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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据新近所阅近人日记、回忆录及地图、档案文书等资料，本文对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相关问题再作考证。文章逐次讨论了曹禺西北之行的缘起、行经道路的名称及其构成、到访嘉峪关之行程等三方面问题，进而对1949年后以玉门石油为题材的诗文之历史意涵予以批判、解读，以求推进前此之研究，为此一文学史专题研究及相关历史研究重建部分史实基础与文献史料基础。

关键词：曹禺；文学史；西北现代文学；玉门；嘉峪关

关于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相关问题，数年间笔者已撰就《“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2016）、《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之再检视》（2019）二文，颇有题无剩意之慨。今次重作冯妇，乃为近期读书期间，无意间检得数条材料，似可作为研究这一题目的若干旁证，帮助我们提出新的观察，证明或补充前此发表的部分论点，因此不避挦扯之讥，再作整理、讨论，聊供大家参考。

其一，经拙文考证，曹禺西北之行，起自1943年6月20日，讫于8月26日，其自渝至兰、自兰返渝，乃至由兰州出发，赴玉门、敦煌、西安、临潼等地，有多处空路、陆路行程均由钱昌照所主导。可以肯定地说，“曹禺正是随往西北公干的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行从重庆来到西北，亦即先有钱昌照的西北公务，然后才有曹禺的加入，若非钱昌照热情邀约，则曹禺绝难远赴西北。这在客观上构成了曹禺是次西北之行的一个背景，也是我们理解这一事件的关键”①。然则曹禺缘何要借助于钱昌照的公务旅行，实行自己壮游西北的理想？前述二文只讨论了兰渝间当时高昂的机票价格、或恐已超出作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一票难求，陆路转又遥不可及等因素，但究竟兰渝间空中旅行如何之难，一直未见有直接材料，而间接材料亦较少。然近阅罗常培、梅贻琦等人抗战中自昆明至重庆旅行记录，犹可印证当时空中旅行之难。

1941年5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因西南联大校务入蜀，在此间盘桓三月之久。罗常培《蜀道难》云：“从五月初起就开始为定飞机票忙，连自己带朋友不知跑了多少趟中国航空公司，好容易才买到五月十六日的三张票。”②但由于航司载客有限、政府要员优先安排座位两种原因，只梅贻琦一人于5月16日顺利成行，“而行李复不能携带，虽甚不便，仍当以登机为幸耳”③。罗常培、郑天挺却一直未能走成，以致罗氏竟欲“根本打销”入川念头，直至月底的28日，方由昆明起飞至渝，令其甚感意外。二人手握机票，竟延宕近一月，才能顺利出行，足见当时空中旅行之紧张状况。

《蜀道难》又记梁思永的同样遭遇道：“去年年底梁思永先生要回李庄的时候，也白跑了几次飞机场，他每次回来都跳脚大骂，几乎气得胃病复发。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怪他年青气躁，连我的养气功夫也还着实差的多呢。”④再一次说明当时之中产阶级自费乘飞机旅行，洵非易事，而曹禺透过钱昌照率团公干的机会，搭机同往西北，不仅无须自掏腰包、支付旅费，且可避免上述所言紧张情况，确为上上之策。

但无论是从昆明到重庆（西南区域内），还是从重庆到兰州（由西南至西北），其空中旅行的紧张局面的造成，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随时可能遭受日军炮击的危险。与此相较，由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至毗邻之中国西北，因无此种危险，情况要好很多。例如，1942年5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代表、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诺夫一行，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机场出发，当晚便降落伊宁机场，8日降落乌鲁木齐，9日降落哈密，10日降落兰州，11日即顺利抵达目的地延安。⑤或以其乘坐专机之故，在其日记中并无任何此行延宕、波折之记录，然而，即便其所搭乘者非是专机，因日军尚未深入广阔的西北内陆，轰炸次数较少，因之其间空中旅行紧张情况远不及国内其余地方也。

其二，拙文亦考见曹禺西行之全部路线、时间、交通工具等大部分史实，指出其全部行旅之中，除兰渝间往返系空中旅行，其余皆为陆路。具体而言，“第二段，自兰州经甘新公路赴河西地区（玉门老君庙油田、敦煌莫高窟）访问，具体时间不详；第三段，返回兰州，自兰州经西兰公路抵达西安。出发时间不详，抵达西安是在8月17日；第四段，自西安经原路返兰，抵兰是8月21日”⑥。顷阅甘肃省建设厅主办之《甘肃省建设季刊》汇刊本、陕西省建设厅主办之《陕西建设月刊》载当地公路建设资料，始知其第二段所经公路，确切而言，乃为“甘新干线”，分别包括皋兰（今兰州）至酒泉、酒泉至猩猩峡二段。下文所述曹禺所到之玉门恰在“甘新干线”第二段，敦煌则系该段伸出之支线终点。⑦第三、四段所经“西兰公路”虽然无误，但这一公路不仅有其历史沿革、且由两段路组成，值得在此稍作补充。简言之，其在甘肃境内者，最早名为“甘陕干线”，自皋兰经定西、通渭华家岭至平凉窑店，旋即可出省界，抵陕西，其中皋兰至通渭段，亦属“甘川第一干线”之组成部分⑧；陕西境内所经公路则为由西安至长武（窑店）之“西长路”，然而，此路于1935年5月1日起改名为“西兰公路陕西段”⑨，同样地，甘肃境内与之贯通的“甘陕干线”亦可称作“西兰公路甘肃段”，因此称曹禺甘陕间往返的路段为“西兰公路”当然无误，但如果要更具体、准确地说，则其包括了“西兰公路甘肃段”“西兰公路陕西段”两段。

其三，拙文尝谓，曹禺曾到访之玉门、尤其当地之老君庙油田，指导当地剧运发展，但收效或不必高估，亦曾引述当地剧运参与者刘默（话难）的回忆录，作为说明。在刘默笔下，老君庙的“塞上话剧队”由陈国淦、陈乃善组织，且从重庆聘来一位艺专毕业生（不详其为何人）担任指导，而近见1941—1943年曾任教玉门油矿职工子弟学校的中共地下支部成员宁汉戈、尤其曾在油田工作的薛遂良等人的回忆，则还谈及曹禺曾到访嘉峪关的有关活动情况，适可作为曹禺西北行史迹之重要补充。按，嘉峪关距玉门70公里，两地联系极紧密。在当地，中共甘肃油矿地下党支部核心成员孙铭勋、丁酉成及炼油厂负责人蔡松等似为剧运及抗战宣传的组织者：

为了避免引起警宪特注意，减少麻烦，孙铭勋和其他同志一起，拥戴炼油厂负责人蔡松为剧团负责人，并把炼油厂的实力派人物如总务处主任乔凤九、乔的妻子等都团结进剧团，共同排练，一起宣传，使剧团的活动顺利进行。他们排练过话剧《雷雨》《凤凰城》《鞭》等，在周围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嘉峪关的戏剧活动正兴盛的时候，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到油矿局视察工作，他约请著名戏剧家曹禺到矿上参观，钱、曹在矿上住了大约一周。孙铭勋、丁酉成等利用他们的声望，乘机组织了两次座谈会，请曹禺来给群众报告重庆的戏剧运动。炼油厂的职工，尤其是刚离开大学不久的技术人员，参加听讲非常踊跃。报告会后，一群年轻人还陪着曹禺游览长城，观赏雄伟的嘉峪关。⑩

这一回忆资料不仅将我们此前所知的曹禺西北行程再次予以扩充，且透露出曹禺在玉门油田的时间（“大约一周”），活动（参加两次座谈会）、主旨（“报告重庆的戏剧运动”）及其组织者，乃至其参观嘉峪关及长城等重要信息。也因此，重绘曹禺的是次西行之旅，自当再增加一地点，即嘉峪关，且须指出，其自玉门老君庙至嘉峪关之间的往返，构成其西行路线中的另一小段，但限于文献史料，其起讫时间仍难判定。换言之，曹禺是先至玉门，再至嘉峪关，再折返玉门，远赴敦煌，还是先至嘉峪关，再至玉门，后至敦煌，尚难定论。

其四，拙文曾有感于玉门油田方面“中外学界已有的研究，与其曾经所发挥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匹配”而略为申说，但疏于对1949年后诸多的玉门石油诗、报道文学作一简要分析。事实上，“其作为1949年前最重要之油田，‘揭开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第一页’；1949年后又作为共和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当时新华社报道中的‘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工业基地’，不仅产出了大量石油，促进了工业的现代化，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士和熟练操作工人，我们熟悉的大庆会战初期的‘五面红旗’（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和朱洪昌）中的‘四面’，便来自玉门油田，只有段兴枝是例外……”⑪对此更多的研究，当然可寄望于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甚且城市与规划学者的努力，但目前尚不尽人意。另外，站在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昧于玉门油田之历史、地位而径将其视作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业建设之成绩、因而作诗歌颂之文学家，亦大有人在，此亦无可回避之事实，如冯至《玉门老君庙》（作于1956年8月14日）云：

老君庙蹲在荒山里，

几百年无息无声，

可是它到了今天，

忽然间全国闻名。

它怎么会全国闻名？

只因穷苦人的子孙，

不淘金也不供奉老君，

却建设伟大的石油城。⑫

今人或很难想象全诗竟出自一位被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⑬之手。其字里行间，无不暗示出玉门油田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始而勃兴之意味。殊不知玉门于1949年前早已闻名全国，作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尤其抗战中经略西北的重要工业基地，其使命乃为解救包括整个西南地区在内的全国石油之饥荒（同时因开采能力有限、运输力量不足，还要“大量订购俄油”⑭），此点前二文已有述及，不赘叙。

大约与冯至同时，在此前后，诸如邹荻帆、袁可嘉、陈敬容、唐祈、唐湜、朱光潜、钟敬文、张恨水、田间、杨朔、白航、叶宁等大批作家、学者，相继到此采风、创作，所写玉门石油诗、报道文学中，颇不乏与冯至此篇同调者。但将此类文学作品用于了解、研究玉门历史及中国石油矿产史之资料，或重建曹禺玉门行旅、书写西北现代文学史之文献，可乎？

当然，也有例外。如焦力人《回玉门油矿有感》（作时不详）：

老君小庙重又修，

不求神灵悼孙君。

现代石油此地起，

石油史上留芳名。

石油志士聚玉门，

为国艰苦十一春。

只因政治太腐败，

虽有智慧成果微。

开国前月艳阳天，

春风吹过玉门关。

军事代表来接管，

油矿从此属人民。⑮

如顺口溜一般的焦诗，虽然大方承认玉门油田1949年前的光辉历史，认定“现代石油此地起”，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首任总经理、主营玉门油矿的孙越崎⑯（即“孙君”）之贡献甚巨，但仍要痛批当时之政治腐败、黑暗，高声讴歌一个由“军事代表”接管、“从此属人民”的油田新时代之来临。至如张恨水散文《玉门沙漠变成了都市》⑰，亦肯认孙越琦之拓荒性劳绩，表扬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钦佩，却也同时显示出其对1949年前玉门的城市建设、日常生活等的隔膜，全文所构造的“沙漠”（昔日玉门）与“城市”（今日玉门）之间的历史转折、演变关系，内在理路正如自中共解放区滥觞、此时已家喻户晓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而今，随着玉门石油资源走向枯竭，这座曾经喧嚣一时的西北边陲小城，再一次陷入令人难堪的沉默，昔日的无上荣光似已逐渐消失殆尽，但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大庆油田，却并未因为同样面临的严峻的资源枯竭问题，稀释了学术界的热情。最近就有一部出自城市与建筑规划学者的英文专书，专门讨论大庆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形成，因而被认为“为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了新视角”，但在此，请允许笔者斗胆提出这样的问题：没有玉门，何来大庆？既谓“历史”，“史”自何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参考文献：

①⑥王贺：《“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南大戏剧论丛》2016年第1期；修订稿载微信公众号“文艺批评”2018年3月7日。

②③罗常培著、俞国林整理：《蜀道难：附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7、8页。

④罗莘田（罗常培）：《蜀道难（一）》，《当代评论》第1卷第19期，1940年11月10日昆明出版。此数语在收入单行本时被删除，见罗常培著、俞国林整理《蜀道难：附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页注1。

⑤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⑦⑧《甘肃全省公路干支线计划图》，《甘肃省建设季刊》民国廿二年十月至二十三年六月汇刊本第1本，约1934年6月兰州出版。

⑨《陕西省公路状况一览表（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陕西建设月刊》第11期，1935年11月30日西安出版。

⑩孙丹年：《抗战时期南方局派往甘肃的党支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渝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6辑（2006年12月）。

⑪王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之再检视》，《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0辑（2018年12月）。

⑫冯至：《玉门老君庙》，冯至著、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版年，第125—126页。

⑬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⑭宋希尚：《抗战以来之西北公路》，甘肃省档案馆藏“甘宁青邮政电信局全宗”，档号：20-6-308。转引自赵国强主编《甘肃抗战实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362页。

⑮焦力人：《回玉门油矿有感》，玉门石油管理局宣传部编《玉门石油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5页。

⑯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9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⑰张恨水：《玉门沙漠变成了都市》，《文汇报》1956年10月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