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
来源：北京晚报 | 白杏珏 2019年08月19日07:25
“散文”是什么？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郁达夫曾言，中国古代并没有“散文”，这一概念是从翻译中产生的。实际上，“散文”一词在南宋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便有记载，恰与“诗骚”相对，指的是没有押韵的文字，即为魏晋六朝时所提出的“无韵之笔”。
不过，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尤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倡“美文”为标志。郁达夫便提出，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这一时期，散文注重个性，其性质多为“抒情性散文”。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杂文、杂感）。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老舍、丰子恺、叶圣陶、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而杨朔、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香山红叶》《社稷坛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老舍《散文重要》）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散文大讨论”中，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的一段话，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
在“散文复兴”的浪潮中，杨朔、刘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
杨朔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详细】
刘白羽
战地经历是刘白羽一生的创作源泉，也让他开辟了与杨朔不一样的散文风格。杨朔的散文内蕴而优雅，刘白羽则外放而激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模式，借助战地意象来宣泄激越的感情。刘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阳〉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做个通讯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诞生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钢铁撞击出来的火花。”【详细】
秦牧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