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时期的陈无言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知道陈无言先生的大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时中国内地刚刚改革开放。1978年，香港昭明出版社推出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三卷本（后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重印）。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推出刘绍铭先生主持翻译的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先后进入内地，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不小的震动，至少我个人读过之后产生了重新审视已有的内地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想法。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是先读到《中国新文学史》，再读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司马长风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的“跋”中感谢了无言先生：

在本书撰写中，陈无言先生不惜时间、金钱，蒐罗赐赠资料……均在此永志不忘。

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余字，但无言先生在司马长风先生一长串感谢名单中荣列首位，可见他对司马长风先生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帮助很大。这是我首次知道无言先生的大名，而且对无言先生产生了好奇心。

不久，我因研究郁达夫，有机会与郁达夫的友人、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郑子瑜先生取得联系。1984年，专攻中国修辞学的子瑜先生应邀访问内地修辞学研究重镇——上海复旦大学，约我见面，交谈甚欢。正是这次谈话，不但促成了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在内地出版，也促成我结识了无言先生。我向子瑜先生打听陈无言其人，他回答道：“太巧了，我们熟识。你研究新文学，他也对新文学入迷，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很熟悉，我介绍你们认识，对你一定有帮助。”这真令我喜出望外。

后来，我才知道，子瑜先生和无言先生都祖籍福建漳州，既是同乡，也是中学同学，友情甚笃。于是，经过子瑜先生牵线搭桥，我与无言先生联系上了，从此鱼雁不断。无言先生长我35岁，是我的师长辈，但他十分客气，一直称我这个小辈“子善先生”，无论是写信称呼还是寄赠书刊题字，都是如此，始终不变。

可以想见，我们通信的中心话题就是新文学，交流信息、讨论问题，互通有无。当时我需要港台地区出版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刊，他都及时寻觅寄赠；而他需要一些三四十年代内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我也在上海为他搜罗寄去。当然，他提供给我的大大超过我提供给他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和《赤地之恋》等张爱玲著作的香港初版本是他寄赠的，梁实秋在台湾出版的许多著译版本是他寄赠的，我成为《香港文学》作者之前的每期《香港文学》月刊仍是他寄赠的。特别是极为少见、可能是孤本的叶灵凤散文集《忘忧草》（香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11月初版），他也并不秘不示人，而是全书影印，装订成册寄赠于我。我后来将《忘忧草》全书编入《叶灵凤随笔合集》第一卷，书名就定为《忘忧草》（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从而使此书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可惜无言先生已经去世，未及亲见。

1990年3月，我首次赴港参加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那天下午，也是无言先生好友的方宽烈先生亲自到深圳接我，一并经罗湖过关渡海，直奔港岛北角敦煌酒楼，无言先生早已等候在那里，为我接风洗尘。那是一个颇为愉快的晚上，两位香港文史前辈与我这样一个上海小朋友尽兴畅叙。研讨会结束后，香港文坛友人又为我举行了一次难得的午宴，高伯雨、方宽烈、黄俊东、卢玮銮、苏赓哲、杨玉峰等位都参加了，无言先生自然也在座。饭后，无言先生不顾行走不便，执意与宽烈先生一起带我去神州、实用等旧书店访书，在神州和实用都留下了合影。第二天，香港另一位富于传奇性的作家林真先生赏饭，无言先生又与宽烈先生、俊东先生一起参加了。此后，我只要有机会到港，一定与无言先生和宽烈先生等欢聚，还登门观赏过无言先生的珍贵藏书。当年与无言先生的这些亲切交往，我至今历历在目。

无言先生在世时，我们见面话题太多，竟忘了向他请教经历，尤其是他何以会对新文学那么充满兴趣，乐此不疲。他1996年仙去，三年之后宽烈先生写了《专研三十年代文坛佚史的陈无言》一文，后又见告若干史实，我因此得以择要写入纪念小文《无言先生》中，现再作补充和修订如下：

陈无言，1913年生，福建漳州龙溪人，本名庄生，笔名陈野火、书丁等。1932年，他毕业于龙溪县立高级中学。此后，先后执教于龙溪的小学和中学，其间曾参加中学同学许铁如（彭冲）主持的“薌潮剧社”，参与剧本的编写，这大概是他迷上新文学之始。1937年起，他先后担任漳州《中华日报》《商音日报》的编辑。不久，因侵华日军逼近漳州，他远走香港，入正大参茸行任职。1940年，作家杨骚到港，因同乡关系借住陈无言处一个多月。差不多同时，他又结识了主编香港《大公报·文艺》的女作家杨刚。与杨骚和杨刚的接触，大概促使他进一步迷恋新文学，在此之前，他已在用心搜集“原版新文学书籍，以及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了。1941年以后，陈无言转而经商，奔走于浙闽粤各地，并且成了家。一说在此期间他又进武汉大学文学院深造。抗战胜利后，陈无言重回香港正大参茸行，任文牍和司账多年。离开商界后，他又担任过家庭教师，并为《明报》《新晚报》等多家香港报刊撰文以维持生计。同时，他也一直保持自己的爱好，继续出没于香港多家大小旧书店，致力于猎取新文学绝版书刊，逐渐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新文学书刊收藏家。

无言先生这样一份履历，当然一点也不显赫，但他对新文学的一腔热情却是完全出自内心，一以贯之。而且他不仅精心收藏，在搜书过程中，每有心得，也动笔撰文，与读者分享，日积月累，数量已相当可观。无言先生逝世后，我每次到港与宽烈先生见面，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言先生一生留下不少文字，但生前未能出书，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如何弥补呢？我们是否应该为他编选一本以作纪念？宽烈先生手中保存了一些剪报，后来寄给我，希望我在内地谋求出版，然而，我几经努力未果。再后来，我建议宽烈先生在香港申请艺术发展局资助，不料当时规定出版资助必须作者本人提出申请，但无言先生早已谢世，无法自己申请了，这事又一次搁浅。直到宽烈先生也与世长辞，这事仍无进展，真是好事多磨。而今，在无言先生逝世整整26年之后，经陈可鹏兄和黎汉杰兄的共同努力，《文苑拾遗录：陈无言书话集》终于编竣，即将问世了，岂不令我深感欣慰？

《文苑拾遗录》一书清楚地显示，从1977年到1987年的十年间，无言先生在《星岛日报》《明报》副刊和《明报月刊》上发表了近40余篇长短文字，写得这么多，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他介绍和评论的现代作家之多之广，更是令我吃惊，其中有许地山、刘延陵、梁宗岱、梁遇春、夏丏尊、罗家伦、罗皑岚、罗念生、罗黑芷、盛成、彭家煌、彭芳草、杨骚、王世颖、徐蔚南、傅彦长、胡春冰、袁昌英、顾仲彝、吴天、杨刚、冼玉清、何家槐、李长之、张天翼、徐訏、柳木下、周楞伽、马国亮、卜少夫、齐同、吕剑等位，甚至还有当代作家流沙河。其中约半数以上，大概直至今日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仍乏人问津，由此可知无言先生眼光之独到。他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边缘作家和失踪者一直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记得他曾开过一个拟访书的作家名单给我，除了上面他已写过的好几位之外，还有高语罕、敬隐渔、白薇、常风、张若谷、伍蠡甫、卢梦殊、李白凤、李白英、林憾庐、孙席珍等，从中应可进一步窥见无言先生的新文学史观。正如他自己在《从〈鲁迅全集〉人名注释出错谈到被当作一人的两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一文的“前言”中所表示的：

笔者一向有个心愿，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新文学作家。虽然他们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们总算在文学园地出过一点力，不应该被歧视以至湮没无闻。

笔者明知介绍名字陌生的作家，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吃力”是没有名气的作家资料不容易搜集，“不讨好”是写出来也未必有人欣赏。虽然如此，但笔者为了兴趣关系，总舍不得放弃。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工作颇有意义也好，有人认为是傻人做傻事也好，笔者绝不计较。

而且，即便是写许地山、张天翼等读者已经比较熟悉的作家，他也力图从新的角度切入，特别注重这些作家与香港的关联，写许地山就介绍他在香港时所作的《猫乘》，写张天翼就突出他在香港留下的文字，写胡春冰就强调他在香港的戏剧活动，写柳木下就梳理他在香港的写诗经历，而这些正是内地读者和研究者所知寥寥乃至完全不知的。

应该承认，在无言先生的这些文章中，我特别看重他对与杨骚、杨刚、吴天、柳木下等作家交往的回忆，因为这是他的独家秘辛，而且他很慎重，只是照实写出，不随便发挥。例如，他1939年在香港陪同吴天拜访了许地山、叶灵凤、戴望舒等名作家和木刻家陈烟桥，但只在《记剧作家吴天》一文中提了一笔，并未展开，很是可惜。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诗人杨骚在香港的时候》中提供的杨骚1940年回忆“鲁林失和”的第一手史料，极为重要，太重要了，故有必要照录如下：

“鲁迅写骂人的文章虽然十分泼辣，但当面对朋友发脾气却很少见。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鲁迅与林语堂发生冲突。两人本来是好朋友，不料因小小误会而争吵起来，几乎闹得无法收场。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北四川路一间酒楼，请鲁迅和许广平吃晚饭。被邀作陪的有林语堂夫妇、章衣萍、吴曙天、郁达夫、川岛这几位。那天我恰巧去探望鲁迅，因此也作了陪客。席间李小峰提起这一次版税事，得到迅师谅解，实在非常感激。不过，始终认为有人从中挑拨，这个人是谁，不必说出名字，相信大家早已明白。鲁迅听了这番话虽不出声，但面色已阴沉下来。大概林语堂没有留意，反而附和李小峰。说友松与小峰不但是同业，而且都是周先生的学生，实在不应该挑拨离间。这时鲁迅忽然站起身来，满面怒容并大声说：这件事我一定要向大家声明。我向北新追讨版税，是我自己的主意，完全与友松无关。林先生既指明是友松挑拨是非，就请他拿出证据来。林语堂料不到鲁迅有此一着，越想解释越变成争吵。于是两人各执一词，都不肯让步。后来郁达夫恐怕事情愈闹愈糟，一面劝鲁迅坐下，一面拖着林语堂往外跑，林太太自然也跟着走，当晚的宴会也就不欢而散。

平心而论，这一场误会，林语堂虽然说错了话，但并非有意。而鲁迅疑心太重，以为林语堂讽刺他被张友松利用，所以要控告北新书局。据我所知，当时张友松创办一间春潮书店，时常去拜访鲁迅，鲁迅曾托他代请律师，这却是事实。但张友松究竟有没有向鲁迅说过李小峰的坏话，那就不得而知了。”

文中的“我”是杨骚。无言先生虽是凭记忆写下杨骚的这两段话，但这事从发生到杨骚回忆相差不过十余年，并不久，而且是杨骚与鲁迅交往中两件印象最深的事之一，又打上了引号，应该属实可信。不妨把鲁迅1929年8月28日的日记作一对照：

小峰来，并送来纸板，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话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这就证实，8月28日晚不欢而散的这场宴席杨骚确实在场，杨骚回忆的出席者也与鲁迅日记一致（矛尘即川岛），杨骚确实是“鲁林失和”的见证人。当时因北新书局克扣鲁迅版税，鲁迅拟诉之法律，北新老板李小峰急请郁达夫出面调解，调解成功，故李小峰设宴感谢鲁迅和郁达夫，林语堂等都是作陪。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对这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争执，两位当事人，鲁迅只在日记中记了这么一笔，林语堂日记中也只记了一句，后来回忆鲁迅时也只含蓄地提了一笔，郁达夫虽在《回忆鲁迅》长文中有所提及，但都不及杨骚这段回忆翔实，杨骚所忆最为具体完整，基本上是和盘托出了。如果杨骚不告诉无言先生，如果无言先生不将之写出，这段史实恐也要像“兄弟失和”一样扑朔迷离了。只是我读到无言先生此文已在他逝世26年之后，无法再当面去与他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了。

无言先生逝世26年之后，我才看到的，还有他1986年所作的辨析彭家煌与彭芳草并非一人的长文。他撰写此文，我提供了彭家煌的《出路》、彭芳草的《落花曲》和《苦酒集》三书的影印本，还找到了彭芳草本人，这本来是我应该做的事，他却在此文中大大表扬我和感谢我，并且指出：“由于兴趣相近，大家虽然未见过面，但从书信往还中，彼此已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如此肯定我，这次读到，深受感动，其实我是受之有愧的。

与我认识的香港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同，无言先生并不在学院里讨生活，所以他不必受学院里种种清规戒律的约束，一直埋首于拾遗补阙，浸淫其中，乐在其中，写文章也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率性而为。他生前不求闻达，十分低调，平时走在香港马路上，就是一个普通和蔼的小老头。而今，不要说大学中文系学子，就是香港和内地大学里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授，又有几人知道陈无言这个名字？

20世纪60年代以降，香港除了有叶灵凤、曹聚仁、刘以鬯等既参加过新文学运动同时对新文学文献也大感兴趣的老一辈作家，又涌现出一批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新文学爱好者。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佼佼者有方宽烈、杜渐、黄俊东、卢玮銮、许定铭等位，无言先生也在他们之中，而且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无言先生，正像无言先生所说的后人不应该忘记名字陌生的作家一样。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