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力平，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评论著作《在思辨与感悟之间》《水浒例话》等。

王文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评论文章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出版评论集《你好，镜头》。曾获“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现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文静：力平老师，您是否注意到，近年来，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热”起来了。以“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为主题的创作研究活动十分活跃，如在沈阳举办的中国生态文学论坛，在内蒙古举办的《草原》自然写作营等等。我们今天就聊聊当代文学中的自然和生态主题写作。

王力平：我注意到了《草原》杂志在倡导自然写作。文学终归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创作“热”起来，折射出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泛泛地聊一聊不难，聊得深入一点，特别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深入一点，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分几个话题来谈。

关于几个争议性话题

王文静：那我们就从几个有争议的话题开始。伴随着自然、生态写作和理论探讨的兴起，相应地就有了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生态文学种种旗号。名号各异，内容却交叉重叠，概念含混、随意，可以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些繁杂名目，它们是一回事吗？或者，它们原本就不是一回事？

王力平：对“正名”这件事，孔夫子十分重视。但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难在他想以一己之力，驱“实”以就“名”。奈何“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很难再装进他所喜欢的那个“名”的壳子里。后人作“名”“实”之辩，都应汲取这个教训。至于你提到的那些名称，其实你刚才的描述已经给出了答案。称名杂乱是因为随意，各随己意。可以理解，但不足为训。

王文静：那么，对以自然和生态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您更倾向于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呢？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

王力平：其实，只有理论批评工作者才关心这种问题，写作者通常不会去想他写的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

在“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称名之争中，大概主张“生态文学”的声音会占上风。这是有合理性的，因为生态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自然文学”的提法虽然没错，且能够涵盖古今，但它缺了一点现实的针对性。当然，这不是说古人没有生态平衡的意识。事实上，成书于汉代的《逸周书》中就写道：“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和今天的“封林”“休渔”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生态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如今日这般严峻，社会的生态意识基本以正面阐述为主。而当下，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受到这种“现实性”的影响，无论是关于自然和生态的写作，还是关于这种写作的理论探讨，人们关注的重点必然是“生态”，而非一般化地谈论“自然”。

王文静：在我看来，“自然文学”以描写自然为主题，突出人置身于大自然的审美感受和心灵体验。当然，自然文学也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它更加注重对自然的记录以及对和谐的向往、歌颂，理想主义色彩浓郁。而“生态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往往立足于自然生态的链条上去探寻生态问题的根源，预警可能发生的生态灾难，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您怎么看“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这种差异？

王力平：看得出来，你对“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差异比较敏感。在我看来，它们其实都属于一个大家族。其中一些作品偏于自然和博物学的写作，一些作品偏于环保和生态问题的写作，还有一些作品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溢出自然生态领域，关涉例如城镇化建设、故园坍塌、现代城市病等等方面。理论批评并不规定作家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如何命名这种创作思潮，仅仅表明了理论关注点的不同，并呈现创作思潮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已有之，生态的视角则体现着当代性。从主张“自然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态问题同样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应该把“生态”问题放在自然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以确定其位置；从主张“生态文学”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集中表现为生态问题，因而应该把“生态”问题突出出来，以彰显自然文学在今天的新变。

我说主张“生态文学”的声音会占上风，但我并不赞成撇开“自然”谈“生态”。所谓写作者通常不去想他写的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这话，对那些站在门槛里外几步的写作者是适用的。但要深入堂奥，离开“自然”这个维度和背景，是难以深刻理解“生态”问题的。比如，以“和谐”为“生态”的价值取向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把“自然”的维度纳入视野，就会发现其实“不和谐”是经常发生的，“和谐”只是一种暂时的、有条件的平衡状态。

其实，“生态”是“自然”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并且，“生态”的内涵、意义和价值，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共同定义的。所以，我更愿意在“自然”与“生态”中间加一个连接符号，称作“自然—生态文学”。

王文静：在以自然和生态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活动中，还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议。“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作为对象存在的。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自然中心主义”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万物是平等的，在自然面前，人的优越感是虚妄的。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面前，人类利益不是最高价值。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创作中，这种争议常常表现为作者的立场和视角。您怎么看这两个“中心”之争？

王力平：我注意到，在谈到自然、生态问题的时候，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争。但也许是我的阅读视野狭窄，在国内的自然—生态文学讨论中，我没有看到有人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发声。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只见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关论述中。西方环保运动的理论建设比较充分，两个“中心”阵容严整，旗帜鲜明。但我个人觉得，用舶来的“箭”去射一个舶来的“靶子”，其实意义不大。

在国内的自然—生态文学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一种严谨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的观点比如“人是万物的尺度”，原本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拉的名言，是以“人的尺度”去质疑“神的尺度”，与生态问题全无干系。引述类似的思想观点，来辨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它表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从完全不自由到逐步获得某种自由的喜悦，是可以相信的。但要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榨干大自然的最后一滴水、一滴油，以满足人的穷奢极欲，那就只剩下情绪价值了，对于深化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没有任何意义。

在我看来，只有人与自然的主体、对象关系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不断地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承认人在不断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就是承认了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自然中心”。如果一定要有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理念、立场或主义，那么这种理念、立场或主义也只能由人提出和论证，由人设想和设定。而提出怎样的论点和论证、做何种设想和设定，都是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反映着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要求。这样一种所谓的“自然中心主义”，恰恰证明了人的主体地位。所以，两个“中心”之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从根本上说，所谓“人类中心”，是着眼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所谓“自然中心”，则是着眼于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把人类发展诉求的两个方面割裂成两个“中心”对立起来，并加以绝对化，其实暴露了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痼疾。

王文静：承认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就同时承认了自然界的客体地位。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依存的，对象的存在是自身存在的前提。在以实践为特征的主客体关系中，人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人类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对自然的认识；对自身的改造，也是对自然的改造。事实上，人类对自然有效的、合理的利用，就是建立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所以，除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类中心”，“自然中心”也是心造的幻影。

王力平：是的。没有必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玄学化。在人与自然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人类只能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立场去思考和行动。这种思考和行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人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类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自然，就是为了不断地修正自己、改造自己，为了更好地顺应自然、改造自然。

顺便说一句。不要一提“改造自然”，就扣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帽子。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不应该成为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遁词。人类学会直立行走已经300万年了，都江堰建造已经2200多年，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已经700多年，这都是人类改造自己、改造自然、构建新的生态的伟大实践。其实，改造自己、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打破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从不和谐达到新的和谐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实践的过程。

王文静：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有些论者出于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心理，或是为了提升“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地位和评价，认为对那种把人的身段放低，仰视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认识。在您看来，“自然文学”“生态文学”，除了是一种文学主题，还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吗？

王力平：把“自然—生态文学”理解为一种文学主题是没有争议的。至于说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最最好”并不比“最好”更好。

严肃地说，尊重自然的态度、立场，本身并不构成世界观、方法论，而是唯物论世界观和坚持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自然生态问题上的一种反映。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轻松一点去看，把仰视、敬畏自然的态度、立场表述为“世界观”“方法论”，是一种更能引起关注的文学性表述。比如有人称赞余华的作品语言简练，余华解释说那是因为自己识字少。对余华的话，轻松一点去听是有趣的，但若信以为真，没趣的就是自己了。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余华的话，闻之可以解颐。把仰视、敬畏自然的态度、立场表述为“世界观”“方法论”，其实含有不便一笑了之的层面。因为，较之具体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具体作品的叙事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规约性。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面对“自然”的写作，都要遵循把人的身段放低，采取敬畏“自然”的立场和仰视“自然”的视角。比如同样是写人与自然的关系，陶渊明在《饮酒》中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不妨碍杜甫去写“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在作家审美视角、主题立意和创作方法的选择上，最忌整齐划一。

农耕文明背景下的“自然文学”

王文静：“自然文学”也罢，“生态文学”也罢，在没有这些概念之前，中国文学并非没有自然主题，中国作家也并不缺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观照。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往往渗透着强烈的人文性，寄情于景、托物言志是自然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最明显的投射。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始终为自然作着诗性的注解。从《关雎》以“关关雎鸠”起兴，到《离骚》以奇花异草自比人格高洁，无论是现实主义叙事还是浪漫主义笔法，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书写最终往往都指向精神品格或文化意涵。在您看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自然的文学表达，在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上有哪些独特之处？

王力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正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古典文学中的自然描写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西周时期的《诗经》，字里行间早已是斗转星移、草长莺飞。孔子在谈到“诗”的功能时，还专门提到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后，《楚辞》里的香草美人，《水经注》里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发端于魏晋、大成于盛唐的“山水诗”，更是把寄情山水的审美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叙事类作品中，《三国演义》里的“借东风”，《水浒传》里的“风雪山神庙”，都是把人物与环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相互衬托，相得益彰。“情景交融”是古典文学自然书写的重要特征。论及这种审美特征，人们都喜欢引用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视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至善至美境界。

但是，虽然人们都喜欢谈论这些，所言也都是事实。然而这种在古典诗词歌赋中俯拾皆是的“和谐”，其实并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部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冲突、对抗的一面。想想“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在这些远古神话中，充满着与天斗、与地斗、不屈不挠的气概，同时也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但它同样是美的，是另一种形态的美，也是古典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审美书写的重要一脉。

王文静：在远古神话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对人的抗争精神有生动的表现。但这一脉络的后续发展似乎受到了压抑，没有得到更多经典创作的支撑和彰显。

王力平：从文学史来看，的确是这样。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农耕文明长期稳定延续，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承载力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缓和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再比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塑造。大家都喜欢引“天人合一”论证“情景交融”，其实“天人合一”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转型。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再到“灾异天谴”，自然灾异被看作是对天子失德的惩戒，成为对皇权的制约力量，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里被消解了，人对自然的认知、驾驭和改造的努力被遮蔽了。但这是今天自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应当了解的侧面。

我看到一篇关于自然文学的研究论文，论者拿我们谈到的几个远古神话与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作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在人与自然的抗争关系中，西方文化注重真实的人的抗争，而中国文化则喜欢先把人“神化”，而后看“神力”与自然力的较量。这个比较研究从选样到结论都是荒谬的，可以不去管它。重要的是，为什么论者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到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却看不到人的抗争。我觉得，限制其理论视野的，除了“西方的月亮更圆”，还有传统文化笼罩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过分浓郁的祥和氤氲。

王文静：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那种徜徉山水的审美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陶渊明、谢灵运到王维、李白、苏轼，淡泊名利、骋怀山水的文学表达，不仅具有极强的文学感染力，还具有文化和历史的穿透力。生于1930年的美国作家、诗人加里·斯奈德，通过翻译中国唐代和尚寒山的诗，感知瀑布、松树、云朵和雾霭等中国自然山水中的文化密码，体悟到中国文学“野情便山水”的境界，穿越遥远的时空得到了全新的理解。

我们今天讨论“自然文学”，可以质疑这种“情景交融”的审美精神吗？

王力平：这就是我开始所说的，关于人与自然的话题，如果聊得深入一点，特别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深入一点，其实并不容易。你说得不错，加里·斯奈德迷恋中国文学“野情便山水”的审美境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精神跨越种族和文化时空的回响。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的文化精神还在“徜徉山水”的时候，西方国家完成了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我们开始质疑这种文化传统是否会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候，西方国家完成了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我们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的时候，西方国家迎来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斯奈德站在三次工业革命堆起的历史高地上，在“垮掉的一代”热情簇拥下，开始用“生态文明”去解构“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

不是要焚琴煮鹤煞风景。其实我想说的是两句话：一句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需要徜徉山水的审美精神，更需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科学理性精神。五四运动中，为了欢迎“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先驱们曾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百年之后，我们已经懂得，不加辨别地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同时也应该懂得，满足于、止步于农耕文明涵养出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精神是没有未来的。另一句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没有不变的平衡、永恒的和谐。动态的和谐才是现实的，也是更健康、更具可持续性的。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打破已有的平衡，重新寻找新的平衡。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同样是打破旧的和谐，建立新的和谐。

“徜徉山水”是美好的境界。但经历过工业文明的否定以及生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重拾“徜徉山水”境界，才是更好的。所谓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先要敢于“出走”，然后才可能“归来”。

王文静：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今天已经迈开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开始重拾“归来”后的“徜徉山水”境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觉得在文学的意义上，深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容易？

王力平：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业化历史进程并没有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实践，其实是一种后发优势的体现，让我们能够早一点关注发展方式问题。至于文学意义上的“更不容易”，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的调整和改变，都可以通过法治的办法去协调。而在文学领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呈现，更多是感性的，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直观判断。在这里，人们通常更喜欢听美在“和谐”，说“对抗”也是一种美，就不免讨嫌。

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生态文学”

王文静：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引发轰动式的关注和讨论。作品虚构了一个美国小镇，因为人为的原因，本应鸟鸣蝉噪的大地变得寂静无声，作者质疑了以杀虫剂为代表的化学工业对自然生物和人类的危害，被誉为 “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伐木者，醒来！》《北京失去平衡》等作品陆续问世，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第一声”。无论从世界文学还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生态文学都是产生于工业文明勃兴的背景之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出现了透支自然、破坏自然的问题。生态文学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带有鲜明的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意味。你怎么看生态文学的兴起？或者说，你认为理想的生态文学该是什么样子？

王力平：前面谈到过，生态文学所面对的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自然文学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关于现实性，我理解应当包括这样两层含义：一是真实感。它所记述的环境和生态事件（包括反面的环境破坏，也包括正面的生态保护）应当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在虚构文本的故事情节层面和细节描写上，应当具有现实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出现专业性和常识性错误。二是历史感。它所记述的环境和生态事件（包括反面的环境破坏，也包括正面的生态保护），或者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应当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个人恶行或善念。前面曾谈到，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大背景。换句话说，就其现实性而言，“生态”的内涵和价值，是由人和自然共同定义的，既反映着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历史要求，同时也反映着人对自然的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

王文静：中国的生态文学由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报告文学脱胎而来。尽管作家选择了正面的、积极的文化立场和社会责任担当，但它仍然有可能陷入“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或者沦为简单化的道德说教。如何规避这种危险，我认为，一方面，对工业污染、生态环境损毁的现实应予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盲目排斥工业文明的极端环保主义和生态恐怖主义。人类活动不是只有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负面作用，人类还是能够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实践主体。同时，试着去贴近自然本身的伦理，比如写作《沙乡年鉴》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真正在沙漠化农场中植树造林。比如记录长白山900多个自然物种，写下《山林笔记》的胡冬林，最终把生命献给了这片荒野。他们关于自然的书写，不仅是有态度的生态书写，也是有温度的生态书写。

王力平：你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当下生态文学的写作环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从国内来看，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激活了人们的问题意识、危机意识，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世界范围来看，环保运动和环保理论相互助力、相互借势，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写作者自身准备不足成为明显的短板。表现为文学中人对环境生态的专业知识准备不足，环保专业中人对文学叙事技能准备不足。现实情况是，“十分丰富”笼罩着“准备不足”，写作者刚刚接触，甚至尚未接触到素材，已然先被观念包围。面对环境、生态问题，作者的视角、立场是被流行观念预设的，作品立意是“主题先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独立思考和主体意识变得难能可贵。对这一点，创作和批评都应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

王文静：灾难作为生态危机的极端方式，在文学中总是有所吁求。灾难的警示不但让人类在所向披靡和无往不胜的错觉中清醒，也在应对疫情的艰辛中重新体会人在生态系统中不过是普通、平凡的一员，这或许将为生态文学在书写自然的立场和态度上提供新的启示。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将为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打开哪些新的面向和可能？

王力平：灾害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种对抗形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要求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在科学昌明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不会再用“灾异天谴”四个字作为逃避问题的遁词，其实，往往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这种冲突和对抗形态，更强烈地激发和坚定了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激情和意志。新型冠状病毒持续暴发，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灾难。疫难之下，有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瘟疫肆虐下生命的惨痛夭亡；一个是人类面对死亡威胁的顽强抗争。前一个事实是，瘟疫对生命的吞噬，有甚于秋风扫落叶。每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都是锥心之痛，都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的悲剧。后一个事实是，在瘟疫侵害面前守护每一个生命，从死神手中争夺每一个生命，是人的自觉意识和坚定意志，悲壮而崇高，是人性的光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这两个基本事实面前，任何选择性“失明”都是不道德的。现实世界中的观察思考是如此，文学创作中的叙事策略与审美形态选择也是如此。

同样，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种对抗形态，在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面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化对自然的认识，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但这样说固然正确却不免空泛。对于自然—生态文学创作来说，首要的任务，其实不是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纵议阔论、夸夸其谈，而不必顾虑来自相关专业领域的质疑和诘问。核心的问题，或者说，自然—生态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学性问题。如果自然—生态文学的“文学性”，只是使用“文学的语言”，而这种“文学语言”又只是使用形容词、象声词，运用夸张、比喻和描写的修辞手法，那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找到“生态”进入文学的路径。或者反过来说，要找到文学介入生态世界的方式和路径。在这个问题上，农耕文明背景下，“自然”进入文学的路径是具有启发性的。在农耕文明背景下，“情景交融”是自然进入文学的方式和路径。在工业文明背景下，环境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的方式和路径，是否会藏在矛盾、冲突和对抗的后面呢？掀开这块帷布，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血肉丰满的人。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