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31)

　　萧军给萧红起“诨名”，也即昵称，似乎在趣味上尚可以取得一致的。萧红说，“你总是用那样使我有点感动的称呼叫着我”，究竟是什么称呼，萧军注释中滑掉了，没有解释。不过，萧红曾在给萧军的第十封信中提到“每天我总是十二点或一点睡觉，出息得很，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了，非常精神，早睡，睡不着反而乱想一些更不好。不用说，早晨起得还是早的。肚子还是痛，我就在这机会上给你写信，或者凡拉蒙吃下去会好一点，但，这回没有人给买了。”她想把这种感受，好的不好的都与萧军分享，这时她仍然没有看透生命中这个男人，尚在迷惑之中。萧军晚年对信中出现的小海豹的来历作了解释。这是他给萧红起的“诨名”，“因为她很喜欢睡觉，平常一到夜间九、十点就要睡了，而且连连打个哈欠，一打哈欠两只大眼睛的下眼睑就堆满了泪水，加上她的近圆形的小脸……俨然象一只爬在水边亮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小海豹”。此外，萧军还以“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细，跑不快。跑起来时，两只脚尖内向。“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像一只受到惊恐的小鹅。据萧军讲，最初给萧红取这些“诨名”，她很生气，慢慢也就接受下来承认并以此自居了。对此，萧军不无自负地说，尽管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环境是恶劣的，但两个人从不咳声叹气，不怨天尤人。经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对于他起诨名的事情，萧红也会回应，比如称他为“小东西”，“坏得很”之类，“正因为我们共有了这种性格，因此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这些互相开开玩笑的童心未泯的生活意象，在回忆时往往让萧军百味杂陈，百感交集。

　　她像妈妈一样照顾萧军，经常会引起反感。

　　“我临走时说要给你买一件皮外套的，回上海后，你就要替我买给你自己。四十元左右。我的一些零碎的收入，不要他们寄来，直接你去取好了。”

　　对此萧军是照办了。用四十五元为自己买了一件棕红色牛皮面的漂亮的皮大衣，用的是《家族以外的人》那篇小说的稿费。

　　给萧军的第五封信，告诉他“现在我庄严地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象我带来的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

　　三个月后，萧红给他第三十封信，再次提到“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软一点的枕头，否则使我不放心，因为我一睡到这枕头上，我就想起来了，很硬，头痛与枕头大有关系。”

　　对于第五封信提到的两件大事，萧军都没有做。枕头和被子。第三十二封信，她又说起，“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的了，连我的夜里也是凉凉的。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去，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买一张被子，免得烦劳人。”“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然小事，你就总使我不安心。”

　　萧红的关心，萧军总是认为不必要，他的身体好。实际上，早在哈尔滨他就写文章说过自己有头痛的毛病。萧红信中让他买枕头，无非是解决头痛的困扰。可能在日本睡了软枕头之后，解决了头痛的问题，以至于她一再地让萧军买软枕头。她认为“头痛与枕头大有关系。”她还是从病理上的实际考虑，而非其他。至于被子，萧红再三督促，也是从自身出发，认为萧军的被子不合用，应该换条新的或把旧的重新絮些棉花，厚一些，自然能够解决冬天寒冷的问题。在萧红看来，冬天的上海，阴冷得无处藏身，哪里比得上东北冬天屋子里暖暖的。对此，萧军的注释就不太客气了。“她的头，她的胃，她的肚子……总在折磨着她，精神矛盾也总在折磨着她……总括起来，这全是由于长期生活折磨，营养不良……种下的病根(贫血)，再加上她先天的素质也不好(据说她母亲是肺病死的，萧红母亲实际是染疫病而死)，而又不喜欢做体力运动，于是就成了恶性的循环。再加上神经质的过度敏感，这全是促成她早死的种种原因……”，“她自已已经如此，却还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幸亏我是个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假如我和她‘差不多’，就要生活不下去，为生活所压倒，早就‘同归于尽’了。”对于萧红的关心当作多事，反而庆幸自己皮粗肉糙，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瞧不起萧红的那套“讲究”的生活方式。用“不讲究”来对付“讲究”，你爱如何就如何，我不在乎，我行我素，这也是萧红苦闷的地方。联系到他对哈尔滨朋友王研石的同情帮助的逆反心理，可以说萧军辜服萧红的心意，来自于他的自卑而非自负。自负只不过是表象，是他想用坚硬的外壳打败那些所谓比他生活条件“优越”的人，而他所坚持的同一“阶层”、“阶级”方能沟通理解的思维方式，恰好揭示了他的立场是随他的经济条件不同而变化的。

　　萧红的信函，说到底不必注释，其旷世才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很难找到一些恰当的词汇概括她对亲密爱人关系的建立，是如何的花费心思。作为女人，她对身边男人的关心无以言表，也有目共睹。

　　萧军晚年注释着曾经挚爱亲人的信，可谓笔下矛盾重重，忽而东忽而西。在他的注释中，一会儿说，两人在信中只谈工作，虽然算是夫妻间的“情书”，却看不到有多少地方是谈情说爱，“更多的谈的却只是事务和工作”；一会儿又说，他们是两个男娃和女娃，彼此心意相通；一会儿又唏嘘两人都有苦中作乐的乐观心性。多年来，每当他遇到读者问起他和萧红为什么分开，都十分不愿作出回答，是因为萧红确是他心中放不下的人。萧红这两个字，经常会在他的生活中跳出来。

　　萧红最反感萧军的事情，在萧军看来，就是当他无意或有意，或玩笑地攻击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萧红总是要把他当作男人的代表，也就是“靶子”无情地反攻。有时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到萧军承认“错误”，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萧军有时也故意向她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对她“谑近于虐”了。晚年萧军承认年轻时，并没想到这会真的能够伤害到她的自尊，她的感情！事实是伤害到了萧红。这些针对女人“弱点”、“缺点”的攻击，直接促成了萧红女性主义的思考，“性别政治”是萧红每每靠着与男人们相处的日常生活片断，而深入思考的方向，恰恰在这一点上，萧军是个盲点。他对萧红的思考全然无知，当作“玩笑”解释。

　　萧军在注释这批信函时，是他作为“出土文物”复出写作之后的1979年，此时他可能没有看过《萧红自集诗稿》中的《苦杯》，如果他读过萧红失恋的诗，为重新开始他们的爱情，远走日本所花费的心思，是否还会如此注释呢？ 

　　当我们阅读萧红孤身前往日本前，未发表的诗作《苦杯》，再读她到日本以后写给萧军的信函，必然为萧红的真诚所打动，不仅是打动而是肃然起敬！她对爱情的忠诚，为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感，她尽心尽力，无所不用其极。真是一片赤子之心。然而，她并不是一味求取男人欢心而放弃原则和立场的人。对于萧军来信讲到，他到鲁迅先生墓地去烧杂志，萧红明确地表示，“到墓地去烧刊物，这真是‘洋迷信’‘洋乡愚’，说来又伤心，写好的原稿也烧去让他改改，回头再发表罢！烧刊物虽然愚蠢，但情感是深刻的”。如此深重的话，对于萧军而言，恐怕也只有萧红敢说出口。若是她在上海，她是绝对不会赞成这样村夫般地做事情。

　　从日本到上海，萧红给萧军的信函计35封，第一封写于1936年7月18日，最终一封写于1937年1月4日，完整地展示萧红热心创作、积极与萧军沟通的追求明朗向上生活的态度。这些平凡的日常信函，最让人动容之处在于萧红对萧军情感关系挽回力度，寄予在生活中的点滴之间，她对这段婚姻或称之为同居关系的不懈努力和坚守！

　　第六节 上海吕班路：《天空的点缀》    

　　1937年1月13日，萧红乘日本邮船“秩父丸”号抵上海汇山码头。在船上，她与中学时期，在哈尔滨相识的好友高原(高永益)相遇。了解到失去音讯的同学徐淑娟现居常熟，而上海到常熟并不远，这让萧红开心不已。两人整整谈了近24小时，老友相见，重续同学时代的友谊。此后在上海，武汉，两人多次见面叙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