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新时期以来，在重视文学史料研究、“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现代文学报刊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而新世纪以来数据库资源建设的长足发展也为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繁荣提供了重要助力。但是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研究视角过于单一，以及将理论运用模式化，不注意学科界限、研究中心涣散等问题也使得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难以走向深入并取得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关键词：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反思；公共领域；场域；学科界限

一

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逐渐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学术景观。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研究领域更是日渐繁荣，研究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俨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对于这一学术热点的指称，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有叫“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更多的则用“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两者相较，本文倾向于用 “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因为严格来说那些与新文学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报纸副刊，从类别上来讲，并不属于“期刊”，而“报刊”则兼有“报纸、期刊”的双重含义，因而更加准确和贴切。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究其原因，首先与新时期以来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呼吁与重视有关。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这样一本致力于现代文学史料发掘和研究的专门性刊物，对于推动学界关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5年第1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马良春先生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公开呼吁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1、2、4期又发表樊骏先生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内中除强调“史料工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和‘粮草先行’的位置”外，也对各个阶段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成绩进行了梳理。而文中所谈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基本都是依赖现代文学报刊的整理与研究而得以解决的。马良春和樊骏两位先生的文章虽然都是对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工作的总体性考察与思考，并非专就现代文学报刊而言，但却引发了研究界对史料的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有相当大的部分都会落实到对现代文学原始报刊的整理与研究当中去。所以，后来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不断升温，首先就与学界这种重视史料研究的呼吁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氛围变动有关。

其次，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也是与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潮流相适应的。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学者们对1949年后以新文学和左翼文学为主线的文学史架构进行了全面反思，在此视阈之下，那些被既有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就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研究。而这种研究发掘工作，显然离不开对现代文学发生的重要原始载体——文学报刊的整理与研究。正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1]在此背景之下，那些在以往文学史架构中被排斥在外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报刊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文学报刊如《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以及《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文艺月刊》《流露月刊》等等便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现代文学”的起点也不断前移，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晚清的“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宋剑华）[2]，再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维新文学运动（孔范今）[3]，又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邢铁华）[4]。而后又继续前推，比如认为1892年《海上花列传》开始连载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5]（范伯群）、以及认为陈季同出版于1890年的《黄衫客传奇》是“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严家炎）[6]，直至干脆将1840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王一川）[7]。当然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究竟定位在何处这一问题，就像王德威那个“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诘问一样，始终充满着争论，但是却在事实上带动了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勃兴与繁荣。从时间上往前推，那些除《新青年》之外同样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密切相关的诸多报刊杂志，如《新世纪》《甲寅》《留美学生季报》《安徽俗话报》《无锡俗话报》等等，也就理所当然地一一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在这些报刊中努力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因子，成为解决现代文学“起点”问题，还原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初语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再次，从研究的物质环境层面来说，进入新世纪以后，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开始步入一个“繁荣期”则显然与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的快速发展有关。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报刊馆藏资源比较分散。研究的展开与深入程度往往高度依赖于所在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馆藏状况。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因为馆藏资源丰富，这些地方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相较于其他地区显然更具地利之便因而也更加兴盛。而其他地区，除少数馆藏资源比较丰富、以及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一直有着绵延不绝的研究传统的学术机构外[8]，很少有以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而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的。新世纪以来，数据库、电子资源发展突飞猛进，给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诸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大学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以及国家图书馆“民国中文期刊数字资源库”等等数据库规模越来越大，收录的报刊资源越来越多，使用的便捷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开始突破原先高度依赖本地馆藏资源所带来的区域空间限制，并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

另外，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也在学界大环境的影响下开始选择以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这也在客观上对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察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成果，有半数以上是学位论文或以学位论文为基础展开的后续研究。可以说，研究者队伍的壮大与研究的繁荣二者互相促进、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共同造就了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这一学术热点现象。

有关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意义与重要性，论者已多，此不赘述。本文主要拟对现代文学报刊研究日益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些问题试作探究，因为虽然这类研究表面看来异常繁荣，但是却也早已暗含着陷入停滞状态、不断重复的隐忧。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尽管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可是高质量的、带有启发性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见，更多的是那种四平八稳、学术规范方面无可挑剔，但却古板套路、缺少创见的“随大流”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充斥学界一方面造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相关论题的探讨继续走向深入和学术质量的提升。

二

从史料学角度来看，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献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两类。其中，文献史料的整理本身既是研究同时也是后续研究展开的基础。刘增人先生在《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9]中对“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考述，基本上是围绕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展开的。虽然其中的部分成果因参撰人员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粗疏舛误之处，但这些成果毕竟为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导引和门径。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不涉及文献史料整理，而主要关注在这些文献史料工作基础之上展开的更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对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进行回顾，或许可以借鉴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总结来展开。1934年6月，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成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10]陈寅恪概括的这三点，如果再精炼一下，其实就是新史料的发掘运用与新的研究观念、研究视角的采用。这确实足以概括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与对后世的启示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种，在对其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考量时，也完全可以借鉴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论述来展开：一是要看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是否有史料发掘方面的新意，其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是否可以丰富、深化乃至改写现有文学史叙述中的某些观点或结论。二是要看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阐释时是否有新的观念或研究视角介入。因为即便有些现代文学报刊属于寻常史料，但经过新观念或新研究视角的观照升华后，同样可以对文学史的书写起到有益的丰富和补充作用，甚至可以对后续的学术研究产生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以此来观照，目前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并由此导致研究视角的重叠或重合。而这必然会使得研究工作陷入不断重复的境地，创新性也会大大缩减。虽然随着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的边界已在不断拓宽，一些比较边缘化的文学报刊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关注视野，如刘晓丽对沦陷时期伪满洲国《新满洲》《麒麟》《艺文志》《青年文化》《诗纪》等刊物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张大明也在《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中对左翼文学主潮对立面的系列刊物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研究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研究者的视野还是相对比较集中地聚焦在《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新月》《新潮》《创造》《现代》《礼拜六》《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少数名气较大、获取起来比较容易同时也向来就备受关注的文学报刊周围。而这样的“聚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重复研究与循环研究现象的出现。。

以《新青年》研究为例，尽管对其“文学报刊”的身份认知存在差异，如刘增人先生就认为《新青年》“与《小说月报》、《诗》、《戏剧》、《电影月报》、《太白》、《现代文学评论》、《世界文学》、《译文》等区别非常明显：社会论文、政治论文刊发不但颇多，也更为编者重视，而且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是标准的政治期刊”[11]，但《新青年》毕竟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发生的重要园地，对推动现代文学文体的变革也起到过重要作用，所以多年来一直是研究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而“《新青年》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新青年》与现代文学文体变革”等这类题目也一直是《新青年》研究的热门视角。就文体问题而言，1918年《新青年》4卷4号开始设立的“随感录”栏目对现代杂文文体的出现起过重要作用，后来《每周评论》《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等也纷纷设立“随感录”或“杂感”“评坛”等类似栏目，促进了这一文体更加快速成熟。早在1986年，蒋成瑀先生就针对这一现象专门发表过《现代杂文的先导——〈新青年〉的“随感录”》[12]一文，文中对《新青年》“随感录”杂文文体的共同特色进行了提炼和归纳，同时也对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随感录”重要作者的艺术个性进行了分别阐释。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文学报刊研究逐渐变“热”，对《新青年》“随感录”栏目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不仅有何琴丽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随感录”栏目》[13]，及李辉的《〈新青年〉“随感录”研究》[14]等单篇论文，还有董文君的《从〈新青年〉“随感录”看现代杂文文体风格的生成》[15]以及罗兰的《〈新青年〉“随感录”研究》[16]等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虽然篇幅各有长短，侧重点有所差异，但研究对象都是《新青年》的“随感录”栏目，从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来说其实也与1986年蒋成瑀的论文相差不大。这样一来，既缺乏新史料发掘方面的贡献，也缺乏新的研究视角乃至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不少工作属于重复研究，创新性也就自然打了折扣。

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也是备受研究者们关注的文学报刊。但从研究实践来看，学界对“四大副刊”的研究却非常不均衡。目前对“四大副刊”的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研究成果都是围绕《晨报副刊》而展开。《京报副刊》次之，《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的研究最少。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显然与研究对象获取的难易程度有关。尽管“四大副刊”当年都曾发行过合订本，但完整成套的藏本却不易找寻。1981年人民出版社将《晨报副刊》合订本缩小为16开本影印，共15册，后来许多图书馆都藏有这套影印本，比较容易获取。而《京报副刊》直到2016年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6册影印本，并编制了1册索引目录。《时事新报·学灯》则至今仍然没有重新整理的影印本出现，上海《民国日报》虽然也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共99巨册，但因发行量少、《觉悟》合订本也没单独影印，因此从研究资料的获取方面来说也仍然有着诸多的不便。这样一种状况是导致研究者扎堆选择《晨报副刊》进行研究的客观原因。而研究对象的重合也难免会带来研究视角的重叠与撞车。

报刊主编的文化观念与编辑理念对刊物的面貌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从关注编辑者的视角去研究文学报刊也是众多研究者的选择。《晨报副刊》历史上有两任主编特别引人注目。一位是孙伏园，正是在孙伏园主编时期，《晨报副刊》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备受读者喜爱的“四大副刊”之一，也成为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园地。另一位是徐志摩，在徐志摩主编时期，《晨报副刊》成为早期新月社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的重要阵地，副刊从整体上开始带上了明显的“新月”烙印。于是便有不少研究者从这一点切入去对《晨报副刊》进行研究。如果说1984年任嘉尧发表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17]还主要是对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史实进行陈述，而对作为主编的孙伏园其编辑理念之于《晨报副刊》的影响尚未展开的话，那么张涛甫在2004年发表的《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一文中，已经对孙伏园“多元化的办刊思路使得‘晨报副刊’成为时代精英的表演舞台，并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声音”，以及“孙伏园努力在学理与趣味之间，宏大叙事和普通常识之间寻找一种平衡”[18]的编辑特色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了。不过随后又有不少以此为选题的研究成果出现，比如张雪洁的硕士学位论文《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研究》[19]和公开发表的《孙伏园主持下的〈晨报副刊〉编辑特色浅析》[20]以及赵双阁、王和馨的《〈晨报副刊〉时期孙伏园的副刊编辑思想》[21]等等。而关于“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也有樊亚平、吴小美的《“‘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22]、辛石的《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自由主义热”中的冷思考》[23]以及李晓疆的硕士学位论文《徐志摩与〈晨报副刊〉》[24]等等。这样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一致的，研究视角也彼此重叠。在前人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新史料”的发掘既难以实现，新的研究视角、研究观念也难以谈起，所以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原地踏步”式的重复工作，难以产生富有学术价值和创见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新青年》与《晨报副刊》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领域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应当引起警惕。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还是要尽量克服“畏难”情绪，勇于开拓新的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料研究，最好能在新史料的发掘呈现方面有所贡献，因为对既有史料做出新的阐释毕竟属于更高层次的要求，对研究者来说难度也更大。

当然，对“新史料”的强调并非意味着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一定要将“求异”或“填补空白”当作选择研究对象的第一原则——这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中的另一种不良倾向——并非只有那些前人从未关注过的研究对象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说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和单一会使研究难度成倍增加，而要在研究中实现创新也就变得越来越难。发掘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遮蔽，长期以来未被关注过的文学报刊来展示其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贡献，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若将“填补空白”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最高追求，则必然会走入歧途。因为许多文学报刊之所以长期无人关注，并非是被“遮蔽”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缺少研究价值。当然研究价值是相对而言的，严格来说，每种文学报刊无论存续时间长短、发行量大小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场域的建构，因而也都能找到其研究价值。但是，对于一些刊物来说，如果立足于新闻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领域来展开研究，也许更为合适，更可发现其价值所在。但从文学史研究出发却缺少可供阐释的空间，那么现代文学研究选择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据刘增人先生等人主编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25]统计的数据，自1872年11月11日《瀛寰琐记》创刊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77年间出现的文学期刊约有10207种。要从这上万种文学期刊中找出一本从未被研究者关注过的进行研究以求“填补空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如此一来势必会将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主要任务置换为“索隐”和“填空”，导致研究趋向于碎片化，背离了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初衷。也正因此，李楠对晚清民国小报的研究虽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史料与有意义的思考，但却仍然受到一些质疑：“尽管小报研究也带有资料搜集整理的性质，努力展现以前不曾注意的领域，但由于小报刊上刊载的作品大多文学性不强，研究对象本身缺乏足够的审美价值，这就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小报刊所彰显的文化现象上，这种研究具有文化史和报刊史上的价值，但对文学史建构意义不大。”[26]

三

陈寅恪所谓王国维善于“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一治学路径，对后世学术研究而言，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启示，带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其应用范围也不仅限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除去单纯的考据整理工作外，史料研究同样需要有观念、理论的提领。但这里的“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二者是平等的关系，在“互相参证”中将“外来之观念”的理论学说与对“固有之材料”的分析阐释有机结合。而不是用“外来之观念”来对“固有之材料”进行简单图解，将“固有之材料”当成证明“外来之观念”的论据。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种，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面对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史料叙述与理论提升之间的关系。长期致力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刘增杰先生曾撰文指出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两个不足：“一是研究理论薄弱。现代文学期刊研究长期以来缺乏理论自觉。研究中轻视理论，只向往于把新发掘出来的期刊堆砌出来以示丰富，缺乏对已有期刊作深入的理解与阐释……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者对中国的历史经验研读较少，存在着某种盲目性，从而出现了对外国理论的照搬照抄，生吞活剥。”[27]郝庆军也曾撰文对报刊研究中的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进行反思，认为“研究中国的报刊，应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找到中国的问题，哪怕再小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迎合时尚，迁就理论，悬问题觅材料，搅扰群书以就我，难免误入歧途。”[28]从近年来的研究实践来看，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缺乏理论自觉”问题倒是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但是生吞活剥外国理论的现象并没有随着郝庆军等人的反思而止步，一些热门理论甚至成为年轻研究者们的包打天下的“万能武器”，一种理论在手、所向无敌，批量制造出大批的“研究论文”，其学术质量可想而知。

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带有跨学科性质，现代文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传播学研究等等都可以将之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去进行研究阐释。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格局可以为不同专业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宏阔的研究视野，深化对各自领域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但是在研究中还是应该要有清晰的学科边界意识，力求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实现“专业”与“精深”意义上的探索。所以，诸如传媒视野、思想史视野等等都可以成为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重要背景，开阔文学研究的思路，不过研究的立足点还是应该放在文学上，探讨的应该是文学问题，而不是传媒问题或思想史问题。就像陈平原先生研究《新青年》的那篇长文所呈现的，是研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29]，而不是思想史本身。但是返观学界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在借用理论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学科边界模糊的现象。比如郝庆军曾在文中反思过的，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阐释观察现代文学报刊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且还由此衍生出了一些中国化的变种，如“公共空间”“公共论坛”等等，虽然表面看来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所区别，但究其根源则毫无疑问还是源自“公共领域”。无论现代中国文学报刊上的“公共领域”在事实上能否成立，若立足于思想史，去分析现代文学报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应当还是有价值的，这一理论框架也是有效的。然而“公共领域”理论的流行程度已经远超寻常，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不同学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都变成了思想史研究及其附庸。

现代文学研究界热衷于将“公共领域”作为理论框架来研究文学报刊已是人所共见。远一点的如李宪瑜的《“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30]与刘震的《〈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31]等等，都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系来对《新青年》“通信”栏进行阐释。近的则就不胜枚举了，赵亚宏、郝福华的《同为公共话语空间的〈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研究》认为二者都是“民初先进知识分子表达自由思想的公共话语空间”[32]；金晶的《报纸副刊：公共空间与文学的自由言说性——试论〈申报·自由谈〉的文学特色与价值》旨在“通过公共空间的建构、《申报》民间性带来的自由性言说期许、《自由谈》展示的自由言说表征等方面来概括性阐释《自由谈》的自由言说性”[33]；唐文稳的《论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新文艺思想的传播》认为“《晨报副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从最基本的信息传递发展成一个‘公共舆论空间’”[34]……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将“公共领域”或是其中国化的变种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框架来使用的。正所谓铁打的“公共领域”，流水的现代文学报刊[35]。那些最先注意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对现代文学报刊的解析中去的研究者，其创新性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公共领域’理论+现代文学报刊”的研究模式一旦形成之后，这类研究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研究变成简单的复制拼贴，学术价值也就乏善可陈了。何况这样的研究，说到底都与文学研究本身有着相当的距离，只能算是一种文学的外围背景研究，对于文学史的重写与建构而言意义并不大。

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外，另外一种在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领域堪称“神器”的理论框架当属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最早将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是英国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ckx）。1996年1月24-26日，贺麦晓在荷兰莱顿大学组织召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并且向会议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的若干方面》（后以《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为题发表于《学人》第十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首次将布尔迪尔的文学社会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相结合并以此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据说布尔迪厄为此很高兴，专门写邮件给组织者，“并对组织者对其理论富有创造性的运用表示赞赏”[36]。1996年11月，贺麦晓又在《读书》上发表《布狄尔的文学社会学思想》，介绍了布尔迪尔的三个关键概念：“场（field）,生性（habitus）和资本（capital）”，并且围绕“文学场”对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细致阐释[37]。但在当时却应者寥寥，主要原因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并不熟悉。直到2001年，刘晖翻译的布尔迪尔《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场域”“文学场”才慢慢受到关注，并于近年来逐渐成为在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界几乎可以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热度”相媲美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仅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是以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为理论框架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论文，就有王利涛的《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38]，薄景昕的《论〈新青年〉场域的构成》[39]，陈晔的《〈新青年〉在场域斗争中的资本占位》[40]，张娜的《东北沦陷时期〈青年文化〉杂志文学场域研究》[41]，陈程、石崇的《重庆抗战诗歌在期刊媒介场域中的版面争夺》[42]，林尚平的《桂林〈野草〉文学场域下的左翼话语建构》[43]等一大批，其他同样采用“场域”作为理论框架但题目中又未予以呈现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若布尔迪厄仍然在世，并得知自己的理论如此热门，想来会更加高兴吧。不过与“公共领域”的境遇相类似，当“‘场域’理论+现代文学报刊”成为研究中的另一种通用的“成功模式”后，这类研究也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停滞的地步。而且，有意思的是，贺麦晓先生的“文学场”视阈原本是非常广阔的，他着眼的是“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可是后来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者却基本上都是探讨某某刊物的文学场，或是“以某某刊物为例”来展开分析。这实际上也暴露出了现代文学报刊研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缺憾，即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在研究中不能将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报刊放置到与其它刊物共时或历时的比较视阈中去研究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彰显出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回顾既有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成果，鲜有同时关注两种或两种以上刊物的。即便像《“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44]这样的题目，虽然表面看来是对“四大副刊”的整体观照，但其实也仍然是以《晨报副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学灯》《觉悟》以及《京报副刊》等所做的研究基本都是现象层面的描述，深入程度很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而言，孤立地去看待某一研究对象，是不可取的，由此所提炼、升华出来的关于研究对象的“特色”或贡献，很可能是许多刊物所共有、而并非研究对象所独有的，因而研究结论也往往是似是而非的。以一种文学报刊为个案来透视整个“文学场”还是将文学报刊放置到整个“文学场”当中去加以审视，在与“场”中的其他刊物、人、资本等元素的对话交流中彰显出研究对象对于文学史建构的价值与贡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显然，前者容易将研究套路化、公式化，并且远离文学研究的主旨，后者才更能将研究引向深入，而这也才是将“场域”用作文学报刊研究的理论框架后应该主要致力的方向。

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的历史，在重视史料研究、“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现代文学报刊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报刊都一一被整理研究并进行了个案考察，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但是，在这种现代文学报刊研究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确实存在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重复研究、热门理论工具的借用所带来的模式化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未能留意学科边界因而对本学科相关论题深化的贡献程度比较低等阻碍现代文学报刊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问题。这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自省，因为其中的不少问题在笔者本人的研究实践中也是存在的。研究界只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使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1]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第17版。

[2] 宋剑华：《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3]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文学史》（上），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4] 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论发端》，《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5] 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7]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8] 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虽然所处并非报刊业中心城市，但1950年代以来就非常注意现代文学报刊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1959-1960年编纂了《1937-1949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文革期间编印了《鲁迅主编及参与指导编辑的杂志》、1988年又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数十年来也有一批研究生以现代文学报刊为选题进行学位论文写作，所有这些研究努力在事实上体现了出了一种“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学派传承”。参见魏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9] 刘增人：《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10]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全集》（下）（补编），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1435页。

[11] 刘增人：《文学期刊研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1日第6版。

[12] 蒋成瑀：《现代杂文的先导——〈新青年〉的“随感录”》，《浙江学刊》1986年Z1期。

[13] 何琴丽：《“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考察〈新青年〉“随感录”栏目》，《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 李辉：《〈新青年〉“随感录”研究》，《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15] 董文君：《从〈新青年〉“随感录”看现代杂文文体风格的生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6] 罗兰：《〈新青年〉“随感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7] 任嘉尧：《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18] 张涛甫：《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

[19] 张雪洁：《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0] 张雪洁：《孙伏园主持下的〈晨报副刊〉编辑特色浅析》，《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2期。

[21] 赵双阁、王和馨的《〈晨报副刊〉时期孙伏园的副刊编辑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1期。

[22] 樊亚平、吴小美：《“‘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辛石：《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自由主义热”中的冷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

[24] 李晓疆：《徐志摩与〈晨报副刊〉》，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5] 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

[26] 周仲谋：《论近年来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0期。

[27] 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28] 郝庆军：《报刊研究莫入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29]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

[30]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31] 刘震：《〈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2] 赵亚宏、郝福华：《同为公共话语空间的〈甲寅〉月刊与〈新青年〉研究》，《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33] 金晶：《报纸副刊：公共空间与文学的自由言说性——试论〈申报·自由谈〉的文学特色与价值》，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34] 唐文稳：《论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新文艺思想的传播》，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5] 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热衷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些年轻研究者甚至将之当作一种现成的“研究公式”随意操演，快速生产出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比如2011年《新闻世界》的“媒介纵横”栏目下几乎每期都有以“公共领域”探讨现代报刊的文章：2011年第3期有王从节的《〈大公报〉在公共领域的拓展对近代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2011年第5期的有陈小康的《浅谈近代报刊公共领域的形成——以〈生活〉周刊“信箱”栏目为例》；2011年第6期有赵传芳的《从〈大公报〉看民国传媒公共领域构建》；2011年第7期有韦魏和杨静的《〈生活〉周刊和报刊公共领域的雏形》、汤菁的《〈大公报·文艺〉的“公共领域”雏形》；2011年第8期有熊裕娟和陶许娟的《浅谈〈新青年〉与其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以及陶许娟和熊裕娟的《〈申报〉与公共领域——以黎烈文时期的〈自由谈〉为考察对象》；2011年第12期有张广宁的《浅析〈大公报〉与公共论坛的建构》、廖欣的《我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以新记〈大公报〉为例》……而且这些作者的单位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36] 贺麦晓：《“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37] 贺麦晓：《布狄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读书》1996年第11期。

[38] 王利涛：《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39] 薄景昕：《论〈新青年〉场域的构成》，《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

[40] 陈晔：《〈新青年〉在场域斗争中的资本占位》，《名作欣赏》2011年第8期。

[41] 张娜：《东北沦陷时期〈青年文化〉杂志文学场域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42] 陈程、石崇：《重庆抗战诗歌在期刊媒介场域中的版面争夺》，《中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43] 林尚平：《桂林〈野草〉文学场域下的左翼话语建构》，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4] 员怒华：《“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