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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张仃与丁聪
来源:澎湃新闻 | 李兆忠  2023年03月25日08:09

张仃和丁聪都是有名的画家。也许名字中都带“丁”字,也许年龄、个头相仿,也许都画漫画,美术界外的人有时不免将他们搞混,以为“小丁”即是“张仃”。然而,他们确实是两个人,而且是好朋友。

不同的经历、机遇及才秉,造就张仃和丁聪不同的艺术轨迹,而忧国忧民,据仁游艺,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共同的追求。应当说,气氛宽松的晚年才是两位画家真正的黄金时代:张仃在画完揭批“四人帮”的漫画《立此存照》(1976-1977)组画之后,金盆洗手,告别漫画,从此专心致志,开辟出焦墨山水新境界;丁聪则不忘初心,重拾漫画,在当年《现实图》《现象图》的基础上再出发,以敏锐深邃的眼光,温润而隽永的线条,讽刺抨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陋、不公、愚昧与乖谬,成为新时代名副其实的“啄木鸟”……

张仃和丁聪出道都很早,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却是很不相同。张仃是东北流亡少年,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穷困潦倒,狂放不羁。丁聪则出生名门望族,父亲丁悚是上世纪20年代沪上著名的漫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他家门口,丁家的客厅,常常名家云集,含珠吐玉。受环境的熏陶和自己对艺术的痴迷,丁聪少年得志,并且温文尔雅。

尽管如此,他们膜拜同一个艺术大神——张光宇。张光宇像一块磁铁,从不同的方向将他们吸引,甚至连他们的订交,都与这种吸引有关。两位画家于1940年冬在山城重庆相遇。据张仃晚年撰文回忆:“1940年,我和胡考从延安到重庆,我俩准备借助张光宇的社会关系出本杂志《新美术》,来介绍解放区的美术。当时张光宇和丁聪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在等待出画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经常一起去中苏友好协会画素描。这里我要说一条他漫画的缺点,我认为小丁的漫画太注重素描的关系了。这是我和小丁第一次见面,不久‘皖南事变’爆发,胡考到了香港,我又回到延安。”(《不画句号的小丁》)

年轻时的张仃(左二)、丁聪(左三)与友人,中国电影制片厂外景拍摄地

一张黑白老照片,足以证明这“第一次见面”的惬意。背景应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景观荒率奇异,宛如一张西方现代戏剧的舞台照。五位艺术家个个神态自若,衣冠楚楚。特伟、丁聪、胡考为一组,或凝神站立,或低头沉思,张光宇手持司的克侧立边上,身体微前倾,风度翩翩,视线与丁聪正好相对,两人似乎在交谈什么。只有张仃,叉开双腿,双手抚膝坐在地上,展露牙齿,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张照片可以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即使是在内忧外患,党争纷乱的艰难时世,艺术家凭借天真的与赤子之心,照样可以浪漫,可以摩登。其实,张仃千里迢迢由延安来到重庆,除了打算与张光宇一起创办《新美术》杂志,还另有原委,与张仃此前(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在延安鲁艺美术系任教时,因艺术观念异端而排斥最终被下岗的经历有关,这里暂且不表。至于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张仃与丁聪有些什么接触,发生过什么故事,张仃自己无记述,《丁聪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出版)更是不见踪影,而第三方的证词,至今阙如。笔者于是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想:由于性情气质的差异,尽管小环境宽松,其乐融融,张仃与丁聪并没有产生特殊的精神感应与“心有灵犀”的默契,留下可圈可点的轶事。由此,令人联想张仃与诗人徐迟(也是张光宇重庆之行的一员)连日彻夜长谈、兴意盎然的场情(参见徐迟回忆录《我的文学生涯》中的相关记述)。——相比之下,诗人徐迟与张仃似乎更加“投缘”。

丁聪自画像

丁聪《东江百日杂忆》之二 1987年 (深圳美术馆藏)

晚年丁聪这样谈论张仃早年的漫画:“我很佩服他。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是生在上海的,一直长在上海——我们画的那种漫画都是轻飘飘的,没有分量。他抗战爆发就跳出来,他也真是画是好,又重又厚,学是学不来的。后来我一想,没办法,他是东北的真正深受侵略压迫的人。他有一种感情,你没有,怎么画得出来?”——这番即兴的评价虽笼统,而且有点绝对,却清楚道出丁聪与张仃的艺术风格的差异(“轻飘”与“重厚”),和地域风土养成的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与“东北”)。正是这两种差异,造成张仃与丁聪不同的艺术天性与审美趣味。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其实,前述张仃回忆中一句坦率的批评,已曲折透露个中消息:“我认为小丁的漫画太注重素描的关系了”。对照丁聪当时的漫画作品(如1939年发表的控诉日寇的《逃亡》),给人“果然如此”之感。究其原因,原来丁聪自小学画全凭个人爱好,没有受过洋画学院式的训练,长大后发现画画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为免受正统画家的“不会画画”之讥,在素描上下过很大功夫。然而,素描功力也是两面刃,既可以给画作带来栩栩如生的真实感,也可以束缚画家的想象力。具体到漫画这种画种,后果更严重,因为漫画的艺术特征和看家绝活就是变形与夸张,一旦“太注重素描关系”,就会削弱这种艺术特征,处处受到明暗、透视法则的掣肘,妨碍画家的视觉想象力与笔墨线条的自由生发。正如张仃所论:“夸张和变形是漫画的两件法宝;有了这两件法宝,漫画便一身是胆;如果取消,就等于解除武装,漫画就只剩下了‘画’。”(见张仃《漫画与杂文》)。好在丁聪很快悟到这一点,尽力补救,努力突破“素描关系”的束缚,在“素描”与“变形夸张”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到1940年代中期,创作出《现象图》《现实图》等传世之作,形成丁聪特有的漫画风格……

张仃自写像

张仃与丁聪再见一次相会,已是革故鼎新之时。来自延安的中共首席艺术设计师张仃成了中央美院的教授,任实用美术系任主任;著名漫画家、资深报刊编辑小丁,经廖承志推荐,在新中国对外宣传画报《人民中国》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人民中国》的前身是《东北画报》,而张仃恰好是《东北画报》的创办者,1946至1949年任主编)这是一个激动人心、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两位画家见面较为频繁的时期。张仃的许多作品,登在丁聪主编的《人民中国》上。

经历过那几年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光,暴风雨突然降临。在那场风云变幻的运动中,丁聪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张仃却阴差阳错,升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又过七八年,更大的暴风雨汹涌而至,这次张仃首当其冲,炼狱的烈焰,使他一夜白头……

1957年之后的整整二十年,张仃与丁聪几乎不通音问,他们似乎彼此遗忘了。然而,不泯的良知,对艺术的挚爱和劫后余生的感悟,使他们的灵魂于无形中彼此靠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1978年初张仃复出,中央工艺美院百废待兴,立即向丁聪发出邀请,请他帮助编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刊《装饰》杂志,引领年轻的后辈,而此时丁聪尚未获得平反,仍在中国美术馆打杂。

张仃漫像,丁聪画

不同的经历、机遇及才秉,造就张仃和丁聪不同的艺术轨迹,而忧国忧民,据仁游艺,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共同的追求。应当说,气氛宽松的晚年才是两位画家真正的黄金时代:张仃在画完揭批“四人帮”的漫画《立此存照》(1976-1977)组画之后,金盆洗手,告别漫画,从此专心致志,以枯焦厚重的笔墨挥写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释放内心的焦虑与激情,营造浑厚华滋的艺术世界,开辟出焦墨山水新境界;丁聪则不忘初心,重拾漫画,在当年《现实图》《现象图》的基础上再出发,以敏锐深邃的眼光,温润而隽永的线条,讽刺抨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陋、不公、愚昧与乖谬,成为新时代名副其实的“啄木鸟”……

晚年的张仃

1996年,丁聪八十寿辰之际,应《光明日报》之约,张仃撰写《不画句号的小丁》(《光明日报》1996年9月7日),文章追忆往昔,论述丁聪的漫画艺术,高度评价他40年代的代表作《现象图》与《现实图》,认为与将兆和的《流民图》具有同样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他晚年“不画句号”的艺术探索精神与人生态度表示由衷的赞赏。

2008年,笔者为紫禁城出版社编《大家谈张仃》,此时张仃91岁,丁聪92岁。笔者请托灰娃(张仃夫人)向丁聪先生索文,然而先生疾病缠身,已不能执笔。最后通过电话,灰娃记下丁聪对张仃的评语:“张仃是个大好人,很正派,画也画得好。今天,像他这样有良知,有大才干的艺术家,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多少见了。”

这显然不是廉价的相互吹捧,而饱经风霜、阅尽人世后的肺腑之言。他们是君子之交。

丁聪生于1916年,逝于2009年,享年93岁。张仃生于1917年,逝于是2010年。享年也93岁。

2023年3月10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