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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呈现中国白话散文百年状态的文学史——《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于近日面世。该书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为主线、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为核心、以“介入，然后在场”为价值尺度，采取“片面的深刻”方式，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白话散文进行了客观理性的遴选、审视与评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百年白话散文浩繁丰富复杂，虽不能说因此盖棺定论，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参考。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部书和中国百年白话散文，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主编、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小林。

——编者

记者：当我拿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时候，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为什么你要来主编这样一部散文史，而且还称为“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有些文学史名称变了，但内容没有变。比如有些所谓的“20世纪文学史”，不过是把“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在史观和史料甚至写法上没有太大变化。

唐小林：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啊！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史，尽管这与同一时期的文学史、小说史、诗歌史比起来还是要逊色得多，但总体上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而且还出了一批像林非、俞元桂、刘锡庆、朱金顺、吴周文、范培松、陈剑晖、王兆胜、王尧等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名家。由郭预衡、郭英德任总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的“现代卷”和“当代卷”，厚厚四册，规模相当可观，内容扎实丰富，可以说是现当代散文史集大成者。

但文学史常写常新，我认为这段时期的散文史还没有写够。我之所以要来主编这本《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是与我对“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这三个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更与我对白话散文诞生以来这百年中国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考相关，这个变局远未停止，尚在迷局般演化，不得不整体观之。如果将其拆散和拼装为现当代散文史，也许更符合现行的学科规范，却可能看不清白话散文这百年来的真正命运与特殊贡献。

当然，回到白话散文自发的现场，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一百年。“百年史”作为一个文学史范畴，只能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段。说它是一个“多元”的也可以。它可以是1915—2015，也可以是1917—2017，还可以是1919—2019。之所以是“多元”不是“多样”，是因为每一个时间段后面，都隐藏着不同的“元语言”，而不同的元语言，会装置出不同的文学史风景。我更倾向于把上限上延，越过1915。历史或许有多个“引爆点”，“引线”却可能是长长短短的。这样，我所说的“百年史”，上下牵出的远不止百年的文学史想象。

记者：你特别强调“百年”或“百年史”这样的概念，这一百年对于中国“白话散文”真的很重要吗？可否详细说说？

唐小林：是的，这一百年对重构中国白话散文史尤为重要。

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个转型途中，发生了一场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轴心革命”，即意义的“大脱嵌”。简单地讲，在古代中国，我们的意义来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国天下连续体”，那时的人，正如郁达夫所说，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大脱嵌”发生以后，转换了意义的源头，也扭转了历史的方向，个人挣脱了家国天下连续体构筑的铁栅，努力奔赴自由，获得了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新的认知和新的表达，从而引发了中国散文的“白话转向”。就像“大脱嵌”的轴心革命拉开了人类现代性的序幕，也撞开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艰难之门。

“大脱嵌”在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在中国却几乎浓缩为白话散文的这一百年。可以说，没有白话文，在中国就不会有“大脱嵌”这件事，更不会有随后现代性的蓬勃滋长与快速曼衍。也可以说，文言文总体上终结于家国天下连续体的崩塌，而白话文则创开了中国现代性的新纪元。与此深刻关联的，是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所以这一百年又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百年。

这两件大事，构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核心内容，也从根本上推动了“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国语”，从而彻底改变了散文的整体风貌。

记者：作为“散文史”，你是怎样处理“散文”这个概念的？“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

唐小林：关于“散文”这个概念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就认为散文要具有“散文性”，更加强调“文学性”的一面。他们更愿意谈论“艺术散文”，而不太关注杂文和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这类文体。有不同的看法才是正常的，有不同的看法才能将散文的不同侧面多样化地呈现出来。正如你所知道的，作为现代文体的散文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泊来品，在西方文体四分中，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肩而立。我认为，散文之“散”，并非写法上的“形散而神不散”，而是作为体裁的散乱无边，作为范畴的难以归类。

在我看来，散文是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的所有文体，是文学领域的“不管部”：不是小说，不是诗歌，又不是戏剧的文学作品都是散文。可以说，散文是散落在小说诗歌戏剧边缘的文学体裁的总称。散文之散乱，看似它的局限，实际是它的优势：它似无小说诗歌戏剧的一定之规，可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仿佛自由的精灵；它似无小说诗歌戏剧的虚构之苦、叙述之难、隐喻之累、象征之艰，可以直面现实与内心，仿佛自由言说的媒介；它似无小说诗歌戏剧的高贵与高级，乃如白话一般，天然具有烟火气、草根性。

我记得在三十多年前，文史学家黄修己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写小说的可以不做诗，做诗的可以不写戏，但搞文学的几乎没有不写散文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凡能识文断字、舞文弄墨的，都写散文。散文比其他三类文体，显然更具自由性、民主性和平等性，因此才在这一百年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着其它文体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在主编这部散文史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叙述有所侧重，但依然重视杂文和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这类文体，特别指出，它们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向，致力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认同：一个方向主要是通过杂文抨击旧物，揭露时弊，从历史和现实扫除现代民族国族政治认同的各种障碍；另一个方向则是通过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追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步伐，以奏响时代最强音的方式正面强化这种政治认同。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文学史就是遴选经典的历史。的确，书写文学史有一项重要职能或者说重要任务就是遴选经典。而如何遴选经典，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经典观”，有什么样的经典遴选标准，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还有，你主编的这部《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又持怎样的经典遴选标准？

唐小林：你的这些问题都击中要害。我当然赞同持什么样的经典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的说法。主编这部《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时，到底以什么的标准遴选经典，也是我们长时间思考的问题。我们的主要想法是，放在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或者说散文与时代的关联的框架下遴选白话散文经典，它应该具备几个基本要素。这里例举两点。

首先它是白话语言的经典。也就是说，纯熟的白话、好的语言，是经典白话散文的第一要素。胡适说，只有纯熟的白话，才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只有好的语言，才能够得上文学经典的门槛。

其次它是艺术文本的经典。这是指散文文本内部要存在“审美距离”，使文本建构的“可能世界”内在地具有对“实在世界”的“概括力”。我认为，在“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有所关联的前提下，艺术文本内部存在的审美距离越大，也就是它建构的“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距离越大，它的“艺术概括力”也就越大，它的精神深度和思想深度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文本的审美距离，就是它的艺术概括力，也即是它的意义深度。意义深度越大的艺术文本，就越具有生命力，就越具有超越时空的可能，就越具有经典品质。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要素并无固定的标准，总是相对而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是经典遴选史的重点是“遴选”，遴选意味着比较，意味着淘汰。即是说，白话语言的经典、艺术文本的经典等要素，只是在这一百年众多散文作品的比较中作出的判断，而不是来自某个“文学性”或“散文性”的恒常不变的法则。而且，对于相同或不同的作品来说，这些要素的表现也并不总是均衡的，可能某些作品某一方面或某两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但由各方面作用的因素却是缺一不可的。

记者：我注意到《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用六个关键词，即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和在场六个关键，就串连起了这一百年的散文史。前五个关键词好理解，而把“在场”与前面五个关键词并列，有点超出常识，能不能谈谈这样做的理由和想法是什么？

唐小林：把“在场”与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并列，应该是这部文学史的一大特点。这一方面把散文史的书写紧扣时代，且推进到了当下，使散文史“在场”了。另一方面，在场主义散文运动也是近十年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它的发生看似偶然却蕴含着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与当时文学、文化和思想界的状况有关。

一是时代呼唤文学在场。受新文化运动中郁达夫、周作人小（小品文）、美（美文）观影响，百年白话散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出现了过度关心个人内心世界，与时代缺席，以至抒情而滥情、写文而滥文、审智而滥智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学的担当精神严重丢失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使各种事物包括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等都有“为消费”“被消费”的倾向。因此时代呼唤文学在场。

二是文学与时代疏离的情况日益严重。虚拟世界的出现，使人们不断往还于线上、线下，或同时处在线上与线下之间，与实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日渐疏远和大幅弱化，这种疏离在散文上同样明显。

三是语言的遮蔽导致意义离场。在西方沸沸扬扬大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到此一时期才真正落地中国，写作的语言自指化倾向与消费主义紧密呼应，导致意义的离场，写作的及物性问题越来越尖锐，符号泡沫、符号异化表现突出。

四是形形色色的复古思潮导致散文的现实性削弱。古典主义或拟古主义思想盛行，国学热、西方古典热、汉服热、古镇热等等，把人们的目光从现实带向以往，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出现现实空场的现象。而与之相应的则是散文的复兴，“散文热”和“大散文”时代的到来。但在“散文全面繁荣”的同时，有人则在大声疾呼“救救散文”，认为这个所谓的“大散文”时代，实际陷入了“虚假、虚假、虚假”的泥淖。陈剑晖以学者特有的敏锐，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现实性”不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在场主义散文”运动，大声疾呼散文对现实、对当下、对精神的介入和对意义的发现。另外，在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部散文史所持的立场之一，只不过在场的意义在这里更宽泛了：一是“历史”的在场。这一百年最重要的历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史。二是“现实”的在场，必须立足今天思想史的高度和现实处境回望和审视这一百年的白话散文史。三是“叙史者”的在场。我们每个历史的书写者，都带着对历史的同情性理解，在所叙述的对象中带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审美经验和理性判断，精神性地介入到白话散文百年史之中，尤其是对百年散文经典的解读之中。

记者：我还有一点感到奇怪，在第二章“救亡与民族的独立”中所涉及的经典散文，有的似乎与当时的抗战无关，这又如何理解？

唐小林：我这样来回答吧。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发生在现代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救亡运动。现代民族国家依赖于两个认同，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救亡也因此表现为政治认同上的救亡和文化认同上的救亡。对于白话散文而言，如前所述，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纪实类报道性作品，更偏向于政治认同上的救亡。而另一类作品看似“与抗战无关”，或者说与抗战现实没有直接关联，但依然从民族文化的认同上起到了救亡的作用，就像都德的《最后一课》给我们的启示那样。

现代民族国家，不仅仅靠政治，更靠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把人心凝聚一起，把统一维系起来，筑起一道精神世界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救亡虽具有间接性，但依然是中华民族救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长远看，或许是更为深层的一部分，因为它会对未来更加持续地发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何其芳的《画梦录》、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白话散文，从顽强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仍然在民族救亡这个巨大的时代主题之中，而且今天越来越散发出独特的审美光芒。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绪论中声称，这是一部“片面的深刻”的散文史，“片面的深刻”指的是什么？

唐小林：用六个关键词串连起一部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一部“片面”散文史，而且是一部“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宏大叙事”在今天谈得不够，如今学术内部更关注“复杂”“含混”“差异”“地方”等。但在学术上我是一个喜欢“背道而驰”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是应该“回到宏大叙事”的时候。我们的“宏大叙事”还没有做好、做够，有些连“规范性基础”都还没有找到，更谈不上对“现实”和“事实”的观察。

“片面的深刻”是这部散文史编写的初衷。“片面”是肯定的。“深刻”却只能是一种追求。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这部散文史的立意、构架上，也表现在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上。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部白话散文史在经典作品的细读上下如此大的功夫，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求“不虚美，不隐恶”，有体验、有温度、有滋有味，语言既有美感，又有质感，可以说这是一部好读的文学史。

记者：你能否有一句话概括《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特色。

唐小林：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场、好看、片面深刻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