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推动历史的轮子”——叶圣陶《倪焕之》释读

《倪焕之》是作家叶圣陶处理五四和五卅关系的关键文本，呈现了作家反思五卅并沿着五卅的道路出发，重新理解知识阶级和大革命的思想和行迹，可谓作家的心灵形式。叶圣陶通过《倪焕之》文本中独特的时间叙述，表达了在时代中理解个人、在群体中推动历史的意识；与此同时，在文本的缝隙中，也可以读出作家对于工人运动的迷惑和对于未来的迷惘。

吴宓1919年4月26日日记谓：“宓常有志著大小说一部，拟以一人一家之遭际，寓中国近世之世变。”[1]然迟至1924年9月11日“始撰理想小说《新旧因缘》第一回[2]，也未径自写下去。其后评杨振声《玉君》，读张恨水《春明外史》并视其同巴尔扎克《高老头》[3]，慨叹李涵秋《侠凤奇缘》乃“绾合太巧”的闹剧，读《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似有意蓄力完成《新旧因缘》。于是，1926年11月28日，在与胡徵多次谈论小说写作之后，吴在日记中写道：

“宓现决仿Goethe之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及Wilhem Meister's Wanderjahre两书之意，撰大小说一部，而分为前后二编，各一百回。……前编写吾生（代表世人）三十岁以前之感情思想。后编则写三十岁以后之涉历闻见。前编为叙情诗式，后编为哲理之史诗式。前编写少年之感情，男女之恋爱。后编写天人之关系，及个人与社会之冲突与调和。”[4]

不过，志愿虽宏，友朋亦多劝慰，吴宓并未模仿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完成中国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倒是吴宓视为“有眼无珠”“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的“今之倡‘新文学’者”，[5]在或一程度上实现了吴宓的素志。叶圣陶《倪焕之》以“教育文艺”的名义在《教育杂志》1928年第1期上开始连载时，一部大致写1916-1927年间的“个人与社会之冲突与调和”“寓中国近世之世变”的小说诞生了；而茅盾《虹》《子夜》及老舍《骆驼祥子》等小说则在不同的向度上发展了《倪焕之》。这些作品都因为作者时间意识的变迁而来，亦因之成为1927-1937年叙述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它们充分表征着1927-1937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在构建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后，为重新安置个人和群体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所获得的丰富形式。

青年叶圣陶

在1958年2月24日写给《倪焕之》的《翻译本序》中，叶圣陶留下了非常有意味的一笔：

就今天来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国已经变成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六万万人已经组成一个坚强无比的集体，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好比原子核被击破了的时候。叙述这个变革，表现这个变革，是我国的历史家和文学家非担当不可的任务。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目的不但在认识以往，而且在启发未来。

当年我写这本小说，也曾经想到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的规模太小了，只写了时代潮流中极少数几个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6]

1958年留下了的这一笔，最直切的解释理当是叶圣陶在参与叙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并且将自己的过去编织进其合法性体系当中。

不过，揆诸《倪焕之》文本以及叶圣陶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的言论，可知叙述变革以启发未来，也基本上可以算是此前三十年的历史原貌。当然，叶圣陶当年参与具体的历史过程时，心理要更加复杂。

一 “知识阶级”与“他们"

叶圣陶既非在1958年的语境中创作《倪焕之》，也并非在吴宓停止的地方开始写作。虽然史诗式的小说创作是叶圣陶与吴宓、张恨水都有的诉求，但叶氏创作《倪焕之》本质上乃源于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自身时间意识的变迁，而非创作伟大小说的冲动。与在边缘地带呼应五四运动不同，五卅运动时期，叶圣陶在中心地带亲身经历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切身体验使叶圣陶认为，“他们”的时代来临了，“知识阶级”的时代到了尽头。

五卅运动第二天夜晚写作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首先表露了叶圣陶的变化。在文章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自己感受到“群众的力量”的激动情绪，而且勾勒了三组相互映衬的人物形象：一组是小商人，蜷伏在家里，藏在柜子底下；一组是穿青衫大褂的劳动者，其中一个是“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说着：“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另有一些“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依稀低吟“可怜无补费精神”，幻化成“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在急雨中“向前走去”的作者视“魔影”为“拦路的荆棘”和“火伴的牵累”，愤怒诅咒“魔影”灭绝、消亡，希冀着：“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7]很显然，“魔影”是知识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也是叶圣陶当时心理的投影，他试图通过诅咒“魔影”来克服“拦路的荆棘”“火伴的牵累”的命运，呼应“群众的力量”“向前走去”。与五四时期相比，叶圣陶恐怕再难相信个个进化于是人群进化一[8]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9]，他认为一个别样的时代来临了，他的立场因此发生了改变。正如阿英所指出的那样，《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反映了叶圣陶“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到反个人主义的立场”的转变。[10]此后，叶圣陶从早年参加中国社会党的不安情绪中解放出来，加入中国国民党，参与了具体的有组织性的群众运动。[11]

在五州运动之后不久写的《诸相》一文中，叶圣陶明确构建了“知识阶级”与“他们”的对立。他将“教育家”描述为“只有一张嘴”，发出“体面的声音？高等的声音？渊博的声音？深奥的声音？科学的声音？道德的声音？……”，一个不要脸的形象，视“知识阶级”为“就像拼七巧板似的”玩弄“思想和名词”的人群，讥笑其“没有举行过投票公决”就自居“世道人心、文化进程”之肩负者，然而实际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玩物，言行“有点类似娘儿们的行径”。相反，叶圣陶视“知识阶级”鄙薄的“无知无识”的“他们”——“劳力者”为撑住社会的群体，“他们”的“力量、活动等等，全都是思想的实际化”，“到那一天，所谓‘他们’也者大踏步地一起站出来，步步着实，坚定有力，定会把娘儿们似的一批人所站的那些阶石踩得粉碎”。叶圣陶说：“我觉得其期已经不远。”[12]不难分辨，叶圣陶并非“无知无识”的“他们”中的一员，但却选择了“他们”的立场，并预言着“知识阶级”“所站的那些阶石”被“他们”“踩得粉碎”。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寓言。在这样的寓言里，肩负“世道人心，文化进程”的“知识阶级”和传播“科学”“道德”…….的“教育家”，不管与五四新文化人的形象是否重合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似，都成了丑角。叶圣陶在此展现出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虽然如在《潘先生在难中》一样，他始终谛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对于潘先生，作家犹有同情，并未决然舍弃“知识阶级”的立场。但经此五卅一役，叶圣陶站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根本性地否定了“知识阶级”。

选择“他们”的立场使叶圣陶产生了澎湃的诗情，写作了一系列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新诗。在最早发表的《五月三十日》一诗中，叶圣陶写道：

“同胞，我们彼此是唯有的伴当！/同胞，我们彼此是唯有的伴当！/大家拿出一颗心来，/大家牵起两只手来，/我们不孤单呀，/我们气方壮！/心心融和为大心，/手手坚持成坚障，/要扑灭那恶魔的猖狂，/要洗濯出公理人道固有的辉光，/———为这个，便临对仇敌的快枪，/也没有什么恐慌。”[13]

相对于散文体式带来的“冷静”，叶圣陶在诗歌体式中直接将“他们”唤作“我们”，并且表达着热烈的希望和信心。在1926年发表的《五月》《“我们忏悔来的！”》等诗作中，叶圣陶持续着这种希望和信心，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仍在当年9月26日作的新诗《忆》中以深深的怅惘回忆着“他们”的故事。他写道，“对着这群人伟大的光彩，/便家屋东西烧个精光，/这点小牺牲也是应该”，但是，“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我走过那天的街头，/只秋风吹动那市招，/淡淡的我的长影画在地，/我感到异样的寂寥，寂寥。”[14]然而，此后直至1937年，叶圣陶新诗再无歌颂、吟咏“他们”之作，被五卅运动唤起的激情似乎被大革命的失败狠狠挫伤了。但激情消退之余，凭借着自我反省和对茅盾《蚀》三部曲的批判阅读，叶圣陶也找到了更为切实可靠的应对方式，那就是写长篇小说《倪焕之》。

叶圣陶著《倪焕之》开明书店 1947年版

在被挫伤之前，叶圣陶曾经和主张“革命文学”的知识分子一样，试图重新定义文学。在1926年写作的《诗人》一文中，叶圣陶拒绝领受“诗人”的名号，质问：“撕碎一个再来建造一个是我最切身的事，为什么被称为诗人的时候就做不得？难道诗人只该给人家当清心丸或者忘忧草，却不该当心自己的生活吗？”作者写道：“所以我决意拿出我的力量来，亲自动手，把这个生活撕成粉碎，让它再也拼凑不拢来；同时另外建造个新的。”[15]拒绝“诗人”的名号，“撕碎一个再来建造一个是我最切身的事”，叶圣陶的这种文化政治冲动，的确与李初梨1928年1月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的主张有相通之处。后者斩钉截铁地说道：

现在，如有人发问，“什么是文学？”他一定要遭绝大的嘲笑。因为在中国，“文学”是一个自明的东西，“文学”就是“文学”。在他们，注解“文学”二字，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事。

不过，在我们，从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

因为，我们不惟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16]

叶圣陶拒绝诗人“清心丸”“忘忧草”的命运，其实就是拒绝处于被有产者消费的地位。他要粉碎生活，“让它再也拼凑不拢来；同时另外建造个新的”，也类似于李初梨所谓“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当然，与李初梨鲜明的阶级立场、雄辩的理论思辨相比，叶圣陶的文化政治冲动显得余韵悠长。就在这样的地方，叶圣陶实现了与大革命失败后蔚起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有限对接，写下了《夜》《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在那里，一个与《潘先生在难中》及其前作品有根本性区别的叙事者形象出现了；尽管前后有一贯之处，叶圣陶基本保持着冷静、矜持的叙事者形象，但区别依然是根本性的。商金林说：

“从《夜》开始，叶圣陶着力于‘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夜》《赤着的脚》《冥世别》《某城纪事》《李太太的头发》《某镇纪事》等短篇都是作者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考察了社会的真情，苦心经营、精心结撰创造出来的意在表现生活的‘革命文学’。比起当时那些声嘶力竭的‘狂态’，骚动的‘自我表现’，以及泛泛地歌唱灿烂的未来的‘革命文学’，叶圣陶的这些凝结着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思考和情感的短篇更富有鲜明的‘倾向性’、社会性’和革命色彩。”[17]

此论可谓深得实情。

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叶圣陶之“革命文学”固然源于革命人生观的确立，直接的根底实在于五卅的触动、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他们”的选择、对“知识阶级”的唾弃。的确，五卅给了叶圣陶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了与五四视野下截然不同的现实。这也就难怪，1925年5月31日成为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唯一一个明确标识出来的时间点。

二 五卅与五四

自《倪焕之》面世以来，其“时代性”即为论者瞩目；商金林甚至认为：“洋洋十八万言的长篇，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时代二字。”[18]不过，需要有所分辨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所代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事件虽然共同构成了《倪焕之》文本内部的时间脉络，但各个时间点承担着不同分量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五卅运动，《倪焕之》实际上是叶圣陶经历五卅之后以不同于五四的方式重新安置个人与群体的长篇小说。

在五四时期，叶圣陶曾觉悟“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在《倪焕之》中叙述的则是这种觉悟的破灭。小说第一节，倪焕之即带着“理想”上场，认为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此后三节介绍了其“理想”的三个来由：一是他从小就希望从事有益于大多数人的工作；二是他从教三年后遇到了一位积极以心灵感化学生的教师；三是辛亥革命以后连年的武人专制统治使他认为，中国要好起来“自然在各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而“养成正当的人”，“一切的希望在教育”。倪焕之因此对蒋冰如以学校为“世界的雏形”的办学方式[19]充满信心，在向金佩璋解释学校开辟农场的决定时侃侃而谈：

从一粒种子，看它发育，看它敷荣，看它结果；还可以看它怎样遭逢疾病，怎样抵抗天行。因此而觉悟、了知的，岂只是一种植物的生活史；生命的秘奥，万物的消息，也将触类而旁通。[20]

然而在农场劳动的学生似乎根本无法“觉悟、了知”这种沟通天人之际的境界，只是在《农场日志》虚应故事，玩忽地涂上“今日与昨日相同，无新鲜景象”的句子。倪焕之似乎也被感染，“有好几回了，望着一些默默地发荣滋长的花草，竟发生一种酸味的凄然的感觉”[21]。在“发育”“敷荣”“结果”“疾病”之间，充斥的是“今日与昨日相同，无新鲜景象”的时间，倪焕之与他的学生似乎对此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因此，一旦面临这样的时间状态，他们就难免失去信心。

但是，更致命的打击却在于，倪焕之发现从“世界的雏型”中出来的学生，与寻常学生并无不同，自己以为成功感化了的学生蒋华，在大革命中却为虎作伥，协同父亲蒋士镳欺压地方。因此，在五卅运动前几个月，王乐山批评倪焕之：“要知道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而你们教给学生的只是比较好看的枝节；拿了这少些，就要希望他们有所表现，不能说不是一种奢望。”[22]倪焕之将信将疑，决定于1925年春前往上海任教。此后，他渐渐弃去乡村田园之思，在五卅运动的冲击下，终于发现了教育的更深的根底：“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目前的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教育者如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劳；而革命者如不顾教育，也将空洞地少所凭借。[23]在这里，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毫无疑问是一种群体问题，而培养“人”的教育则首先是个人问题。通过构建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倪焕之不仅发现了教育的根底，而且建立了群体与个人的结构关系，在群体有效发展的基础上识别了个人发展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倪焕之找到了参与历史并推动历史往前运动的一条路径。

此后，随着上海工人运动势态的进一步发展，倪焕之明确意识到五四被超越了。他觉得五四虽然是某种源头，但“工人群众那种就是牺牲一年半载也甘愿的精神，从前是没有；那种认识了自身的力量与组织的必要，纷纷加入严正的队伍的事实，从前也没有”[24]。倪焕之因此甘居学生的地位，认为“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将另外成个样子吧？看见了那另外的样子，该于我有好处，至少可以证明路向没有错，更增前进的勇气”。“他设想自己是一尾鱼，沉没在‘他们’的海水中间，彻头彻尾沾着‘他们’的气分；‘他们’也是鱼，同他友好地结队游着：他感觉这有人世间难得的欢快。”[25]倪焕之由于“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就找到了正确的“路向”，感觉到“人间难得的欢快”。这意味着对于倪焕之而言，群体给予了个人价值和意义，使个人的发展有了方向性；而“欢快”意味着乐观、快速，此即指个人快速发展，个人成为乐观的历史主体。

同时，叶圣陶通过倪焕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重复了一遍自己在1925年5月31日的经历，重复了一遍自己对于“他们”的认同以及对于“知识阶级”的扬弃。这进一步表明，1925年5月31日的街头经验，五卅运动的触发，是叶圣陶创作《倪焕之》的根本动因。小说第22节第一句“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是异常闷郁的天气”[26]，于是也有了特别的形式意义。它作为整个文本唯一明确标识的时间点，既将时代作为背景涵容进了长篇小说，也将作家个人经验作为内在动因涵容进了长篇小说，意味着《倪焕之》是个人与历史深度吻合的形式。从这一点出发，小说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从内部崩坏，而在余下的篇幅中特别勾勒五四作为五卅源头的样貌，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叶圣陶表面上叙述的是倪焕之教育理想失败的过程，实际上叙述的是五卅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倪焕之为什么会选择认同“他们”的立场和眼光。

作为一个自觉的小说家，叶圣陶1921年即曾言：

“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诗，长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单幕剧，多幕剧，必须是浑然的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支离杂凑的集合体；这也应是作家所当知的一个条件。”[27]

针对长篇小说，他认为：“若是一篇长篇，而使我们心情烦闷和陶醉像波浪似的起伏，则已不成其为浑然有生机的全体，徒然是同一的人物情境的事罢了；何不析为短篇，使之各各独立，称为完作呢？”[28]虽然不能说作家有怎样的理论认识，便能写出怎样的作品来，但一个作家的作品总多少与其理论认识是相关的。叶圣陶在《倪焕之》当中所叙述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五卅进行的。没有五四学生运动作为源头，就没有五卅；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内部出现问题，无法教育出不被社会吞噬的下一代，就没有倪焕之为五卅所展示出来的现代组织运动的能量所慑服，从而认同“他们”。

但是，在《倪焕之》中，五卅只是一个中心，并不是一个终点。叶圣陶并没有机械地叙述一个五卅埋葬五四的故事，相反，他不仅视五四为五州的源头，而且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处理二者的冲突。五四所发现的“人”在五卅所发现的“他们”中迷失，遭遇莫名其妙的死亡时，倪焕之“嗅到失望与哀伤的腐烂一般的气息”。在宣传组织工人运动的某个时间的缝隙里，王乐山自语般说：“我们的头颅，不知道又在那一天给人家砍去。”倪焕之因这一句话梦魔：

“他看见各种的心，又看见各种的血；心与心互相掷击，像古代战争时所用的礌石，血与血互相激荡，像两股遇在一处的壮流。随后，腐烂的心固然腐烂了，生动的心也疲于冲突，软铺铺的像一堆朽肉；污浊的血固然污浊了，清新的血也渐变陈旧，红殷殷像一派死水。于是，什么都没有，空虚统治了一切。”[29]

此后，王乐山果然牺牲，另一位革命者密司殷也惨死，倪焕之感到：“前途是一片浓重的雾海，谁知道走上去会碰到什么！”[30]他借酒消愁，患肠窒扶斯而告别人世。在临死的昏梦中，“他看见一盏比平常的大得多的走马灯，纸剪的各色人物有真人一般大。灯额上题两个大字，是‘循环’；司转动的风轮上也有两个大字，是‘命运”[31]。不管是“牺牲”，还是“屠杀”，倪焕之似乎无法承受个人的生命在五卅运动中变得如此渺小、柔弱。当个人死亡而时代的前景依然不明之时，他觉得时间不再直线向前，而是宿命般地曲折回绕，循环起来了。这也就意味着，当群体无法保证个人的发展时，叶圣陶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变得相当微妙。他虽然自承“未厌”，但内心实有所改变。这一点映射到小说形式上，即为《倪焕之》以蒋冰如“新村”式的学校教育模式开始，也以其“新村”式的理想结束。蒋冰如望着倪焕之的灵座说：“眼前唯有这一条新的道路了！”[32]

叶圣陶著，李白英改编，盛增祥绘《倪焕之》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版

小说以此戛然而止。在五卅与五四的冲突中，叶圣陶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认可的在群体中安置个人的方式。

三 人之历史

当然，迷失于个人与群体之间，并不意味着叶圣陶一定就认同蒋冰如的选择。实际上，在《倪焕之》文本中，也许隐藏着更深的、更值得探讨的时间问题。在小说临近收束时，蒋士镳父子攫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继续欺压良善，横行乡里，蒋冰如反而被他们打倒。类似这样的现实让倪焕之深感“现实的境界与想望中的境界不一样”，引起王乐山的议论：“我知道人总是人；这一批人弄不好，换一批人会突然好起来，这是忘记了历史的妄想。”倪焕之认为“我们应该把历史的轮子推动，让它转得较平常为快”，王乐山则认为“我们能够做的，只有推动历史的轮子，让它转得较平常为快”，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过去的时代未必真成过去”。[33]“人总是人”，意味着人的超时间性；“已经过去的时代未必真成过去”，意味着多重时间并置在同一空间中，呈空间状态。因此，在王乐山看来，历史的轮子固然可以被推动，转得比平常快，但人之历史却依旧难以祛除超时间性的因素及新旧杂陈的因素。

的确，《倪焕之》在个人和群体两个层面都印证了王乐山的意见。在群体方面，存在“图谋钻营、纯为个己的情形”，存在残酷的杀戮和牺牲，存在蒋士镳父子式的篡权，存在倪焕之式的动摇和幻灭，历史仿佛总是在重演。在个人方面，金佩璋的言行是典型的表征。她受《新青年》影响，相信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为进步，但在接受倪焕之爱情的回信中，却使用了云山雾罩的文言，自承“璋固女子”，此后与倪焕之的信札往来一直坚持使用文言；她明白婚仪乃野蛮时代风俗之遗留，但却认为结婚“自宜取一比较庄重之仪式，以严饰此开始也”；结婚怀孕之后，她所赋有的女性的传统性格现形，告别教师生涯，悉心家长里短。尤其是结婚怀孕之后，在倪焕之看来，金佩璋成了一个从现代的时空中脱域而去的女性。虽然倪焕之的死亡刺激金佩璋决心再次走向社会，重新进入现代时空，但超时间的因素及新旧杂陈的因素势必如影随形，一直扰乱她的言行。

在关于金佩璋与倪焕之爱情、婚姻的叙述中，叶圣陶重写了蒋光慈、胡也频等人创造的“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叶圣陶延续五四的理想，虽然将自由恋爱叙述为革命的一种形式，但却将婚姻视为革命的束缚，使倪焕之面对婚姻和怀孕时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现在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34]由此可见，叶圣陶认为婚姻、生殖限制了个人和群体，无法进步，时间失去了效果。诚如梅家玲在讨论《倪焕之》的文章中所言，“重视‘时效‘的另一面，其实是‘日常时间性’的消亡”，“原本呈线性发展的时间，因此被迫以片断、跳跃的方式行进”[35]。叶圣陶似乎无法忍受个人和群体因为“日常时间性”而停顿下来，从《倪焕之》第19节开始，荡开一笔，不写盘儿的成长，而写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倪焕之的影响。梅家玲启用“日常时间性”这一概念，的确击中了《倪焕之》文本内部时间问题的一个要害。倪焕之面对“今日与昨日相同”的倦怠，面对盘儿的孕育和生长所感到的牺牲未来，代价太大，都意味着他所理解的个人和群体无法吸纳“日常时间性”。于是，当个人和群体的发展并未以理想的面目出现在现实中，他即以为“循环”出现，时间停滞。

倪焕之的时间意识基本上是叶圣陶时间意识的再现。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倪焕之》：

“这部书写的十分坦诚，但是作者和书中主角的关系过分密切，以致无法产生像作者其他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那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客观性。”[36]

且不管这一评价是亨利·詹姆斯所奠定的英美形式主义小说理论传统提供的洞见或者偏见，夏志清还是注意到了《倪焕之》与叶圣陶短篇小说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在短篇小说中，叶圣陶更多地是以同情的方式分析社会，叙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事，那么在长篇小说中，由于五卅的冲击，叶圣陶不仅要叙述1916-1927年中国社会变化的故事，而且通过这一叙述来反观自身，重新构建自己应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立场、信心和方式。或多或少地，叶圣陶意识到短篇小说无法成为有效的形式。因此，《倪焕之》作为不成熟的形式，却提供了比成熟的形式更为丰富的意味，它是叶圣陶的心灵形式。在此意义上，倪焕之的时间意识是叶圣陶时间意识的直接表现。但叶圣陶是在叙述倪焕之的时间意识，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钩沉了王乐山对于人、历史、时代的判断，就很有可能形成更具有综合性和穿透性的时间意识。《倪焕之》最后止于重新叙述蒋冰如的“新村”理想，宜其别有深意。小说前18节以叙述日常生活为主，“情节时间”连续发展，“时代”的面影偶尔闪现在人物的对话中，未能构成叙事动因，其中张勋复辟事件过于短暂，也未曾中断“情节时间”；第19节开始，显然是为了让倪焕之从个人陷入日常生活的“幻灭的悲凉”中解脱出来，“情节时间”被硬生生中断了，日常生活的叙述成为“时代”叙述的陪衬，时间和叙事在五四、五卅、大革命之间跳跃前进；叙事者的形象也发生变化，小说前18节基本上是冷静客观的，尽可能不介入故事叙述，此后则成了一个饶舌者，其中小说第20节更完完全全成了叙事者的独白。第19节开始的中断意味着《倪焕之》这个以五卅为中心的叙事文本，其实乃是为了反思五卅，反思倪焕之对于“他们”的认同和对于“时效”的追求。在叶圣陶未曾明言的地方，人之历史真正展开。

当然，这有一些远离叶圣陶的时间意识。从其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英文教授》来看，叶圣陶似乎并未很自觉地设置《倪焕之》文本内部的时间矛盾。《英文教授》叙述的是董无垢如何从一个充满青春热情的青年转变成一个吃斋念佛的英文教授的故事，其中关键是五卅后大革命中无数青年的死亡，使他离开革命团体，变得麻木、虚无，转而乞灵佛教，反对反抗侵略战争。叙事者客观地叙述了董无垢的变化过程，只是在文本中重复一个比喻：“他（董无垢）端伏在大学的一个角落里，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见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37]董无垢在叙事者笔下成为偷生在时空内部的老鼠，意味着叶圣陶并不认同脱离“时代”的选择。《英文教授》可以视为《倪焕之》的一个短篇小说版本，有力地证明叶圣陶对五卅的反思，并非要抛弃五卅或埋葬五卅。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他也难以玄思人之历史真正展开的方式，只能穷于应对眼皮底下的困境，在反思中再次认同“他们”。

不过，这种认同并不是简单的。大约是在相同的困境中，1926年以时间来领会存在的海德格尔批判道“人们发现‘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人们试图为二者搭桥”，认为“‘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的’”。[38]叶圣陶通过《倪焕之》，并非要在时间与超时间、存在者与永恒者之间搭桥，而是为了应对具体历史境遇中的问题和困境。“推动历史的轮子”，并非通往永恒，而是祛除超时间的因素和新旧杂陈的因素。他意识到人之历史的复杂，试图包容多种方式，共同“推动历史的轮子”。他通过倪焕之认同了王乐山所谓教育不能是仅拾荣华的、枝节的教育，也认同了其所谓人始终是人，于是希望在政党组织、社会群众之外构建人之历史的一些可能。因此，叶圣陶写倪焕之观灯节，并未让倪焕之徒逞词锋，一味想望以更盛大的灯会庆祝国庆，而是发出了青年鲁迅式的感慨，“迷信可存”[39]，写蒋冰如之“新村”理想，也并未径直否定其所谓“世界无论变到怎样，身体总得保卫，家事总得治理”[40]。

但是，留有明显余憾的是，叶圣陶在《倪焕之》中叙述金佩璋因为丈夫之死而重新走向社会，似乎是一抹光明的愿景。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愿景都来得过于突然，幻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注释：

[1][2][5]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286、152页。

[3][4]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0、257-258页。

[6]叶圣陶：《叶圣陶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版，第287-288页。

[7]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文学周报》（第179期）1925年6月28日。

[8]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9]圣陶：《吾人近今的觉悟》，《时事新报·时评》1919年5月15日。

[10]阿英编校：《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5页。

[11][17][18]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445-446、453页。

[12]郢生：《诸相》，《文学周报》（第183期）1925年7月26日。

[13]圣陶：《五月三十日》，《文学周报》（第177期）1925年6月14日。

[14]圣陶：《忆》，《一般》（第3卷第3号）1927年11月5日。

[15]叶圣陶：《诗人》，《光明》（半月刊第2期）1926年6月20日。

[16]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19][20][39]叶绍钧：《倪焕之（三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4号）1928年4月20日。

[21]叶绍钧：《倪焕之（五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6号）1928年6月20日。

[22]叶绍钧：《倪焕之（八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1928年9月20日。

[23][24][25][26]叶绍钧：《倪焕之（九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10号）1928年10月20日。

[27]圣陶：《文艺谈（十二）》，《晨报》1921年3月31日。

[28]圣陶：《文艺谈（十三）》，《晨报》1921年4月3日。

[29]叶绍钧：《倪焕之（十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11号）1928年11月20日。

[30][31][32][40]叶绍钧：《倪焕之（十一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8年12年20日。

[33]叶绍钧：《倪焕之（七续）》，《教育杂志》（第20卷第8号）1928年8月20日。

[34]梅家玲：《孩童，还是青年？---叶圣陶教育小说与二O年代青春/启蒙论述的折变》，《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第98页。

[35]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36]圣陶著，夏丐尊编：《英文教授》，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316、338页。

[37]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22页。

（转载自“西川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