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三十年间，王跃文的小说题材从现实、都市辗转到历史、乡村。总有人说，王跃文在转型。2月8日，携新作《家山》来澧县参加新书分享会的前夜，王跃文言笑晏晏，与记者侃侃而谈。他说，“家山”，古汉语中就是家园、故乡的意思。有家才有国，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家山，那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是我们追求的文化理想。

沙湾不只是一个村庄，还是百年中国的缩影

常德日报：经历了对职场百态的审视，对知识分子中年危机的刻画，再到对原乡故土的回望，在时代列车的一路狂飙中，您似乎想停下来，寻找我们失落了的东西。从哪里找？从出发地、从“我自哪里来”、从时间和历史的深处去找。

王跃文：一个作家的构思逻辑梳理起来未必能形成系统的思想和观念。文学创作是感性的，作家最忌像做题目一样去写作。讲一个故事也好，塑造一个人物也好，故事和形象是在作品中自然溢出的，而且不同的读者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有时作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后却不一样了，所以作家自己解释自己的作品都未必是正确的。当然，理解文学作品本来就不存在“正确答案”。作家写作题材不断拓展或者说开辟新的领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与他不同年龄段关注的不同问题有关，甚至与某个机缘有关。比如说这本《家山》，就是我十年前读王氏家谱触发的创作灵感。

常德日报：家谱中的哪些人和事触动了您？

王跃文：通常家谱的前几页会为本家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作传，或者记录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村的《三槐堂王氏五修族谱》中记载了1949年5月村里的一批先进青年在一位地下党员的组织下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与当时的反动政府残余势力战斗。这支队伍后来加入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族谱中记载的人一个一个都有名字，都是我的伯父辈、爷爷辈。这些人我小时候看到过，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有的还在特殊的年月受过一些委屈。时过境迁，当我意识到他们是英雄的时候，这些人早已不在人世了。这让我特别有感触，觉得应该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而当我真正投入到《家山》的写作中时，就不仅仅是写湘西纵队了。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1927年到1949年，背景延展到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尾声照应到2004年、新的世纪，折射了上世纪中国百年的风云际会、沧桑巨变。

常德日报：选择以1927年为开端，是因为这一年有某些特殊性吗？

王跃文：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标志性事件，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形势进入非常严酷的时期，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抗争，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短短二十几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我并不是从革命史、政治史的线性叙事逻辑来写的，而是力图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去多维度地呈现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民族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沙湾村，就是以我出生的山村为原型虚构的，沙湾的背后是广袤的华夏大地，它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村庄，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缩影。

我对农民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常德日报：说到乡村，您在谈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漫水》时，用了两个高度概括的形容词——“柔弱而坚韧”，这是您记忆中的乡村吗？

王跃文：感性认识上，你们年轻人对乡村是一个什么印象？它的力量是强大还是柔弱？我自己是从乡下走出来的，我觉得乡村相对来说还是柔弱的。《漫水》中的乡村也不完全是乌托邦，社会历史的暴力性揳入给乡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的或显或隐的改变，乡村残存的诗意文明的凋敝和式微，成为这一小说里的另一种声音。而坚韧，不光是在农民身上，很多普通老百姓身上都有。中国人骨子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甚至是一种“认命”的意识，“认命”这种人生观说起来消极，但一定程度上又让我们具备了某种坚韧。譬如我老家过中秋节有一个风俗，就是女婿给丈母娘拜节要抓一只鹅去。我回老家时，就曾听到有农民扯白话说，今年得好好干啊，上半年多挣点，别到时候去丈母娘家连买鹅的钱都没有……这就是我身边的父老乡亲，他们习惯了吃苦耐劳，又能接受最低的生活水平。这其实是难能可贵的，也让我对农民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常德日报：《家山》中人物繁多，您投入情感最多的是哪位？

王跃文：《家山》可以说是一部丰富的人物画廊，里面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一百多个，集中刻画的有二三十个。像陈劭夫、陈扬卿、陈齐峰这些年轻一代是新知识、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他们代表着时代的未来。像佑德公、修根这样的老一辈人，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还有一个孤儿出身的普通农民有喜，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他聪明仁义、知恩图报，是非常理想化的一种中国农民形象。还有开篇出场的人称“乡约老爷”的桃香，原型就是我的奶奶。我奶奶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堂，但说话出口成章，行事泼辣大方，非常明事理、懂道理。《家山》中的很多艺术形象都有原型，但又不拘泥于原型，而是在原型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乡村之中蕴含的精神资源值得当代人去挖掘

常德日报：《家山》中有不少关于旧式宗族制度的描写，在您看来，以宗族制为基础的传统乡村伦理中，哪些可以借鉴运用到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

王跃文：其实我对“宗族制度”或者“宗法制度”的概念存有质疑。我认为宗族、宗法是一种文化而非制度。自古以来，传统文化有的以活态文明的方式代际传递，有的以乡规民约的文字形式保存下来，对乡村社会的稳定、风俗教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创作《家山》时，我查阅的史料中，乡村的公共事务像如何管理学校、祠堂、山林等公共资源，家庭伦理像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扶弱济贫等，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些好的传统都可以延续下来，作为现代法律之外的一种补充。

常德日报：那么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一批又一批离开乡土的人，如何找回自己文化的根？

王跃文：现代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恰当的方式把我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不但在于它所占国土面积巨大、人口数量众多，而且是由深厚的文化根脉所决定的。乡村之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当代人去进一步重视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