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传记的任务应是总体上介绍传主，综合地、恰当地评价传主，如果过多专注于一些尖端问题、争议问题，则这部传记可能会篇幅很长，或在总体结构上顾此失彼。当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影响到总体评价的敏感问题，则应取共同认可的说法，对争议问题介绍概要。传记作者从史料起步，往往理论修养不足；从理论起步，往往史料功夫不够扎实。解决之法，一是事前下死功夫充分准备；二是自己觉得到了火候就写，成否让历史去评说；三就是不写。

关键词：鲁迅；鲁迅传；总体性

我为什么会写《鲁迅画传》？

我从没想过会写鲁迅传。现在好像形成了这么一种“潜规则”，研究鲁迅时间长了，或者成果多了，最后总要写一部鲁迅传。我们看国内的一些鲁迅研究大家、老前辈，往往都有一部鲁迅传。比如王士菁、冯雪峰、唐弢、林辰、朱正、彭定安、陈漱渝、林非、刘再复、林贤治，等等。更不用说近年张梦阳先生洋洋洒洒100多万字的《鲁迅全传》了，当然更早的还有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或许这算是老派一点的研究者的路子吧。可能觉得研究时间长了，研究问题多了，感想比较多，于是通过传记来全面表达自己对鲁迅的观感。近年来的新派学者这样做的就比较少了。目前统计，大约现存的鲁迅传少说有100多种。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来写一部鲁迅传。但没想到现在回头一看，自己竟然20年前就进入了这个行列。在那以前，虽然对各种鲁迅传我基本上都读过了，却也从没有想过自己要来写一本。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鲁迅研究生涯中，从事的是具体的研究，更多偏向于史料，偏向于鲁迅的生平史实，主要读的参考书目，除鲁迅本人的著作之外，首先是回忆录，然后是专题研究著作，当然更多的是大量原始记载和第一手资料。我感觉读传记是一种一般性的了解传主的途径，而不是研究的途径，特别是开展专题研究的途径。因为如果传记过于专注于一些具体问题、尖端问题、争议问题，那么这个传记的篇幅就会很长，或者会在总体结构上顾此失彼。传记的任务应该是总体上介绍传主，综合、恰当地评价传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影响到总体评价的敏感问题，但是它应该采取大家共同认可的说法，这样对一些尖端问题，可能就是介绍一个概要，然后重在结论了。所以，除了对一些各家说法不一的问题进行比较以外，我对于传记本身就不是特别重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很幼稚的偏见，但是我确实没有给予传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既然如此，我自己怎么也会去写鲁迅传了呢？可以说也是阴差阳错。

我的《鲁迅画传》出版是在2001年。这一年是鲁迅诞辰120周年。看上去是蹭了个热点，实际上，作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的主持者来说，鲁迅纪念历来是十年一大纪念、五年一小纪念。按照惯例，纪念馆对于2001年这个鲁迅纪念的“大年”，是不能不开展多种活动的，甚至从几年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所以，实际上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2000年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这包括举办展览、出版专著、策划研讨会，等等。我们跟上海的一些中学进行交流，共同开展馆校联动，还曾经把各校学生组织起来，去寻访全国的鲁迅足迹。这时就有人提出来，现在中学生对鲁迅的了解，总是不能全面，有很多误差，需要给他们一个更加完整的鲁迅形象。鲁迅传很多，他们不知道看哪一部好。那时候，这样问的人不少。我就给他们推荐了两部。记得我主要推荐的是陈漱渝先生的《民族魂》，因为比较精炼，而且文采斐然，我当年读了就感觉热血沸腾。另外也推荐了朱正的《鲁迅传略》，因为比较简明，更适合学生阅读。学术性特别强的、篇幅太长的，我都没有推荐。这可能又是我的偏见，其实像彭定安、林贤治的著作，也都是可读性比较强的，近年张梦阳的更是文学性传记，故事性、情节性都很强。

当时就有人跟我提出来，说你既然长期搞“提高”，也一直在做“普及”，能不能也来写一部简明扼要、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鲁迅传呢？我说我没打算写。那么多大家都写了，我不觉得自己能写出新意来。他们就说，当时上海有一批画连环画的，其中有个叫罗希贤的画家，他可以来跟我合作，由我写文本，他给我配图。我听了，倒有些心动，想着这倒可以试试。因为这属于普及鲁迅，而且可以让学生们通过连环画对鲁迅有个基本、初步的了解，比较轻松，比较形象，或许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不求理论创新，但求写一部表达相对准确的简传。于是，我就决定来写。

我怎样写鲁迅传？

由于我一开始就是准备跟画家合作，准备让画家配图的。又由于连环画每一页的说明文字都是有限制的，也就几十个字或百来字，不能展开理论论述。所以，我的写作定位就是：客观、简明、切实。什么是客观呢？就是不追求个性化表达，不追求独家观点，不追求理论创新，而追求共同认可。什么是简明呢？就是简单明了，每页只有几十个字，一页一段文字，说一件事、一个场景、一个情节。如果是一件比较复杂、比较重大的事情，就需要分为几个画面，每个画面讲一个节点。什么是切实呢？实际上就是注重生平线索，注重人生历程，就是主要以传主的生平经历为主。当然，作品、思想也会谈到，只是相对比较简单。读者更多看到的，还是鲁迅的人生历程。为什么这样定位呢？因为我考虑，我的读者是中学生或者中等文化层次的人群，如果一味讲理论，他们的阅读体验和接受程度可能在效果上不会太理想，何况真讨论理论我也不擅长。

我并没有把一些涉及当时最新进展的研究成果全都用进画传中去。例如，当时我已经在写《鲁迅生平疑案》，其实对于一些已经开始引起争议的问题，我的考察已经比较深入，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比如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关于鲁迅的死因、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等。但是，在写《鲁迅画传》的时候，我并没有用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写进去，话就多了，说简单了说不清，说复杂了篇幅太长，图画也难以描绘。理论色彩一浓，读起来也就更加枯燥了。

我没有采用那样的写法，因为画家正在等着配图，我一边写一边还要考虑画面效果，所以，总体上我的《鲁迅画传》是比较简明的，说白了就是一部减弱了理论论述和作品分析，以牺牲理论和创新探索为代价的、相对通俗化的简传。全部文字大约也就不到10万字，画面341幅，深度和高度都比较有限。同时也是我的学问水平所限，这是很惭愧的。

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挺受欢迎的。首先是部分章节在《新民晚报》上连载了两个多月，然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加印了一批线装本供收藏，也卖得不错。到了2012年，韩国的一批鲁迅研究学者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先是著名学者刘世锺教授跑到上海来找我，说要翻译这本书，后来完成此书翻译的是韩国顶尖的鲁迅研究学者李宝暻先生，并于2014年8月出版。201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再版了这本书，销量依然可观。

我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到鲁迅传的作者队伍中。

鲁迅传记应该怎样写？

应该说，我的鲁迅传写作经验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推广价值。因为这只是传记写法中的一种，就是画传。

其实，出版界也看到了画传这种形式的好处。所以，在我那本《鲁迅画传》出版的前后，还出了很多部《鲁迅画传》。早在1981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就编过一本画册，是照片集，书名就叫《鲁迅画传》，其实是名不符实的。在我的书之后，至少还有6种同名的《鲁迅画传》。包括2002年我的同事缪君奇编著的，2004年林贤治的，2005年吴中杰的、白帝的，2009年余连祥的，2017年李文儒的。但说实在的，它们都不是真正的“画”传，而是传记加插图，可能说“图传”更准确些。只有我和罗希贤的那本是真正的“画”传，其他都是照片集或者以照片做插图的传记。其实，我那本书当时也做了20多个插页，在鲁迅生平的不同阶段，也印上了很多鲁迅的照片和历史图像。但是这些插页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少意义。这些照片插进来，目的是图文并茂，但实际效果只是一种点缀，对于看传记的读者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当读者在读传记的时候，并不会太注意那些插图，因为单纯的照片本身说明性并不强，画面上往往没有情节，更不是一般文化层次的人群容易看懂的。他们最多只能看到，传记里提到了什么人物、什么物品、什么事件，通过照片知道实际是什么样貌。至于这些人物、物品，在具体的事件中，在鲁迅的生活中，到底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则是无法看到的。再加上连环画本身具有很好的连续性，读者看到这些插图的时候，往往是跳过去的。在这时候，我这本真正画出来的鲁迅传，就让人们看到了更加形象、更加具体、更加生动的鲁迅和他的生平，以及那段历史。这本书里面的画，每一张都经过我审阅，包括人物相貌、服装、历史场景、事物，究竟是怎样的样态，都是有依据的。如果让画家们自己去随便画，是画不出来的，常常会有很多差错，甚至会闹笑话。

但是，这种画传毕竟只是传记的一种方式，比较难推广（需要有了解历史社会样貌的技艺精湛的画家），也没有必要推广（最多有个两三部也就够了）。而且这种方式也是有缺陷的。首先是降低了深度，减弱了理论性；其次是减少了篇幅，减少了容量，也减少了厚度，就出不了大作品。

这里，就牵涉到当前鲁迅传怎样写的问题。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写那么多鲁迅传？有人会问：“已经有了好几十种，再写又能写出多少新意呢？”但我觉得，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新的鲁迅传肯定还会层出不穷。因为鲁迅研究当前还在蓬勃发展，还很火热。这当然是好事。那么随着新的鲁迅研究者、新的研究成果的涌现，必然会对以往关于鲁迅的叙事有所不满，对既有的鲁迅传记也会感觉不足，认为不能适应新的需要。随着一批新的研究大家的出现，长江后浪推前浪，肯定会有新的学者出来讲述自己心中的鲁迅生平，挑战甚至颠覆原有的传记文本，写出新的传记作品。这恐怕是必然的趋势。

其次，鲁迅传记的面貌，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除了对鲁迅理解上、诠释上的改变和发展，在传记的写作形式上，也会有所体现。鲁迅传需要《鲁迅画传》这种形式，也需要张梦阳的《鲁迅全传》，也需要其他别的形式。可以是全传，可以是评传，可以是图传，可以是简传、合传、小传，书名可以叫鲁迅正传、鲁迅大传、鲁迅外传、鲁迅新传、鲁迅略传、鲁迅传略，等等。当然，完全可以不叫传，比如陈漱渝的《民族魂》、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等等。另外在内容上，也有以某个时间阶段为主的，例如《鲁迅的最后十年》《鲁迅的最后一年》等等。

至于鲁迅传应该怎样写，我认为不需要出规范，不需要一律。就好像鲁迅说的，写小说不需要看《小说法程》，应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记得以前有个诗人叫徐刚，他就写了一部题为《鲁迅》的长诗，也是一种传记。如果有人愿意写，又有人愿意出，我看现在也完全可以再来写一部诗歌体的鲁迅传记。当然前提是写得好，有人要看。至于真正用绘画表现的鲁迅传，我相信也还会有新的版本出现。

然后，关于写作中的内容问题。这里面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史实，二是观点。史实是写传记的基本条件。如果对史实不是非常了解，那可以说，还不具备写传记的条件。但问题没这么简单，因为史实研究是一直在进步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代所允许他达到的高度，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全部史实。有的史实还没有浮现或被挖掘出来，有的史实的错误还没有被揭露，这时候我们只能按照已有的结论去写，甚至只是就个人所了解的去写。这也是为什么传记需要不断重新书写的缘故。但是，对于学界已经发现的史实，是不能不了解的，至少一些重大的事件，其基本面貌、基本结论，是不能缺少，不能错误的，否则就真不具备写传记的条件，甚至不配称为专家了。实际上，在目前的鲁迅传记写作当中，史实的错误还是很常见的，甚至一些大学者的大作中有的基本史实也有误差，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因为作者偏重理论而轻视或忽视史实。说得不客气点儿，对鲁迅生平基本史实的讲述都发生错误，怎么能很好理解鲁迅、诠释鲁迅呢？当然，如果只是一个年代写错，一个具体事物，甚至一个人名写错，不影响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但是如果牵涉到对鲁迅行止的价值判断，影响到鲁迅的观点表达、思想发展、作品内涵，这问题就大了。所以，我认为，基本的、重要的史实决不能有差错，也不能有遗漏。哪怕写错一个年代，也会带来影响。鲁迅传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工具书的性质。一般的读者，如果发生对于鲁迅生平的疑问，可能首先从鲁迅传上去找答案，但这恰恰是有隐患的。我是首先看鲁迅年谱，然后再通过鲁迅辞典、全集去印证问题。年谱上的差错，发现了就随时加个注，这样下次就不会被误导了。

同样，对于理论的把握也是不可不注意的。这直接牵涉到对鲁迅的评价和诠释，直接告诉人们，鲁迅究竟是怎样的人。但是，这个情况相对复杂。首先人们看传记对鲁迅的诠释，不会深入探讨理论问题，因为他看传记的目的不在于此，而主要在于了解传主生平。如果要深究理论，一定会去看专门的书。但是，这不等于传记中的理论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传记是全面讲述鲁迅，提出一个可以被拿来作为结论的基本判断，而传记又不能无限制深入探讨理论问题，这就给传记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要简明扼要、点到为止。其实这是需要大手笔的。要有很强的思辨和文字表达能力，读者需要读到经典的表述。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就是对传记写作者的要求，是对鲁迅有全面的了解和全面的阐释能力。实际上对于鲁迅的研究，目前很明显地分成了两个大的流派，侧重思辨的和侧重史料的。这在鲁迅研究上，几乎就是很难避免的。因为鲁迅研究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非常多，多到现在有些博士生都不敢选鲁迅做论文题目。他们宁愿毕业后再来回归到鲁迅研究，那时候只从一个小的切入口进入，就比较容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很可能造成知识结构的偏科。从史料起步的，往往理论修养不足；从理论起步的，往往史料功夫不够扎实。这两种倾向，虽然存在短板，但是如果只是进行小口径的研究课题，还不是妨碍很大，或是纯粹研究某些理论问题，比如侧重作品分析，都不会有太大妨碍。但恰恰在鲁迅传的写作上，就会出现交汇点，因为写传记需要对传主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理解。这样，鲁迅知识的偏科就都会带来后患，短板就不得不暴露了。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如果要求全面完善的知识结构，那就没人敢写传记了。从实际出发，大约也只有这样三种选择：一是在写作前充分准备，把知识结构调整到足以承担写作传记的状态。这其实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下点死功夫。当然这需要时间和精力，也许需要10年、20年的准备期；二是什么也不管，自己觉得到了需要写、可以写的火候了，那就写吧，成与不成，让历史去下定论；而第三种选择，就是不写。

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传记文学论坛”（第二期）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