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郭沫若曾自称是中国的哈姆雷特，有着哈姆雷特的精神性格。1924年8月9日，在给成仿吾的信里，他说到了自己思想的变化，“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是只能做个产婆的事业的”，“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因为既要有相当的天才，也要有相当的物资基础。一旦物资匮乏，即使是天才也无法得到自由而完全的发展，特别是在内部要求和外部条件不一致时，就会生出烦闷和倦怠。当读到屠格涅夫小说《新的一代》，他就感觉小说主人公与自己的性格何其相似，既喜欢文学又轻视文学，既“亲近民众”又有“高蹈的精神”，虽对事物有所“怀疑”，但却“缺少执行的勇气”。由此，他做出结论，创造社同人们都有些“中国的‘罕牟雷特’”气质。这里，郭沫若把“烦闷”“倦怠”和“怀疑”“矛盾”心理看作是哈姆雷特性格和气质。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同名经典名剧，它诞生在16—17的世纪之交，正是英国文艺复兴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作为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曙光初现，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日趋紧张。莎士比亚将人文主义思想融入哈姆莱特的形象塑造，赋予其复仇者、批判者和思想者等身份，着力刻画他的思想矛盾和冲突，特别表现他性格上的忧郁、敏感和懦弱，虽不乏美好理想，但又缺乏现实支撑；虽沉湎于思索，但又得不到答案；想为父亲报仇，但又怀疑人生的意义；想扭转乾坤，但又犹豫不断，由此陷入怀疑、忧郁和孤独之中，担负着精神的折磨和情感的痛苦。这样，哈姆雷特在中外文学史上就成了忧郁与孤独、沉思与怀疑、矛盾和痛苦的典型形象，并与莎士比亚创作的其他文学形象一起共同成为文学史的经典符号，莎士比亚也被欧洲文学史誉为与荷马、但丁、歌德齐名的划时代作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全欧洲只产生了一个莎士比亚。而这样的人是不世出的天赋奇才”。美国新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莎士比亚就是经典。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莎士比亚对世界文学，正如哈姆莱特对于文学人物的想象领域：一种四下弥漫又不可限制的精神”。“哈姆莱特是文学宇宙的中心，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评价哈姆雷特形象的地位和影响似乎都不为过。钱理群曾描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个幽灵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到东方的“游移”，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世界知识分子拥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在鲁迅、周作人、巴金、张天翼、曹禺、何其芳、废名和穆旦等一大批作家身上及其创作里都或多或少有着唐吉可德和哈姆雷特的影子，就是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特’”，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的现代作家都与这两位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在钱理群所列举的一长串作家名单里，没有提到郭沫若，那么，哈姆雷特的东移是否对郭沫若有影响呢？这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众所熟知，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受到了中外诗人的影响，外国的如泰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歌德等。虽然莎士比亚也是诗人，但郭沫若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歌。尽管如此，他对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形象还是非常熟悉的。1904年，林纾和魏易将兰姆姐弟所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为《吟边燕语》出版，收录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本事20篇，《哈姆雷特》被译为《鬼诏》。后来，有人根据这些戏剧故事改变为话剧上演。郭沫若说林纾小说对他“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喜欢林译司各特小说《艾凡赫》，“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对《吟边燕语》也“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1921年，田汉也翻译了《哈姆雷特》，译名为《哈孟雷德》，刊于1921年6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同时附有译序、代序。他说：“译此剧时，态度颇严肃而慎重”，并将剧作第二幕第二场哈姆莱特批判世界“荒凉”和“灰尘”的一段台词作为“代序”。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郭沫若和田汉、宗白华1920年的通信集《三叶集》，郭沫若翻阅《少年中国》杂志后，在给田汉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想接着写下去时，因为白华又寄来几册《少年中国》，我饱读了一阵，又夜深了”。显然，郭沫若应该是读到过田汉翻译的《哈孟雷德》。1924年，他在谈论“整理国故”问题时指出，研究只是“既成价值的评估，并不是新生价值的创造”，所以，“研究沙士比亚与歌德的书车载斗量，但抵不上一篇《罕谟列特》和一部《浮士德》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郭沫若的兴趣不大，但作为伟大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却是郭沫若无法绕开的对象，只是他自己并没有像诗歌写作那样主动明白地表露出来，当有评论说《屈原》有着“莎士比的风味”，像《罕默雷特》，他才回应“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却无法指出“究竟是那些地方像”，“拿性格悲剧的一点来说，要说像《罕默雷特》，也好像有点像，然而主题的性质和主人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像”与“不像”，是文学接受和影响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不可避免也无须指责，只是一个模仿和创造的“度”的问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棠棣之花》也借鉴了《哈姆雷特》的情节结构，《孔雀胆》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主题构思上与《哈姆莱特》亦有相似的地方。这表明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与《哈姆莱特》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创作对象的构思和立意，往往与创作主体的选择有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沫若同样有着与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相似的精神气质。

郭沫若时常给人以性情冲动、敏锐机智、兴趣广泛、精力旺盛、想象丰富的印象，有性格的变动性和多样化，情绪的矛盾性和极端化特点。这既是郭沫若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而且优缺点还混合在一起，优点是热情、天真、不虚伪，缺点是少节制、变化无常，犹如翻筋斗。事物本身也有两面性，“热情”既可能是革命的热火，也可能是浪漫谛克。郭沫若对自己有过鉴定和判断，他的性格“偏于主观”，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想象力”比“观察力强”，“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当“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冲动和激情都是主观性的表现，也带来了他的善变和多变，虽不是出于投机，但也多于矛盾之中。1958年，他总结自己在1920和1930年代的“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有些话说得好像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实际上，思想的混乱和矛盾不仅是1920年代，而是伴随了郭沫若一生，不仅仅限于思想观念，还包括情感心理。他曾评价王阳明的思想有“不能调和的矛盾”，他自己也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他曾主张个性和自由，但在“水平线下”的现实里，又认为个性和自由“未免出于僭妄”。郭沫若的思想和情感常常是矛盾的，他对文艺的看法也是如此，既主张艺术的无功利性，“无所谓目的”，又主张文艺可作为“促进社会革命”的“宣传的利器”和“留声机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可谓是应时而变，顺势而为之论。

二

这样的不断变化也给郭沫若带来了不少困惑和痛苦。北伐时期，郭沫若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骂过蒋介石，1937年9月24日，抗战归国后，当他再次见到蒋介石时，却说“蒋的态度是号称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面前不知不觉地手足便要战栗，但他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北伐时是这样，十年来的今日第一次见面也依然是这样。这使我感到轻松”。他为自己的礼遇而高兴，也让人看到了他的多面性。郭沫若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争夺的文化资源，他审时度势，选择自己应归附的政治权势。1941年11月，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纷纷举行庆祝郭沫若50华诞的活动，盛况空前，被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活动。周恩来发表《我要说的话》，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向导”，“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由此确立了他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的地位。但是，沈从文却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这与一般的表述不同，与“尊敬”并列的是“同情”，让我们看到沈从文的评价也是够狠的，一个词就把想说而没有说的全部说出来了。

1948年，郭沫若离港北上前夕，他在客人家里看到养在玻璃柜里的金鱼，触景生情，即作诗一首：“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大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欣喜之情跃然纸上。从1950年开始，郭沫若就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新中国的各类政务活动，担任要职，创作了优秀的言志之作《蔡文姬》，当然，也创作了大量表达政治意愿、显露政治姿态的诗歌，但他自己还是清醒的，如时人对《新华颂》多有赞誉，而他自己却认为没有多少新意，“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老掉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后来，他更是身不由己，围绕权力运转和社会变迁而处于自愿与被迫、自豪与恐慌、兴奋和无奈、感激和厌倦的夹缝之中，不得不模棱两可，左右逢源，虽讲究有经有权，但毕竟要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甚至唯唯诺诺。

当然，郭沫若也是一个很有表现欲望的政治人物和诗人，喜欢趋时跟风，如《百花齐放》的创作。为了表现大跃进，从1958年4月3日到6月27日，他以每天平均10首写作速度，像一架诗歌生产机器一样，虽有高昂、奔放的情感，但却不加节制，泛滥成灾，成了苍白的说教，艺术上也是粗制滥造，缺乏变化。郭沫若还算明白人，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做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实际上，郭沫若在多数时候都是清醒的，即使在亢奋不已的时候，他也知道：“尽管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可是这新社会中也会产生它的阴暗面”。在郭沫若的内心一直珍藏着文艺女神之梦，他想放开写他喜欢的诗作，但现实又让他很无奈：“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随着年岁的增长，加上生活的政治化，写诗的无力感更显强烈，他自己也承认，“近年来我常感到自己确是走入老境，心里也在发急。我想写诗的时候，每每苦于力不从心”。他甚至还彻底否定了自己。“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后，觉得空虚得很”。如果说“毫无成就”，没有一篇满意的作品，或许还有一点自谦的话，说“空虚得很”就让人颇有些意外了，但又显得特别真实。在常人感觉多么光鲜的背后，却隐藏着只有郭沫若自己才能感受到的“空虚”，这也可说是另一种刻骨的真实。但郭沫若的思想和感觉也并没有完全僵化，偶尔也能写出像《骆驼》《波与云》《西湖的女神》和《郊原的青草》这样的纯净优美之作。如《西湖的女神》：“据说西湖里有一位女神，/每逢月夜便要从湖心出现。/游湖的人如果喜欢了她，/便被诱引向湖底的青天。//今晚的湖上幸好没有月，/我没有看到西湖的女神。/不是我被诱进西湖的水底，/是西湖被诱进了我的心。”又如《波与云》：“碧波伸出无数次的皓手，/向天上的白云不断追求。/白云高高地在天上逍遥，/只投下些笑影不肯停留。//白云转瞬间流到了天外，/云影已被吞进波的心头。／波的皓手仍在不断伸拿，／动荡不会有止息的时候。”读这样的作品，你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郭沫若写的吗？它们的确是郭沫若写的，还公开发在1957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这就让人甚感意外了。

郭沫若依然有着诗人的真实感觉和独特想象，特别是当他独自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美景”拨动着他的心弦，并产生了曼妙的诗意。也许正因为他虽有诗意的感受，但又无法自由而真实的书写，这更平添了他的自责、悲哀和无奈，愈到晚年，这样的嗟悔之感也愈为强烈。正如学界对郭沫若的多才多艺褒奖有加，说他的精力和才气，“不限于某一种学问，有如大地喷出的清泉，银花翠滴，心溅各方”，“每一方面都有深入的造诣”和“伟大的成绩与贡献”。而他对自己的多面身份却深感愧疚，有着不可言说的悲哀。“几年来我简直把笔砚抛荒了，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别人依然把我当成为‘作家’，又是‘学者’，其实我这个两栖动物实在是有点惭愧了”，而“深深感觉着自己是走入老境了”。“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为自己名不副实的诗人身份而悲哀，更为“生活中缺乏诗意”，但又不得不写诗而痛苦，虽有“自知之明”却不能自救。于是，他想逃避，“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迎来送往，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的确，四面出击，精力分散，也就难以做到精审深入；加上公务缠身，更易心浮气躁。郭沫若的 “告老还乡”应是一个历经风雨者最为本真且原初的想法，处庙堂之上的郭沫若在此时只想做一个真实的老人。

三

郭沫若一生同时或交替担负着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等不同的身份，处于多重社会权势和场域的矛盾之中，他时常陷入社会变革、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的冲突之中，尽管他擅长思想变幻和语言装饰，拥有开创者的勇气和战斗者的毅力，也有逢场作戏的机智。相对而言，只缺少持久的耐心和理性的反思，多情绪变动与心理的波折，弱于拷问人性的迷惘与复杂，逼视精神的忧郁和孤独。郭沫若与哈姆雷特形象在精神气质上则是形似多于神似，貌合而神离，缺乏真正的精神沟通和灵魂的融合。他没有精神的焦虑和孤独，忧郁也只是临时性的，这样，郭沫若也就失去了哈姆雷特气质的真正内核。众所周知，哈姆雷特在生与死、复仇与怀疑上陷入了犹豫、自责的悲剧性困境，但他却始终保持理性的沉思。他的那段挣扎于“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的独白，即忍气吞声“活下去”就要忍受世间的“嘲弄”和“凌辱”，“不活”就要选择“死亡”，“死，就是睡眠”，死亡虽然是痛苦和矛盾的结束，但一了百了仍然是个梦，因为未来也不可知，由此，哈姆莱特才陷入了犹豫不决。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已知和未知的一切。忧郁、犹豫、痛苦成为哈姆莱特的精神气质，在它们背后，最为重要的是怀疑精神，由怀疑世界到自我怀疑，才带来了他的犹豫和痛苦，带来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以及负罪感和漂泊感。屠格涅夫就认为，在哈姆雷特身上，有怀疑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对抗，思想与意志的分裂，以及由怀疑产生的虚无， “他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这才有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性的一面”。赫尔岑也认为：“哈姆雷特的性格达到了全人类普遍性的程度，尤其在这怀疑与沉思的时代”。正是有了怀疑的沉思，或者说沉思的怀疑，才让哈姆雷特的忧郁和自责超越了普通的情绪层面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成为有智慧的痛苦。

郭沫若的性格气质主要还是蜷缩在情绪世界里。他曾经创作了一篇小说《矛盾的调和》，叙述因为上海的牙医收费贵，“我”怀有身孕的妻子正犯牙病，因无钱诊治，疼得打滚，而“睡在地板上”。有朋友来访看望妻子，“我”感到窘迫而紧张。恰好曾留学美国的朋友夫人穿着高跟鞋不方便，日本风俗却是上楼需脱鞋，“两种全部不相容的风俗，在这儿却恰好融汇起来解救了我”。由此，“我”想到了孔子赞扬子路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事”，“我”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也有道德的羞耻之心，它们虽存在矛盾，却终以调和的方式得以解决。这或许是一个发生在郭沫若身上的真实故事，但也可看作郭沫若如何消融思想情感矛盾的方法论。虽然郭沫若常常处在矛盾和冲突之中，但他并不执着于精神的痛苦，而是在外部世界中寻找机会，只要能加以“调和”，哪怕是偶然和巧合，却也能化解个人与他人、事实与意图、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矛盾困境。从这个角度上，郭沫若的矛盾痛苦多为主观想象，自设难度，解决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没有鲁迅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痛苦，没有妥协的可能和始终放不下的精神负担。

对此，郭沫若从“时代与人”和“存在与思想”的关系上作过解释。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心理“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干扰，“研究些学问”虽然是“理想的生活”，但仍需要最低限度的“糊口的资粮”和一份“安定的精神”，“没有安定的精神生活决不能从事于坚苦的学者生涯，决不能与冰冷的真理姑娘时常见面”，“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了”。生活的窘迫让现代的郭沫若失去了精神的稳定和职业的执着。他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代，新旧的更替如“出水的蜻蜓”，“要脱皮真是艰难”，“难保不会僵绝在芦梗上？”他的不纯粹和驳杂性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即便是他所具有的诗人、革命者、学者、政治家等不同身份也有了理解的理由，说是为了谋生也好，还是为了求名也罢，都有他说不出的苦衷。每当他说：“好些朋友到现在都还称我是‘诗人’，我自己有点不安，觉得‘诗人’那顶帽子，和我的脑袋似乎不大合式”，这不是自谦，也不是违心的话，而是情理之中的事实。对后来者，也不必抱有过多的责备和愤怒。

当然，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它并非能完全决定或改变每一个人，也有不乱方寸者，只是郭沫若有着独特的精神性格，因其主观冲动而使之然。所以，当他宣布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把以前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的时候，他实际上仍然还处在一种“郁闷”和“倦怠”之中。所谓“改变”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真实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郭沫若诗人般的情绪和冲动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行为，更是一种语言方式。就是写作逻辑性的理论文章，郭沫若也喜欢采用抒情性的表达方式。如《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文章一开始就写道，“中国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破廉耻的政客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搏弄。我们渴望着平和，我们景慕着理想，我们喘求着生命之泉。”落实到五四新文学，他的看法是：“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最后，他以抒情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即“黄河与扬子江系自然暗示跟我们的两篇伟大的杰作。承受天来的雨露，摄取地上的流泉，融化一切外来之物于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血液，滚滚而流，流出全部的自我。有崖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至于“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这就要依靠读者去意会了，可能是一种粗犷恢宏的文学，是有气魄和力量的文学。当有人批评他的诗歌写作有如喊口号，他则直接宣称就是要做诗歌的“标语人”和“口号人”，写“高雅文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这就有些情绪化了，如同与人斗嘴赌气似的。

英国的基托认为莎士比亚“是和希腊人一样，想用个别事件说明问题的普遍性”。他所揭示的悲剧是“复杂的，扩散性毁灭”，表现人身上所具有的“罪恶的品质”，“一旦发动起来，将吞噬自身以及它能接触到的一切人物，直至罪恶自告终结”。哈姆雷特表面上也有这样的思维逻辑，但他的精神气质主要不在犹豫和忧郁的情绪，不在家族复仇的冲动，而在理性的怀疑和探究，在对“人世”“宇宙”和“自我”的彻底怀疑和否定，在于对 “个人”理想主义和“自我”浪漫主义的超越。郭沫若的精神情感心理却缺乏这样的特点，尽管他自比哈姆雷特，学习借鉴莎士比亚。

1940年代《屈原》问世，有评论说，将它与荷马《伊利亚特》，歌德《浮士德》和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放在一起，“亦毫不逊色”。但郭沫若终究止步于哈姆雷特形象的理性和怀疑精神，也悖离于莎士比亚戏剧所表达的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这或许也是钱理群不将郭沫若作为哈姆雷特“东移”现象进行考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郭沫若拥有并承受着哈姆雷特相似的迷惘和痛苦，但却失去了内心的纠缠、精神的自审和理性的反思，所谓的矛盾就失去了持久性，痛苦也变得有些轻浮，无法深入到人性的叩问之中。由郭沫若与“哈姆雷特”精神气质的相关性，也可窥探到郭沫若与莎士比亚的关联。在我看来，郭沫若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调理中和，直至圆融而通透，只是在现实社会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