带避乱者提携老幼，情景甚惨，兵士骄横，尤可厌恨。夜十二时半船开。”（第5册，2980页）夏承焘返归温州永嘉故里，离杭前尚过钱基博话别。当时风声鹤唳，亦可想见。

1940年2月18日：“午后天五、仲联、瑗仲、心叔先后来，同访佩秋小谈。心叔新自如皋来，携示云从湖南函，谓钱子泉欲邀予往湘师范学院，钟山托予并挈心叔去，其实子泉并无书来也。”（第6册，3342页）钟泰（钟山，1888-1979）、蒋礼鸿（云从，1916-1995）已于1939年起任教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钱基博则是该校创校元老，1938年即前往任职于国文系。任铭善（心叔，1912-1967）携来蒋礼鸿函，称钱基博欲邀夏承焘至湘西任教，钟泰又托其与任氏同往，但夏承焘实际上并未收到过钱氏来信。此时的之江大学已迁至上海租界，在“孤岛”中艰难维持，夏承焘也一直执教于此。

三、钱锺书

再看《全编》中新增的钱锺书相关资料。1941年2月17日：“接云从函，言钱君锺书事，又劝心叔勿逐知伤身。”（第6册，3501页）1938年，钱锺书一家从欧洲乘邮轮回国，他与母校清华有约，船到香港时即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第二年暑假，回到上海的钱锺书接到钱基博书信，让他前往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同时侍奉乃翁。虽有诸多不愿，但迫于家族压力等原因，钱锺书还是谨遵父命，秋季与友人结伴出发赴蓝田。蒋礼鸿和钱锺书为师院同事，互有赠答酬唱，参前揭拙文，此处函告夏承焘涉及钱氏，可惜不知何事。

1944年5月20日：“午后监考，阅《蓝田师院学报》，钱锺书数诗皆好，闻其人锋芒太露。”（第7册，3992页）《天风阁学词日记》本亦有当天记载，但删略了上引内容。《蓝田师院学报》实为《国师季刊》，钱锺书曾在该刊发表诗作多首，其中《何处》《将归》《孝鲁以出处垂询率陈鄙见荆公所谓无知猿鹤也》《更呈孝鲁》《简孝鲁索翘华夫人画》《入滇口号》《夜坐》《除夕》等经修改后均收入其晚年选定的《槐聚诗存》。

1947年1月27日：“见钱锺书一散文集曰《写在人生的边上》，纯是聪明人口吻，有时伤刻薄。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孝鲁并称二俊。”（第7册，4273页）本条《天风阁学词日记》亦有之，惟不见“有时伤刻薄”五字。《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初版，1946年10月再版。

1959年1月6日：“夕阅钱默存《宋诗选》，不选叶水心一字，讥为鸵鸟。（眉批：诗话。）”（第9册，5595页）此条见于《天风阁学词日记》，然前揭拙文未曾引用，失之眉睫。《宋诗选注》未选叶适之诗，钱锺书在给“永嘉四灵”之一徐玑所作小传中辩称：

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诗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钱锺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359页）

同年5月23日：“发钱默存、杨季康复，谢其惠书”，又说“复默存谢赠书”（第9册，5638页）。夏先生或是一时笔误，重复记载，《天风阁学词日记》即有前段而无后段。此节赠书覆函之因缘与《宋诗选注》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夏先生又受托写平反文章相关，旧文《夏承焘与钱锺书》于其事着墨颇繁，此处亦不多赘。

1975年8月14日：“午后二时，与闻访作铭于考古研究所，看北京新出土文物。三时余以小汽车往慈宁宫（前未来过），看各省出土文物，以金缕玉衣为最动人。两小时中，作铭殷勤指导。四时余同往学部，访钱锺书、杨绛夫妇，小坐即辞出。”（第11册，6669页）《夏鼐日记》同日有云：“下午偕夏癯老夫妇去北京市文物组，看琉璃河新出土西周铜器，又至故宫参观出土文物，最后访钱锺书（现仍住在学部）。”（夏鼐《夏鼐日记》卷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507页）夏鼐（作铭，1910-1985）也是夏承焘同乡旧友，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老当年7月底从杭州来到北京，即频频外出拜访友人，8月2日、13日均曾往访夏鼐，夏鼐亦于10日回访（参《全编》第11册，6664-6668页）。夏老与吴无闻先生14日在夏鼐陪同下参观出土文物，又至学部访钱杨夫妇。

三天后的17日：“午后五时，作铭偕史树青来谈马其昶解《天问》有创解。作铭约明晨八九时，同看自然博物馆。作铭带来钱默存函。”钱先生出身书香门第，雅知礼节，友人寄赠礼物或前来相访后，往往作书以谢，何况夏老更有《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一文的情谊，所以我们推想此函大概亦是如此，只不过遗憾日记中未能摘录其如珠妙语，但这或许又是夏老的谦逊美德了。

1977年7月31日：“王湜华来，托带恽老书札至杭州，并告何其芳逝世噩耗。”（第12册，6935页）8月1日：“晨散步，晤陈友琴，示吊何其芳诗数首，托其订吊唁何其芳花圈。”（同上，6935页）8月3日：“陈友琴来，约明早八时至其家共乘车参加何其芳追悼会。……拟作挽何其芳联未成：‘梦路三千，延水燕山在望。行年六五，与坡翁永叔同龄。’（此联未送。）”（同上，6936页）8月4日：“晨乘文研所车，与闻、友琴、冠英往八宝山，沿途遇唐弢、谢刚主、蔡仪、钱锺书夫妇等，在殡所休息室，晤圣陶、周扬、林默涵、齐燕铭、王朝闻、冯其庸、曹禺、吕剑等。与遗体告别时，与郭老、胡乔木把晤。中午归。”（同上，6936页）何其芳（1912-1977）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钱杨所在单位领导。夏先生也是文学所特约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会成员，此外与何氏亦不乏私交。钱杨、夏老此时都去为何其芳送行。

该年年初，在胡乔木的关心下，钱锺书一家分到了三里河南沙沟的房子，杨绛《我们仨》说：“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夬明同志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156页）。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中也有文字相近的一段，更指出了何氏去世的准确日期是1977年7月24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313页）。

关于钱锺书与何其芳的关系，受教于钱氏并曾多年共事的王水照先生也提供了“傍观者审”的看法。他在《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一文中说：“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间流行过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现在仔细想来，这话对两位都是一种误解。对钱先生的误解是双重的。”（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2020年版，22-23页）在《〈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中又说：“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的末尾感谢何其芳同志的‘提示’，初版作‘批评’，因而曾被误读为何先生对此书选目作过个人的行政干涉。其实，‘批评’在此处是中性词，意近评论、品评之类。何先生在古代组会议上说起过选目问题。他说：‘选思想艺术统一的，当然不一定要都说民生疾苦的。思想要广泛些，写风景、写爱情的都选。还是以广泛的标准来选。’这是1965年12月13日的会议原始记录。要之，钱、何共事长达20多年，关系极为融洽，文学所编的《衷心感谢他——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一书，书名用的是巴金老人纪念何先生文章的题目，而由钱先生题写。钱先生的‘感谢’也是‘衷心’的。”（同上，124-125页）

《全编》1978年5月6日：“下午……五时赴香港《文汇报》宴会。在座有茅盾、夏衍、叶圣陶、曹靖华、谢冰心、王力、钱锺书、杨绛、周汝昌夫妇、启元白、严文井、曹禺、秦似、周振甫诸君。金尧如、吴羊璧是主人。”（第12册，7015页）夏老还为香港《文汇报》三十周年写“西山爽气”条幅一纸，以为祝贺（见《全编》同年6月23、24日，第12册，7027页）。10月24日：“下午杨牧之来，金尧如托其带来香港《文汇报》记者所摄彩色照片两张，一张为予独照，一张为予同钱锺书对话照。”（第12册，7056页）另外，《大公报》亦有纪念活动，《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由香港大公报、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于1978年9月印刷出版，钱锺书《管锥编（选录）》与夏承焘《评黄彻〈䂬溪诗话〉之论杜诗》两篇大作赫然在列，紧挨相邻。

1980年6月10日：“任继愈（北大）、杨绛、钱锺书、冯锺芸（北大）皆住南沙沟。顾颉刚三里河南沙沟七号楼二单元一号。”（第12册，7229页）前已论及，钱锺书一家于1977年初搬入三里河南沙沟住房，该处专家楼中有不少著名学者，例如邻居顾颉刚在日记中就记载了散步时多次遇到钱锺书。

1981年2月7日：“阅钱锺书《管锥编》，博览与笔录之勤可惊佩。往年闻李颀谈钱君，谓海外同学咒其为人，亦甚可讶。”（第12册，7301-7302页）1979年，《管锥编》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夏老阅后既“惊”且“佩”。“文革”期间，海外谣传钱先生已经故去。1978年以来，钱锺书相继出访意大利、美国、日本，在海外刮起一股“钱氏旋风”，然后又成为各方竞相报道和打听的人物，旧日师友也纷纷接受采访或撰文回忆，但因为钱先生的狷介个性、昔年往事等也引起不少人侧目。

《全编》中关于钱锺书的内容，到此为止。可惜的是，夏老日记1981年6月12日至1984年12月12日手稿佚失，不知其间夏、钱是否再有交集？但回顾前述堪称丰富可观的记载，就像钱锺书一生兴趣浓厚、读过不下十遍的《西游记》中孙行者所说：“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