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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士方:曹禺的真诚和痛苦 ——曹禺诞辰110周年纪念 
来源:文艺报 | 邹士方  2020年09月09日08:23
关键词:邹士方 曹禺

华君武(左)与曹禺 邹士方 摄(1989年春节)

对于戏剧大师曹禺,我是先观其剧,再读其书,后见其人的。

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首都剧场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曹禺名剧《北京人》,那时我年未及弱冠。现在回忆起来仍怦然心动。大师级的作品加上一流的演出,使我深深地陶醉其中。

1966年夏天“文革”初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成了“毒草”。当时西单的中国书店库存了大量的“四旧”书籍,为了及时处理,收回一定的资金,内部允许执介绍信的“革命组织”购买后供批判用。当时开个把介绍信易如反掌。我的小学同学李睿奇拿到了学校的介绍信,开了一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著作书目。来到书店,按打折的价钱购买到了几十本个人喜爱的书籍。其中就有一册《曹禺剧本选》,内中包括三个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北风呼啸的日子里,独自一人反锁于蜗居中,坐在熊熊的火炉旁读“禁书”的滋味。

以后的10年正是这些“禁书”哺育了我逐步走上美学、文学艺术的道路。

1986年11月25日我因为撰写《宗白华评传》而去曹禺家中采访,宗白华先生的母亲是安徽方氏,曹禺已故的夫人方瑞也是这个方氏家族的一员,论起来算宗先生的表妹,曹禺当然就是宗先生的表妹夫。那次他在本子上为我题写了“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寄予了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

1987年我与一位朋友共同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原野〉艺术成就论》,寄请曹禺先生提意见。不久他寄回原稿并附信:“邹士方同志:承赐寄来稿《〈原野〉艺术成就论》,十分感谢。奈近几月一直犯心脏病,无力捧读,至感歉疚。兹奉寄尊稿,并致谢忱。敬祝大安。曹禺1987.2.17。”

艺术大师虚怀若谷、平易谦逊的品格令人感动。曹禺先生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总是那么谦和,对于后辈,总是那么亲切地以礼相待,使你增强创作研究的信心。后来这篇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中国青年报》《固原师专学报》上。大师后来还写了三张条幅赠我,内容都是唐诗,遗憾的是,现我只珍藏下来一件,内容为张继的《枫桥夜泊》。

曹禺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他转而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式后他见到许多老朋友,非常高兴。在晚餐时,话多得不得了,酒也喝得特别多。吴祖光对我说:“曹禺是人来疯!”晚上他可受了罪,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夜里发作起来,连连打电话给服务台,亏得抢救及时,没有出大危险,只好回家静养。

1988年3月我去采访大师,那天正好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陪同香港戏剧家周采茨(周信芳之女)在他寓中访谈。刘先生我本来相熟,而采茨的姐姐采芹(英国著名戏剧家)我又曾经采访过。最后大师建议四个人在一起合了影。这一切使我感受到前辈大师处处奖掖后辈,提携后进的一片赤诚之心!

曹禺寓中悬挂着关山月的《梅花图》,上题:“莫道人间春色满 岂忘雪里寸心丹 一九七九年岁冬于北京 曹禺同志粲正 关山月”。还有李可染绘赠他的《漓江烟雨图》和黄永玉绘赠的《荷花图》。也有曹禺自书屈原《离骚》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丁卯曹禺”。

3月20日我写了2000多字的对他的采访记请他审定,他看后表示满意,并谈了很多写作的事:“‘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夫始自然’……‘常语’、‘自然’才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谈何容易?‘李白乘舟将欲行’,都是常语,却是千古不厌的诗句。现在写文言诗尽是旧套子,没有新东西,不现成,不眼前。眼前景、眼前字、眼前的感情写出来才好。”“有的作家苦心炼字,来得不自然。总让人觉得他费了好大劲儿。这同年轻时受的教育和旧时的修养有关。有的作家不是文章别扭,是人别扭。老舍自然,口语化自然。老巴(巴金——笔者)也自然。鲁迅有时用挺深的字,但深刻自然,他的杂文、小说都是这样。《故乡》写他小时候坐乌篷船,听水声,句子简单极了,把眼前水乡的风景和真挚的感情织在一块儿。”“至于我,有时自然,有时不自然。我岁数大了,才知道写作不好刻意摆弄。我有许多真话要说,可一到笔下就涩了。我不是怕打棍子。我想写一点好东西,但我的苦恼是写不出来。不是唐僧念的紧箍咒,反而是我自己的紧箍咒……让我写《明朗的天》,我不愿意写,但没有办法……”

望着曹禺大师那真诚而痛苦的神情,我感到有一股电击般的震动。

曹禺先生十分激动,他在我的本子上奋笔疾书:“敢为常语谈何易 百炼工夫始自然。士方兄留念 曹禺 一九八八.三.廿日”

大师的期望,岂止对我一个人呢?

1988年春天我与曹禺先生有过一次长谈。

话题从他新任全国政协常委开始:“我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委员,那时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心情十分激动。以后一直在全国人大。现在,30多年后又回到了政协,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当然高兴,各个方面的熟人朋友都在政协,又可以时常见面了。政协范围这么大,包罗了那么多的人,真是了不起。从政协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十三大以后,民主空气确实比以前浓厚了。现在说了过头的话,说了错话,再没有人打棍子。政协的各方面人士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得到采纳,为改革和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政协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润滑剂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这次请吴祖光继续担任政协委员,就很说明问题。他最近完成了电影剧本《孟姜女》,寄给我看,十分精彩。”

艺术家的思维敏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伴随着各种手势,颇富戏剧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感到太阳出来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我始终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爱人民的,也是爱党的……科学方面我有自豪感,体育方面我有自豪感,文艺方面我也有自豪感。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大地进步了。我仅举两部电影和两部话剧为例。《老井》和《红高粱》在国际上得奖不是偶然的,我看了确实不错。我们敢于把中国落后的地方放开给别人看,就是需要胆量的。只有看到自己落后方面,迎头赶上,才能进步。《老井》赞颂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不做自然的奴隶的奋斗精神。100年没打出井,现在终于打出来了,这象征着中国的复兴。对土地深沉的情怀,对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的讴歌,是《红高粱》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主人公自己选择爱情,争取爱情,多么大胆,这与《牡丹亭》和《西厢记》中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完全不同。有人说:你们专写中国的落后,外国人专门看中国的落后,因此才得奖。这不对,这是保守的说法。话剧《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反映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对农民的压迫。有人说这是给共产党抹黑,我说不是,这是勇敢,勇敢才能面对现实。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问题、农民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题材,需要很好地反映。”

最后他谈起他的苦恼:现在开会太多太长,一年之中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他希望能在近几年做点实事,写点东西。他毕竟是78岁的老人,记忆力已越来越差了。

我曾为曹禺先生拍过一些照片,其中一张他与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合影颇为自然。两位大师微笑着,戏剧大师还把一只手搭在漫画大师的肩上,十分亲切。时在1989年春节。

30多年过去了,曹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他除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戏剧遗产,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