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异军突起，这是当代中国文坛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在短短十年间，科幻从“寂寞的伏兵”，变成流行文化的前锋，对于研究者和批评者，提出了重要的议题。作为类型小说的科幻，其实比其他文类更具向心凝聚力，科幻批评也有其传统，立足科幻圈内自成一统。另一方面，科幻的历史、文类和诗学诸种问题，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生态、技术、乌托邦、后人类等理论问题，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文学研究界所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科幻研究（与数字媒体、人工智能问题）由此可能正在促成学术领域的范式转变。也就是说，在科幻小说挑战文学传统的同时，有关科幻的探讨也在打开文学研究新的思考面向。

詹玲的这部新著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即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面对科幻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对科幻小说做出恰当的评论，也是从科幻出发来重新调整文学研究的格局。在学科的意义上，科幻不仅作为一个对象具有研究价值，而且科幻引发的思考，促使学者重写文学史：“包括科幻在内的”文学史。

詹玲与科幻圈内成长起来的批评家所共有的，是对于科幻的兴趣，但詹玲也是出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者，比如她此前对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她的学术眼光。最早把她引向科幻研究的，其实正是科幻小说中的历史话题；而关注科幻小说与历史小说之间的关联，使她一开始就把科幻研究联系到文学史的反思中。在她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的绪论中，她直接描述了这样一种开放性、历史化的科幻研究的意义： “尝试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放入整个当代中国小说史甚至文学史的框架下，将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发展的组成部分”。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的科幻研究者往往重视晚清和当代这两头。从晚清研究中发生的对于晚清文类的研究，吸引不少学者在思想史、科学史的框架内考察晚清“科学小说”的起源和发展。近十年来，特别是在刘慈欣等人的代表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之后，则有许多从当代政治学与伦理学出发的科幻批评，以及由此展开在哲学和诗学层面的阐释。詹玲则将晚清科学小说与当代科幻新浪潮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中，她对种种当代议题（如科文之争、民族和传统资源）加以历史化处理，并以详细的历史资料，写成了一部当代科幻文学史。

贯穿于这部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考察科幻在科普任务和文学自觉之间的曲折道路，这其实也是书的标题所指涉的“转型”的意义。詹玲的研究，将科幻小说从上世纪初诞生时就兼有的“开民智”科学启蒙与文学现代性这双重命题做出辩证的梳理。她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主要任务曾一度是宣扬技术理想，但当时“旁逸斜出”的文学性尝试为科幻小说在八十年代再度兴起之后的转型已经埋下线索。改革开放初期昙花一现的科幻热，纠结于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虽然在人性表达和通俗化的层面呈现出文学性转向，却并未完成转型。直到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文类再度兴起，随着各种外部、内部条件的成熟，中国科幻才充分实现了将文学性和科学性充分结合的转型。

对于当代科幻小说转型过程中许多具体现象和作品的分析，都显示出詹玲的研究一直并未离开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即人文精神的思辨。比如她分析韩松《宇宙墓碑》时所做的一些判断：韩松描绘的主题是技术和人文的冲突，人类以人定胜天的傲慢，进行宇宙大开发，修建纪念碑一般的宇宙墓碑，却完全背离人的生活；只有“那个通晓了此在生存的本真状态的小墓主人，学会了与宇宙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道理，修筑了与宇宙声气相通的小墓，终得以诗意地栖居于宇宙之间”。我此前还没有看到有谁像詹玲这样清晰明了地解析韩松技术美学的人本主义基础，然而，也正因此，她才更能体会韩松笔下技术与人文的撕裂，这也是后来一直延续到韩松写后人类生存状况的《医院》等作品中的基本旋律。詹玲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出发，会自觉认同中国科幻小说中暗藏的人文主义这一“执念”，同时对于这个现象做出反省。她对这个线索的梳理从二十世纪初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甚至对《荒潮》等当代作品分析时，她也判定它们“都在坚持传统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对自由、真和善的坚守”，但同时，她也清醒地指出这些作品展现的“后人类”远景对文学所依据的人文精神的挑战，而且去思考“如何写出身份破碎、重组之后的人类社会情状，以及新人文主义可能的价值倾向”。

詹玲著作的另一个优势，是她在各种新异的思路中，总会发现来自传统和历史的出处或影响，这中间有些洞见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格局。比如她在分析《三体》时指出这部太空史诗的情节中体现出反特／谍战模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在十七年和新时期文学方面全面深入研究的功底。这一判断将《三体》文体和情节构造方式的许多特征，放在了文学史长线的考察之中，从中看出科幻转型所体现的文学性和文学通俗化两重倾向，都有更深远的文学史线索。更重要的整体性判断，则来自詹玲对中国历史题材科幻小说的分析，在这一部分，她实际上对科幻所具有的全球化文类与民族国家书写这两重属性做出了更多植根于中国语境的阐释。詹玲对从童恩正到燕垒生、飞氘、宝树几代作家笔下的民族历史主题的分析，不仅是提炼出中国当代科幻在整体上具有的“本土化、民族化”的主题倾向，而且更是对中国式科幻书写方式的总结。这也正是从历史化思维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这个人们时常提出的问题。

詹玲这部新著分成上下两编。上编对中国科幻小说做出纵向的历史梳理，其中四章分别论述十七年科幻“科普化”的第一次转型、改革开放初期纠结于“文” “科”之争的第二次转型、世纪末酝酿第三次转型的沉寂期，以及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科幻新浪潮体现出来的第三次转型。下编则是横向展开三个重要科幻主题的论述，分别是历史书写与本土传统对科幻的影响、赛博格后人类主题对科幻人本主题的挑战、太空史诗为当代科幻开拓的美学空间。詹玲讨论的作家包括从郑文光、童恩正到吴岩、韩松、王晋康、刘慈欣以及陈楸帆等几代科幻人，分析的作品囊括《三体》《荒潮》《银河之心》这些重要长篇，以及数以百计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科幻批评融合在文学史的整体描述中，这为理解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

我最初了解詹玲的研究兴趣，是几年前她在哈佛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我最初阅读的她的论文，就是从历史题材的科幻入手，探索中国科幻在本土化、民族性方面发展出的特色。此后，在国内外的多次会议上，我陆续了解她更多的课题兴趣。三年前，她在杭州主办了一次精彩的中国科幻转型研究会议，并邀请我参加。无论在学术交流，还是个人研究方面，我都很佩服詹玲的扎实作风。2020年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我两度阅读全稿，认为她这本书在当前的科幻研究中具有坐标意义，所以写下这篇序言，向科幻界、以及更广义的文学研究界的朋友们推荐詹玲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