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子夜》与1930年上海丝业工人大罢工

茅盾最初构思《子夜》的时候，是想写上海的棉纺织业，后来改为缫丝业，这一题材的改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1920年代开始，“厂经”就是中国工业产品外销的主要业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 1929 年开始，日本丝业在政府扶持下，排挤中国丝业，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到1930年，中国丝业出现全线崩溃的局面。《子夜》的故事正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展开。丝业的萧条使丝厂的利润大受影响，工人收入降低，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丝业工人罢工。《子夜》描写的第三次工人罢工，就取材于1930年7月爆发的上海丝业工人总同盟罢工。但在具体描写中，茅盾对实际罢工运动进行了改写，使小说更为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更好地体现了茅盾创作的艺术个性。

一、从棉纺厂到缫丝厂：《子夜》的题材选择

茅盾的《子夜》[1]以吴荪甫的裕华丝厂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缫丝业的危机和上海缫丝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但在最初构思的时候，茅盾选择的题材是棉纱纺织厂而不是缫丝厂。茅盾在回忆录中说，最初设想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轻工业的棉纱纺织工业一时有发展之前景”[2]。但是随着日本纺织业的竞争和国内形势的恶化，本国生产的纱、布，价格比洋货高，农民没有能力购买，因而陷入危机。这种情形下，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工潮频发。为了了解棉纱业的情况，茅盾还研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但是，随着茅盾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他放弃了写纺织业的计划，改写缫丝业。其中原因他解释说：

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将纱厂改为丝厂。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经（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早已站稳脚跟，但此时受日本丝之竞争而渐趋于失利之地位。

这三个月中，好像重温读过的书，我又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所遇到，并曾和他们长谈过的同乡亲戚故旧。正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一次重访同乡故旧，在他们的谈话中，使我知道仅一九三〇年，上海的丝厂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无锡丝厂由原来的七十家变成四十家。广东丝厂的困难也差不多。其他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各丝厂十之八九倒闭。四川丝厂宣告停业的，二、三十家。这都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这坚定了我的以丝厂作为《子夜》中的主要工厂的信心。[3]

茅盾上述回忆虽然简短，却概括了中国丝业从盛转衰的过程。与丝业相比，中国自主经营的棉纱纺织业虽然在一战期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再次在中国市场展开角逐，而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并很快取得了优势地位：“民国十二年华商纱锭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点六，至民国二十二年占总数减至五十七点零，同时日商由百分之三十点二，增至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布机设备相差更远，如华商自民国十二年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八，至二十二年降至百分之四十八点九，而同时日商由百分之二十点六，激增百分之四十四点四。”[4]所以中国的民营棉纱纺织业在1920年代就受到日本的压制，并逐渐衰落，不像缫丝业在外贸出口中曾一度占据着重要地位。

小说题材从纺织业改为缫丝业，意义重大，但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蚕丝起源于中国，传说黄帝时代的先民就养蚕缫丝，《诗经》中的《魏风·十亩之间》《幽风·七月》和《卫风·氓》等篇章中，都有采桑、染丝和丝品交易的记载。后来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的养蚕技术自波斯、印度传播到欧洲。但中国丝业数千年来基本停留在手工作坊层面，在机械化生产方面并无多少进步，所以效率低下，产量有限，所谓绫罗绸缎一直是奢侈品。

直到1872年，意、法两国商人先后在上海设立机器缫丝厂，是为我国厂丝生产的开端[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良好发展机遇，机器缫丝业在长三角地区发展迅速。到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丝业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外贸的支柱产业，仅上海缫丝厂就有一百余家，“缫丝工人，也有十万左右”[6]。缫丝业利润丰厚，到1929年中国出口生丝（包括柞蚕丝）达最高峰为 114898 公担，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丝业的发展。可以说丝业对中国来说是“最民族”的行业，决定着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吴荪甫把发展丝业看作是振兴民族经济的首选。但是，当中国丝业在1929年达到出口峰值的时候，遭遇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丝业遭受重创，出口额锐减，日本丝在政府扶持下迅速抢占国际市场，而价格相对便宜的人造丝业成为中国丝业的催命符。在国内，1930年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导致交通阻隔、税费上涨，使上海的企业陷入困境，丝业也大受影响。

在吴荪甫的客厅里，那些吊唁吴老太爷的人们在高谈阔论，黄奋问经营丝厂的老板们：“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厂经’专靠外洋的销路？那么中国的绸缎织造厂用的是什么丝？”朱吟秋回答：“他们用我们的次等货。近来连次等货也少用。他们用日本生丝和人造丝。我们的上等货就专靠法国和美国的销路，一向如此。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第二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业陷入困境。1929年８月，上海丝厂协会主席委员沈骅臣等，“因丝厂营业，岌岌可危，特由市政府委派钱委员，陪同赴宁，进谒各当道，请求拨款救济，以维实业。”[7]1930年，丝业凋敝，《民国日报》报道：“本埠丝厂年来因华丝滞销，致告倒闭者时有所闻，昨日又有四家宣告停闭……失业工人达二千余人。”[8]

为挽救行业危机，上海丝厂同业工会发表《呼吁政府拨款救济丝业》，文中提到，“丝业出口，为我国对外最大贸易”，然近年来，由于工运频发、原料欠收、成本加昂，尤其是“日本实行经济政策，以打倒华丝为目的。不惜血本，抑价竞售。日政府屡拨巨款，以助其本国丝商”，“而我国丝厂，本为弱小资本集合之营业。既无力与之竞争，又无术可以持久，政府方面，频年应付战事，未能为经济之援助，因之丝厂什九亏折，无法维持。”[9]吴荪甫也无奈地说：“……世界产业凋敝，厂经跌价……”（第二章），他对杜竹斋抱怨说：“竹斋——这丝厂老板真难做。米贵了，工人们就来要求米贴；但是丝价钱贱了，要亏本，却没有人给我丝贴。好！干丞，你回去对工人说，她们要米贴，老板情愿关厂！”（第二章）这并非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到 1932—1934年，中国丝业陷入全面崩溃状态，出现了丝厂大面积倒闭、桑农砍桑的悲惨后果。在这个过程中，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也对中国丝业带来沉重打击，因为日军进攻的闸北，是丝厂密集区，很多丝厂毁于战火。所以对中国丝业而言，1930年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上海丝厂106家中，年底停业的有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40家”[10]，《子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茅盾经过对当时经济的深入研究，将棉纱厂改为缫丝厂，能够更深刻地反映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运。

而吴荪甫执着于中国丝业的发展，就具有了正面意义，当他遭遇危机时，他说：“不！我还是要干下去！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第二章）“丝业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犹大”一语，充分说明吴荪甫不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是一个有民族情怀的资本家，他有着振兴民族工业的宏大抱负。正是丝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丝业为题材表现民族资本家的命运，显然更有意义。

茅盾的故乡浙江，自古乃蚕丝之乡，所以他对养蚕、缫丝等事非常熟悉，小说《春蚕》就反映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上海丝厂的大量倒闭，导致蚕茧贬值、滞销，使老通宝们的蚕茧卖不出去。这充分说明在1930年的政治经济情势下，茅盾选择丝厂作为小说题材，是有着深刻用意的：他通过丝厂的衰败、丝厂女工的罢工，反映了1930年中国政治、经济与民生方面存在的严重危机。

二、《子夜》对丝业工人罢工的改写

缫丝厂以女工为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童工，所以她们的反抗意识并不强，政治觉悟也不高。在1920年代中国工潮涛飞浪涌的时候，丝厂工人相对而言要安静得多，与同为以女工为主的纱厂相比，罢工频率也明显偏低。上海丝厂女工的第一个罢工高潮出现在 1922年。当时闸北丝厂林立，有女工（含童工）八九万人，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待遇低下，她们在女子工业进德会[11]穆志英等人的组织下举行了总同盟罢工，上海“全市 44家丝厂全部停工，有万余女工参加罢工。”[12]但罢工持续 4天就失败了。之后丝厂工人罢工运动一度沉寂，在五卅运动中，丝厂工人参加抗议的人数极少，几乎没有丝厂停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领导的进步工会被破坏殆尽，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但正是在这种危机时刻，上海丝厂工人运动却迎来了一个新高潮。1927年6月28日，虹口区元丰丝厂等十八家丝厂罢工，经过调解，工人达成部分目的后于7月2日复工[13]；7月8日统益丝厂全体女工又因要求改善待遇，召开工人大会后决定罢工，并提出14条要求，再次引发虹口区18家丝厂上万名工人大罢工，在工统会的高压下，工人于7月14日复工。[14]进入8月，闸北14家丝厂7000余名工人听到厂方要削减工资、增加工时，便相继罢工。最后在厂方保证不削减工资、不延长工时的情况下复工。

进入1930年，随着丝业危机的爆发，丝业工人待遇在全市各行业中最低。根据一份报告，1930年上海 16个行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 15.351元，而缫丝业只有 8.833元，略高于平均值的一半。[15]而随着大量丝厂停业，失业工人数量急剧膨胀。《新闻报》1930年9月28日报道丝业工人失业人数达到三万余人：“昨日又有丝厂二十余家停工。华商丝厂界因原料茧子缺乏，金融周转不灵，形成巨大恐慌，已有四十余家丝厂相继提早停业等情，已志前报。兹悉丝厂界因不易维持，前昨两日又有二十三家停工，其停工原因，仍不出上述二种……惟目前最重大之问题，实为丝厂停业后之工人生计问题，因停工之丝厂已在七十家之上，此后恐尚有继续停工者，目前各厂失业工人，统计约有两万七八千人，此后尚须增加二三万。工人失业后，生计完全断绝，倘不早日设法维持安顿，则影响殊非浅细也。”[16]失业者生路断绝，在业者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反抗：7月11日，开封路宝康等7家丝厂5000多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几天时间，闸北各丝厂在赤色工会发动下，纷纷冲厂，扩大罢工。据《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的记述，这次罢工的详细情形如下：

15 日，各厂罢工工人分头集会，准备包围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并拟去虹口区冲厂，促使全市丝厂总同盟罢工早日实现。这天国民党军警和黄色工会的成员、工头也大批出动，强拉、欺骗工人进厂复工，许多工人强烈反对，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黄色工会”“扩大罢工”等口号，但也有部分女工被拉进了工厂。当晚丝厂总罢工委员会秘密开会，决定 16 日清晨 5 时在安庆路小菜场召开群众大会，陆续冲打虹口各厂、冲公安局，以扩大斗争来回答国民党的压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联会也在这天晚上召开紧急常委会，决定加强组织工作，要各丝厂及各车间立刻组织罢委会，统一罢工工人的行动；同时决定发一通告，号召全上海各行各业工人以罢工来援助丝厂工人，造成全市总罢工的形势。虽然这些决议没有能够实现，但在党的领导下，各丝厂参加同盟罢工的就有 40余家，人数达到 2万多。但由于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罢工策略上的错误，使罢工失败，7月 18日工人被迫无条件复工。[17]

之所以详细引述这次罢工的过程，是因为《子夜》所写的第三次工人罢工，就是以这次罢工为蓝本的。过去的研究者将这些史实与小说对照，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以此来证明小说在现实主义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类研究自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我认为，《子夜》作为一部小说，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现实的实录上，而是应该体现在作家对现实进行了怎样的加工和改写。正是在对现实事件的改写中，我们才能看到作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匠心。

将现实中的罢工事件跟小说中的罢工事件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了三个方面的不同，显示了茅盾对当时政治事件的独特思考以及将政治事件审美化的独特理路。

首先，罢工的组织发动。1930年7月的这次丝厂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由于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18]为了落实这一冒进路线，中共在上海发动丝厂工人大罢工。参与罢工组织的革命家陈修良回忆说：

……于是上海的工会与党组织合并起来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丝厂工会就是这类行动委员会之一。丝委共有五人，书记是阿金，委员中有留日学生娄曼云（蔡叔厚的爱人）、朱秀英（女工）、我，还有一位女同志已忘其名，也是知识分子。总工会女工部徐大妹也常来参加会议。这个组织直接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领导，阿金经常传达李的指示。我们的机关，设在由阿金在杨树浦区租下的一个厢房楼，由阿金母亲“住机关”……[19]

这个“丝委”是1930年上海丝业罢工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文中提到的阿金，就是著名女革命家金维映，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曾跟别人说，《子夜》中的玛金就是以她为原型的[20]。作为“丝委”的书记，阿金经常化妆成工人，到进步工人家里做组织发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黄色工会和国民党警察沆瀣一气，瓦解和镇压工人罢工，最终导致罢工运动彻底失败。但在小说中，我们发现，第三次工人罢工之所以发生，与黄色工会内部的矛盾有着密切关系。在黄色工会内部，作为改组派的桂长林和作为蒋派的钱葆生有矛盾，吴荪甫倾向于改组派，所以屠维岳与桂长林联合共同对付钱葆生。为了打击对方，屠维岳让被收买的工贼姚金凤和管车阿珍故意泄露工钱打八折的消息，并鼓动工人罢工。在第二次工人怠工事件中，姚金凤的工贼身份被属于蒋派的薛宝珠揭露，失掉了工人的信任。屠维岳通过开除姚金凤，提拔薛宝珠的方式，让姚金凤重新获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姚金凤也就没有被真正开除。钱葆生和桂长林一样，也希望通过组织工人罢工，打击屠维岳和桂长林，所以让他的手下薛宝珠、钱巧林、周二姐积极参与组织工人罢工。在第三次罢工酝酿过程中，姚金凤出面组织罢工委员会，并在自己的家里组织工人召开会议，讨论罢工事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桂派、钱派和共产党三方力量一起组织罢工，但同时又产生了激烈冲突。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产党人张阿新等没有识破姚金凤的工贼身份，所以支持了姚金凤，钱派的薛宝珠、钱巧林和周二姐被轰出了会场。现实中一场由共产党人发动的罢工，到小说中被改写为由三方力量共同发动的，茅盾这一改写，将单一的阶级斗争主题变为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不仅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斗争。自1928年下半年开始，汪、蒋矛盾公开化，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提出改组国民党，反对蒋的统治，被称为“改组派”，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就是改组派与蒋介石的一次公开较量，在《子夜》中得到了较多反映。在裕华丝厂的黄色工会中，桂长林和钱葆生就是这两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在反共、镇压工人运动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有时会利用工人运动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子夜》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这一点，这是其他工运小说所不及的。而且《子夜》的这一描写，跟整部小说的主题是一致的。因为在经济政策上，改组派重实业，蒋派重金融，赵伯韬与吴荪甫的矛盾，正体现了改组派与蒋派的对立。

其次，在罢工过程中，《子夜》描写了工人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冲厂、砸烂厂内账房间的玻璃、围堵吴荪甫的汽车等重要行动，他们高喊着打到黄色工会、成立自己的工会的口号。但同时，小说还描写了黄色工会内部相互打斗的情形。罢工第二天，工人要冲厂。屠维岳、桂长林一派雇佣黑帮人员堵着厂门，准备阻止工人冲厂。钱葆生却雇佣打手对屠维岳的人进行殴打，工人则在一边看热闹。屠维岳不得不对钱葆生做出让步，先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以便专心对付共产党。而在实际发生那场罢工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茅盾对事实的改编，反映了他进行文学创作时更为高远的寄托。他不满足于像蒋光慈一样，把罢工事件看作工人与资本家和军警之间的对立，而是根据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局势，借助罢工事件，再现各种政治力量在罢工运动中的矛盾冲突。在对付工人罢工问题上，吴荪甫和屠维岳之间也有分歧：吴只想用强硬手段逼迫工人迅速上工，但屠维岳则坚持通过分化瓦解工人罢工等手段，将厂内的共产党人全部抓获，以换取半年的安宁。而属于钱派的吴为成、马景山等人，不断地给吴荪甫打小报告，说屠维岳没有能力解决工潮，导致吴荪甫对屠维岳并不完全信任。屠维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有时也不得不向钱派妥协。正是通过这一重重的、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小说把一个个人物写活了。

再次，在描写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的时候，茅盾一方面批判极左路线的危害，一方面还加入了大量情色内容，使政治与情欲纠缠在了一起。小说中的克佐甫是立三路线的化身，他不顾现实条件，强迫玛金发动工人罢工。而玛金最了解裕华丝厂的状况，罢工刚开始，就有多名进步工人被捕，组织已经很薄弱，继续罢工的条件尚不成熟，应该保存实力，到适当时候再继续罢工。克佐甫不等玛金说完，就痛批玛金是右倾的观点，是取消总罢工。玛金对总罢工表示异议，克佐甫严厉地批评她：“玛金！你批评到总路线，你这右倾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党要坚决地肃清这些右倾的观点！裕华厂明天不罢下来，就是破坏了总罢工，就是不执行总路线！党要严格地制裁！”（第十五章）玛金无奈地去工人居住的棚户区组织罢工，结果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导致裕华丝厂的共产党人全部被抓。这些描写如实地记录了立三路线给工人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茅盾并不满足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而是在写中共上层开会组织工人罢工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情色内容。如刘英和蔡金一直“忙着两边的工作”——“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时紧张！”蔡金在开会期间，对陈月娥和玛金采取十分亲昵的举动，以至被玛金骂为“色情狂”。苏伦露骨地称赞玛金的身体，还迫不及待地要跟玛金发生关系。这些描写，应该不是事实，是茅盾想象的产物。小说刚出版的时候，这些内容也遭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评。根据阳翰笙回忆：

他（指茅盾－引者注）写《子夜》，写“左”倾路线的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文总”“左联”不少同志很不满意，有人说：“我们搞革命，敌人捉着要杀头，他却说我们乱搞男女关系，真是令人气愤。”当时我和镜我去和他说（约在 1933 年《子夜》出版后不久），他不愉快，镜我和他争论，弄得他几夜睡不着觉（这是德沚后来告诉我的）。[21]

写领导罢工的共产党人“乱搞男女关系”，并非是茅盾对革命党人的有意丑化，而是基于他对革命的理解。尤其他在武汉时期，深切感受到“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厚的浪漫气氛。”[22]《幻灭》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记录：“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戟……”[23]这些记忆不仅成为《蚀》三部曲的素材，也影响了《子夜》的创作，是茅盾早期都市文学创作的基因图谱，也是其早期都市文学个性的充分呈现。小说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不乏这类情节：赵伯韬生活糜烂，在她身边围绕着多位女性供他肆意侮弄；吴荪甫狂躁之时强暴了家中的女佣王妈，王妈不但没有反抗，反而十分配合，显出一副放浪形态。屠维岳虽然被作者塑造成为一个自律、克己的人，但他与阿珍之间的暧昧关系还是很明显的，尤其阿珍，经常不自觉地表现出越轨的举动。作品中丰富的情色内容说明了“茅盾对此类场景近乎偏执的热爱”[24]，同时也不无真实地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的真实状况。战争的威胁、经济的动荡、社会的失序和人们道德观念的淡薄，都为都市男女的放纵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子夜》对情色的渲染，是有真实的历史做基础的。

伊格尔顿曾经睿智地指出：“通过某种创造性伪造，虚构作品可能会忠实于现实”[25]，所以说《子夜》对工人运动的改写，更为深广地反映了1930年上海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

三、《子夜》作为工运小说的意义

在文学史上，《子夜》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一部工业题材或资本家题材的小说，有时又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其中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常常被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这样一种“共识”遮蔽了解读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维度。事实上，工人运动在《子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仅从篇幅来说，小说直接描写裕华丝厂工人罢工的就有3章（第13-15章），间接描写的有两章——第2章写莫干丞向吴荪甫汇报工人第一次怠工事件，第7章写屠维岳通过开除姚金凤、重用薛宝珠化解第二次工潮（其实是第一次工潮的延续）。第16章描写火柴厂工人为抗议工厂停工，找老板周仲伟谈判。第9章写五卅纪念日，抗议者在南京路上举行飞行集会。这样在全书19章中，直接或间接描写工人罢工（含纪念五卅集会）的就有7章，占了小说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所以把《子夜》作为一部工运小说来分析是有客观依据的。

中国的工业产业开始于晚清。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众多屈辱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清政府为了自强图存，也开始兴办兵工厂、开采煤矿、炼铁等。因此，19世纪后半叶，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工业生产，与之伴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作为一种新生力量，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那天起，就与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据统计，从 1895 年到 1913 年，近代产业工人共计罢工 143 次”[26]，从 1914 年至1918年，“有人数记载的罢工斗争共计92次”[27]。但由于当时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其意义并未得到重视，所以中国文学在近代时期，有关工人题材的作品数量稀少，写工人罢工斗争的更为罕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将发动工人罢工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此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1922年至1925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期，从“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到五卅运动，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产生重要影响，像五卅运动，震动海内外。但文学严重滞后，在 1925年之前，不要说反映工人罢工的作品，就是以产业工人为题材的作品也数量稀少。在五卅运动中，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创作了部分散文，但小说一直付之阙如。直到1926年，蒋光慈出版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再现了“二七”大罢工的壮阔历史，成为现代工运小说的开山之作。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以后，工运小说在数量上迅速增加，涌现出龚冰庐、阳翰笙等一批重要作家，但正如茅盾所说，这些作品都是失败的，所以说《子夜》是工运小说史上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工运小说史上唯一成功的长篇小说，因为《子夜》之后，再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的工运小说出现。

作为工运小说的唯一杰作，《子夜》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前所述，在茅盾之前，写工运小说最多、影响最大的是蒋光慈，但茅盾对他的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蒋君所写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总是一套；他的作品中的许多革命者只有一张面孔，——这是革命者的‘脸谱’，许多反革命者也只有一张面孔，——这是反革命者的‘脸谱’”。[28]人物的脸谱化，是茅盾批评蒋光慈的焦点，那么当他创作同类题材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会刻意避免重蹈蒋光慈的覆辙，所以他在人物塑造方面苦心经营。《子夜》对吴荪甫、屠维岳和玛金形象的成功塑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吴荪甫作为一位有民族情怀的资本家，当他与赵伯韬在经济领域斗法时，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担当，很容易赢得读者的同情和支持；但当他给工人减薪、逼迫屠维岳镇压工人罢工时，他的反动性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他在两条战线上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面向，充分反映了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屠维岳属于“智能型”走狗，他一方面忠实于吴荪甫，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想法，并不逢迎自己的主子；他对工人一向和善，在工人围堵吴荪甫汽车的时候，他阻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间接地保护了工人，但他对那些组织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人，则心狠手辣，其性格同样具有两面性。玛金是小说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共产党人形象，她敢于质疑中央的战略部署，但又绝对服从上级的安排；她对苏伦抱有好感，所以对苏伦的挑逗有几份接受，但当苏伦表现出取消派的立场时，她愤怒地痛斥他，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性。小说中这三个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除了吴荪甫作为主角贯串全书外，屠维岳和玛金的戏份都与罢工有关，这也说明工人运动是《子夜》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在小说占据着重要地位。

此外，《子夜》的政治性，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谓“主题先行”的“主题”就是政治理念。批评《子夜》的人，认为它没有文学性，只是一份高级的社会文件[29]；抬高《子夜》的人，依据它的“意识形态性和党派性”及其叙事的“非个人性”，断定它开创了一种新“范式”，其影响超过了鲁迅的作品[30]。由此不难看出，贬低也罢、抬高也罢，其政治意识形态性，都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从《子夜》对工人运动的描写来看，它是一部“政治反思”小说。茅盾没有像蒋光慈等人那样，在工人运动中加入大量的政治宣传内容和标语口号，没有把工人和资本家简单对立起来，相反，它通过克佐甫等人满嘴的“公式又公式”“术语又术语”，讽刺了当时指挥罢工的中共领导人的极左教条主义：他们凭借一套权力话语，置事实于不顾，置工人的安危于不顾，强迫玛金发动罢工，最终导致惨重后果。如果不是茅盾明确的左翼身份，凭借《子夜》对罢工领导人的讽刺性描写，《子夜》很容易被误解为一部政治上有问题的小说，对此瞿秋白做过解释：“在意识上，使读《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我想这也许是书中的主人翁的关系，不容易引人生反作用的！”[31]“作者的意识”与“读者的印象”出现明显的背离，就源于作者对政治的反思。如果不是党内正在清算立三路线的危害，这样的描写是无法被左翼文坛接受的。所以说，《子夜》不是一部政治宣传小说，相反，它借助党内批判立三路线的机会，对中共长期以来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深入反思。事实上，自1927年开始，中共内部就不断出现极左倾向，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曾经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茅盾对此颇为感触，曾多次表达自己的困惑和不满，而《子夜》对克佐甫等人的批评，是他长期以来对左倾路线不断反思的结果。所以《子夜》有关工人运动的内容，只有放在一个长时段上，方能理解茅盾的良苦用心，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子夜》描写工人运动的独特价值。

注释：

[1]本文所用《子夜》为开明书店1951年8月第25版，该版内容与初版本一致。

[2][3]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82—483页，第488—489

页。

[4]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台北：学海出版社，民国59年（1970年），第334—335页。

[5]《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01页。

[6]王秀水编辑：《上海工人运动史》，中国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1935年，第219页。

[7]《中央政府将拨款救济丝业》，《梧州经济策进会月刊》，第1卷第3期，1929年9月，第46页。

[8]《全沪丝厂多数停业》，《民国日报》（上海版），1930年10月2日第2张第3版。

[9]《呼吁政府拨款救济丝业》，《银行周报》第14卷37号，1930年9月，第13页。

[10]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8—59页。

[11]女子工业进德会是在江苏省议员吴彝伯幕后操纵下，丝厂女工穆志英（后成为工贼）等人成立的组织。在呈请淞沪警厅立案时因丝茧总公所的反对，没有得到批准，故对丝茧总公所不满，便利用工人的反抗情绪组织丝业总同盟罢工。

[1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4页。

[13]《丝厂又起风波》，《民国日报》（上海版），1927年7月9日第2版。

[14][17]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第171页。

[15]《上海的工资统计》，《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8期，1938年8月，第1页。

[16]《已有三万人失业》，《新闻报》1930年9月28日。

[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〇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19]陈修良著，姜沛南、沙尚之编：《陈修良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20]徐朱琴：《金维映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21]孔海珠辑录：《近半个世纪前的访谈——忆“左联”谈茅盾》，《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0期，第23—24页。

[22]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页。

[23]茅盾：《 幻灭》，《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10号，第27页。

[24]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25]（英）伊格尔顿：《文学事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26][27]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9页，第404页。

[28]茅盾：《〈地泉〉读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 332—333页。

[29]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第48页。

[30]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第81页。

[31]瞿秋白：《读〈子夜〉》，《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