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爱玲（中）

《传奇》

一

《封锁》在1943年11月发表于上海《天地》第二期，和《琉璃瓦》发表于同一个月，但是创作完成的时间比《琉璃瓦》早两个月，是1943年8月完成的。《封锁》虽然不是《琉璃瓦》那样的诙谐闹剧小说，但是，张爱玲冷幽默讽刺的风格，已经在这篇小说里展现出来。

这篇小说的主题看似是“搭讪和艳遇”，其实不是。张爱玲以一个特殊时空下短暂的两性之梦作为故事动力，展开了对文明与人性的冲突、好人与真人对立的挖掘，技巧圆熟老到，显示了现代小说内容的深化，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收获。

小说写的是旧上海的某一天，一辆电车在封锁后的短暂故事。封锁期间，整个上海都凝固了，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电车上的人更是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故事的男主人公，一个已婚人士，某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细心地反读黏在热包子上的报纸内容，女主人公吴翠远是某大学的英文助教，也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们本是陌生人，都坐在电车的头等车厢，却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如果不是三等车厢里出现了吕宗桢讨厌的表侄董培芝，一切都不会发生。为了躲避一心想找个好岳父家的侄子的纠缠，吕宗桢故意坐到吴翠远旁边，用假装调情的方式做挡箭牌，躲开了董培芝的纠缠。两个陌生的男女在交谈中似乎真的相爱了，甚至还谈到了婚姻大事，然而在吴翠远留下电话号码后，封锁解除了，一切又都恢复原样，整个上海似乎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封锁”本来是一个特定名词，“是指日警为打击抗日活动分子而封锁上海部分区域的措施”[1]，后来也被看作一个隐喻，“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得以暂时释放和迸发的时空隐喻”[2]。小说用“封锁”摇铃构成了一个切断时间与空间的封闭状态，人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常常会变得不可理喻。

张爱玲写封锁后的世态，起笔很老练：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赖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熏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

电车的外部是死寂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寂又嘈杂的背景下，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艳遇发生了。

有些人幻想艳遇，但艳遇的可能性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大。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大多不会有故事发生。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待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张爱玲为两个不可能的男女设计了大量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吕宗桢的表侄子，最后是各种心理动力……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称作偶然，就像“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用特殊的封锁背景来检验情感，也呈现特殊的人性。

二

小说中，吕宗桢是“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3]，一个不满意自己的太太却规规矩矩的好男人，他并不快乐，连为什么每天上班要离家、下班要回家也不明白，更不敢去想生活的意义，甚至拒绝去想。吴翠远在一堆好人的家里做好女儿，好学生，好得到处受气，是一个严肃过头、平淡无趣的女性，“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结婚”。

两个完全不可能发生艳遇之爱的人，却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压抑，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好人。特殊时空的萍水相逢让封锁之外的生活剥落了，封锁使得日常生活暂停，退让到虚幻的空间，此刻电车的空间变成真实的、第一位的背景，日常生活的退让使得这对男女找到了用“艳遇之爱”作为发泄不满与对抗的方法：“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产生爱情与谈恋爱是有区别的，谈恋爱在产生爱情之后，产生爱情是个瞬间动词，谈恋爱是持续性动词，谈恋爱要考虑很多方面，而产生爱情不需要，产生爱情是自发的，是对部分的不完整的他/她的情迷意乱。在《封锁》中，产生爱情表现为两人同时望向窗外时脸庞的靠近，吴翠远脸红了。

爱情首先是一种感觉，然后是一种责任。从感觉上而言，小说写到“他们恋爱着了”，他们的爱情基于零碎的认识，谁也不能保证彼此可以接受真实而完整的对方。从责任来看，吴翠远对自由走得更远，而吕宗桢埋怨生活，对生活的反抗却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语上，面对现实，他还是要做一个好人。所以，这段艳遇之爱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

三

《封锁》的另一个主题，或者说更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性的，这使得小说别具魅力。它包含三个方面：好人与真人，文明与人性，思想与虚无。

小说多次提到好人与真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这个比喻夸张却又无比贴切。在宗桢和翠远们的生活中，好人与真人是对立的，自我与本我的矛盾成为同一个人的不同人格，好人遵循社会的生存规则，真人是内在的真实呼喊。

在《封锁》中，“好人”比“真人”多。这个“好”是社会塑造出来的形象，对人的行为有着许多约束，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人的真实和生命力。人类的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但文化似乎跟不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好人”并不完全等于真人，这是一对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矛盾。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了这种对立，吴翠远是个好人，她的父母、学生都将她视为好人，她也一直扮演着好人的角色，但她的父母却为好女儿嫁不出而发愁，学生们也不敢在好老师面前说一句真话，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好人，她甚至想违背大家对她的看法，成为一个真人，尽管那个真人不好，她也在所不惜地想做一次。

但吕宗桢并不是翠远想要的真人。

吴翠远还对女子教育发表了看法：“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对女子教育的怀疑态度，是对当时好人教育的质疑，女子教育不但没有满足女子的基本需求，也没有帮助女子处理和解决情感问题，更没有改变世人对女子的看法，反而使女子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吴翠远道出了女子教育的悲哀，所谓的女子教育最终也还是为了要替女子找个好归属，翠远接受了好人教育，成为好人，却以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种教育。

在好人与真人的对立下，《封锁》中的人面临着第二个难题：主动地活着，还是在重复中等待衰老？生活的重复与打断反映出文明与人性的冲突：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小说的第一段，对电车轨道的描写采用了复迭的修辞手法，暗示生活的重复、乏味和枯燥。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人们的态度却是毫无思索地全盘接受，所以“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然而他不发疯”，幽默的文字游戏背后是对日常生活的嘲讽，好似开电车的人应该不开电车，他应该干点别的，他应该去发疯，他理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发疯，但是他没有，他依旧安分地开电车。

在这里，张爱玲其实在质问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现在的生活又是什么？

质问带来思考的可能性。生活内容充满重复性，当这种重复性被生硬地打断，在封锁的电车上，生活呈现出非常态，在非常态中的乘客无所适从，各种戏剧性的动作显得荒诞可笑。陌生场景无法用经验来应付，乘客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虚无，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乞丐唱歌，看到闲着没事干的人围拢在一起，观看医学生画骨骼图。

但是，除了用另一种机械性动作替代原来的动作，那个搓核桃的老头子用“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张爱玲几次提到思想，吕宗桢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以此“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是痛苦的”这观点在全文中本来提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但是这一观点在收入《传奇》后删去了——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4]

乌壳虫是对人类的隐喻，“整天爬来爬去”说的正是整天忙忙碌碌又不知从哪里爬来又将爬往哪去的人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在这个反问句中，张爱玲想表达的是，人类缺少的并不是思想的时间，是害怕思想的痛苦。

再看看封锁时电车内稍纵即逝的思想。生活的脚步随着电车停止，行动被束缚在局限的空间内，思想蠢蠢欲动，时间已不重要了，在封锁的时空里，时间无限，容许乘客去寻探平时不会思量的事物，譬如吴翠远改卷时会想自己为什么会给学生打A，并且主动去关注潜意识。另外，在宗桢和翠远的对话中，宗桢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没有目的，这是浅层思想后的结果，但他的思想如烛火，风一吹又灭了，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现状是什么，但他并不想知道为什么和该怎么做。

像吕宗桢这样三十多岁的人，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可改变的生活空间愈加狭小——他的人生大局已定，处在一个尴尬的无法逃脱的困境当中，因此，他逃避思想。思想不能为他解决问题，思想会带给他痛苦，这是人类逃避思考的一个原因。

《封锁》中的人在重复地过日子，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等待衰老。无论是在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还是在当今工业化加剧的社会，都能在一些人的身上找到重复、虚无、没有思考性这一共同点。

注释：

[1] 史书美：《张爱玲的欲望街车——‍重读〈传奇〉》，《镜像缤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31—232页。

[2] 出处同上。

[3] 张爱玲：《封锁》，以下《封锁》引文均见《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初版。

[4] 张爱玲：《封锁》初载版，上海《天地》，1943年11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