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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解读

李伯元（1867—1906），字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年仅40 岁。他为20 世纪初期的小说界留下了重要遗产，当时毁誉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发现以前对他重视不够。

李伯元的祖父、伯父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里有一点官场的背景。他虽然少年有才，但只考上秀才没有中举。仕途失意进不了官场，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97 年，30岁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创办《指南报》，后来改办成《游戏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其实有点像杂志的形式，之后又改为《繁华报》，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杂志《绣像小说》。1903—1905 年，《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开始连载发表于《世界繁华报》。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早期阵地，依靠的就是租界的环境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李伯元小说对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嘲讽与批判，在文学史上，既少有前人，亦罕见来者。《游戏报》上的嬉笑怒骂文章虽然都是让租界市民出出气，但鲁迅说“命意在于匡世”，动机还是疗救社会。写《官场现形记》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当时叫劳合路。附近很多妓院，作家就在门口挂一副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形象概括了一个都会职业文人的笔耕生态，李伯元产量很多，因劳累过度，40 岁就去世了。“官场”这个名词从何而来？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就有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的说法。不过这里的“官职场”是个中性概念，有点像今天讲的职场。到《辞海》查“官场”，会直接引《官场现形记》说：“京城上中下三等人都认识，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着“官场”作为现代的社会学和文学概念，带有贬义，一定程度上就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宋史·食货下八》对“官场”另外有个定义，说：“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意思是政府或者国企的仓库，和李伯元小说要现形的官场，不是一回事。当然想深一层，在象征意义上，官员是不是朝廷、政府的所有物？官员在特定场域里，是否也有流通、交易、升迁、下降的必然性？《官场现形记》讲了几十个故事，故事之间不一定都有联系，有联系也很牵强，看上去纷乱烦琐，甚至有些琐碎重复，但说到底都是在分析官场里的流通规律。官场作为市场，流通货币到底是什么？流通的规则又是什么？即使百年之后，甚至将来，有志于官场的人们，或有心于阅读中国社会的人们，都可能从李伯元小说当中找到一些重要的游戏规则。

《官场现形记》两大艺术特点

李伯元这个长篇小说有两个重要的艺术特点，第一就是无中心人物，全书六十回，几十万字，其实由几十个独立的官场故事构成。有的故事可能是从登报征集而来，并非全部虚构。通常是在一回或者几回当中有一两个主要人物，比方说A 是主角，A的故事中有B、C、D 等人物；然后D 去了某处吃饭见到了E，E 的儿子转去了某省做官，于是故事就转到某省，E 或F 成了主角……又过了几回，F 的一个亲戚到了京城，故事又以H、I 为主角展开了。读者如果忘了之前的人物也没关系，因为几十回中，之前出现过的A也好，F也好，完全可能不会再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前后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跑题跑不停”，准确说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是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第二个艺术特点，作家对故事里的种种人物，都持一种无差别的描写态度，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嘲讽也好，理解也好，批判也好，总之，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没完全的好人，也没绝对的坏人。小说里边有各种不同的官员，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县级、地委、省部级，甚至到中央。各种不一样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无数不同的风度、举止、对话、神态，但就是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之分，没有明确的道德批判或同情。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人们又会觉得“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好像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都一视同仁。后来100 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直到21 世纪初，在比如《第七天》等作品里，好像又有些李伯元式的“无差别批判”。

官场的“一国两制”：科举和捐官

小说第一回讲一个科举的故事，赵家与方家都是小镇上有地位、有财产的士绅，类似《白鹿原》里白、鹿两家，一直较劲。突然赵家的儿子赵温中举了，方家就觉得受了重大打击。这个故事只是个引子，后来也没下文，却很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科举并做官。刚刚中举的赵温少爷进京会考，考之前拜见老师吴赞善。不想老师不见。为什么呢？“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吴老师早就打听清楚，赵温家里是朝邑县的土财主、暴发户，所以他想学生来，礼物至少二三百两。不料赵温少爷不懂事，“贽见”只拿了二两。大概以为见老师送重礼，岂不是侮辱了师生关系？但这个吴老师是不再帮忙了，于是赵温的进士就考得不好。一面考得不好，另一面自己的仆人还找人假装报喜来骗赵家的钱。赵温的处境说明，即使通过考试，官场未进，也要货币先行。此时，他父亲和爷爷就来信，汇上两千两银子：“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

这封家信有点重要。第一说明家里有人在京做官，地方士绅在乡镇就比较安稳。这就是官场为什么热闹的经济基础原因。第二说明官场“一国两制”，要么科举，要么捐官。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外族打仗，这时卖一些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南宋是“岁收谷交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商人怎么办？就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得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 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 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 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 两。所以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走了捐官一路，这是头一等。”“第二等是生意卖买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绔袴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边最关键的地方。

小说里有不少世家，为十几岁的儿子捐官。甚至有位老爷，为大太太的成年儿子、大姨太太的七岁儿子捐了官以后，怀孕的二姨太太跟另一个还未怀孕的新姨太太，也吵着要让自己儿子捐官（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最关键的是，正式捐官的钱归朝廷归国家，谋求实缺的钱却大部分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就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这段文字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受贿已经成为官员的一种“刚需”。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不能应付他的生活方式时，贪腐就成为“刚需”了。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官员都需要收支平衡。晚清官员的“支出”至少有三项。第一是生活开销，做了官，花销会增加。第二是捐官的成本，官如是买来，买来多少钱，之后必须赚回来。第三，还有日后的保险。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就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靠输送银子，得以解脱。这个例子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渠道。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要靠它。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生活开销，B.捐官本钱，C.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有时还不只是金钱投资，还有才能、技术、人格、情感效忠方面的投资），为官之日怎能虚度？小说一至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要算收入和官位之间的关系，而且把时间因素也考虑进去。说这个官我给他，过两年我要走掉了，所以这个官大概只能做一年多，如果一年多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仅考虑可能收益，也计算有效期。所以有效期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第七到第十一回，主角是山东官员陶子尧，因为抄了一段要兴学要改革的文章，获得了当时山东抚院的赏识，拿了两万银子被派到上海买外国机器。这是个美差。陶子尧一到了花花世界的上海，地方官员又老土又有钱，马上就被两个中介，一个姓魏，一个姓仇，带到四马路花天酒地。叫局来了个女人叫新嫂嫂，外带一个十几岁的女生陆兰芬。很快陶先生坠入情网，要娶新嫂嫂，买机器的钱就在四马路用掉很多。他只好通过经纪跟外国人签了一份带水分的合约，“两万银子”买便宜次货。不料这时山东方面突然改了指令，说不要买机器，此款转给另一官员出洋考察，并且该官员马上就到上海。可想而知陶子尧顿时便慌了手脚。这时他浙江老家的原配夫人又打闹到上海来。折腾了好几回，最后还是经纪给他建议伪造合同，让洋人请山东洋总督出面。结果真的洋人一出面，山东官方就认账，还追加了钱款。这么一个花心糊涂的贪官陶子尧从事外贸经济活动，居然安全解脱有惊无险。陶子尧之后就消失了。作家解释：“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 原来“跑人跑不停”还是为了照顾读者趣味（租界期刊连载文化制约）。接着陶的助手周果甫转到杭州做官。周果甫和浙江刘中丞，还有胡统领，便成为后面一系列“军事行动”故事的主角。

小说里写官场人事斗争非常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刘中丞本来想给戴大理一个肥缺，说“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一旁周果甫不悦，怎么办？便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上是抬，实际坏了戴大理一个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不久，严州地区有匪患，戴就向刘中丞建议：“姓周的厉害，办事妥当，让他去协助胡统领去剿匪。”(官场之中的“好话”“称赞”，不一定就是好话和称赞。)接下来第十二到十七回，是全书（也是晚清小说）中罕见的描述军队的场面。之前第六回就铺垫过：“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一个的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跑步要整齐，喊口号要整齐，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给上司检阅，能检阅的部队就是好部队。军队从杭州出发，两天的水路，在钱塘江上居然走了六天。因为军官们都上了“江山船”。“江山船”上有歌伎，有宴会，等于浮动的夜总会。还没有打仗，胡统领和众将官已在船上花天酒地。作者描写这支剿匪部队的出征，笔调并无嘲讽，好像非常正常。或者是嘲讽得不露痕迹，或者是小说也写出军官上“江山船”的合理性：想想不少军官也是捐来的，此时不乐更待何时？

军队开到严州，才知匪情乃虚报，根本没有土匪。胡总正想向上级汇报，周果甫说没土匪，我们就没有战功，钱也报不了。只有夸大匪情才算凯旋，夸大敌情是很多官员的政治技巧。结果小说描写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些军官在船上丢失财物，追查时错怪了一个江山船女，妓女投河自尽。士兵也不闲着，没有土匪，士兵就自己去扰民，抢劫强奸，等等。地方官员，再想办法来平息民愤。最后胡总回省城时，十二江山船一字排开庆功。但因庆功领赏分配不均，周果甫不满意，暗地里找人写揭发信去北京。最后省官和首领都受处罚，周果甫自己请假回乡。这算是全书中少有的不完全是负面的角色，但后来也就不见了。(小说的主线是“事”，不是“人”。)

因为有人检举揭发，上面派了钦差来调查，第十八至二十二回，就写清廷内部审查机制如何维系王朝和官场的继续运作。来了两个钦差，查了200多个人。先写钦差的来历，一个地位很高的太监，说此人做官苦了很多年，就派他去，也好叫他捞回几个。于是在佛爷面前把差事求了下来。钦差非常感激，问：“我这个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佛爷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太监解释：“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原来，买机器、剿匪是肥缺，调查贪腐也是肥缺。

这时小说已经写到慈禧，奇怪怎么还能发表？原因等一会再讨论。

钦差“只拉弓，不放箭”，抓了很多官员，然后就谈银码。开口两百万，刘中丞他们不服，这样的事情就来敲两百万，那以后敲两千万怎么办？结果就真的给判了。佩服李伯元写这些事情，这么奇怪荒诞，写得非常平淡。好像不论职位高低，佛爷也好，公公也好，知县、师爷、店主、仆人……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金钱关系结构是相同的。对官员的教育规劝，“法”不管用，那么强调“德”呢？傅钦差以身作则。他不喜欢穿好衣服，看到别人穿好衣服他也反感。刘中丞罚掉了，钦差就接替做杭州省官。很快他的属下官员全都流行穿破衣服。有的一时来不及换，来不及买，就把衣服反穿。反穿以后受表扬，还被人模仿。一时间内，杭州城里旧衣比新衣贵。（一定要跟上司、同僚穿一样的衣服，这和动物长出类似于丛林颜色的皮毛是不是一个道理？）傅钦差觉得官场风气不好，要求所有捐官的都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就刷。有个官员衣着太好，眼看要倒霉，最后找到了一个外地的裕记票号。原来那个票号就是帮傅抚院（傅钦差）存钱的。 小说里有个二掌柜说：“你看这位中丞，面子上虽然清廉，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中丞自己坚决不收钱，要送就要送他姨太太，送他儿子。

还有一位贾臬司，负责一省的司法长官，也讲究道德，每次办案都要当着众人的面，跪在老母面前听指示，甚至断案过程中的事情决定不了，也让母亲来决定犯人的生死。他的儿子，不愿只做官二代，主动要求去黄河决堤的地方任地方官。原来救灾又是官场的一个热门肥缺，谁都知道黄河决堤以后，其实自己会合拢，所以谁合拢，谁就会升官。从第二十五回到三十回，主角就是那个黄河救灾立功的贾大少爷。但故事情节不是治水患，而是他如何进京巴结更高的官员。这里学问可深了。

黄胖姑是层次比较高的财经人士，办事有技术含量，打通了军机处的几位中堂，华中堂、徐中堂，还有一位黑大叔，反正都是高官要员。小说偶然还写官员被今上（光绪）接见，轻轻一笔，没有贬义。《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初版本一共两卷，各30回。上卷讲官场、科举、经贸、军事、吏治整顿，下卷写赈灾、捐款、慈善、官员交接制度，还有外交问题。第三十三回，小说里出现了一个书局。总算有知识分子了，推销劝善书，还搜集了几百种应该禁止的淫书。“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显然对于“忧国忧民的面孔”，李伯元也是用了嘲讽的语气。果不其然，书局找山西省官支持，目的是以官方的名义卖书。捐款、行善，照样是官场规则。当然写到这里，作家比较客气：“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此乃做书人持平之论；若是一概抹杀，便不成为恕道了。但是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这是全书里笔下最留情的一段了，是无差别批判中的一个小小例外。

小说在租界写，在租界发表，上卷写到洋人比较客气。下卷第三十三回，写一个省官到上海汇丰查账，出洋相的是那个老土省官。洋人和中国职员都很公事公办。到第三十九回，讲官员瞿耐庵摔坏腿，看病也是外国大夫比较灵。但是，下卷越往下连载，外国人形象越差。不知是因为当时的读者反映，还是作家自己的态度变化。第五十二回，写徐中堂的女婿，伪造丈人签名，将安徽所有的矿产卖给洋人。显然是洋人在利用官员贪腐而掠夺中国财产。五十五回，有不明国籍的外国军舰停泊在海边，军纪倒是严明，抓了强盗交还给地方官。但是到第五十七回，有个洋人在湖南街上无理打死一个小孩，激起民愤。当地判了他五年，外国领事还不服，告到北京。公使找王爷，找到了几位中堂，书里描写中堂大人们都支支吾吾不敢表态：“张大人看了摇摇头，王大人看了不则声，李大人看了不赞一辞，赵大人看了仍旧交回给司员。”这样写朝廷大臣，虽然有点漫画化，但当时官场“不怕百姓，只惧洋人”，大概也是真有其事。

小说最后一回，作家正面表述为什么写这本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想救救中国。……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等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李伯元的意思，此书就是教他们怎么做官。现在发表的两卷，只是前半部分，批评官员，后半部分才是正面教育。可是他后半部分也没写出来，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就是官的问题，官本位是种种社会矛盾的症结。“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李伯元理解的官，既是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权阶级，又应该从士农工商之中产生，如果“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想做官；可是一旦做官，其业便废。作者以无差别的冷酷笔触，从官场角度观看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军事行动、内部整顿、慈善事业、外交动态，等等。按学者袁进的统计，《官场现形记》写了30 多个官场故事，涉及11 个省市，大小官吏百余人，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期间军机大臣、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就官场题材而言，历代文学写官场面之广、层次之多，确实空前。

官场的规则与货币

李伯元写官场，不仅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且有一些常用流通货币。第四十六回，钦差童子良，讨厌洋货，银元不收。本来鸦片是进口的也要抵制，但下面的人改称为云南土熬，他就开始享用了。银元不收，但银票可用，家里有一个黑房间专贴银票。出门随身带一盒银票，每天晚上点数多少张。后来他儿子发现他只点张数，便以小额换大额的。之后每天点数，钱却大部分被偷走了。

古董文物也是官场流通货币。第二十四回，贾大少爷买了一个珍贵的鼻烟壶，送军机处华中堂。买烟壶的文物店，也是华家的背景。(“什么店或公司是什么人的什么人开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官场入门知识)。送礼以后，中堂回话说烟壶非常好，很喜欢，要是再有一个凑成对就好了。怎么办呢？贾少爷又到了那家文物店，果然还有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钱贵了好几倍。贾少爷奇怪了，怎么回事？旁边中介黄胖姑说“马上买，好机会”。其实是同一个文物，多次买卖，循环流通，促进内需。

另一种流通货币是艺术。贾制台喜欢画梅。他热爱艺术，不求卖画，只要有人欣赏。下面官员知道了，来了以后不用送礼，只求他画画。某候补知县跑来，说您上次送我的画，有个东洋人一定要我卖给他。制台一听特别兴奋，接着帮知县再画，公事也停了，外边的人都等着，而且事后特别提拔了这位知音。

信息也是流通货币。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认了一个干妈，比自己年轻20 岁，因为她是上峰喜欢的丫头。如此委曲终于换来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来旧官有个账簿记下各种潜规则：什么人来送礼要收多少，什么官什么时候要送多少，等等。信息本是要另花钱买的，少了这个先遣图、密电码，结果就闹出很多麻烦。

除了艺术品、货币、账簿以外，还有一种流通货币就是女人。山东官员到上海买外国机器，一来就被拉到四马路叫局，“叫局”还可能发生感情，演变成姨太太。兵营统领出兵，“兵马未动，粮草(女人)先行”。得宠的妓女忙着替自己家人求个官位，不幸的妓女就被冤枉成小偷投河自尽。女人被当作礼物或者货币是普遍桥段，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例子。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一点过失，为求上司杨统领包涵，就设计把自己年轻的女儿作为礼物。这事还不能明说、明做，怎么办？冒得官当着太太、女儿的面，假装吃了鸦片寻死。家人一看他吃鸦片，马上拿粪给他吃，好让他吐出来(“狗血”情节样板)。这时冒得官说他现在处于绝境，办法是只有把女儿给统领做小。一番折腾以后小姐说：“罢罢罢！你们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不要说是送给统领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给叫化子，我敢说得一个不字吗？现在我再不答应，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这个罪名我却担不起！横竖苦着我的身子去干！但愿从今以后，你老人家升官发财就是了！”这是一个典型范例，李伯元可以把再荒唐的事也写出其合理性。之后统领果然接受了这份礼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更好笑的一个例子也和女人有关，第三十七回十二姨太半夜打蚊子。湖广总督是旗人湍多欢，已有十个姨太太，还有人拍马屁，替老爷在上海欢场买了两个新人，送过去就成了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台正批公文，刚要写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笔都掉了。怎么回事？十二姨太说有个蚊子——其实是十二姨太受人之托，想制台把此“缺”给另一官员。制台发火：“搞什么搞，我给人家做官，你们那插什么主意啊！”但是这个女人，因为受宠，一番胡搅蛮缠，最后制台也没办法，“好吧，那我就换了他吧”。所以女人不仅是流通货币，货币可以异化，倒过来管制主人。《官场现形记》中有官员与女人的两段精彩对话，值得转述。

一是山东陶子尧，睡着四马路新嫂嫂，说：“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意思是，你们大人做官的身体，跟我们讨人的身体差不多啊。陶子尧问了半天才知“讨人”就是欢场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说：“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翻译一下：“你不要管她叫先生、小姐，卖给了人家，押了账，自己的身体就做不了主了，这就是讨人的身体了。你们做官人说身体也做不了主，那不就是一样的吗？”不料这个陶子尧没有幽默感：“你这人真是瞎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处精彩对话在第十五回。有个周老爷问起了有个在船上的小妹凤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龙珠回答：“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哪里有什么清的！……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说：“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倌人一样？”清倌人，是指一些比较“新鲜的”性工作者。他说：“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那龙珠便详细叙述她们认识的一个官员，从杭州来，他的行李只有几个箱子，但是回杭州去的时候带的东西拿都拿不动，民众还要送伞，拼命说他是清官，不要钱。“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这就是《官场现形记》。

政治批判小说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这么空前(不知是否绝后)的政治批判小说会出现在20 世纪初？钱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论到了当时小说兴盛的三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阿英把印刷工业技术原因放在首位，这个非常值得注意。古代的书，文人刻印，成本很高，主要送人。现代印刷工业才制造了现代市民读者群(犹如21 世纪网络手机又在制造新一代后浪读者群)，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阿英讲知识界受西方思想影响，还有清士腐败，当然也都是历史原因。但更具体的，租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李伯元这样，从朝廷到知县小官全都批判，显然因为小说是在租界里边发表，读者恐怕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国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虽然腐败，却没有想办法来禁止李伯元的小说。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好像李伯元竟以小说参与了清廷的反腐。

胡适1927 年为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写序，他基本同意鲁迅对晚清政治小说的这段批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谴责小说写得太露。二是投时人所好，迎合当时租界市民对清廷的愤怒宣泄。鲁迅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较，才说它笔无藏锋。其实和后来很多批判现实的小说相比，李伯元写官场可谓千奇百怪，文字若无其事。官员明说：“你在这里做秘书，做累了下去给你捞几个。”现实当中官员会不会这么直说?李伯元认为官员必然如此，不必奇怪，“笔无藏锋”。

鲁迅说李伯元的小说投时人所好，迎合读者需求，倒是可以从文学场域解释。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报人，1896 年到上海不久，便帮人打文字工，后来自己办报。小报要八卦、要趣味，要考虑读者趣味。小报曾因报道江苏官员嫖娼，差点被封掉，之后办《游戏报》，兼办“艳榜之科”（妓女选美），当时就被人批评。还有人怀疑他的作品有人代笔。王德威也有批评：“谴责小说的盛行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的结果。虽然谴责小说家口口声声说要表达对当下现实的关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才，才显得兴致勃勃。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以骇人的速度粗制滥造，急速发展的印刷和出版事业是晚清小说迅速兴起的主因之一。”可是努力迎合读者追求产量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却被人盗版。他半生拼命写作，40 岁去世时，还欠了人家的钱。

胡适和鲁迅一样，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