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30)

　　写给萧军的第三封信，就撑不住了，开始倾诉“现在我很难过，很想哭。想要写信钢笔里面的墨水没有了，可是怎样也装不进来，抽进来的墨水一压又随着压出来了。”她只身来到陌生的日本，因为解决不了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于是大感委屈。神保町的书铺和满街的木屐声，看上去什么都和她没有关系，“真是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于是，她开始催促萧军去青岛，因为到日本之前，两人约定都离开上海，一个在日本，一个在青岛，彼此都静心写作。无论从外界来说，还是从两人心理来讲，这样的安排，看上去都是公平的。

　　萧红到日本一个月时，接到萧军来自青岛的信，她很开心，她已能够正常写作。到写给萧军的第五封信，她甚至可以调侃对方，“你再来信说你这样好那样好，我可说不定也去，我的稿费也可以够了。你怕不怕？我是和你开玩笑，也许是假玩笑。”

　　写作，带给她很多快乐。到东京是情感受伤之后的一种喘息。经历过“苦杯”的挣扎，她希望和萧军由于距离的缘故重新恋爱一次，而非破镜重圆。这样，对自己也好有个交待。因此，调侃在这里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含着撒娇任性，同时又软中带硬地告诉他，她也是拿“稿费”的与他平起平坐的人。

　　萧红信函并非如她所愿发表出来，而是由萧军代为发表并加以注释的。如同她的《苦杯》一样，信函是私生活真实的较为完整的一段记录。对于萧红的赴日，萧军晚年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说，“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经过二人商量，“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

　　萧红信函包括的信息大致可分为情感、工作、家事、朋友等。其中情感和工作是其主要叙述点。以萧红一惯的矜持和调皮，当年25岁的她在写信时也是淘气的，称谓乱叫。第一封信以示郑重，称谓是平淡的“君先生”，是在船上写的，报个平安，信尾是“莹”。前两封信均是一般家书，问候关怀，讲些初到异地的感受。第三封信，她开始宣泄接不到他回信的不满，“不知道你现在准备要走了没有？我已经来了五六天了，不知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她接到萧军来信，第四封回信，表明生活和工作恢复了常态。“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并在信尾附了一首诗《异国》，用恍若家乡的声音来回答和面对她已身处异国的现实。同时，在此信中，她开始转低调为进攻了，她相当自信，并且开始以家庭主妇身份指导萧军生活，“鸡子你尊命了，我很高兴。”并且开始握有主动权，“我也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我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既是埋怨，也是撒娇。第五封，完全像是个小大人，再次行使妻子义务。萧红对身边家人的关心之细腻，完全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你的小伤风既然伤了许多日子也应该管他，吃点阿司匹林吧！一吃就好。”“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象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没有了。”“西瓜不好那样多吃，一气吃完是不好的，放下一会再吃。”萧红如此不厌其烦地指导萧军日常生活，关心备至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细致入微的体贴是许多男人梦想得到的，是幸福，而萧军竟会说她没有“妻性”。萧红偶尔以女性家长的口吻教训他吃穿的事情，方方面面都显示出她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理解和见识，这在从小吃百家饭又在军中混过的萧军来讲，是太过奢侈了。潜意识里，他是不认同来自“大家闺秀”的生活方式的，抗衡她的“调教”也是有的。

　　接到萧军寄自青岛的照片，萧红特别开心健谈，她开始调侃萧军，“那大张的单人像，我倒不敢佩服，你看那大眼睛，大得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两片红叶子(已)经干干的了，我记得我初认识你的时候，你也是弄了两张叶子给我，但记不得那是什么叶子了。”萧军特别喜欢用花草叶子示爱，在萧红而言，这次叶子和上次叶子的两相对照，重新唤醒她，也使她对恢复两人旧情，感到期待。

　　“你的信封上带一个小花我可很喜欢，起初我是用手去掀的”。萧军晚年对他当年信封上的花朵并没有注释，可能这种浪漫的情趣，讨女孩子欢心的小把戏，时过境迁，他或者已不存在记忆里了。

　　萧军对第七封信的注释是这样的：“离别的日子不能算长，在她似乎已经有了挨不下去的样子，而我也确是很怀念她。”“她也是明白的，我也在想念她”。萧军把这归于心有灵犀一点通。又比喻为“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又比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他解释两人的关系，与萧红想的确有出入，萧红是想重燃爱情之火，而萧军却谈到两人相处的相吸和相斥。这中间是漏掉了什么环节吗，还是彼此有误会呢。

　　萧红与萧军的理解差异是存在的，并非如萧军所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信中，萧红表达爱意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把她的疼痛告诉她，希望能得到他的怜惜，“那回在游泳池里，我手上受的那块小伤，到现在还没有好。肿一小块，一触即痛。”“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这里的蚊子非常大，几乎使我从来没有见过。”萧红信函里的这些家常话，萧军是不能够理解的。在注释中，他非常自负地一再讲到他的身体以及他粗糙的生活经历，他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只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他身体也很健康，因此“同样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对于萧军是无所谓的，而对萧红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萧军很理性地认为，“由于自己是健康的人，强壮的人，对于体弱的人，有病的人……的痛苦是难于体会得如何深刻的。所谓‘关心’，也仅仅是理性上的以至‘礼貌’上的关心，很快就会忘掉的。”“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象如此一说，这‘大包’就可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我们俩体性不相同的地方。”对同一事物理解的出入竟相差这样大。

　　事实上，萧红在这里，在信函里向萧军倾诉的是一种“受伤的状态”，渴望的是几句安慰的话而已，是一种精神抚慰，并不是要萧军对腿肚子上的大包有什么办法。这种女性撒娇的隐蔽表现，其目的是获得关心和体贴的话语。作为因爱情而组成的家庭生活，萧红是需要有这些小小的情趣添充的，因为这就是生活。若是萧军病了，她也会照样婆婆妈妈地说些安慰的话。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生活常态，恐怕不是亲近的人，萧红是不会说的。摘掉社会面具的家庭生活，萧红却得不到理解。这一点，萧红向萧军倾诉时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她认为说了这些话竟然会引起萧军的无动于衷，恐怕对于敏感自尊的她也是不会说的。可见，萧红对萧军还是不太理解的。

　　萧军对于萧红的理解也是停滞在一种浅层次上，关于灵魂大小的问题，两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

　　在日本由于大风雨打雷，雷声可以使得萧红产生创作的灵感，“立刻想起了一个新的题材”，雷声“都会随时波动着的我灵魂”。 紧接其后，萧红写到，“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宽宏的！”对萧红而言，这是一种姿态，表明自己卑微的姿态，也向萧军传递出一种爱意的信号，然而萧军并不能够理解。多年后，他在注释这句话时，顿出南辕北辙之感，也妄费了萧红这番心思。

　　萧军晚年注释这句话时，明显表现出一种不冷静，由此引发的联想，勾起他许多陈年不快，甚至是一种怨气。

　　“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雷声可以产生创作灵感这类事，萧军明显执鄙视立场。这涉及到两个不同性格和艺术感觉的人。对此，萧军坦率地说，他是不会等待灵感来了之后再创作，两人的写作习惯完全不同。萧军是按时吃饭，按时写作，按时休息的人，从来不等待灵感来临创作。“我是很少有什么‘灵感焕发’……写作到‘废寝忘食’以至‘病倒了’那样地步的。”他不屑于那种“废寝忘食”的写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