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越老越觉得知识欠缺，亟须恶补。重读汪曾祺就是我补课的内容之一。汪曾祺并不希望把他弄成热点，但事实上他如今已经成为热点。汪曾祺也受不了那种自信满满的批评家，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从来都缺乏自信。我只是他的一个普通读者，而汪曾祺是尊重读者的。他认为一篇作品是作家与读者的共同创作。他之所以在作品中“留白”，就是允许读者去捉摸、思索、补充。作家对其作品的自评跟读者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不尽吻合的。汪曾祺自己满意的小说是《职业》，先后精益求精修改了三四次，但在《汪曾祺精选集》中，我东找西找也未找到这篇作品。

我最早听说汪曾祺的名字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因为他是样板戏《沙家浜》和《杜鹃山》的编剧之一。这些戏里有一些优美的唱词，观众至今都记忆犹新。那时我跟友人曾应《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之约，用笔名撰写过几篇剧评，因此有机会在北京虎坊桥的一家招待所采访为样板戏谱写唱腔的于会泳——当时周围的人还可以拍着他的肩膀叫“老于”，不料瞬间他就蹿升成了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但因此也未得善终。读到汪曾祺对于会泳的回忆，恍然有隔世之感！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囫囵吞枣式地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纪事》，觉得形式和内容都不拘一格，犹如拂晓开窗，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气息，那感觉有点像我年轻时在荷花淀读孙犁的作品。读《受戒》时，我的文艺观已经有形无形地被一些清规戒律束缚，觉得这种题材跟作品中的小和尚明子一样有点“离经叛道”，不过顿时又想起鲁迅晚年写的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觉得在这些叛逆的和尚身上仍不失一种人性美。《大淖纪事》不是一口气读完的，因为这篇一万七千字的小说，前面三节约六千字写的是大淖这个水乡的风土人情，显得入题太缓慢。但这种写法跟鲁迅的《社戏》也有些类似，可见小说的写法并不拘一格。

有人把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我认为是欠科学的。难道离开了“大众”就能够成“主流”，“主流”中就没有“精英”？汪曾祺明确宣布他不是主流作家，也不会跟某些“意见领袖”那样自视为“精英”，他当然也不宜归入“乡土作家”之列。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归宿，那汪曾祺的作品应属于“审美文化”——他写的是诗，是健康，因而也就是“美”。这种“美”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跟教育作用毫不矛盾。

汪曾祺笔下的民俗风情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来的，一来是因为我没有作者的这种生活经历，二来是因为我没有作者的这种观察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这两点当中，后一点尤为重要。范仲淹没有登过岳阳楼，但他的《岳阳楼记》却位居写岳阳楼的诗文之首。这固然因为作品中表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但其对洞庭湖景色的描写也栩栩如生，胜过了那些在洞庭鱼米之乡久居的作家。我跟汪曾祺一样，也登过泰山，爬过长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曾住在北京钓鱼台附近，但我就是写不出他笔下的泰山、长城和钓鱼台。

我认为文学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就离不开民俗风情，一旦离开就会失去作品的民族性和独异性。更何况汪曾祺写风土是为了写人情。他写水乡，他的作品也像水一样平静，一样流动，一样明澈。不过，太冷僻的风土景物在作品中似乎也不宜多写。如《大淖记事》里的“蒌蒿”“芝麻灌香糖”“香火戏”……江苏之外的读者阅读起来恐怕容易产生“隔”的感觉。不懂则难以共鸣，这就叫作“隔”。译成外文则更为费劲——就像把《受戒》译成《一个小和尚的浪漫故事》一样。但是，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仍然是鲜活的。我忘不了小英子把小船划进芦花荡的那一幕浪漫场景，更忘不了巧云为救情人小锡匠出乎本能地喝了一口尿碱汤那震撼心灵的细节。

除开小说，汪曾祺的写人佳作还见诸他对文苑、杏坛、梨园人物的回忆。读汪曾祺的怀人之作自然而然会联想起绘画大师笔下的人物速写，其共性就是形简意丰：不求工细，但求传神，稳、准、狠地寥寥数笔，人物的性格特征即跃然纸上。这既是作家对人物特征的“妙悟”，也是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妙得”。

汪曾祺写人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试举数例：

以外形写人物。如写闻一多教授爱国，是通过他的长髯飘飘，誓言抗战不胜决不剃须；写冯友兰教授的博学，是通过他的眼镜极厚，一圈又一圈，站在对面都看不清他的眼珠。

以语言写人物。如刘文典教授讲《庄子》：“《庄子》嘿，我是不懂喽，也没有人懂。”唐兰教授讲词选，方法就是重在吟唱，而后说：“好，真好！”

以动作写人物。如金岳霖教授讲课时，随手伸进脖领，抓住一只跳蚤当场掐死，甚为得意。一个小动作，就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艰苦、情绪的乐观。写吴宓教授，是描写他讲《红楼梦》，看见有女生站着听课，就立刻放下手杖，亲自到邻近教室去搬椅子。这让我立即想起东方出版社介绍吴宓坎坷人生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好德好色》。也想起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胡适教授讲课时，发现女生旁边的窗户被风吹开，就会怜香惜玉地亲自去关上。

写作家，最宜通过他的创作活动突出其特征。如沈从文爱流鼻血，夜间写作时，鼻血常常沁在手稿上。这一细节让人刻骨铭心。其实，任何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用心血凝成的。赵树理担任《说说唱唱》杂志的副主编时，有一次实在没有好稿子，就自己动手救场，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写出了一篇精彩纷呈的小说《登记》，后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易名为《罗汉钱》。这让读者对赵树理这位通俗文艺作家生活积淀的丰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一个对新文学史料有偏好的人，接触的史料并不算少，但从汪曾祺的怀人之作中，我还是了解到一些前所未知的佚闻掌故。比如端木蕻良原来的笔名是“端木红粮”，经王统照之手才改为“蕻良”。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中有作家本人初恋感情的折射。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1968 年因阅读鲁迅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被判处十年徒刑，被关押在流行歌曲《绿岛小夜曲》中所描写的那个绿岛，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才得以特赦。我曾在台北跟他和他的夫人陈丽娜聚餐，深感荣幸。但我从汪曾祺的回忆中才得知，陈映真的父亲曾把鲁迅小说改编成戏剧，可知陈映真对鲁迅的热爱并非偶然。至于梨园界的那些名角，我只见过张君秋一人，因为他当年常在我单位附近的一家烤鸭店吃烤鸭，的确如汪曾祺描写的那样“食量甚佳，胃口极好”；不是“饱吹饿唱”，而是“吃饱了唱”。我对姜妙香、萧长华、郝寿臣等人的了解，则完全来自汪曾祺的回忆。

汪曾祺写人物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出于谦虚，有意隐去了笔下人物对自己的褒奖；二是对笔下人物的评骘近乎作者本人的“夫子自道”。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闻一多、罗常培、王了一（原名王力）表扬的学生其实就是汪曾祺本人。汪曾祺将沈从文定位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说他“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对美的东西有一种炽热的、生理的、近乎肉欲的感情，美使他惊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在我看来其实也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汪曾祺擅长写人，但并非他的怀人之作篇篇都不可逾越。比如《怀念德熙》一文，读后就很不解渴。朱德熙是著名的语言文学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和挚友。汪曾祺处于人生低谷时，朱德熙仍以手足待之。但《怀念德熙》一文只有千余字。对于这位无话不谈的挚友的遽然离去，汪曾祺只写了一句：“叫人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越亲近的人越难写，二是汪曾祺的真情实感跟他的美学原则有所矛盾。我也出版过自传，发表过怀人散文，其中落笔最少的就是跟我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因为彼此太熟悉，深怕抑扬失当。如果采访一个素昧平生的名人，也许事后很快就能写出一篇形神兼备的印象记。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朱德熙死后汪曾祺曾失声痛哭，说：“我就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呵！不在了！呜呜呜呜……”但汪曾祺搞创作主张不煽情，知节制。记得鲁迅说过，情感过于浓烈时不宜作诗，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汪曾祺擅长写人物，首先应归功于他的生活积累。他的一生经历过中国现当代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本人的经历也坎坷曲折。有些事情虽然不堪回首，但也是作家创作宝库中的重要素材。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有人物原型，比如《珠子灯》里的孙小姐原型就是他的伯母；《受戒》中小英子的妈妈会剪花样就是取材于他的祖母。其次应归功于他相当全面的艺术素养。汪曾祺家学渊源，本人擅花卉，工行书，会吹笛，青衣、老生都在行，烹饪美食也精通：绘画讲“传神”，书法讲“尚意”，音乐讲“简静”，烹饪讲“回味无穷”……汪曾祺都从中受益。再加上文科出身，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熏陶，几近一个“通才”。有一个成语，叫“触类旁通”，意思是掌握了某一事物的规律和知识，就能够以此类推，通晓同类的其他事务。正如《易经·系辞》所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钱锺书先生提出“通感”这一修辞手法，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沟通起来，其实也是同一原理。记不清谁说过：“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可以说，汪曾祺也的确是把他所掌握的“艺术三昧”都用在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在这里，“三昧”指的就是要领和真谛，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极简中有繁复，平淡中有奇崛，抒情中有哲理，浑朴中有新意。

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作家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有讲不完的故事，但理论修养较差；创作出于灵感迸发，跟着感觉走。另一类作家既擅长形象思维，也擅长逻辑思维。这类作家进行创作是有明确的理论指导的。正是由于有些作家理论素养欠缺，所以有人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主张。我心目中的汪曾祺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论家。

我曾经翻阅过一本高校教材，谈到学习文艺理论的途径是经常阅读文学作品，适当阅读文学理论，并自己动手撰写批评论文。这些意见当然都对，但建议再增补一句，就是“文艺理论”中必须包括作家本人的“创作谈”——这是一种来自创作实践而又对创作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西方的有些理论是走马灯式的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火爆一阵也就鸦雀无声了。而中国的一些文论、画论之所以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本人是作家、艺术家。我爱看王朝闻、秦牧谈文论艺的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文艺家。在外国理论著作中，影响我这一代人的还有一本书叫《金蔷薇》，作者是俄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他不仅熟悉其他作家的创作过程，而且自己也写过短篇小说。我认为汪曾祺的《谈风格》《揉面——谈语言运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都是极佳的文论，人人都能读懂，又不是人人都能道明，这绝非是一般文学理论家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