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作家陈忠实先生80周年诞辰，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问世也已经有30年了。这部被誉为状写“民族秘史”、展示“民族灵魂”的史诗性巨作，在经历了30年的阅读考验后，至今在人们心中保持着崇高的地位。作为一部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经典品相和独到魅力源自哪里、如何造成，依然是值得不断探寻和持续讨论的重要话题。

一、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白鹿原》是陈忠实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作家在小说艺术的道路上摸索了将近20年时间，直至《白鹿原》一举成功。陈忠实创作起步的1965年，是他文学道路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可以说，他比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更直接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卸除历史重负和挣脱旧思想的牢笼，对他来说显得更为艰难和漫长。在《白鹿原》之前，尽管陈忠实已经有了相当出色的创作表现，但依然没达到让他自己满意的文学高度。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瓶颈并非某些艺术上的短板所致，而根本上受制于旧的思想观念的禁锢时，他痛下决心开始了思想观念的自我“剥离”。这个在其他作家那里多被称之为“自我否定”的心路历程，陈忠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恰当的表述，即“剥离”。这样的表述凸显了思想裂变中血肉疼痛的感觉。

所以，陈忠实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启示，都源自他酝酿和创作《白鹿原》的这一“思维活跃期”，如他在有关《白鹿原》的访谈中所说，“我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

陈忠实的思想“剥离”是在成熟的理性思考中完成的，卸除因袭重担的过程也是作家“打开自己”的过程，由此在更为广阔的中西方文化视野中，拥有了博采众长的艺术胸怀。

他构思《白鹿原》时，文坛上正进行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这一代作家心中掀起巨大的风浪。阅读卡朋铁尔和马尔克斯，带给陈忠实的是“整个艺术世界发生了震撼”，真正体现在创作中的是两个方面的启示和教益：一是回到民族的文化传统，只有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获得灵感，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秘史”；二是必须从对“生活体验”的倚重跨越到“生命体验”的层次。大凡作家都要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生活体验，但仅止于生活体验则很有可能重复别人和落入俗套，写到底也只能是一个庸常的作家。而“《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何谁都无法模仿的”。

由此陈忠实更加专注于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专注于比拉美文明史还要更加久远深厚的中国秦地上的昨天和今天。而作家一旦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曾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建立起生命感应的通道，古老白鹿原上的历史人物就带着他们鲜活的人生故事纷至沓来，其中包括那些生命体验中的“非现实的一面”，从而达到对民族历史文化新的理解，也因此使《白鹿原》带上属于陈忠实的不可复制的艺术个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白鹿原》初版本书影 资料图片

二、寻找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陈忠实不再固执地坚守传统的现实主义，但也没有追随文学新潮而改弦易辙，包括在小说结构和叙述方法上也一直警惕盲目拿来和刻意模仿。事实上，阅读《百年孤独》曾让他觉得“一头雾水”理不出头绪，反而告诫自己《白鹿原》必须有适合自身的结构形式。学习外来文学经验到底学什么、怎样学，陈忠实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理性和定力。他说自己“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从《白鹿原》之前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已经可以看出作家更新现实主义手法的各种探索。到创作《白鹿原》的时候，陈忠实最想纳入长篇小说的，是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重新观照。他理解的艺术创新与文学个性，当然也指向叙述语言系统的重新建立，如他常说的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但根本上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背后潜藏着作家小说思想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就注定了陈忠实不会满足于任何艺术上的标新立异，更不愿意再走崇拜和模仿大家的老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陈忠实采取了总体坚守与局部变通的写作策略。从作品本身的显示看，他没有轻率地丢掉自己的文学根系。坚守传统主要表现在作家对民族命运的不远离，对宏大历史题材的不放弃，以及依然怀抱构筑艺术史诗的宏伟理想，依然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他相信现实主义具有非凡的自我艺术调试能力。在陈忠实看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的现实主义，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在于它仍然能够胜任个人化的叙事，仍然能够承载作家的异质性思考。

几十年的创作走过来，陈忠实深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读者群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熟悉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当他试图在《白鹿原》中进行更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验时，从未放下过对小说可读性的思考。也因此想把小说写得“不黏不混，清清白白”，不像读《百年孤独》那样“一头雾水”。《白鹿原》最终赢得了读者，成为文学性与可读性结合的成功案例，为纯文学走向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理想前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陈忠实事后多次说《白鹿原》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同时不忘说明他不再完全忠诚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对现实主义审美机制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调试，带给《白鹿原》新鲜奇异的艺术光彩，刷新了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固有认知。当年陈忠实鼓足勇气进行的种种创作探试，今天看来恰恰是《白鹿原》获得成功的关键。但不能忽略的是，陈忠实的艺术创新，既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也生长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系统中。比如拉美的“魔幻”之于中国的“神秘”，以及对近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发现；比如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唤醒作家的家族记忆，激活作家对白鹿原历史生活的丰富想象；比如由典型化人物塑造，转而探寻“人物文化心理结构”，推动作家挣脱类型化的文学窠臼，带来性格小说新的突破。所有这一切，证明了陈忠实的“打开自己”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白鹿原》是作家在艰难曲折的艺术磨砺中，全方位地吸收前人的思想精华与艺术经验而结出的文学果实，其中包括对当代文学传统的扬弃和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所以说，《白鹿原》有着融合的气度，既完成了作家对自身创作的全面超越，也代表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次时代超越。

1980年，陈忠实（左一）在家乡菜园和老农交谈。资料图片

三、在文学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矢志不移

陈忠实应该算是“大器晚成型”作家，属于无家学背景的“农裔城籍”。他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缺乏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他的文学知识基本上都是自学的，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登上文学的最高殿堂。陈忠实是怎么做到的？先天才情和后天知识修养的不足，并没有妨碍他的成功，艰苦跋涉、矢志不移成为最大的弥补。陈忠实的内心也深藏一份“史诗情结”，坚守着从文学前辈那里承传而来的至高文学理想，每向前一步，他就给自己立下新的文学标杆，直至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完成，突破的机缘来临时，也意识到了年龄的紧迫，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写一本思考民族命运的大书，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过去，以告慰自己一生的文学梦想。营造经典的梦想和野心，是陈忠实走向文学远征的巨大动力，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咬牙坚持下去，走自己认定的路，不辩解、不动摇，在不断的探索和自新中，成就了《白鹿原》的传奇。

陈忠实是勤奋的，又是幸运的。他赶上了自己生命中最好的文学时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背景，汹涌澎湃的多元文学浪潮，打通古今中西的文化隔阂，他得以全面吸纳知识营养，扩充精神库容，重新确认“自我”，重塑艺术个性。另外，陕西地域文化得天独厚，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尤其是当代以来的柳青、杜鹏程和王汶石，用他们的扛鼎之作为陕西地域文学奠基，新一代“文学陕军”在这样的文学土壤中迅速成长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的一群立志创作的青年人成立过一个名为“群木”的民间文学社，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陈忠实是这个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他后来写过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的文章，回忆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白鹿原》的诞生，同样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

所以说，每个作家，特别是优秀作家，都不是孤立的一个，其创作都在周边“场”的作用中。如果说时代社会的变革环境是文学生存的大场，那么地域空间里的文学社群，同行彼此间的砥砺前行，则可视为有意义的文学小场。文学经典产生的条件是多方面、复合性的，作家的个性化创造是一个关键乃至决定性因素。一个理想的文学时代，作家既共同成长又“和而不同”，自由的文学场域，有可能造就出卓越的文学个性，并催生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经典。

（作者：周燕芬，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