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三）
编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记忆。一直以来，《传记文学》的“传记”和“文学”所传递的历史感受也烙上了不同代际的特殊印迹，都值得体味、珍藏。新的一年，《传记文学》邀请“60后”学者李怡教授开设“与之专栏”，梳理一位共和国红色年代出生者的文学见证，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国家、民族与个人的体验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的文学故事。“与之”既是作者之名的切音，又表达了一代人奉献个人记忆的理想。日前已经推送专栏第一、二篇，现在推送专栏第三篇。
20世纪80年代，本文作者在王富仁老师工6楼家中
一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担任师大五四文学社社长。当时，学校团委正在组织学生社团展览，这好像是师大学生社团的第一次整体亮相，各家精锐尽出，竭力展示各自的成果与影响。当然，其中重要的板块就是“指导教师介绍”，大家都把这视作社团底气的主要证明，纷纷罗陈校内名家，排出豪华阵容。五四文学社原本是中文系内部的小社团，刚刚升格为全校性的组织，影响远不及当时的校级大社——摇篮文学社。压力之下，我们精心策划，将一批活跃在课堂上的中青年学者悉数聘请、盛装推出，包括王富仁、童庆炳、刘锡庆、蓝棣之、王一川等新时期学界的重要名家。展览刚刚开始，就有学生会人员匆匆忙忙跑来通知我：“不好，不好，你们对王富仁老师的介绍，王老师很有意见，快去联系下王老师吧！”
这消息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因为王老师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课的主讲老师，历来和我们关系亲密，支持学生活动从来是有求必应，是公认的“最好说话的人”。他会有什么意见呢？我急忙赶到王老师家。但见王老师双眉微蹙，指着一张小纸片上抄来的“王富仁介绍”说：“这个，可能不应该这么写吧？”我低头一看，介绍是这么写的：“王富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当代鲁迅研究最高权威，有著作《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等。”王老师又说：“这个什么最高……”我一下明白了王老师的关切。的确，这种表述颇为张扬，至少在今天的我眼中也有点“不知轻重”的意味。不过，在当时中文系的课堂上，这却是一代学子的真实的声音，是我们在“不知道中国学术的天高地厚”之际，一种纯粹发自内心的感性表达。这种纯感性的，而非源自学术理性的评价也符合我们刚刚被“五四”点燃的本科生的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五四”和鲁迅点燃了王富仁老师的课堂，那种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激发了我们重新进入现代中国史的勇气。因为这勇气的充溢，我们才敢于斗胆宣布自己的学习心得。所谓“最高”，与其说是一种严谨的治学的知识结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切传达。
我是1966年出生的，伴随着“文革”而成长。在那个文化资源匮乏的教育年代，鲁迅几乎成了唯一进入语文教材的文学大家。到我们在新时期之初完成中学学业时，鲁迅一直都占据着语文学习的半壁江山，对鲁迅的解说是中学语文最重要的内容。每一个踏进大学门槛的学生，脑海中其实已经被语文课堂塑造完成了一个固定的鲁迅形象：如何从封建社会中来，又反戈一击；如何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直到共产主义的战士；如何毫不妥协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如何以笔化刀，向敌人掷出匕首与投枪。这样的鲁迅固然伟大，却离我们十分遥远，难以在我们人生道路的细微处引发真切的震荡。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从王富仁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开始的。
1984级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堂，应该是王老师博士毕业后真正从事大学教育的第一讲堂。他格外认真，在我们一年级下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就通过年级主任将大家召集在教二楼外的草坪上，交代下学期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设的基本情况，也建议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鲁郭茅巴老曹”的重要作品。几乎没有老师有过这样的课前交流。虽然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但是看得出来，他格外看重这即将开始的课程教学，盼望和我们建立起更多的沟通。
王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从百年来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讲起，大气磅礴，勾勒出历史演进中思想文化的博弈景象。他动情地描述“五四”时代人的觉醒以及那声势浩大的“立人”思想与实践；他与鲁迅一起历险、探求，将高不可攀的伟人从神坛请回人间，和我们一起承受亲情和历史的考验，并给予人们生命的答案。现代文学课一般是三节连堂，讲到慷慨激昂之处，王老师几乎就忘了时间，总是在排山倒海的思想流泻告一段落之际，才满怀歉意地宣布:“又过时间了，又过时间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其实，满座早已听得如痴如醉，根本忘记了时间，没人愿意从这思想的境界中回到现实。就是这样的课堂，让我们这一代人真实不虚地体验了“何谓启蒙”。启蒙并不是如后来人们所进行的“知识考古”所说，是用另外一种“认知装置”置换了过去，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增加。王老师的课堂是以无数真实的人生感受让我们领悟，启蒙归根到底并不是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它是对自我生命的唤醒、是对人的固有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和审视。毫不夸张地说，因为王富仁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师大中文系1984级的许多人脱胎换骨了。
在王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上，鲁迅始终如影随形地存在着。鲁迅思想关乎“五四”，关乎知识分子精神，关乎启蒙的理想和限度，鲁迅思想不再仅仅是历史的佐证，而是直面当下、切入人生的利錾，它有力地凿击着社会文化的硬壳，发出电光石火般的光芒。课堂俨然就是思想翻滚的熔炉，钢水奔流、火花四溅。就是在这思想激荡的课后，我曾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幼稚”的问题，那是一个曾经的“好学生”“乖孩子”的怯弱的发问：“老师，如此推崇‘个人’的‘五四’，如此排击‘众数’的鲁迅，如何才能‘牺牲小我服从大我’，又怎样最后实现‘个人让位于集体’的共产主义理想呢？”王老师似乎早有准备，从容作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鲁迅和‘五四’的思想先驱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人类共同的伟大理想的方向。‘文革’时期，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被夸大了，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与鲁迅等现代思想先驱的历史探索相背离。”一席表述朴素而透辟，如一阵大风扑面而来，一扫我心头多日的思想纠结。
当时如我这样的青年学生还是习惯于依凭过去简单的教育结论，对稍许的思想偏离都心存畏惧，我们那一代人还是在这种新旧能对接的轨道上小心前行的。也是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阅读《鲁迅全集》，阅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学会了透过“异化劳动”来反思我们的社会历史，也重新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深厚内涵。广阔的人性体察，赋予了我思想发展新的基础。突然，我觉得大学生的学习不再是记忆和背诵书本知识了，中国思想界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一切都与我们有关，我也能够大体触摸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脉搏、感知到当代思想的节奏了。
二
从课堂上痴迷的听众到自己迈入学术殿堂的大门，这是两回事。还得感谢王老师。1985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在师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我偶然间翻开了《文学评论》杂志，王老师的博士论文摘要位列刊首。此前在校园里，我们已经听闻老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的大名，而此时此刻，这文字所形成的论述是如此铿锵有力、刻骨铭心，它们几乎是一字一顿地撞击着我的认知：“从五十年代起，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呐喊》、《彷徨》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曾对《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一些严重缺陷，现在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系统代替这个旧的研究系统。”
这是新时期学术突破的标志性的宣言，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鲁迅研究本身，象征着一代学人走出藩篱、独立思想的勇气，当然也给了我这样怯生生的初学者莫大的精神鼓舞。从此以后，我开始告别自己曾经迷离的“作家梦”，满怀豪情地迈上学术道路。从王老师的思考和论述中，我好像开了悟：原来，学术并不是对抽象理论的搬用，也不是随波逐流的才情游戏，它不过就是对真切的人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本身就可以激情充沛、灵性四溢，既可以是充满力度的思想，也可以是情满山川的诗篇。总之，在王老师体大思精的论著中，我读到了学术令人心驰神往的无比广阔的未来。1985年初夏的这天晚上，决定了我20岁以后的人生方向。
以鲜明的感性追求迎接新知识的到来，将真切的人生体验当作思想启蒙的起点，这是王富仁老师鲁迅研究对我们的唤醒，也是80年代的我们开启文学认知与思想建构的基础。
王老师在工6楼的家就成了我无数次造访请教的所在。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一样，我们的造访都不经预约、不请自到、不分晨昏，但有疑惑，拔腿就往，也不管老师是否正在工作，或者家中是否有客人。每每怀着激动的心情拾级而上，在6楼的房门外屏息停留，轻叩大门，有时候会听到“哦”的一声回应，没有厌烦，没有急躁。很快就见到王老师开启大门后一张热情洋溢的脸，接下来就是渐成习惯的程式了：王老师将我领进他的卧室兼客厅，我坐沙发，他坐在侧面的床上，听我讲述学术思想的疑问；然后他中外比较，侃侃而谈。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插不上话，但见他思如泉涌，汩汩滔滔；又层层推理，逻辑严密，往往由我一个细小的提问而引发出更多的话题，让你不由得莫名兴奋，因为兴奋而生发新的问题。但无论什么样的问题，王老师都能够略加思索就条分缕析，仿佛早已经成竹在胸、了如指掌。惊叹之余，我也推测，这是怎样强大的一种思维力量。有的问题王老师未必就有确定答案，但他却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也可以借着这个表述的机会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好多次，我敲门进入的时候，室内已经高朋满座，有时候是学生，有时候是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各地游学人士，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在展开思想盛宴，似乎更多智慧在空中碰撞激荡，王老师兴致也更加高昂，有时他还会脱去鞋子，盘腿在床，点起一支香烟。吞云吐雾、烟雾迷蒙之中，唯有王老师的“山东普通话”抑扬顿挫，声声入耳。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待我们心满意足地鱼贯而出，已是夜深人静。在满天星斗之下，步行经过图书馆、教七楼、物理楼、体育场、新一教室、新二教室、科文厅、服务楼、水房，路程不近，但余兴未了，那一路真的是神清气爽，觉得浑身能量灌注，世界一片澄澈光明！
三
20世纪80年代，我就是在王老师这样的思想“熏染”下开始成长的。受到思想激情的冲击，有时候也难免胆大妄为起来。王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出版以后，特意题签赠我一册，我如获至宝，细细品读，还自认为对《伤逝》另有心得，为文中的论述所不能概括，于是捉笔成文，似乎要与王老师“商榷”。论文递上去后大约过了半个来月，王老师捎信让我去他家一趟。我是一天晚间过去的，刚好他家有客人，王老师立即关上客厅的门，把我带到平时吃饭的过厅里，打开折叠餐桌，坐下来摊开我的稿子。我看到那上面画了不少的红线，显然他已经仔细批阅过了。接下来，王老师的一番评点却让我亦喜亦愧。他说，论文写得很好，打中了他博士论文的缺陷。到目前为止，批评他论文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发现问题的却不多。他又说，汪晖对鲁迅研究历史的批判他是同意的，这是方法论上的商榷，有利于推动鲁迅研究的发展，而我这篇论文却是从具体的作品分析上发现了他论述中的问题，他也是同意的。不过，王老师沉吟片刻又继续说道：“这些问题都不是我没有意识到的，而是每一篇论述都只能设立一个集中的目标，只有首先解决了缠绕着它的问题才能走向下一步。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思想界而言，第一是必须将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关系说清楚，这样，汪晖的‘精神探索’才有根基。而像你这样来解读涓生、子君的两性关系也才有了深化的可能。”不得不说，王老师思想视野的辽阔性令人叹为观止，这番鼓励让我受宠若惊，又颇有羞愧，先前自以为是的那点得意完全折服于王老师的宏远、深邃和坦荡。末了，王老师又说：“论文还有几个错别字，你拿回去再好好打磨一番，我推荐给《名作欣赏》，可以吗？”
一年以后，这篇徒有胆量却并不成熟的习作真的刊登在了《名作欣赏》之上，这本杂志在当时名家云集，万众仰慕。这也是我的学术论文第一次被正式期刊所登载，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1987年围绕王老师鲁迅研究的争论也是师大学生关注的事件,这丝毫无损于王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崇高地位，相反，倒是这样的论争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学术发展之不易，以及王老师这一代人所遭遇的挑战。这绝不是课堂上激情演说的浪漫，也不是工6楼同道聚会的畅快，新时期学术思想的每一步前行，都是一代人巨大付出的结果。出于本能地对老师的维护，更激于蓝棣之老师的义气，我决心撰写论文，参与论战。文章完稿后我投寄给了《河北学刊》，因为这一份杂志上也刊登过论争之作。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在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路上，王老师在远处看见了我，他大步流星地走到我的面前，满脸严肃地瞪着我说：“最近，你背着我做过什么事情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一时间紧张莫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左思右想，也的确想不出来！过了一会儿，王老师口气才稍微和缓了一点：“你悄悄给《河北学刊》投了什么文章呢？他们来问我意见，我已经明确回答，这种事不允许学生参与，文章最好退稿！”哦！我这才知道王老师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正准备解释几句，王老师却将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用解释了，稿子已经寄回到我这里了，哪天你来取回去吧！但是要记得，不要自己又拿出去乱投啊！”说完匆匆离开，几步之后，又突然折返，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你才刚刚踏在学界的门边，千万不要这样鲁莽行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师从王富仁老师的无数的记忆中，师大路上的这一幕可能是最为难忘的：那一天，黄叶飘飞，王老师有力地挥动手臂，严肃地警示了我的鲁莽。当然，我至今还有些怀疑，王老师是不是多虑了？自有格局的学界中人，确定会在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学么？王老师的谨慎应该是他为人处世的一贯的原则，他的勇猛都存在于学术思想的领域，是对真理的赤诚；现实生活中的王老师，恰恰是颇为低调的，当年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一句即兴表达他也格外警惕，严词拒绝。只不过，在我们熟悉的社会环境中，思想的姿态又常常被人混同于生活的方式，人们往往不能恰当区分思想者的勇猛与人世间的豪横，所以总是误读种种、误会重重。那么，在这样一个黄叶飘飞的秋冬时节，王老师以他特有的谨慎留给了我什么呢？我想，还是一种深切的关怀，是一个长者以自己耳闻目睹过的沉重的历史教训努力保护着年轻的一代，如鲁迅所表述过的“幼者本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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