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怀中和《牵风记》

1984年徐怀中率总政工作队赴空军部队调研

在徐怀中的“熟人”中，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可能算是比较久的。最早的一次见面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云南14军结束了一年大学生当兵锻炼后，被任命为42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当时师部驻地在蒙自。一天，宣传科柯科长通知我说：“军区宣传部徐怀中副部长要到咱们军来，军宣传处要你去陪一下。”当天下午我便由蒙自赶到50多公里外的军部所在地开远。还记得那一天阳光灿烂，我赶到军部大院，几个中年军人正在院子树下坐着说话。我向军宣传处郭明孝副处长敬礼、报到，郭副处长把我带到徐怀中面前，说：“这是42师的大学生范咏戈。”我自然是向徐怀中敬礼、握手。郭副处长随即给我布置任务，“小范，徐副部长来我们军了解情况，这几天你陪一下。”

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实际早就知晓徐怀中的大名。因为徐怀中的长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出版后，很快就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当时上中学的我还记得节选的章节叫“地摊”。作为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地摊”引发了我对神秘西藏的无限憧憬。随后几天，陪着徐怀中一行在14军几个驻地转，在蒙自、文山、个旧等师、团驻地召开了几个干部战士座谈会。时值“文革”，不是聊文学创作的事，记得大约是了解基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人好事。不过几天处下来，倒是知道了徐怀中是因为“文革”总政被冲击，一大批干部下到各军区，他一家才被下放到昆明军区的。也才明白，我这个“向导”远不如他对云南的部队熟悉。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随陈谢大军进军大西南到了云南，后又在当时西南军区所辖的西藏待了数年。50年代，在冯牧主持西南军区文化工作时，发掘、培养了一批军旅作家，苏策、白桦、公刘、徐怀中、彭荆风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家。在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这批作家多数都被打成“右派”，搁笔多年。徐怀中比他们幸运的是没被戴上“右派”帽子，但从《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之后也再没有影响大的作品问世。徐怀中全家被遣散到昆明军区后，他们在昆明的家我没有去过。后来，我很快就被总政解放军文艺社抽调到北京帮助工作，筹备《解放军文艺》复刊，再后来就留在了北京。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徐怀中全家，包括总政其他下放干部才陆续又回到北京。徐怀中暂时被安排做了八一厂的创作员。

不久，自卫还击战爆发，徐怀中被派到云南前线采访。也许因为我的老部队14军本来就驻守在中越边境，中越开战首当其冲。领导考虑我熟悉老部队，也让我到了云南前线。回北京后，我从《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很快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评论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也很快在1980年2月13日刊登了出来。4天后，即2月17日，我就收到了徐怀中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大约有一千四五百字，信封上的地址是万寿寺他新家的地址。信的开头和结尾是：“范咏戈同志你好，我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发表不久，就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你的评论文章。感谢你给了我许多鼓励，我当努力在反映革命战争和当前部队生活方面作出一点探索，不负你的希望。”“这原是一部中篇，六万多字，感谢《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他们建议将其中描述我军电话兵生活的章节抽出，作为短篇发表。这个意见很好，我照办了。其余章节主要是写越南女俘的，拟加以整理充实，做一个下篇。写外国人是不容易的，好在我于1965年冬至1966年春在越南抗美战争最紧张最困难时期，曾在距西贡只有三四十公里的游击根据地访问过四个多月。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我又访问了西线战俘营女俘队，觉得还是可以勉强成篇的。如能写出，当向你请教。”接着，徐怀中邀我到他家吃个饭。抽一个星期天，我到了万寿寺他家，时隔多年能在北京重新见面是很高兴的。那天聊了很多，云南啦，前线啦，还有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到云南等，临走时还从他那里拿了一些他送的书。回来认真读后，我又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评论《从“地上的长虹”到“西线轶事”》，文中试图用“本色的画”“洁净的水”“轶事的笔”探寻徐怀中创作中不同于他人的审美追求。《光明日报》很慷慨地拿出将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在1982年4月5日刊出。《西线轶事》无论从题材、人物还是艺术风格都是沉默多年的徐怀中一个漂亮的亮相复出。

他自己比喻一生的创作是“哑铃式”的。50年代刚写作就有《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产生影响，叶圣陶先生为之作序，并被译成外文，这是“哑铃”的一头。中间有20多年，徐怀中没有写什么大东西。“哑铃”的另一头是离休后把自己多年想写没写的写了一部《底色》，一部《牵风记》。《底色》写的是1965年到越南去抗美援越的经历；《牵风记》以前写过又毁掉，也是一生放不下的题材。

他创作生涯有70几年，但是写了不到100万字。慢的原因，有文艺大气候，更有他对文学的敬畏。首先，没有生活他不敢写。他写《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时在驻藏部队担任过工兵团的连指导员，参加修路并学会了开拖拉机。在生活中，他不愿做一个体验者，总是尽量去做一个实际工作者，这样感受生活的深度自然是不一样的。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1964年，他在《解放军报》当记者的时候，一次到沈阳军区某坦克连采访，了解到一位姓夏的炊事班长在探家20天时间里，尽给同乡战友们办事，自己的事一件没办就到期归队了。当时，如果向这位班长采访，也是可以动笔写的。徐怀中却向这个班长问了从沈阳回家乡湖北浠水的路线，哪儿换车，哪儿换船，步行怎么走。问清楚后，他便买票从沈阳上了火车，一直按照问好的路线到了浠水并在夏班长为之办过事的一些战士家中做客。在获得了真切感受后，才在镇公所的烛光下提笔写作。这就是在当时产生了影响的小说《四月花泛》。

写《西线轶事》时，他除了在某集团军长话连深入生活，还去战俘营提审了越军女战俘。小说发表后，我有机会再访驻渝部队女子长话连。女兵们向我陈述“首长”（徐怀中）对她们采访的趣事。徐怀中常说，他并不刻意在作品中追求戏剧性或非要有头有尾，他要“挖掘人物内心的东西”。“复出亮相”的他，在《西线轶事》以全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祝贺他，他却自谦地说：“人们之所以感到一点新鲜，是因为呼吸了过去那种空气。现在他忽然呼吸了一种比较真实、比较有一点人情的空气，他就觉得新鲜，他就点头。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整个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不是按照老一套，而是真正表现人，这样的作品一部一部地出来了，现在有些作品也就不会显得很高了。”晚年两部重头作品《底色》《牵风记》分别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我向他祝贺，他又笑笑说：“上天看我步入90多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一个小小的奖赏。”

生活中敦厚、随和的他，血管里流淌的却是文学冒险者的血，“固执”而自信，绝不轻易放弃他的文学秉持。晚年他还读《麦田守望者》，可能是因为崇尚冒险，甘作守望者吧。如今，西南军旅作家群的最后一名代表作家也追随他的引路人冯牧，战友白桦、公刘、彭荆风等远去，终结了一个文学时代。我愿将他最喜爱的普希金那句名言读给他听，相信他能听见：“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