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宋明炜，美国华裔学者，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教授、东亚系主任。兼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汉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成员，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理事，美国《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杂志编委。其专业领域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科幻文学，出版英文专著《少年中国：民族复兴与成长小说（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2015）等，编选《转生的巨人：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选》（The Reincarnated Giant: 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8）等，出版中文专著《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998）、《批评与想象》（2013）、《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2020）等多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若干篇。曾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学术奖金、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迪尔沃思奖金、《上海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21世纪初期再度兴起之后逐渐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期。刘慈欣的《三体》由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成英文，并于2015年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于2016年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中国科幻文学研究近年来在西方学界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美国华裔学者、威尔斯利学院东亚系主任宋明炜教授是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热的推动者之一。正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王德威教授所云，宋明炜“这些年推动科幻研究不遗余力，不仅成一家之言，甚至赢得‘科幻教父’美名”，其研究和理论创意为这一领域注入一股勃勃生机。近日，笔者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多次对宋教授进行远程采访，主要围绕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他定义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反类型化”特征及文学史价值等展开相关议题，由此接续五四新文学的科学精神与另类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的创新性、先锋性

张清芳：据我们所知，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王德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毕业论文做的并不是科幻文学。然而，这十几年来，您孜孜不倦地研究、发掘，在中国科幻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且成果令人瞩目。能否请您从自身学术研究的角度，谈谈您后来为何专攻中国科幻文学研究？

宋明炜：我从十多年前开始转向中国科幻文学研究，其中一个主因是我发自内心地喜欢科幻小说，从小就爱读。其实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少年中国——民族复兴与成长小说（1900—1959）》，主要内容是以“青春”话语为主线，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进行形式解读。这也是我的第一部英文专著， 2015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注意到中国科幻文学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最初关注科幻有点像是写作过程中的自我调节。而我最终转向研究中国科幻文学，除了热爱之外，实际上还存在很多偶然因素。例如，我在2010年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教授邀请做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项目，随后就收到美国《科幻研究》杂志约稿写有关论文，就这样开始研究科幻文学，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我以后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现在回顾一下，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的这两个课题之间实际上有内在关联，中国科幻小说研究恰恰是我从一个新角度来回答“少年中国”遇到的一些问题，对未来的想象、对人的重新定义等。具体说，“少年中国”中的问题属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一个人文主义问题，即个人的成长与现代国家的诞生和成长有同构性，“民族复兴”及“青年成长”都依据“成长模式”塑造出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主体性。从某个角度说，中国科幻小说恰恰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倒影”，因为科幻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已经不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民或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与个体，他们要面对、要处理的往往是超出人类的宇宙问题，需要通过算法、科学规律与很多“非人”的范畴才能够加以了解。

如果说“少年中国”的思考是人文主义的，即以人类形象为中心进行考察的话，那么中国科幻小说就是“后人类”的，是从技术和算法等“科学”层面来重新考量人文主题。我不认为当代的“青春小说”必然是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继承，因为当代的所谓“青春小说”往往已经不再承担历史主题，反而认为当代科幻小说是对“成长小说”提出的问题作出的新的回应。科幻处理的是一个高度“技术化”时代的“后人类”主题，承担我们现在面对未来时所产生的各种焦虑及面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的伦理后果，所以当代科幻小说恰恰与“成长小说”相似——二者的内容主题都是处理“未来”：“青年”代表着未来，当代科幻小说同样是想象未来。如果说“成长小说”是人文主义所对应的一种完美小说形式，那么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就是当下科学技术时代所对应的一种最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研究正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的一个延续与发展。

张清芳：您称自己2020年出版的中文专著《中国科幻新浪潮》为“一本对科幻小说黄金十年的见证”，并把中国当代科幻新文学命名为“中国科幻新浪潮”，认为它具有创新性与先锋性等精英文化色彩，具体体现在何处？

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中的大部分章节是我这十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科幻文学论文的一个结集，也可以算是我对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的概括与总结。在这本专著中，我把刘慈欣、韩松、王晋康、陈楸帆、夏笳、宝树、郝景芳、飞氘等人创作的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作品直接命名为“中国科幻新浪潮”。尽管这个命名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英美国家科幻文学“新浪潮”的说法，而且一些作家，特别是韩松、陈楸帆、夏笳等在早期创作阶段也曾受后者的某些影响，但是我所说的“新浪潮”，最主要是指中国科幻小说的这个新发展，相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坛而言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一次新浪潮。

我认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创新性、先锋性等文学特征体现为：在艺术形式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叛与超越。可引用拙著中的评价加以说明：“从90年代至今，当主流文学消解宏伟的启蒙论述，新锐作家的文化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那些源自80年代的思想话语却化为符号碎片，再度浮现在新科幻作家创造的文学景观之中。也可以说，科幻文学处在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却于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重新张扬出来。”我之所以有这种高度甚至显得“拔高”的评价，主要因为它在中国文学普遍处在低潮的时候异军突起，在思想内容与形式表达上真正的丰富多元，甚至包罗万象。正如我曾指出的：“当代科幻小说通过重组各种写作惯例、文化元素以及政治愿景，催生了从太空歌剧到赛博朋克，从乌托邦到后人类，从中国崛起的诙谐愿景到有关发展迷思的末世启示——种种丰富多样的表达。”举例说，它还牵涉对现代性的反思与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后出现的“后人类”等伦理问题。随着当下AI技术、大数据、智能机器重新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技术对人类各方面产生的冲击非常深远，孕育着全新的文化心理结构与社会形态，由此科幻表达的“后人类”主题也必将会成为一个新问题与课题，这也是中国科幻新浪潮给出的一种预示与提醒。

“反类型化”特征与“跨界研究”范式

张清芳：您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还把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或曰科幻新浪潮定义为一种“反类型化文学”。与这个概念相对的是“类型化文学”，后者则指流行文学或曰通俗文学，就是俗文学。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科幻新浪潮不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学范畴，而是属于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中的一类。您能谈谈其理由吗？请问这是您独创的观点吗？

宋明炜：一般对科幻文学的界定是一种“类型文学”，即通俗文学中的一种，因为通俗文学通常被认为包括言情、武侠、侦探、历史演义、科幻等在内。但是我在为《上海文学》写过的一篇文章《在类型与未知之间——科幻小说及其他形式》中，专门指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具有不同于通俗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中国当代科幻，如果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其实有着复杂的层面。一方面，它快速建立其类型文学的地位，许多作家认同这个类型，包括刘慈欣本人，经常提到科幻文学与所谓‘主流文学’的差异。……但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科幻是既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也同时产生了颠覆性的新浪潮。”现在我依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看头的、最有意思的这部分科幻文学属于“科幻新浪潮”作品，它们并不完全类型化，也不专门迎合读者的要求，而是挣脱“类型化”模式走向“未知”的一种实验性与创新性的文学创作。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不按照流行套路来写，作家们正从类型化的、固定化的程式中摆脱出来，所以这些科幻作品才会成功，才会成为一种“异军突起”的文学现象，我觉得中国科幻新浪潮小说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此。因此，刘慈欣的作品才会刊登在《人民文学》上，陈楸帆的小说发表在《花城》上，而王侃瑜的小说也会发表在《收获》上。这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坛开始承认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创新性与精英性，这也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把中国科幻新浪潮看作一种“反类型化”文学形式，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我的老师王德威教授也持这种看法。他把中国科幻文学纳入主流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即纳入中国现代文学主要问题与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而不是仅把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化形式。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与逻辑思路，还标志着西方的中国科幻文学研究模式正在而且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尝试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出的形式问题，看作当代文学范式转变的一个表征。具体说，我不仅把中国科幻文学当作一种“反类型”文学来研究，还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总体上，中国科幻新浪潮与通俗文学在传统意义上存在一种张力。像刘慈欣的《三体》《诗云》等小说既在大众中非常流行，又在一般的流行作品之上，就在于刘慈欣的文学想象力具有深刻的创新精神与精英思想，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三体》之后的其他模仿之作都不成功。因为那些模仿作品或者与其进行竞争的作品，都在科幻小说的流行套路里面。我并非贬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恰恰是通过“类型化”的文学生产来生存并发展下去，它对想象力的体现自有一套规则，其实也很有意思，值得学者研究。中国科幻新浪潮却对通俗文学类型化格式有一种反省和反思。然而它们也仅仅占当前整个中国科幻小说的5%左右，而其他95%的科幻小说都自觉归入类型文学，在不断地复制自己。我关注的重点是具有先锋性与创新性特征的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也就是属于中国科幻新浪潮范围的这部分作品。

张清芳：请问海外中国科幻文学研究与中国国内在研究方法、思路上有何不同？

宋明炜：我觉得国内过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研究，较多地把它局限在一种“类型文学”的范围内，同时缺少与主流文学界的交流。首先是从美国开始出现研究模式的改变，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之后国内才渐渐出现这种把中国科幻文学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框架中进行研究的方式与方法。还有，尽管国内学界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研究近年开始逐渐增多，然而从比例上讲，我觉得欧美国家反而要比国内高得多。近年我应邀参与美国一些高校与欧洲国家高校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发现在欧美从事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的人员比率相当高。比方说，在欧洲一个国家可能只有四五位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但其中可能就有两位研究中国科幻文学。

当然，我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有些担心，有如此多的海外学者来研究中国科幻文学，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欧美青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可能没有预设中国科幻文学的界限。换言之，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非常认可，甚至会夸大中国科幻文学的文学史价值。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科幻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并没有意识到前者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其实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对此需要时时提醒，加以纠正。但我的确对近年欧美学界出现的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盛况心怀喜悦。这也说明，在西方没有多少学者把科幻文学当成一种不入流的东西。相比之下，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就已经形成所谓处于主流位置的“雅文学”与处于边缘位置的“俗文学”之间的一种对立。我觉得这也是西方中国科幻文学研究与国内一个不同之处。

张清芳：您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会对国内学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宋明炜：我相信科幻文学研究会带动中国文学研究整体范式的改变。例如过去在中国文学中占主导位置的现实主义，在一个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算法管理从方方面面改变我们感觉结构的时代，如何处理真实性、虚拟性的问题，小说叙述如何处理从物理世界到社会人生中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测不准原则），我们在技术时代如何面对差异、进化甚至退化的问题，性别、种族、阶级这些范畴如何在人工重置的境遇中发生变化，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人文主义与后人类的问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种种议题都在科幻文学研究中得到重视。随着科幻文学研究的发展，整个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种新局面。这涉及知识型的转变、情感结构的转变、再现形式的转变，也涉及人类自我认知的转变。

至于在广义的中国文学或文化研究领域，海外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与国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跨界研究”的倾向与特征。这也是由现在西方学术的大环境决定的。比如近年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非常流行的是视觉理论，不仅指视觉艺术，还包括文学的视觉性在内，我的很多同事由此转向电影研究，在学术研究实践中体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等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者或是把文学与民族志联系起来，或是运用人类学方法，或是把文学与历史相结合，或是把文学与“物质文化”联系起来，即文学中的印刷文化，或是进行翻译研究等，这都属于“跨界研究”的范畴。

张清芳：在您看来，科幻文学也是一种“跨界研究”吗？

宋明炜：当然是，科幻文学研究运用了文学、哲学、控制论、信息论甚至现代物理学的知识，近年来也出现了所谓回归“物”本身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唯物论。这在过去十年中明显呈上升趋势，其发展也与科幻文学研究有很多交叉。

我接受的学术训练相对集中在文学文本和文化研究上，而且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基本上可归入将文本细读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文学研究”范畴。我对科幻文学的研究，其实也更重视从具体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层面上，对美学体验与人文思想进行考察，但是科幻文学研究本身具有鲜明的“跨界”性，它同时包含对科学、技术、后人类状况的关注，特别是对科学与人文交叉方面的关注会较多一些。我即将出版的英文专著《看的恐惧：中国科幻小说的诗学与政治学》（The Fear of Seeing: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在某种程度上就带有“跨界研究”特征，虽然我在跨界的同时，也还是试图把一些中心议题放在文学与诗学这样一个传统人文框架中讨论。

先驱与源头：《狂人日记》的科幻文学特征

张清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从科幻文学角度，把曾作为“科学青年”与“科幻青年”的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看作中国当代科幻新浪潮的一个先驱及源头，指出前者的文化批判精神与另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已通过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当代科幻小说中复活”。您能更具体地谈谈这个观点吗？

宋明炜：我之所以把《狂人日记》看成中国当代新科幻文学的先驱与源头，最初是因为我注意到很多中国科幻作家把鲁迅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后来我渐渐发现，在鲁迅文本与当代科幻文学之间，不仅主题相关，而且在话语和感觉形式上都有相通之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科学的话语体系，由此构筑出一个“异托邦”，是从科学的逻辑、物质的现象规律和人类感觉结构上，建造出的一个现实的“另类”镜像，可以说是对现实生活日常逻辑的一个超越甚至颠覆，追求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真实感”与独特另类的“真实性”的审美感受。很有趣的是，这种“真实性”是违反现实直觉的，甚至是颠覆现实感受的，反而更接近我们说的“虚拟性”。我发现，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所处理的问题，与20世纪初鲁迅面对的问题，与五四新文学或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在文体的诗学方面有共同之处。

张清芳：您曾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指出：“新浪潮的美学核心，即揭示出现实世界更为黑暗、隐蔽、不可见的一面——因此，以韩松、飞氘 、陈楸帆乃至刘慈欣作为代表的新浪潮作家常在作品中让人想起鲁迅的影响。正是宣称说出了真相的现实主义与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之间看似不可能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科幻史最曲折的美学维度。”

宋明炜：我在《〈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论鲁迅与科幻的渊源，兼论写实的虚妄与虚拟的真实》（《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把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造人术》等外国科幻小说的“科幻青年”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看作中国当代科幻新文学的先驱与源头，其缘由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或向度。

一是体现鲁迅批判精神的“铁屋子”“吃人”“救救孩子”等经典文学意象与主题风格在100年后的科幻文学中不断出现或曰重现，如出现在刘慈欣的《三体》、韩松《地铁》与《医院》等作品中，在令人目眩的科幻奇观与惊奇故事中，显然包含着对国民性痼疾的深刻批判与持续性思考，而这也是中国科幻新浪潮拥有精英文化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是从解读《狂人日记》的“阐释史”角度来看，“《狂人日记》的文本建构过程，经过了对于熟悉生活的陌生化，然后又经过了文化意识上的去陌生化、再熟悉化”。当《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之际，实际上它在当时是一部非常惊世骇俗、奇异怪诞、令人难解的实验性作品，与后来鲁迅更为写实的《孔乙己》《故乡》等作品在表现形式与表意系统上可以说有很大不同。然而自从新文化运动中吴虞等人集中阐释鲁迅文本的象征主义潜台词，由此总结出“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象征性寓意与反封建主题后，对“礼教吃人”的解释融入中国现代思想主潮，使其具有一个周密完整的解释性框架，而且这个解释一直延续到今天并被经典化。但是如果我们复原到“陌生化”的语境中去重新阅读《狂人日记》，那么就会发现它呈现出一个迷宫般的噩梦世界，亦真亦幻。从这个角度说，它最初被翻译成韩语并被韩国读者阅读时看成“避暑小说”（即恐怖小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美国的学生往往也把《狂人日记》作为超现实主义小说、恐怖小说或是科幻文本，并非现实主义文学，是将现实悬置、制造陌生感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它符合达科·苏文（Darko Suvin）对科幻的经典定义，即“具有陌生化的认知形式”。

三是如果我们打破“对于文学、文学史、文类、文本形式，由于各种文化媒介、教育机制的影响而默认的知识系统会对观察者建构具有牢固可信性的现实感受”，会发现《狂人日记》在话语体系建构、意象运用、行文写作逻辑等方面都与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品有很多类似之处，甚至可以说颇契合后者包含的诸多因素。因此我在《〈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一文中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对《狂人日记》作出了一种新解读：“狂人意识到他自己也是那真相的一部分，也参与制造梦境，他意识到自己已无法走出这末日景象，他只能虚妄地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狂人通过认知上的选择，把自己的平凡生活变成一部改变世界观的科幻文本。”当然，我的题目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判断句，目的不是把《狂人日记》看成一部科幻小说，而是针对多年来海内外学界已经形成的、在鲁迅与《狂人日记》研究中建构的启蒙思想话语体系，提出一种反思与质疑。

张清芳：您认为中国科幻新浪潮近年来“领跑”科幻文学发展的世界潮流，而我认为您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同样具有一定的引领性。不知下一步您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

宋明炜：我之所以把《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一个先驱与源头，也是因为我希望通过梳理后者的前世今生、文学特征属性、历史发展脉络等不同方面特点，逐渐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诗学”理论。这与我对除现实主义文学之外的关注有关，我最近开始对21世纪文学的“新巴洛克”因素进行研究。尽管我们接受的文学教育一直都很强调摹仿（mimesis）传统，写实是衡量作品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西方文学过去20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至少不再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唯一力量。而且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本身也在虚拟化，文学、艺术、媒介表现和我们实体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倒置。当然，文学想象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本来就不见得捆绑在一起。我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科幻小说，然而在广义上，同时指向一种在20世纪末开始浮现出来的“新巴洛克文学”。这个理论思考还较为稚嫩，不够系统化，在逻辑和知识上还需要完善，但是我希望持续思考这些问题，最终能够重构一个有点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这也是我下一步的努力目标。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