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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暖水屯里的“斗地主”故事。小说虽然只涉及河北桑干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却立意宏阔，尝试以小见大，反映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运动，它言说乡土中国的主潮与正义，强调土改运动的复杂性和合理性，是作家以实践和经验炼成的革命史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生活的产物。1946年，丁玲在前往东北的途中临时落脚张家口，决定就地参加土改，先后在辛庄、东八里村、温泉屯体验生活和实地考察。由于国民党军队逼近，她只好转移到阜平，后来又前往离晋察冀中央局更近的抬头湾村，当环境稍微安定才得以写作初稿。小说里的暖水屯是以丁玲住过一段时间的温泉屯为原型的。也正是在创作期间，她听说村子已经被敌军占领，非常担心记挂那里的乡亲，也有意识地收集桑干河一带沦陷后护地队展开斗争的材料。按照丁玲的计划，小说将写斗争、分地、参军三个阶段，初稿只写到第一阶段。由于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她暂停写作参加土地平分，在此后的差不多半年时间担任获鹿县工作组长，负责五个村的土改工作。以这些生活、工作为基础，丁玲又进一步修改、补充。因为多方面原因，丁玲最终未能完成原计划的“三部曲”。但从创作过程来看，她一方面领会政策，一方面非常重视个人体验。不仅暖水屯脱胎于熟悉的温泉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如钱文贵、顾涌、李子俊、刘满、黑妮、文采等也都有现实原型。这些乡村各色人等，地主、乡绅、勤劳致富的中农、有冤难诉的农民、地富子女、土改干部……无不凝聚作家观察、揣摩的精心和苦心。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地主群像多层次而且立体化，堪称丁玲对于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既有为非作歹、激发公愤的许有武，也有凶狠奸诈、擅于筹谋的钱文贵和江世荣，还有性格懦弱、有点小算盘的李子俊……人物的设计以及布局，反映着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在土改运动中，打倒地主，把土地分配给少地甚至无地的农民是一项基本政策。然而政策方针要落实于广大农村乡土，必然遭遇具体的问题。那些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是众矢之的，发动群众批斗也相对容易。但有的剥削者却占地不多，敲诈获利也不靠明抢强占，他们长年欺压乡里，让农民敢怒不敢言。揪出打倒这类具有伪装性、隐蔽性的坏恶分子，属于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容易识别的大地主许有武，只做简单交代，提起孟家沟被镇压的恶霸陈武，属于一笔带过，惟独对钱文贵不吝笔墨。他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让全体村民又恨又怕。钱文贵轻松逃脱前几次清算，只因他的确令人迷惑：虽然发家迅速却占地不多，虽然威慑整个村庄却没有明面上的人命血债。他还紧跟革命政府的步伐，送儿子钱义参加八路军，让大女儿嫁给村治安主任张正典，还要撮合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谈恋爱。

小说叙事迂回曲折，总共50多章，直到第48章才正式批斗钱文贵。不得不说，这恰恰体现了丁玲的独特。丁玲提供了另一种内容：作恶多端的地主当然有，还要注意难以揭露的钱文贵。她捕捉、辨析钱文贵的特征：“（他）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钱文贵占地不多，也不靠杀人放火威慑乡里，关键是有着斡旋于上层政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本事。他倚仗政府权力，掌控着关乎老百姓生计的“出钱”“出伕”大事，谁不畏惧？既然“地主”“恶霸”之名不足以涵盖钱文贵，小说就花费很长篇幅描写细节的日常生活、错综的人际关系，到“决战”环节才让“伏线”逐一爆发。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就是刘满一家蒙受的惨祸和冤屈。刘家父亲气病而死，大哥充当苦力丧命，二哥担任甲长被逼疯，还有刘满自己满心抑郁又被撤销党籍，原来都出自钱文贵一手策划、全盘操纵。而刘家的遭遇在暖水屯里并非个例，当王新田控诉为避免征兵被敲诈钱财、当张真想起自己被征劳力的儿子有去无回、当顾顺痛诉姐姐遭调戏有口难言……一桩桩一件件，矛头无不指向钱文贵。至此，他的假面终于被撕开。

丁玲还将个人身世经验融入了小说创作。她谈及构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钱文贵形象：“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丁玲参加华北土改，发现当地最常见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即像钱文贵这种威慑整个村子却未必占有多少土地的。丁玲毫不讳言，这唤起了她的家族记忆，坦陈自己也出身“地主家庭”。丁玲老家在湖南常德是数代积累的大家族，祖父一代还在做官。但她的父亲却遇上废科举的时世，仕途无望寄情鸦片，依靠变卖家产过活。到与丁母成亲时，父亲名下的田地所剩无几，称之为“地主”已经名不副实。但从这种“名不副实”可以理解，丁玲自小所见的高高在上者不是占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强取豪夺的，而是凭借门第、功名掌控社会权力的群体。

所谓“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丁玲的祖父及以上正是科考入仕，晚年退职返乡。她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传统社会的绅士之家。作为中国“土特产”的“绅”与当下流行的绅士风度、绅士品格没有什么关系，后者指称西方的道德和礼仪，属于舶来品。而传统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其中“士”即绅士居四民之首，是处在“官”“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在封建官僚体制时期，皇帝任命官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交由绅士管理。社会学家费孝通等将这样的权力运作模式称为“双轨政治”，强调皇权和绅权的互为制约、互为补充。为维持王朝帝国的运转，绅士曾发挥过通上达下的功能，也拥有管理民间的权力。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清王朝的倒台，绅士阶层丧失进身之阶，逐渐走向分化和没落。丁玲自己就是历经士绅继替断裂的一员。传统绅士出走，乡土社会人才流失，才有钱文贵之流的恶势力崛起。他们尽管无家世、无功名、无文化，却乘虚占据绅权，成为乡土社会的所谓“赢利型经纪人”。有人认为，钱文贵能把儿子钱义送去当八路军，可见不那么坏。岂不见从国民政府到日本人再到共产党，他见风转舵的快速！在钱文贵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是非，更谈不上信仰，当八路军也好，与村干部结亲也好，都是巴结权力的手段。无论儿子的前途还是女儿的婚姻，都可以作为布局的棋子。在最后的批斗会上，顾顺揭发钱文贵调戏儿媳，对他的虚假面孔给以重击。钱文贵原是看上顾涌的家产，所以托媒顾家女儿。钱义投八路军后顾二姑娘独守空房，她平日格外害怕公公，“她怕什么呢？这是连她自己也不敢对自己说的”，小说行文留下余地。直到顾顺不顾家丑公开姐姐的委屈，终于真相大白。钱文贵平日里从不像江世荣等出入寡妇白银儿家鬼混、赌博，似乎立身甚正；然而表面上摆着严厉的家长做派，暗地里竟然调戏年轻的儿媳。从不择手段的唯利是图到道貌岸然的人伦丧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逐层地、克制地扒下钱文贵的“画皮”。丁玲说，“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非常贴合这种转型时代出现的“暴发户”。

在土改运动中，最直接分明的是“地主—农民”的对立冲突。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讲述打倒钱文贵的曲折艰难，不仅给历史增添了生动的场景画卷，也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主”一词提供了更为丰富复杂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紧扣上世纪40年代华北以至整体乡土社会的特点。革命内生于本土，丁玲揭示并强调了乡土中国榫接阶级斗争这一现代理论的复杂性与合理性。作家从实践、从经验出发来把握时代大势，炼成了革命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