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涛，文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争鸣》兼职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读书、教学、科研、陪娃，自得其乐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6 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2021 年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作为吉林大学的老师，又是《文艺争鸣》的兼职编辑，你个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对年轻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作用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路径才是年轻批评家成长的有效路径？

张涛（以下简称张）：谢谢明全兄的邀请，把我列为访谈对象。我曾经读书和现在工作的单位吉林大学，地处东北，经济发展并不具有优势，文化交流也不算活跃。因此，对于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青年而言，这样的条件并不是一个有优势的发展环境。幸好有网络，有朋友圈，可以及时了解文学创作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同道们的研究动态。这种“虚拟”的、“隔空”的沟通与交流，虽然“便捷”，不用长途奔波，大家就可以在“云端”见面，但在“云端”的相聚终归不像“面对面”交流那样充分深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的青年人，尤其是象我这样来自文化发展并不那么活跃的地区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我是在2016 年，与11 位青年批评家一起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12 人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就一个话题与一些前辈学者、作家、往届的客座研究员一起研讨。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匪浅，除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之外，还对同代人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直观的了解，也结识了新的同代人，收获了新的友谊。这一年的时光，美好而短暂，但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在白杨教授的介绍下，到《文艺争鸣》杂志做兼职编辑的。《文艺争鸣》杂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这个平台上，我能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青年才俊进行较为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了解他们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掌握了当前学界研究的前沿与热点。这些经历，为我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有形与无形的帮助。

周：我看了你的博导王学谦教授对你的评价文章《功底扎实的本色派——张涛的当代文学研究》，他对你颇多偏爱。后来你留校，和王学谦教授又成了同事，能谈谈博导对你学术、为人处世的影响吗？

张：我和我的导师王学谦教授之间，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读硕士的时候，王学谦老师给我们上鲁迅研究的课，那时与王老师也并无多少深入的交流。与王老师逐渐开始有深入交流是在哲学系姚大志教授的课堂上。我本科的时候，就常去听哲学系的课。学谦老师在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后没几年，又跟着姚大志教授读了哲学博士。凑巧，我那个时候也去听姚大志教授的课，几乎每周都会与学谦老师在课堂上见面，下课了也常一起在校园里散散步，聊聊天。这样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我们也熟悉起来了。

学谦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性情的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随遇而安，不是那么“积极进取”。在这些方面，我与学谦老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学谦老师喜欢钓鱼，我刚读博士的时候，每逢夏日来临，尤其是暑假的时候，他开车外出钓鱼，总是带上我，有的时候一钓就是两三天。这些年，虽然我钓鱼的技术没有什么长进，但每次和学谦老师出去钓鱼，都是一次精神的漫游。在水库边烈日的暴晒下，在一场暴雨带来的清凉中，在凝视着竿头抖动的同时，我们俩也漫无边际地闲聊。闲聊的内容涉及学术、人生以及各自的经历。在这些看似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闲谈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同。在前些年，我热衷于户外运动，那时候每周三晚上，我都会去净月潭环潭徒步，全程近18.8 公里。后来，学谦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记得有一次，环潭徒步前就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学谦老师兴致很高，我们俩照例环潭。行至一半路程的时候，便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中间有一辆车从我们身边停下来，要搭我们一程。我们谢过了那位好心司机的美意，继续前行。尽管有防雨的冲锋衣，我和学谦老师依然是从头到脚浑身湿透。大雨中的净月潭，没有其他人，尽管大雨如注，整个净月潭里却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我们的闲谈声和来自东北虎园的几声虎啸。

在日常的生活之余，我只要去学校，也常会约上学谦老师一起到食堂吃个午饭，饭后我们就在校园的湖边、林荫处散步闲谈。虽未散出“美感”，但也能自得其乐。我和学谦老师的相处，都是在这些日复一日的日常之中，学谦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或许就在这些坚实的脚步中。从做学生到成为同事，我们至今仍然保持着我所认为的“理想的”师生关系。至于为人处世，我以为，学谦老师和我都不是那种“游刃有余”型的，面对一些事情，我们也都表现得拘谨，有的时候处理得“磕磕绊绊”。

周：王学谦教授说你是“职业的读书”人，张福贵教授在你的印象记中也说，“张涛是世纪之交进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在没有和张涛谋面之前，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对于他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书真多’”。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阅读？阅读主要偏重于哪些门类？

张：其实，无论是学谦老师还是福贵老师的评价，都可当作长辈对后学的“鼓励”与“褒奖”。就我个人来说，大量的阅读是从大学开始的。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也没有“家学”，初高中之前的童年，主要就是和小伙伴们玩耍了。初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课外的阅读，主要是忙于课业。到了大学后，才开始大量地读书，那个时候读得比较杂，并没有在某一方面做系统的阅读，主要还是偏于思想文化。大二之前，痴迷于理论法学，读了不少法理学的书，也听了一些课。大二开始，转向对文学和思想文化类书籍的阅读。在求学十年的过程中，还是充分享受到了读书的乐趣。等到博士毕业工作后，因为教学、科研的原因必须“职业”地读书，读书真的成了一个“职业”。当读书成为“职业”后，好处是可能在某一方面更专深了，但也可能少了些许做学生时漫无边际读书的自由感与愉悦感。

周：在这个时代，能安静地读书，总归是好事。看你朋友圈，除了工作，其他时间几乎都在陪伴你闺女，真是一个好父亲。在教学、自己的科研和陪伴孩子、照顾家庭之间，你是如何平衡有限的时间的？

张：明全兄过奖了，我只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好父亲的印象，这主要是我常在朋友圈里“宣传”自己带孩子的点点滴滴，逐渐“建构”起了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和我一样，都是好父亲，只是大家没晒而已。

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教学、科研和家庭之间做好平衡，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自从有了孩子，很多时间都放在她身上，这样自然要重新分配有限的时间。身在高校之中，教学是刚性任务。能够调整的只有阅读与科研的时间，这样放在两者身上的时间就被压缩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读书的时候是最好的阅读时光，那时没有什么“责任”和“负担”，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那种自由的感觉，在工作之后就少了许多。

周：你最早发文章是哪年？你的成名作是哪篇，哪年发的？从事文学研究这些年，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篇？

张：我发文章比较晚。最早的文章是《贾平凹创作年表简编》，是发在《文艺争鸣》2012 年第10期上的。是程光炜老师主持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专栏，黄平兄组的稿。开始写的是关于《废都》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调整为创作年表简编。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没有写出让自己太满意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算是《错位的批评与重构——重评“废都”现象》，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废都》，后来又陆续读了一些贾平凹的作品，还是觉得《废都》写得好。此后，也一直关注贾平凹的创作。我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比较感兴趣，正好关于“废都”现象的争论在此范围之内。另一篇是《理论贡献与立场偏狭——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夏志清个人的学术构成、思想立场等方面来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就与局限。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张：近十年来，我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与变化。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在做兼职编辑之后，开始关注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场。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只是在研究范围上的拓展，在研究的实质上并无什么大的突破。

需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预设的研究立场进行反思

周：你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外汉学研究；二是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你如何理解这三个方面研究的关系？

张：在我看来，这三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海外汉学可算作“视野”，当代文学史研究是“背景”，以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是建立在“视野”与“背景”之上的一个结果。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文学研究的议题、文学研究的理论路径到文学研究的文体等方面，均可见这些影响的存在，以至于有学者把这种向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简单“模仿”称为“汉学心态”。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非常注重理论方法的运用与更新。理论方法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与视野，特定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理论观照之下才会呈现出来。其次，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视对文本的“细读”，当然，有时候这种“细读”也会因为一定要读出文本中的“微言大义”而牵强附会，但这种对于“细读”的训练与重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给我带来了新的“视野”，那么文学史研究则为我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种批评方式，总是习惯将作家或作品放置在文学史的秩序与脉络中来衡量，常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看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这种方式的优长总是试图要给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文学史定位，在“批评结论”之余，还有着一些“历史化”的追求。但是，在优长之余，这种“历史化”的批评方式的文学标准难免会有些“苛刻”。我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也在尝试着调整批评的标准，努力在“经典”与“现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张力。

周：王学谦教授说：“我以为，要理解张涛，首先应该重视他的海外汉学研究即对夏志清、王德威和李欧梵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内容，也是他学术的起点，同时，还是他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领域。”博士期间的研究，给你整个学术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张：读博的时候，我的阅读范围也比较杂，到最后论文选题的时候，还颇有些为难，在几个选题中，最后确定了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博士论文完成后，我还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情况，一些重要学者新发表的论文、新出版的著作我也都会跟踪阅读，了解他们的研究动态。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之研究”，带有一定的学术史性质。

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写作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的话，那就是在我的研究中，能有一些学术史意识或者比较重视研究中的“历史感”。

周：至今你仍很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据你多年的研究和观察，你个人是如何评价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张：如何评价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问题有些庞大，我有些难以驾驭。仅就我阅读过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来说，对于理论的重视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或者也是他们的一个优长。可能是因为身处海外的原因，很容易及时接触到各种理论资源，同时在求学的过程中，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或者是自觉的理论训练。他们在研究中对于理论的重视与运用，还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对于理论的重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文本可能就变成了理论“演练”的对象，文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理论的正确与有效。因此，在借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理论重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有些问题只是在特定“理论”视野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可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没有关系，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着自身的“立场”，这个“立场”的形成与确立，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和个体原因。我们在借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时，需要对他们预设的研究立场进行反思。因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与我们有着差异。他们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在有些方面与我们是“隔膜”的。这也是一些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认为他们的有些研究是有些“隔”的。

周：王德威的《哈佛新编中国文学史》这两年被热议，你是如何评价这部文学史的？

张：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还没有特别仔细地阅读。这本书的书写起点是从1653 年开始的，时间的下限是2006 年。这个时间跨度，较之已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大幅拉长了。但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思维方式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此前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亦有相似之处，都是试图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突显文学史写作中的“文学性”。在书写体例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我们常见的文学史书写体例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像“史”。关于这一点，王德威教授在这部文学史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有过说明：“一般文学史强调大叙事，以大师、经典、事件作为起承转合的论述。《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尊重大叙事的历史观和权威性，但更关注‘文学’性，以期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成为编者的首要挑战。全书以单篇文章构成，风格包括议论、报道、抒情甚至虚构，题材则从文本文类到人事姻缘、生产结构、器物媒介，不一而足。哲学文章各擅胜场，反映‘何为文学’‘为何文学’的丰富辩证。”我们常见的文学史编撰在叙述风格、体例上，还是要遵循一个比较“统一”的原则。但是，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没有一个“统一”的体例，每篇文章风格迥异，自成一体。这是对文学史写作成规的一种突破，是对文学史写作形式的一种探索。另外，我们常见的文学史都是学者撰写的。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有一些作家参与其中，撰写了相关的章节。作家因为自己也写作的原因，他们观察作家与作品的角度，往往与学者不同。作家的视角可能并不特别在意所谓“史”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在乎“作品”的独特与创造。《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体例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选择从一个时间点作为每篇叙述的起点，“出版体例每篇文章以2500 字（中文译为400 字）为限，篇首以某一时间作为发起点，标题语则点名该一时间的意义，继之以文章的正题。如此，每篇文章以小观大，指向历史可见和不可见的发展，但各篇文章的书写体例和全书的编年顺序又将所有话题、现象纳入时间的恒久律动”。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想起了1998 年出版的由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写作形式，编者曾言这套书的写作体例是受到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启发。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也是选择了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由某一年切入，也可算是“以小观大”。

周：最近几年“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等几乎成为一门显学，身在东北，你认可这些提法吗？你本人又是如何看东北文学的？

张：我觉得，这几年，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的创作，在一些研究者的推动下受到了文坛的关注。东北的文化区位优势并不明显，一些上海、北京的学者率先在他们的研究中关注当下的东北文学，并且保持着研究的持续性。这对当下的东北文学创作而言，是一件好事情。至于“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等提法，我以为，这可能是一些研究者对当下一些东北青年作家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的命名或叙述策略。“复兴”“作家群”“崛起”等提法，可能更具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凸显当下东北文学创作的成就，同时，也是对当下东北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评价。我觉得，当下东北文学的创作，除了经常出现在批评与研究视野中的那些作家之外，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家没有受到关注。对于这些作家而言，被关注、被“批评”、被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恐怕还要更多地依靠东北自身的研究者了。

周：以东北作家的创作为例，你是如何看待写作的地域性的？

张：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地域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创作资源。这一点对东北作家来说也不例外。他们经常书写自身生活的地域景观与风情。东北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成为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这片黑土地上发生的历史，也是一种地域性的创作资源，比如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创作中涉及的“历史意识”。地域性资源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地域性资源为作家的创作提供素材，这些素材进入作品后可能增加作品与作家的辨识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家把地域性资源仅仅当作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与“对象”的话，恐怕这样的创作就会陷入“重复”之中。

周：你在《东北文学的“味道”》中说道：“我们东北作家的着眼点主要不该在‘北上广’，应该在这片黑土地上。即便是写‘北上广’，也该以我们的文化视角来写。”我很认同你的提法，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就无法完成审美上的超越。作为文学研究者，你是如何看待地域与审美的共通性之间的关系的？

张：地域性资源在创作中，对于本地域的读者而言，体现出的是风物人情的“在场性”；而对于地域之外的读者来说，体现的是“异质性”审美因素。当然，以地域性资源为核心的“异质性”因素，在审美的过程中如果频繁出现难免就会有审美疲劳。如何超越简单的依赖地域性资源的审美创作，可能还如明全兄说的那样，就是寻求审美的“共通性”，即一种普遍的人性、共通的情感。同时，也不能把“地域性”写作资源完全当作写作的“对象”与“内容”，而是要把地域性写作资源转化成一个“文学世界”，或者是看世界的“态度”与“方式”。这样地域性写作资源在文学创作中才可能有持续性。

周：你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也颇多，先后研究过“50 后”“60 后”作家贾平凹、张承志、张炜、李洱、陈彦等，也涉及“70 后”作家鬼金、金仁顺、石一枫、弋舟、吴文君等，以及“80 后”的孙频等。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这几代作家的创作的？

张：我一时还很难比较这几个代际作家在创作上的异同。总体而言，“50 后”“60 后”的作家，他们更关心一些宏大的话题，诸如重要的历史时段与社会的热点，并且他们关心的方式也是非常“直接”的。而“70 后”“80 后”作家，他们可能会对一些宏大的话题保持一种距离，即便是书写也不是那么“直接”。“50 后”“60 后”作家可能把文学或者写作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重”，而“70 后”“80 后”作家可能并没有把文学或者写作看得那么“重”，甚至比较“轻”。当然，在这里“重”与“轻”并不表明或者影响，不同代际作家对待文学的“诚与真”，而是体现了不同代际作家之间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

刊物应发现、推出年轻的作者

周：你哪年进入《文艺争鸣》做兼职编辑的？这些年来，兼职做编辑，在文学研究前沿，这对你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我是2013 年8 月份到《文艺争鸣》做兼职编辑的。《文艺争鸣》是有着全国影响的刊物。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个平台本身是自带流量的。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著名的批评家的成名作、代表作都是发在《文艺争鸣》上的。他们与《文艺争鸣》有着长久的学术交往和深情厚谊。我作为兼职编辑，借着《文艺争鸣》的流量，和这些学者、批评家也有了十余年的接触和交流。这样非常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这些“热点”与“前沿”，未必能够成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与对象，但是，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研究带来精神上的触动和思路上的启发，或者是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周：近几年，好几位在高校的青年批评家、学者调入理论刊物做主编，你个人今后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张：我还没有这个打算。

周：我和一些文学刊物主编聊过，其实一些青年作家，若不是这几年各类刊物疯狂地抢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的刊物对稿件质量的要求，连发表都难。至少刊物“媚少”现象还是存在的。批评类刊物的“媚少”现象，应该很少吧？

张：我和文学刊物的主编、编辑接触得不多，但是，一些文学刊物我有订阅，也会有阅读，我的感觉可能和明全兄有些出入。我好像并没有感受到明全兄说的那种“媚少”。当然，这可能也是我的阅读有限形成的错觉。对于批评类刊物来说，我觉得可能每个刊物的办刊风格不同，稿件作家的来源、年龄分布等会有一些差异。我对当下的批评刊物阅读得比较多，比照下来，我也并没有发现“媚少”现象，只是有些刊物会发一些年轻学人、博士甚至是硕士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都很出色。而且我也觉得，从刊物的长远发展来看，发现、推出年轻的作者是必不可少的。

周：《文艺争鸣》最大的特点是专题性策划非常有力度和贴近当下文学关注的热点，能以一个专题策划为例，讲讲你们是如何策划和组织稿源的吗？

张：我因为做兼职编辑的原因，比较了解《文艺争鸣》的专题策划。首先确定一个专题，是建立在对当下文学研究前沿与热点了解的基础上，确定几个值得做专题性研究的题目。其次，对相关题目进行研究资料的梳理与归纳，在编辑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确定是否可以做专题策划。最后，在确定可以做专题策划后，就开始确定专题的作者，因为有此前的研究资料整理，我们就会初步掌握这个专题有哪些适合的作者，确定专题作者后便是向作者约稿等具体事宜。比如关于“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几个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专辑都是这么策划操作的。我想这也应该是很多同行刊物的共同做法。

学院派批评是一个“文化构成”的问题

周：你在陈述自己的批评观时说，批评者在文学批评中，往往因为自身已有趣味和阅读习惯，会选择那些与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情感类型有“同构性”的作家、作品来阅读。这种“同构性”的阅读与批评，很容易在批评者与作家、文本之间产生“共情”，从而不断强化既有的文学趣味和情感结构。但是这种“同构性”的阅读，长而久之也容易陷入一种“单一”或者“狭隘”之中。你认为，要如何避免这种“单一”或“狭隘”？

张：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很难彻底解决的难题。一个读者或者批评者的精神气质与情感类型，在其形成后往往难以发生变化。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产生一些变化或者微调。这种“同构性”的批评，因为与作家有精神气质、情感类型上的相同，容易产生“共情”，也可能对作家、作品理解得更为深入透彻。但这种“同构性”的批评，确实如明全兄所言，容易走向“单一”或者“狭隘”之中。如何能让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同构性”原则的基础上变得“丰富”与“多元”，这恐怕也要靠机缘，可能一些经历让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的体验，这种新的体验就会在“同构性”之外，与一些新的文本相遇。

周：从1980 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摆脱“一体化”，逐步走向正常，其中人的因素正是批评家身份的民间化——批评家几乎都是高校老师，但四十多年的发展，学院派批评在过度量化的考核方式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的？你认为，学院派批评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张：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学院派批评有一个误解，以为在学院体制中工作的批评者的文学批评就是学院批评。其实在我看来，学院派批评并不是一个“空间”问题，而是一个“文化构成”的问题。今天身在学院中的批评者深受当下学术考核体制的影响与制约，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觉得，出路还在批评者自己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批评者已经对学院体制中论文写作或知识生产有了“适应性”。这种“适应性”长而久之，就会让我们产生思想、智力的“惰性”，在熟悉的论文写作与知识生产的环节中“不能自拔”。如何有效地走出这种“适应性”，摆脱思想、智力上的“惰性”，可能是身在学院体制之中的批评者调整自己批评方式的一条有效路径。

周：你一直参与《文艺争鸣》的编辑，从刊物编辑的角度看，你认为今天的批评，要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作为批评的有效性呢？

张：我觉得，批评文章首先要好看。可能是因为缺少才情、个人体悟等原因，现在很多批评文章并不好看，而且“千人一面”，缺少“辨识度”。借用《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老师的话说，就是“论文”太多，“文章”太少。论文的生产往往都是“标准化”的，而“文章”的写作则需要才华感悟与独特的文体意识，才华、感悟与文体意识则不是“标准化”的，而是极具“个人化”的，因此，文章多是“千人千面”，别具一格的。其次，文学批评应该对作家有用，能被作家认可。这里所说的认可，并不是对作家、作品的简单称赞，而是能对作家的创作有作用。

周：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

张：明全兄，我在课堂上总是“好为人师”。在此，大家都是同道的交流，我就把正在读的两本书分享给大家吧，一本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另一本是《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

周：谢谢张涛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