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典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丁帆 等 2019年11月05日09:14
《长篇小说选刊》近来邀请中国文坛卓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作家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理念、路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新中国七十年来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进行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读与阐释。在2019年第6期的刊物中，丁帆、孟繁华、贺绍俊、李遇春、张丽军、郭冰茹、王鹏程、李云雷、刘江凯、杨辉、索良柱、项静、金春平等专家学者就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看法，现集中推发，以飨读者。
人们总以为经典是靠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就可以鉴别的，我以为这一点只是其中一个元素而已，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活在未来的时间里固然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标准，但更重要的则是它必须活在历史之中，活在当下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作品是否经典化缺一不可的三个审美元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更重要的元素是，在这三个时间概念之中，它又绝不是单纯的时间意义，它涵盖的人文哲学内涵和意义都潜藏在作品其中。用西方文论中的“当代性”的概念来说，“当前共存性”是“使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所以，这个“当下”的指向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同时，也应该是其作品内涵和审美的终极指向存活时间长度的概念所在。也就是说，活在当下的时空当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如果仅仅就是被种种时代的某种因素所左右，则并不是衡量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标准，“活着”是永久的，而不是时间长河中某一个时代的“瞬间性”时刻。【详细】
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过，特别是在几次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讨论中。我认为，文学史的编写，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确立文学经典，一是要注意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佛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史的叙述就不能完成。在当代文学领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实现，虽然其间经历过“再解读”，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年”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文学经典；而《我们夫妇之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只是“文学史经典”。【详细】
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经受了社会和读者等各个方面的考验，自然形成的。这个淘洗和考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代文学作品与古典文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经典化。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文学评奖制度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热衷于创新和突破的年代，西方现代派成为作家们争相效仿的新文学样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是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偏爱，也许就会将《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遗漏掉。路遥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应该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文学观念所煽惑，而是能够在文学观上保持淡定和坚守，这同样也很不容易。【详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长篇小说的经典化无疑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与其他文体相比，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因此被认为是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成就的标杆性文体。大体而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集中涌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尽管其经典性在学术界依旧存在争议，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依然长存于当代文学史册；再一次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至于新世纪之交，随着八十年代作家普遍进入艺术成熟期， 他们在逼近世纪末和新世纪来临以后集中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发力，由此掀起了又一次当代长篇小说新高潮。与第一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相比，第二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无疑更大，这主要还不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时间距离所致，而是因为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化的评判标准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
在今天，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必然的审美选择，是需要我们大力呼唤、需要作家大力书写的时代重大命题。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宏大局面、这种整体性的纵深变革，前所未有。谁来书写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如何去书写已经发生、刚刚发生巨变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对当代作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性需求，即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历史需求和美学命题。我们要写出新时代、新变革、新现实、新城市、新乡村。这必然要求一种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的深化、细化与经典化。我们期待今天的中国作家深入中国现实，用全部的身心去拥抱现实，与现实“肉搏”，以全部的激情、生命和灵魂去书写这个伟大时代的震荡与变革，铸就新时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详细】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详细讨论了文学史的生成机制，文学史的写作经过剪裁、分类、组织，划分单元，区别作家作品的层次等众多环节，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随后，这些被文学史选中的作家作品进入教育环节，被阅读、被研究、被传播。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淘洗，只有进入了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才能够不断留存，其文本的价值意义才能不断被阐释。那么什么样的作家，哪些作品能够进入文学史呢？考虑到文学史与历史、教育、意识形态之间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一个安全稳定的时间距离是必须的，因而，曾有不少研究者认同“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而与之相关的问题似乎是：多长的时间距离是安全有效的？晚近的文学作品能否进入当代文学史？与文学创作几乎同步的文学批评能否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某种参照？等等。【详细】
这些新的史诗小说着力重写革命史、家族史、村落史、民间秘史及运河史等，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表现出与宏大革命史诗的对话性、互文性和反叛性，调侃、戏说、瓦解、解构变异甚至颠覆革命史诗叙事，历史的必然性、整体性和目的性被偶然性、琐碎化和虚无性替代，“‘革命叙事’被转化为‘欲望叙事’，革命斗争被解读为权力之争，革命的动机受到深刻的怀疑，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被深度揭示。与之相对的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恒定性、人之常情的可靠性、凡人生活的合理性受到特别的肯定和推崇，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放到‘人性’的意义上来解读。”这种“含混却已稳定并且安全的‘新历史观’与‘史诗化’的创作方式相结合，成为作家们支持其历史‘重述’的重要思想资源。”【详细】
经典的诞生必须经过读者、评论家与时间的检验，是一个长时期的产物，现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当代文学中的“三红一创，保山青林”，都是在历史中形成，并经过时代的数度变迁，才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的经典甚至是事后才被追认的，比如陶渊明、莎士比亚，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并不受到重视，而在他们去世数百年后，才被确认为经典，宇文所安论杜甫时也谈到，杜甫在同时代人眼中并不特别突出，只是宋朝以后历代诗人都学杜甫，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达到“诗圣”的位置——因为杜甫成了诗歌审美的最高标准，或者说杜甫是他们诗歌教养的最重要来源。哈罗德•布鲁姆谈“西方正典”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想要重申西方文学核心经典的价值，艾略特谈“传统与个人才能”，则强调个人对传统的继承与重新发现。但是在今天，我以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更重视19、20世纪的经典，而对新世纪的新质理解得尚不够深透，尚没有诞生足以代表新世纪的新经典。【详细】
根据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的数据统计，二十世纪以来包括港澳台在内有海外译介信息的中国作家数量大约是430多位，作品翻译和海外研究数量都超过5篇以上者约31位，翻译或者研究之一超过5篇以上者15位，加上近两年异军突起的阎连科和刘慈欣2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约有48位翻译和研究相对突出的大陆作家。在这48位作家里，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重要作家和诗人有43位，基本也是进入了各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改革开放之前的作家有赵树理、胡风、浩然等5位。
和当代作家作品这种传播实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另一组数据，据保守统计（实际会更多一点，但不会改变基本比例），各年代相关的文章数量大概是：50-80年代发表的涉及海外传播的文章约6篇，90年代约12篇，2000-2012年前约45篇，2012年约56篇，2013约70篇，2014年约120篇，到现在累计至少达800篇以上。【详细】
梳理和反思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路径与方法，文学史观以及与之相应的批评标准是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虽如艾略特所论，“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但究竟以哪些“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作为参照，却是考校论者识力的重要维度。新时期以降，围绕当代文学后四十年若干重要作品评价的分歧，根本症结或在此处。就其要者而言，“五四”新文学传统、《讲话》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甚或西方文学传统，乃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偶有参差，内里却颇多分野的数种重要的评价视域，在多重意义上决定了文本经典化的可能性及其基本面向。作品意义或彰显或被遮蔽，端赖论者所持之评价视域的包容度和适切性。时在百年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如何在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构当代文学图谱，乃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就中尤以赓续中国古典传统的当代文本的文学史评价问题最为突出，也最具症候意义。【详细】
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当代长篇小说总体经典化背后的媒介属性问题。人类文化传播史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进而到电子传播。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贯通始终的媒介发展逻辑，但是既有的传播学理论对此缺乏认识，为了描述这个媒介发展逻辑，在此我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概念：“媒介下沉”。我们认为，媒介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媒介不断地向受众下沉的历史。媒介下沉得越充分，传播的受众面就越广，媒介的可及性就越高。相比于旧媒介，新媒介的“新”一定是因为它比旧媒介下沉得更充分。相比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是下沉性媒介；相比于文字传播，印刷传播是下沉性媒介；相比于印刷传播，电子传播是下沉性媒介。而同一种大类媒介的内部，会因为下沉的程度不一样而分出不同的小类别。比如，同为网络媒介，以“相册”为主的微信比以“文字”为主的微博更具下沉性，以“短视频”为主的抖音又比以“相册”为主的微信更具下沉性。各领风骚一段时间，比拼的就是媒介下沉的程度。【详细】
此类叙事的终极目的往往与史相关，当代史、民族的心史、百年历史等等，从乡村世界切口，经由缓慢的建构和流动，抵达民族的寓言。此类长篇小说影响深远，纵观数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几乎很难逃脱这种叙事的基本形构，也几乎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式。所不同的不过是一些精心烹制的小点心，根据个人修养、趣味、地域、人设和爱好，装点起来的看似殊异的门面。文学是考察百年历史无与伦比的观象台，它承担着历史和社会学无法抵达的想象性复原，也带着作家的认识和思想，同样也承担着对未来理想社会和美好人性的想象。如果历史的叙事统摄并几乎规范了文学叙事的时候，也恰恰是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文学）应该反思的时刻，这种长篇写作方式事实上可以宣布进入一种僵死状态了。它既无法提供对文学形式的刺激，也不能撼动既成的历史叙事，只会产生吞噬一切新意的铁屋子，像一张没有喜怒哀乐的国民脸。它的价值不能洗脱便于操作的嫌疑，这是精神懒惰的另一个代称。【详细】
通常认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分为以布鲁姆等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和以佛克马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前者以“何为经典”为中心，力图从文本内部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艺术审美法则，从而赋予文学经典以跨国界、跨时空、跨文化的“美学共同体”的恒定性内涵，这些恒定内涵能够穿越时空或读者群的差异而被反复认知、感悟和共鸣，进而不断生成出新的意义，因此经典文学当仁不让的具有绝对而内在的通约性密码；后者以“经典为何”为焦点，坚定确信文学经典的指称并非天然的自赋，而是权力关系的他赋结果，这些他赋的权力机制更多包含的是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等在文学或文化场域当中的各种支配性话语主体及其意识化运作，从而赋予文学经典以“语境性”或“流动性”的结构性意义。彼此的理论主张都具有强大的阐释力，诸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现象和经典化路径，都能验证其理论系统的权威与可信。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理论自认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本质主义所坚信的恒定审美法则至今都大而化之或模棱两可，而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无法有效解释某些作品在相当长的接受史时段仍具有相当的可阐释性，而另一些红极一时的作品却迅速陨落的经典化现象。文学史的事实反复证明，文学经典化的确立是艺术普遍法则和语境场域生产的共同作用结果，也就是说，与其在文本内/文本外寻找唯一性的生成机制，不如将之进行“辩证性”的“融合”，从而赋予“经典”这一概念本身以开放性、丰富性和历史性，这是对既有经典之作的回望与致敬，也是对正在经典化之作的发现与体认，更是对未来新经典之作的规约与感召。【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