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本文通过对“铁西三剑客”到 90 高龄之徐怀中等不同代际作家的写作取向考查，勾摄出当下文坛的一种普遍现象，通过“向后看”和“长时段”，回望历史风云，凝聚现代经验，以当下为节点，回首改革开放时代的 40 年，共和国建立 70 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乃至反顾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这不是简单的自然时间的延伸，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百余年间的现代转型，在几代中国人前后相续顽强追求下，在晚近取得标志性的成果。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作家们回望历史，一览众山小，更为从容坦荡地讲述长时段的中国故事，开出文学的新界面。

关键词：写作取向 向后看 长时段 现代经验

被称作“铁西三剑客”的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成为文坛的一个热点，引人瞩目。和新文学史上许多青年作家［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郁达夫（《沉沦》）、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直到“80 后”作家韩寒（《三重门》）、张悦然（《誓鸟》） 等］青春叙事的创作起点相异的是，他们讲述的是父辈下岗、失业的悲凉记忆，大工业基地的沈阳往事，而不是青春的迸发与怅惘，爱情与叛逆。如论者所言，在双雪涛的笔下，“虚构、凸显 20 世纪 90 年代东北不堪的日常生活图景及其带给主体的创伤，成为双雪涛小说中几乎不变的叙事模式” ①。曾几何时，20 世纪 90 年代还是刚刚发生的昨天，但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标记是，双雪涛等的作品中自我代入的子一代，没有同代人笔下的青春期叛逆，而是在用心用力地去窥探和理解父亲一代人的人生坎坷与心灵纯真。双雪涛的《大师》中那个搬着板凳跟父亲学习下象棋的儿子，看着一生平庸无为的父亲，连仓库管理员的工作都被剥夺而下岗，母亲也弃他而去，喝劣酒，捡烟屁股抽，穿着儿子淘汰下来的中学生校服，却没有心生鄙弃，而是从父亲的棋艺和棋道中获得宝贵的启迪而敬意满满。班宇的《逍遥游》中，女儿许玲玲也是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父亲许道明踏着一辆倒骑驴板车送女儿到医院去做透析——许道明在女儿眼中没落不堪，即便是在相依为命的女儿罹患重病期间，他也不忘去和饭店的老女工去偷欢作乐，以致许玲玲从不叫他父亲，而是直呼其名。但她也懂得谅解父亲，让父亲的情事有单独的空间。郑执的《铁西夜曲》同样是写两代人的故事，即将成婚的 B 听继父讲述小行星撞地球的启示以及继父前一次婚姻的沟坎，受此暗示，B在期待小行星光临的同时开始反思自己的情感经历，产生逃离意识。作品中，继父显然充当了 B 的人生导师。

对父亲的依恋与理解，这恐怕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可以诠释的，也不是简单地高呼一句“理解万岁”就可以画句号的。从什么时候起，理解与同情便开始成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情感调性呢？

放大开来，当年的“80 后”作家群也长大了。张悦然和笛安，都从自恋中走出，关注和学习理解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张悦然的《茧》力求对父辈乃至祖辈的生命轨迹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往事进行审视，在罪责追问的同时，让作家的同代人为他们的前辈担当起忏悔、赎罪的重任。由于年代阻隔与经历所限，《茧》在叙述时代往事及某些细节设计上尚显稚嫩，但从娴熟的青春叙事中破茧而出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笛安的步子迈得更远。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分别从宋天杨、江东、周雷等人的视角讲述他们的青春岁月，为同代人造像，到《南方有令秧》，笔力直追明代中后期中不幸女性的命运，并且以此作为从沉溺于自我表达到探索大千世界之“华丽转身”的一个转折点。如其所言：“写作究竟是为了干什么？我在写《龙城三部曲》时就在找答案，到了《南方有令秧》时可以算是新的观念已经被确立。十年前我写小说，觉得写作首先是表达自我，我一直表达了好几年。后来在《龙城三部曲》时期我开始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写作到一定程度会觉得自我没有那么重要，总想着自我其实也是一种我执。可能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要构筑全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有它的规则、色彩、温度，那里面的人物有他的命运，构筑全新的世界才是创作者的使命，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自我的成分不重要，可以多可以少，它不是一个全都围着你转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写作这个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②

走出自我天地宽。这句话不但对于极端地纠结于自我的现实中人来说是必然的，对于曾经陷溺于感伤自恋的青年作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需要补充两点说明：其一，理解历来是双向的，当“80 后”作家对于父辈、对于历史逐渐接近和理解的时候，年长的父兄们也应该对 21 世纪初年波澜突起的青春写作有新的理解。青春自恋是有深刻的合理性和代际感的。依照成长心理学理论的区划，青春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之中，告别被保护者和被训诫者的弱小年纪，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进入社会生活而又心理准备严重不足，适当地退回内心，疏离现实，进行自我认同和人生定位。尤其是在时代本身即非常迷惘之际，作为市场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80 后”一代没有了明确的路标，没有了可以承续的既有传统，这样的“断裂”就尤为明显。那些早慧的作家写出同代人的精神困惑，因此得到大面积认同。其二，双雪涛等“铁西三剑客”同属“80 后”，当他们的写作引起关注之时，都已经迈过三十而立的门槛，他们的着眼点显然和张悦然、笛安有所不同，我在这一节中所论述，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说，作家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可以帮助人们成长和成熟。

“向前看”和“向后看”

从这个角度切入，或许可以生发出近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诸多代际不同的作家们纷纷回望历史既往的普遍姿态。对现实中正在展开的文学景观，作家们并不与之疏离，但吸引其更多关注的是个人、家族和某个社会群落走过的艰辛既往，是从现实入手，去追溯既往，“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文学的“向前看”和“向后看”，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和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都是在抒写沉重的哀愁，在精神的向度上却有着鲜明的区分。在我们的经历中，时代对于文学的制约至关重要。在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昭示下，“向前看”成为文学的主流。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批评梁三老汉的发家梦说：“你那是个没出息的想法。”他认定的是即将到来的农业集体化会带给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景。赵树理《三里湾》中用直观可见的三幅图画，“昨天的三里湾”“今天的三里湾”“明天的三里湾”鼓舞村民们积极加入合作社。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化美景”“希望的田野”都带给人们很多遐想，有一部话剧叫作《未来在召唤》，有一首歌相约“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说到底，这不过是“明天的三里湾”的再次涌现。理想主义的激发，“五四”启蒙精神的重张，催生出一个狂飙突进的文学时代。被误读为“向后看”的“寻根文学”，其内在的思想脉络仍然是瞩望未来，是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发掘足以支援现实变革的精神资源，韩少功提出要重新焕发绚烂的楚文化以重铸现代民族文化，阿城要发扬传统的道禅文化以与世界文学对话，其中的勃勃雄心不言而喻。

高调的宏大叙事，很快成为绝响，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和打压，湮没了“向前看”的凌空蹈虚。2013 年央视春节晚会崔永元、赵本山和宋丹丹合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将曾经是令人神往的庄严命题化解为众声喧哗的一桩闹剧，是啊，在打工赚钱、柴米油盐的泼烦日子里，明天和今天、昨天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继续回溯，20 世纪 90 年代的创作，就已经转向，在描述现实的“一地鸡毛”的同时，以世纪末的悲凉心态“向后看”的文学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成为其时的创作主潮。

“退步原来是向前”

以此看来，当下的回望历史风云的作品，似乎是承袭了“向后看”的文学流脉，但在骨子里，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从历史的悲情讲述到历史的冷静省察与温馨追忆。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满怀悲怆，在历史的和精神的废墟上追寻现代中国乌托邦之梦的几度崛起与幻灭。到他被誉为当代中国乡村史的微缩景观的《望春风》，骨鲠在喉般地对乌托邦浪漫情怀的清算与悲悼，让位于在忧伤目光中回望故乡，日复一日的时光流逝，不仅淡化了人们的灾难苦辛，也将曾经的风狂雨猛消解于无形。儒里赵村在时代进程中遭致消亡，但最后的两位村民“我”和春琴却在新兴工业区四面围困中重返旧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护自己的生活与爱情，也在诸多同类题材作品哀叹乡村没落的叹息声中，给我们留存了春风拂煦万物重生的期盼，大自然的顽强生机，在废墟上创造了新的风景：“一段木梯从碎砖和霉黑的蚊帐的遮掩下顽强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栖息着一只东张西望的喜鹊”，“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长在了我们家的羊圈里”。希望与绝望同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以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上海选美活动中入选“三小姐”的王琦瑶之一生为线索，勾勒出大上海在 20 世纪后期的“美人迟暮”。大上海曾经是乡土中国中的一块飞地，在现代进程中一枝独秀，成为与纽约、巴黎、东京等并列的繁华都市，在 20 世纪后半期“全国一盘棋”的特定历史境遇中，上海不断地为内地城市输血造血，自身却遭遇长期的停滞，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向黄浦江建造的一批现代建筑群落，作为城市地标年深月久，也在 20 世纪后半期现代世界各大城市风貌变迁中显得黯然失色。王安忆说，她写王琦瑶，就是写大上海的失落悲辛。到近作《考工记》，如敏锐的论者所言：“这大概可称为《长恨歌》的姐弟篇了。同样是借用经典命名，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基本重合，取材于现实。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一个是上海弄堂的上海小姐，一个是大宅的世家小开。性别不同，视角不同，但同样展示了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图景，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书写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孤独宿命。这种宿命感，来自有形的或无形的枷锁束缚。” ③ 但是，写作《长恨歌》时的焦灼和隐忧，悄然不见，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黄浦江西岸现代楼群的对面，浦东的摩天大厦宣告着大上海再度复兴达到的新高度。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以“三小姐”的姿态守候的，是曾经的大上海的浮华喧嚣，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复出并且受到其间时尚青年的追捧，在衣着、交谊舞、生活情致等方面充当了那些具有怀旧风的“老克腊”的教头；究其实，这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像时髦服装的流行样式和内在品位的差异，王琦瑶指点一二，她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们很快就悟出其中的肯綮。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大上海市民过日子的安稳和安静，是王琦瑶怎样以偷生而不苟且、一心一意地打理其尽可能精致雍容的每一天，度过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 30 年间纷纭扰攘的动荡年月。《考工记》中的陈书玉，是出身名门商户人家的子弟，是“西厢四小开”之一，他的生命长于王琦瑶，从抗战后期上海卷入救亡时潮，一直存活到新世纪，他的经历也远比王琦瑶要复杂和惊险得多。王琦瑶忙于打点她的小日子，陈书玉一边要应对自身遭受的时代冲击，一边尽力兼顾着“西厢四小开”的友谊。在主调上，王琦瑶守候的是“上海小姐”的既往，陈书玉守护的是“煮书亭”这座清代老宅。前者是妄担虚名，云烟过眼，后者是实实在在的建筑文化的经典传承。或许可以说，从《长恨歌》《启蒙时代》经《天香》到《考工记》，王安忆对于上海文化记忆的发掘，有了界面的拓展。与长达千百年的刺绣、建筑等本土源流相比较下，无论是《长恨歌》中受到现代性冲击的应激反应而兴起的大上海，还是《启蒙时代》中背诵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红卫兵，都会大大地缩减其应有的分量吧。

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诗写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把酒问青天”是一种率性，“天光云影共徘徊”是一种叠印，从后退中看到前行，是需要更深刻的思辨的。简言之，当下“向后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用意是发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更好地向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种“向后看”和“长时段”的表现，集中地表现在作为文学创作风向标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9）获奖作品上。老作家徐怀中，20 世纪 50 年代写出共和国初期建设新西藏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80 年代以《西线轶事》引领军事文学新浪潮，时近 90 高龄，出版了以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跨越黄河挺进大别山为背景的《牵风记》。以知青文学名世的梁晓声，其新作《人世间》书写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年到新世纪前十年周家兄妹及其亲朋好友的生活进程。周秉昆三兄妹所经历的，恰好是知青一代人从青春岁月走向社会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漫长人生，也是梁晓声自己生命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半个世纪。李洱《应物兄》故事的主干是济州大学的一群文化人，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政商两界，为了组建研究儒学的“太和研究院”所做的种种努力与随之而生的层层波澜，从主人公应物兄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读大学开始，涵盖改革开放 40 年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历程。同样地对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进程念兹在兹的是陈彦的《主角》，作品描摹女主人公“秦腔皇后”忆秦娥在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成长经历，也融入了秦腔与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在大时代的风雨兼程。徐则臣的《北上》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写起，下限止于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的 2014 年，写中外几代人的家族命运，烘托大运河的百年沧桑。 追溯五位作家的创作缘起，各有分殊。徐怀中亲历挺进大别山之战略进攻，这成为他生命中最为艰险的一段经历，不思量，自难忘；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初年就撰写出 20 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时隔 50余年，终于了结心愿。以写现代知识分子题材见长的李洱，早在 21 世纪之初就在撰写《应物兄》，写作中的甘辛此处难以详说。在运河边上长大的徐则臣，写作《北上》，是应北京市有关部门约请他写作大运河题材作品的约定。在戏曲剧团做编剧和管理工作多年，以戏剧和电视剧剧作闻名的陈彦，数年前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装台》，马上获得众多好评，正当盛年的他再接再厉，写出《主角》，也是顺理成章。但是，综合起来看，文坛何以如此青睐“向后看”和“长时段”呢？

《应物兄》获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如是说：“《应物兄》庞杂、繁复、渊博，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生活与知识、经验与思想、理性与抒情、严肃与欢闹相激荡的独创性小说景观，显示了力图以新的叙事语法把握浩瀚现实的探索精神。李洱对知识者精神状况的省察，体现着深切的家国情怀，最终指向对中国优秀文明传统的认同和礼敬，指向高贵真醇的君子之风。” ④

《主角》的作者陈彦讲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道：“应该说，《主角》是借秦腔这个千年历史文化遗存这个口子，来谈我自己对中国这四十年发展变迁的心得；借艺术舞台看更辽阔的社会舞台。既传递一种文化声音，同时在其中也能看到经济等其他的声音，看到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进程。”“同时，陈彦希望能够通过《主角》完成一种象征和隐喻。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既是主角又是配角。” ⑤

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小舞台与大时代，成为众多作品的主题词。在铁西区三剑客那里，他们的敏锐感知，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和下岗潮。在更为年长的作家们那里，改革开放的 40 年，共和国建立以来的 70 年，自 19 世纪末以来的 100余年，成为评判和讲述时代故事的几个重要关节点。

我要郑重澄清的是，这几个关节点，不是自然时间的流逝，不是作家们信手拈来的随机处理，而是中华民族现代进程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所呈现出的、以当下的中国作为参照的历史时段。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改革开放的四十而不惑，诸多过来者可做见证。1976 年之后的百废待兴；20 世纪 80 年代的锐意精进，艰辛探索；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带来的强悍活力与人心浮动；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心态和强大活力；21 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之初预设的经济指标已经超额完成，大规模的扶贫行动在乡村展开，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底层民众分享到时代变革的丰盛成果。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70 年，至今也是一个巨大的轮回，经历了正反合的完整过程，如唯物辩证法揭示的那样，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终于达致富国强兵、广大民众普遍进入小康社会生活水准的重要时刻。把目光放远一点，19 世纪末期以来，积贫积弱，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鸣声中，开始了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为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做出巨大的牺牲，经历战争与动乱，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路径选择，壮士断腕，凤凰涅槃，屡仆屡起，几死几生，恰当其时地抓住 20—21 世纪之交全球大环境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时机，走出一条后发展国家跻身现代民族之林的独特道路。从这三个不同时段与当下的关系来看，都可以说是已经站立在其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高端，可以较为从容地舒一口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和历史容量做“向后看”和历史经验的总结 , 曾经的关隘险阻，都化为明日黄花，为时代的进程做明证。山回路转的盘旋，站在高处望去，兀自一目了然，当年的苦求而不得，如今豁然开朗。付出的代价与教训，亦格外分明。因此，才会由历史的悲情倾诉转换为历史的同情理解。

悲情可以做进一步的阐发，悲壮之情与悲哀之情。梁晓声以塑造知青生活中的理想主义悲歌见长，《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是也。市场经济的兴起带来的喧哗与骚动，让他嬗变为愤怒的斗士，写出《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直击现实的文字。作为合题的《人世间》，仍然是写作家所熟悉的 A 城即北国江城哈尔滨，也不乏北大荒知青岁月的片断，但是，它的笔墨更为开阔，年代更为长久，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 A 城城乡结合部“光字片”小土屋群落的底层民众之周家三代人，再加上第二代周秉昆等三兄妹的朋友圈和工作同事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图谱：有中高级干部，有海外留学生，有市井小民，有公安干警，有文化人士，有在市场化时代叱咤风云的商界大枭，也有更多的下岗职工和再就业的员工……青年人与时代的交汇与冲突，到周秉昆三兄妹这里同样不能幸免，周秉昆三兄妹的人生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山重水复千回百转，但是，在被拉长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却有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深长意味。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起伏世事沧桑，与伟大的变革时代一起成长。尽管说，三兄妹都有着各自的不如意，有着心志未酬的遗憾，但人近晚年，他们对各自的人生与时代之关系有了新的思考，终于与现实相融、和解。这不是乡愿的平庸，而是对人生哲学的深刻体味。

《应物兄》故事的主干是济州大学的一群文化人，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政商两界，为了组建研究儒学的“太和研究院”所做的种种努力与随之而生的层层波澜。写这些学问等身、著作等身的知识分子，当然要写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与工作状态，于是不能不处处有学问，时时讲文化。应物兄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大学读书，其时的文化英雄、力倡新启蒙的李泽厚到大学做讲座的盛况记忆犹新，时移世易，如今重振儒学，从政府到高校，都将此视作重中之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前面提及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精神脉络上，《应物兄》对《白鹿原》做出了独特的回应。《白鹿原》可以说是充满历史的悲情。关陇儒学近代传人朱先生一生恪守儒家规范，业绩辉煌：甘冒兵矢，只身劝退围困西安的 20 万清军，化灾难于无形；秉笔直书《滋水县志》，不隐恶，不逢迎，不畏权贵；办学兴教，弘扬儒学，劝导冥顽不化的黑娃弃恶从善学为好人；为了禁毒而从自己的妻弟白嘉轩开刀，亲自耕毁其所种已经出土的罂粟苗……白嘉轩受其影响，作为白、鹿两家的族长，在白鹿村恪尽职守，竭力维持一方水土的道德秩序，堪为乡村楷模。但二人的超绝努力遭遇 20 世纪的暴风骤雨终成绝响，被誉为最后一个大儒的朱先生的坟墓都被掘骨扬灰。在翻鏊子一般的殊死斗争中，儒家的和谐、秩序被弃之如敝屐。《应物兄》写的是风水轮流转，弃绝多年的儒家文化得到时代召唤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复兴，儒学有了卷土重来的大好时机，但是，参与其事者各怀心思，筹建的“太和研究院”尚为画饼，就跃跃欲试地要分一杯羹，只有真儒者应物兄像堂·吉诃德一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却终于功亏一篑。照理说，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写成新儒林外史式的闹剧，应物兄却像一枚定海神针给《应物兄》以滑稽中的庄严，对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呕心沥血（这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作品中的实证，应物兄在奔波操劳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予以同情和尊重。

参考文献：

①杨立青：《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19 年第 1 期。

②《笛安谈〈南方有令秧〉：当贞节牌坊成为女性的事业》,腾讯网：https ：//cul.qq.com/a/20141119/049803.htm.

③ 许泽红：《王安忆〈考工记〉：一个人的生活史》，《文学报》2018 年 10 月 27 日。

④《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及作家获奖感言》，《文艺报》2019 年 10 月 14 日。

⑤《茅盾文学奖·人物｜陈彦：在〈主角〉里呈现众声喧哗的时代》，澎湃新闻：The Paper https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 forward _4178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