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陈崇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自觉成长。一方面，是去呈现那些生养自己或者令人着迷的现象世界，在他的文学版图上所发现的名词，如“潮汕”“科技”“新南方”等，都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学精神及气质；另一方面，是去慢慢摸索呈现世界的方式，先锋文学后的青年作家有着来自“技术”上的压力与蛊惑，他的写作也在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尝试中驾轻就熟。写作是他日渐信赖的一种直面当下又朝向未来的路径，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们足以相信经验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成为一个作家

苏沙丽：崇正兄好！我看过你跟陈培浩、李德南、唐诗人等几位批评家的对谈和一些相关报道，从中知晓一些你的成长经历。我想，在你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有些节点应该是很重要的，比如辞掉教职去做编辑、去读研究生等，还有一些或许是内心的隐秘，比如某种野心吧？作为同龄人，我们的人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文学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某种点灯的作用。你终成为一名作家（这是我一直钦佩的一种职业与身份），而我从事的是文学研究工作，你的作品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是多么有趣的一种缘分。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自己手中的笔，并且坚信它会给你带来改变呢？

陈崇正：写作的人，谁不是在自负和自卑之间坐跷跷板呢？一个人的写作越到后面，越免不了自我怀疑，特别是面对巨大的时空之时，那种虚无的感觉就出来了。其实，很多人并不看好我的写作路数，他们反复告诫我继续这么写的话很难拿奖，很难融入当下文坛的主流创作。我感谢这些善意的提醒，但没办法，我依然希望通过镜像和寓言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若要说自己找着了门道，那大概是2009年前后，我开始意识到写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徘徊，直到2009年写完《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这个短篇小说后，我的创作路径才逐渐明晰。我当时开始思考：一个作家到底要干吗？哲学家干的事情我们不能干，历史学家干的事我们不能干，语言学家干的事我们不能干，作家就应该干作家的事情。那么作家应该做什么才能穿透生存的感觉？“生存感觉”这四个字其实是很混沌的，它并不是明晰的，它指向的是一种生活的寓言。这其实就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这是我最初的一种顿悟，发现这才是我的“道”，从那一刻起我不再那么迷惑。

苏沙丽：当代文坛中50、60后作家，以及更多的前辈，在他们的心目中，作家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言说及角色担当。作为一个从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到现在的研究者，我依然认可这样一种理念，也认可文学在我们精神生活里有着某些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你的观念里，是如何理解这份作家的荣耀、职责与担当？在你成为一名作家后的今天，对作家身份及职责的认识与之前相比有什么改变？

陈崇正：一个作家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是一个谜。在这个谜中，也有诸多答案。我认为作家必须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作家不能太佛系，必须参与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去。一个作家最怕的是自以为对这个世界看得透彻，其实不过是闭门造车。相比之下，那些选择沉沦于生活的作家可能会有大成就，如果太清醒了往往一无所得。因为你一直保持清醒，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警惕和审思，那你只能在空气中穿行，没法在土壤里面生长，也就不可能开出洁白芳香的莲花来。作家是飞鸟，当然不能因为污泥弄脏了羽毛就放弃飞翔。飞翔是天职，如果因为羽毛脏了就选择死在泥里，那才是一个大笑话。

苏沙丽：去年你作为志愿者到白云机场加入抗疫的行列，我能将其理解为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吗？当然，这种使命感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许也还有作为一个作家去了解真相体察现实的命运感。

陈崇正：只是顺着时代走吧，成为许多人之中的一个。作家只是手艺人，并不见得高人一等，更没有比其他人更聪明。我内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历练，能更好看清这个时代。古人云，不虚美不隐恶。要做到如此，还是得弯腰去做事，抬头发呆时才能想明白一些道理。

写作的经验、方法及思想

苏沙丽：从你目前的创作来看，《半步村叙事》《碧河往事》《美人城》《黑镜分身术》等这些作品，涉及乡土、都市、科幻。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明显魔幻现实色彩的，看得出你对题材的开拓，表现现实的方法及叙事技巧有着比较自觉的探讨，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些新风格新尝试，对此你怎么看呢？每次创作会给自己一些创新的压力吗？

陈崇正：有一阵子我很迷恋平行宇宙，越了解越觉得它像玄学。最前沿的一些科学研究，越看越觉得跟我们这种古老的对这世界的想象形成了一种神秘的呼应。比如一念一宇宙之类的，跟潮汕人对神巫的理解又有某种很戏剧的暗合。如你所知，漫威经常会把一些神话改造成科幻或玄幻电影，把这两者综合在一起打通了。我所理解的科幻不是很炫的科幻，它可能很土，是带着土地气息的那一种科幻，就像田野站着一个机器人。对未来的想象必定不止一种形态，其中土味的科幻也可能更接近真相，而不是我们原先设想的光怪陆离，一切变得光鲜亮丽。就像当下的这种城乡结合一样，未来世界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交融在一起，有最先进的技术，也有最落后的生活方式，这种撕裂将一直存在。一个人如何活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当下进行推测。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App里面，都有不一样的维度。人的一生又如此短暂，你还要去跟别人相处，同时你还拥有一片虚拟空间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多东西已经慢慢地变得分裂，又还要面对荒诞。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世界是折叠的、破碎的。我们活在大数据的推送中，活在大海一样的短视频里面。我们被塑造、被灌输、被大数据所操控，然后又在喂养大数据，但是我们又需要它。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所写的当然是关注未来，但其实我所写的也是我们无所不在的当下。

苏沙丽：我在大学也教了两年多的写作课，常常会要讲到作家文学世界所呈现的经验现象，也就是写作素材的来源。你能否具体地说说目前写作的经验来源呢？

陈崇正：我这些年主要关注的是潮汕平原上的血脉传承。潮汕人很讲究传宗接代，血脉传承是我作品中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这种生命的承接，其实很复杂，不单单是简单理解为潮汕人爱生小孩。从血脉传承的角度去理解潮汕文化，我从中归纳出几种特质：一种是面对大海的求险。海洋让潮汕人有海盗精神，有冒险精神，并由此衍生出叛逆和创新，比如当年涌现的左联作家和彭湃的革命，比如五条人乐队的反讽气息。海洋的高风险带来高回报，同时这种风险所带来的，就是会使人有一种生命的急促感和焦灼感。所以要赶紧生个小孩，要不然有可能出个海命就没了。你会发现其实越是海边的对于生小孩会越执着。这是天然的、冒险的、反叛的、创新的海洋性所带来的。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种特质是面对物质的求实，潮汕人生活在整个潮汕平原上，物质条件相对富足，这里是岭东的粮仓。潮汕人的祖先在战乱中迁徙至此，重建优渥的生活，他们会拼命维持这种没落贵族的生活方式。这种维持比如说是带有贵族气质的生活习惯的传接，它自然就会召唤出一种内在需求，就是必须有子嗣来继承家业。潮汕地处偏远，历史上相对太平，如果天天兵荒马乱，哪有时间生小孩？第三种特质就是面对未知的求神，对祖宗和神明的敬重。宗族祭祀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我以后成为祖宗怎么办，所以就有特别重的香火传续的压力，这是由宗族文化或者信仰所带来的动力。这三种需求和动力导致潮汕人的整个生命烙印中将传宗接代当成使命。我觉得这样一种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很特殊的，求险、求实、求神这三个特质刚好融合在一起，就如三片花瓣。这三片花瓣可以推演出潮汕平原的所有文化。比如我们饮食当中的各种粿，其实是跟祭祀有关。比如工夫茶作为潮汕人普遍的生活习惯就跟贵族优渥的生活条件有关。我们的下南洋的历史，红头船和侨批等文化印记，捕鱼前拜妈祖和祭孤魂野鬼等生活习俗，这又跟冒险有关。这三个维度可以说是串联起了潮汕的所有习俗。这三个特质和维度不断在我的小说中轮番渗透。我刚刚说“六经注我”，其实就是“潮汕助我”，我不会为它而写，我会分析它，我会去看穿它和琢磨它，我不会专门去写潮汕，我没必要专门去写潮汕史。我是需要拿把手术刀去肢解它，去分析它的化学成分，在我眼里边它慢慢地就变得没有优劣之分。年轻的时候我是瞧不起这样的文化，我叛逃，从内心反叛，认为这样的文化应该被遗弃，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不应该这么看待这一片土地。我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标本，我应该去剖析它。那么在剖析完以后，我就发现这样一个标本在当下呈现出错乱和零落的状态。潮汕文化其实只存在想象当中，是每个潮汕人的共同想象，然后外面的误解加深了这种想象。潮汕文化应该有一个另外的真相，有一个本我，有它更真实的一面。应该拂去那些东西才慢慢知道那是它的本相，你不应该只是附着在上面。然后你去反观，便会发现潮汕文化又是神奇的存在，它很奇特，有很强的兼容性。比如我之前在另一篇文章里便提到过，一个在深圳敲代码的人第二天就跑回潮州祭神拜祖宗，这个情景并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昨天他可能还在敲代码，讨论元宇宙、无人机和比特币，但是两个多小时的高铁回到潮汕以后，他就拜神去了，这是同一个人，也是许多潮汕人的日常。它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潮汕是不同的。或者说，有一个更破碎的潮汕，有个更具体的、更贴近每个人的潮汕，所谓的潮汕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包括村里一辈子都没坐过电梯的老人，包括菜市场里奔波的潮汕人，是他们拼接成了潮汕。

苏沙丽：那么，你所经历的记忆的是如何变成虚构世界中之一种？

陈崇正：我们能看到的生活现实就是一个流动的镜像。比如在广州，在这里生活的不单单有潮汕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不同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汇聚到这个城市。每个迁徙者都有一个故乡。跟以前沈从文所面对的故乡是不一样的，他的故乡是湘西，湘西就这些人，是固定的。沈从文的田园牧歌也是凝固的。莫言的故乡也是凝固的，当然高密东北乡有流动的历史，但回望时可以理解为静态的流动。然而我和许多迁徙者的故乡是流动的，我潮州的老家也是流动的。现在回去也是觉得故乡变得天翻地覆，很多人离开又回来，还有很多年轻人都走了，也有一些新的人融进来。当然，潮汕地区还是有一些沉淀，有一些凝固的时间和传统，但更多的依然是变化。时间的节奏不同，记忆也就不同。所以，应该如何去书写潮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自己是潮汕文化的反叛者。我后来采用的方式是把潮汕文化拆分为不同的元素，然后在写作中去重构潮汕，所以我的潮汕的故事是渗透型的，我不是在里边渲染潮汕文化。我认为有一个另外的潮汕，它是不应该是附着于这片土地上面，而应该是飞腾的、超越的、穿透的。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在国外的潮汕人，写他们身上的潮汕影子。在外地的潮汕人，他们也在思考和批判。在故事里，我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呈现潮汕人的精神。你说需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潮汕呢？我认为是不需要的。写一种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法像沈从文那样去呈现了。想要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或者像镜子一样完整地映照，这种写作在我这里不存在，已经不可得了。我只能是一面流动的镜子，不断移动的镜头。我面对的东西同样是不断移动的，所以我相当于是用移动的镜子来照流水。如此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完全静态的镜像？所以一种静态的写作我认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所面临的当下，变革是如此激烈，写作的媒介又如此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更应该想的是如何突破现实的限制。当然，我理解有一种声音说，越民族的会越世界，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神话。作家写作有不同的路径，有人在禅修，有人在格物致知，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更应该是在一种流动的、跳动的、飞腾的姿态中去感受生活场，感受这个时代的变迁。

苏沙丽：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有觉得写空、被掏空的时候吗？从《半步村叙事》的创作一直到现在，有感觉到所谓的疲乏或瓶颈期吗？你是如何调整呢？

陈崇正：《美人城》上下部和《悬浮术》，是我目前完成度比较高的作品。瓶颈期一直都有，其实现在就是，画画确实很解压，但重要的还是要做一些案头工作，通过阅读做一些准备。比如最近我就查阅了很多关于明朝的历史资料。

苏沙丽：作家是以形象化的文字来表现世界，呈现的也是世界的图像，这背后我想多少都是作家对于这个时代社会、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个看法并不一定清晰完整。也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里的思想理论痕迹是比较明显的，你平常会对一些理论研究感兴趣吗？在准备一部作品的创作时，会阅读一些社科研究甚至是科学研究的书籍吗？我很想了解作家创造形象世界背后的思想理论储备。

陈崇正：作家应该更多靠技术自觉，与理论储备相比，我觉得写作坐标更为重要。比如“新南方写作”便是我重要的写作坐标。2018年前后，许多人的目光看向南方以南，赞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开始反思在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文学的坐标却是倾斜的，南方以南的文学存在被遮蔽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南方以南文学何为，思考南方以南的文学的存量和增量，有哪些特质和共性。所以“新南方写作”提法其实就是为去遮蔽。长期以来，文学的南方往往到江南为止，南方以南自古以来都是荒芜之地，是官员被贬之地。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是时候刷新一下屏幕，重新看一看新南方的文学生态。比如，我们经常说潮汕是省尾国角，是一个遥远的边地，但如果把海洋考虑进来，坐标就不一样了。海洋在地图上看似乎一无所有，但在现实中它是波涛汹涌的，在历史上它充满了各种故事，多少潮汕人在惊涛骇浪之中讨生活，红头船的远征代表了未知的维度。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其实粤港澳大湾区是很中心的，应该是在一个更大的华语写作圈的中心，是腹地，而不是一个边缘之地，更不再是一个流放之地。它不是旅程的结束，而是重新开始的可能。“新南方”的提出是希望更多的写作能够被重新看见，它试图告诉大家不应该用老眼光看待中国文学，而应该是有国际视野的大格局。新南方在中国最前沿，这里有最新的科技，有最新的生活方式，有蓬勃的经济体，有斑斓的文化景观，也有各种改革探索，有不同的人在这里生生死死。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一个召唤，也很高兴看到更多的人加入了讨论。对我个人而言，这样一个概念也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写作方向。

苏沙丽：是的，如你所说，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一个召唤，我自己个人在这些年的文学观察中，也确实发现了这一地域及精神特质所应当给予的关注与书写，目前的中青年一代作家在对南方展开的想象时，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学质地。那么，谈完了理论，再来说说你比较喜欢的作家吧。

陈崇正：这就不得不提王小波了。王小波带给我的是一种可能性的哲学。王小波的小说充满了不同的可能性。王小波给我最大的文学财产，就是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让我明白小说是探索无限可能性的一种艺术。小说应该是不断地假设，不断给出参数，再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是我对他的一种学习，可能这种学习还不尽然掌握。其次当然是先锋作家这一批。当下活跃的青年作家多数受惠于先锋小说这批作家，包括苏童和余华等一批前辈作家，对他们的阅读是必修课。先锋文学之后，整个汉语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先锋的洗礼，我们现在的汉语写作可能是另外的面貌。先锋作家对汉语写作的语言句法、表现形式、叙述方式进行了改造之后，我们的整个中国文学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对我们这一批80后而言，他们先锋小说这一波高峰确实在前面设置了一个难度，到现在为止，这个难度还没有被超越。现在谈中国文学，依然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同时代的作家还在他们的阴影覆盖中前行。

关于写作、关于未来

苏沙丽：去年你出版了一本关于写作的书《向蜘蛛学习写作》，之前还出过一本《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这一看就是教师出身，为学生的写作问题操碎了心。那么稍稍总结一下，从一个写作者到一个作家，可以怎样做到？虽然你现在依然是青年作家，但并不妨碍给更年轻的作家一些建议。

陈崇正：我向来有好为人师的毛病。现在多数青年作家都生活在城市里，如果要说建议，那么我建议多了解一下农村和土地。整个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土地，土地决定了所有生活方式，到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跟土地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写作，你如果不懂农村，不明白农村所代表的是更本质的生活，那你将没法读懂中国。同理可证，即使发展了科技，即使拥有了最尖端的技术，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边，跟乡土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是不会被剥离的。中国文化是有根性的，比如生命存续的话题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性。一个作家如何想象当下的生活，如何想象未来的生活，让想象力抵达的过程中就要赋予想象力一种质感，这种质感更重要的是要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土地上所承载的历史，土地上的生存感觉。科幻作家刘慈欣写未来的人类生活，他采取的手法是不断让人物休眠，然后将我们所熟悉的带有土味的人物放到遥远的未来。这些人物带着当下的伦理，剥离就没意义了。无论是从我们现实或艺术的维度，或者说从科技有效性的维度，其实选择一种田野上的未来主义，可能还是更贴近时代，更符合想象中的真实。

苏沙丽：几年前我们对你的小说作过研讨，那时觉得你就拥有了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从这几年来看，当初的写作根据地“半步村”并没有限制你的想象力与 “疆域”扩张，那么可以说说目前的写作计划吗？

陈崇正：近期的写作，谈不上计划，主要是将科幻的元素吸纳进我的创作之中。因为广东这几十年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科技发展。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引领潮流，包括科技的潮流，比如微信等诸多牵系人们生活方式的科技创新都是在广东崛起。所以我更希望是通过这样一种探索：一个是面对现实，一个是面向未来。面对现实，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发展现状的一种思考。一个作家不能没有批评意识和反思精神，所以面对现实我会有所批判，有问题意识，有反思精神。同时，我是往未来看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未来朝向的眼光。在过去十年的创作中，我思考的重点，是人的生命延续的问题，包括对人类的血脉延续，以及代际传承。

苏沙丽：你对自己的写作事业有怎样的期许？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或者说说，一个优秀作家的标准。

陈崇正：写作跟农民种菜差不多，既要耕地施肥，还得看天气好不好，阳光雨露给不给力，等到种出菜来，还得自己挑到市场上摆摊吆喝，最后如果想要在菜农里脱颖而出发家致富，大概只能说运气不错。写作除了需要才气，确实也需要运气，而我运气从来就不怎么样。至于标准，文学的标准是在阅读中的专业互认，存乎一心。一批专业读者觉得你好，说明你的作品已经说服了这批聪明人，大概就是好的。当然，最后的审判还是时间，而时间又是多么虚无的东西呀。

【苏沙丽，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著有《思想的乡愁——百年乡土文学与知识者的精神图像》《贾平凹论》等。】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文学硕士，一级作家，副编审。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美人城》《悬浮术》等。曾获梁斌小说奖、广东有为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作品曾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花地文学榜等。曾在多家高校担任写作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