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

内容提要：《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在《讲话》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生成基于周立波1930年代对左翼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定理解角度，基于他1930年代文学创作的特定方式，也基于他在这些思想观念和创作形态上对《讲话》的接受角度。这些因素合力才构成了周立波在《讲话》后以文学感知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诸多特征，并在1947年创作《暴风骤雨》时互相缠绕，形成这部小说的诸多叙述特性。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调整，并在1957年创作的《山乡巨变》中拓展出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性，其核心是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以“社会”的“搅动”和“调治”为平台。周立波的文学实践可为我们提供从“社会史视野”出发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案例。

关键词：周立波 《暴风骤雨》 《山乡巨变》 “搅动”—“调治”

一、周立波193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观念认知

1943年10月《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几年，解放区的长篇小说并没有爆发式增长。直至1940年代末期，以《讲话》为创作原则的长篇小说才大量涌现。如1947年，周立波和柳青几乎同时完成各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别为《暴风骤雨》和《种谷记》。不过，为何当时几乎与周立波、柳青有着同样实践经历和观念意识的文艺工作者，却会相当激烈地批评《暴风骤雨》和《种谷记》？《暴风骤雨》在以自己的文学方式配合政治时，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为什么会遭到颇为激烈的反弹？它到底具有何种创新性？它为何难以得到有着丰富文艺阅读经验的作家和评论家的认同？

我们先从周立波的文学脉络以及《讲话》之后的政治要求来看《暴风骤雨》的独特性。

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在1930年代并不统一。他在1930年代上海时期集中接触和学习现实主义理论，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很难说有独创性理解。不过他难言新意的理解恰恰也反映出现实主义理论在左翼文艺中被普遍接受的是何种构架和形态。

在《文艺的特性》（1935年5月25日）一文中，周立波讲到了文艺与科学的区别：

文学和科学，同样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同样抱着认识世界的目的，不同的地方是在认识的形式上，“科学在概念上认识世界……艺术是用形象的形式（用形象的思维的形式）同样反映和认识世界。”（米定）“艺术，是始于人将在围绕着他的现实的影响之下，他便经验了的感情和思想，再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对于这些，给以一定的形象底表现的时候的。”（普氏《艺术论》）1

如何在与科学的关系中重新界定文学是20世纪初西方文学思潮的一大特点，本文此处无意梳理和辨析周立波的文学理解与之的关联，而想讨论周立波着意的层面。他在此处所强调的重点是：文学与科学面对同一个世界，文学与科学的不同实际上是认识世界的形式、手段的不同。科学用概念，文学用形象。但是，周立波没有追问，如果我们最终认识到的世界是大致一致的，那这个形式的差异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周立波没有进一步辨析，关键在于文学的这个形式、形象，它包含着科学的抽象方式涵摄不了的世界的内容。文学可以是在不断叠加新知之后生成的新感知，而这些新感知有可能让我们更加深入世界和现实。而通过这些认知方式和认知步骤对世界和现实的更加深入的认知，是科学无法替代的，也是可以与科学发现的世界形成对峙的。而且，周立波自己的创作中通过文学所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和层面，也未必是科学所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和层面。不过此时周立波的创作尚未推进至足以令他感受和认知到这一区别的程度，他的反省也未到这一环节。如周立波举例说明文学由于生动而来的特别性，也能看到他此时侧重的层面：

一个青年拿了自己一篇描写乞丐讨钱的稿子给朵斯托益夫斯基看，上面写着：他把一个钱投到了乞丐的手里；朵斯托益夫斯基告诉他不应当这样地投，应当说：他把一个小钱向乞丐投下，钱落在地上，叮叮当当地滚到了乞丐的脚边。2

周立波找到了很好的案例，但他只使用了案例一半的能量，也许还是案例并不重要的能量。周立波没有深入辨析，这两个案例之所以是文学性的，不仅在于陌生化，也不仅在于生动，而在于文学由于特殊的观察和体认而对世界的深入程度和认知能力。比如，即便我们可以说钱“叮叮当当地滚到了乞丐的脚边”的世界跟乞丐讨钱是同一个世界，但这两条路径揭示出的世界并不一样。世界这个角落的“叮叮当当”性是不能被省略的。它是一个充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惊心动魄的世界，不能被忍受的世界。乞丐讨钱可以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命题，是一个无关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的世界；但钱以“叮叮当当”的方式滚到乞丐脚边的世界，却是一个不忍直视却又被残忍听到的、不该发生且应被谴责的世界。这一世界面向是俄罗斯文学对于人性敏锐的洞察和发现才得以呈现出来的。但这一世界被发现和揭示不是因为文学的“生动”，而是因为文学对此世界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性质有着独特的洞察，它以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将这个世界隐秘的或以其他方式无法显现的层面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科学所描述的乞丐讨钱就不能直接说是同一个世界。至于这样的不忍直视的世界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应该如何改变，不是这样的文学方式所能够揭示的。可关键是，一旦周立波把文学的这一特别能力归因于生动，文学的重心就可能变成强调修辞。这种强调有可能使文学的感知力滑向另一层面，而这个修辞就可能变成自为的环节，原本文学修辞指向世界深处的方向性就可能偏移。

而周立波此时对现实主义的认知是，世界是唯一的，文学和科学是抵达世界的不同方式。他这一认知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不同方式对于认知和抵达现实世界来说，是否会存在优先性？如果不存在优先性，那不同认知方式经由自身路径所认识到的世界又呈现不同，且彼此差异巨大，那如何解释其预设的世界的唯一性？如果存在优先性，那谁更优先？为什么？

这涉及怎么理解现实世界的构成。在《理论检讨——评苏汶先生的〈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1935年6月17日）一文中，周立波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现实”是什么：

在现实中，除了事实的表面以外，还有现实的内在的矛盾和发展；事实的关系与因果；这虽然是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的东西，但是这是“客观”，因为它们并不是经过了思维以后的产物，而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以外的东西。3

这里的关键是，周立波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之特质在于，它有一个结构：除了表面的，还有内在的矛盾和发展，还有关系和因果。而这一特质的特殊要求是，它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那这就意味着，在周立波的理解里，现实世界的内在结构只能经过科学（也可以是系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才能被认知，文学自身无法揭示和抵达“现实”的内部结构。现实的内在构造既然是这样的结构形态，文学又没法具备抽象思维和分析的能力，那它就只能借助或等待哲学、宗教或政治对现实的分析结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文学对于现实的这一结构是无能为力的，这预设了文学只能以形象去反映被揭示出来的现实，文学只能以生动性去图解现实结构的结论性概念。这并不是1930年代左翼文论的全部结论，却是周立波理解的左翼文论特别有症候性的环节。

这种症候性还表现在1934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口号传入中国之后，周立波对现实主义的强调，突出“提高现实”这一层面。在《艺术的幻想》（1935年3月7日）一文中，周立波认为：

在现实主义的范围中，常常地，因为有了幻想，我们可以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实际上，没有幻想的成份的现实主义决不能满足新的社会层的需要。……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要提高现实：要使“我们的关于人类和生活的认识深化，扩大”。要“补足那尚未发见的事实的连锁之环”。4

周立波在这里实际上接受了苏联现实主义的理解，把重点倾斜到如何提高现实上。这与他在讲典型时强调“敏锐的眼光”“灵敏的感觉”有内在一致性，但又不尽相同。为了在众多现实现象中塑造典型，需要眼光敏锐，感觉灵敏，去芜存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现实的“提高”。但从敏锐眼光和灵敏感觉去发掘现实，发展到“提高现实”这一环节，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以及谁来提高的问题。比如，“提高现实”中的“现实”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方向性，而且，这一方向性常常还是由作家之外的方向推动的。

“提高现实”的问题实际上将典型塑造中的两个看似一致的过程分成了两个领域。比如周立波常举例的法国现实主义，就并没有发展出苏联文学中的“提高现实”的文学观念。这当中的关键差异是，现实主义可以在文学理解中将现实设定为是相对稳定的；而“提高现实”中的“现实”由于有了一个“提高”，实际上总是在结构性的变动，让理解现实和呈现现实都具有了新的难度。不过在周立波这里，文学中的这个困难又提前被哲学或政治解决了。接下来的工作，周立波认为是以文学的形式将之提炼和夸大，使之鲜明、尖利。

周立波193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和方向重心为他在1940年代接受《讲话》奠定了观念基础。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实的内在结构必须依赖科学，还是“提高现实”中对于方向的敞开和渴望，都是文学自身所无法提供的。文学对于社会的抱负，需要等待某种科学对现实进行深度的揭示。在这种观念意识中，他在文学实践上侧重于探索文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当这个现实的内在结构尚未被阐述至能使他信服时，他在等待。在这一等待时期中，他的创作大多朝向一个处于黑暗渊薮的大众，为底层抱不平。可此时他笔下的大众是模糊的，但他用文学的生动努力表达着自己感知方式的清晰度。这一特征，体现在他1930年代的散文里。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周立波于6月12日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活、思想和形式》的文章。这篇关于文学基本结构关系的文章中，思想已经排在了生活的后面5。这并不是说，思想不再具有发现现实的优先性。而是说，他从1939年12月到延安开始，逐渐信服地接受了中共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理解。换句话说，周立波对1942年《讲话》的接受，在思想结构上，早在他1930年代的观念意识中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他对《讲话》的接受，意味着中共此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填补了他在1930年代观念意识中期待着的思想位置，也更改了他关于文学的知识结构的位置：以前的现实—思想—文学，变为生活—思想—形式。在这一改变中，现实的复杂度已经被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前抵达，现实不再是有难度的现实，而是变成了需要去熟悉的“生活”。所以周立波此时的反省里会说：“我们是从旧世界里来的，还带着许多思想上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不熟悉生活。之前需要依赖被科学揭示的“现实”，变成了已经被揭示出内在结构的“生活”，且是工农群众都感兴趣的生活。那文学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对于政治理念和思想所要求抵达的生活不熟悉而已，现在，我们去熟悉它就可以了。

二、《讲话》前夜的周立波

周立波1930年代的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经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1942年理解和接受《讲话》的方式和重心，决定了他在接受《讲话》时不同于柳青、丁玲、草明、杜鹏程等作家的方式。作家自身接受条件的差异，再叠加上《讲话》后中共政治实践落实于中国社会时所要求的差异性，也决定了看似同一的《讲话》文学体制，实际上变得具有多形态性。

周立波这一观念意识的路径特征在他1930年代至1941年的创作方式中也会体现出来，尤其在1941年的小说《牛》的叙述节奏、情绪重心方面。这篇小说是周立波1928年离开益阳老家进入大都市后第一次有意识下乡的结果。1941年春，他到鲁艺附近的碾庄住了50多天。虽然在行动上他看似与1942年《讲话》后政治所要求的深入生活一致，但实际上周立波此时对农村现实的内在感知和把握方式与1942年后的方式截然不同。

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坐在一个生活很好的乡村的炉火边，忘记了过去和远方，忘记了远处的人们的不幸，和旧时的生活的悲惨，让绯红的炉火照着你的脸，你的心里盈满了温暖和安宁的感觉，一声不响地听一些乡村的人们，完全用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说法，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这是很有意味的。

张启南也在，他坐在炉火边，还是不快乐，一句话不说，只是低头吸他的烟管。在大家笑着的时候，他站起来，象影子一样轻轻地走出了窑洞。大家也动身要走，这一半是因为时候不早了，明天大家很早要起来；一半也可以说是受了张启南的不快乐的影响，没有兴致再坐了。外面的月光很明朗，照出了院子里好几堆残雪，放射着耀眼的光辉。北方的月夜是好的，特别是没有风沙、有些残雪的春天的晚上；明澈欲流的光辉，会使人感到一种清新和明净。院子里的槐树的影子，静静地伸在地面上，人从树底下走过，一个一个的人影子，嵌镶在树影的枝条间，又迅速地移去。人走尽以后，我也要回自己的窑洞去，经过张家的牛栏时，看见从那月光照不到的牛栏的幽暗处，闪出一个黑色的人，向着我走来。走到我面前，他兴奋地连连地说：“吃了，吃奶了。”这是张启南，月光里，我又隐约地看见了他的快乐的微笑，我也觉得很快乐。常常地，人的心是可以被别人的一滴眼泪，或是一丝微笑撼动的。

回到房间里，立即吹了灯睡觉。但是很久没有睡得着。从微微明亮的纸窗的外面，清楚地传来了远处的小溪里面的一些青蛙叫，和近边的牛嚼草料的声音，此外是十分地寂静。寂静有时是好的，那会让人清晰地想到许多事。我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的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6

引文中的第一段写村庄夜晚文人们和村民小聚闲聊中他的走神。跟后来的《山乡巨变》不同，周立波此时还没有找到融抒情于叙事的途径。他需要直接跳出叙事脉络，才能感叹“温暖”与“安宁”，似乎他内心有一口气息不能在与他人的交谈中顺接舒缓，需要另辟一条途径才能吐尽。周立波另起一行，好像询问另一群朋友，“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此刻乡村远离不幸和悲惨，而被这乡村夜晚的温暖和安宁感染的他沉浸于此。但这种情境虽然热烈而令人沉浸，其实也令他有点不安和不适。

所以，在对村庄群众火炉小聚的描写之后，他紧接着写了两个段落的情绪如何借空间来转移。这个转移并不是他情绪的回落，而是他要寻找另一种更自在和习惯的方式来形式化地释放这些被激发出来的热情。对于周立波来说，热情的形式感并不存在于与村民共同生活的时空之中。这种情境能激发他，但激发出来的热情似乎仍旧只能储存于他的内心，无法依凭这一情境中的人和物来外化释放。他不写炉火，不写炉火映照下窑洞里的农具、灶台，不写农夫脸上褶皱阴影下的光泽感。这是他1957年在短篇小说《山那边人家》里的写法。他此时还无法将自己内心的热情自然扩展到这些现实中的物的色泽中。他当然懂“托物寄情”，但必须是能够被他的感知方式捕捉和深入的“物”。而现在碾庄的窑洞和农具都是从未被文学感知方式描述和规定的物，是陌生的物，情无法萦绕、寄托于其身。这时我们看周立波寻找什么方式、途径，借助什么来给情绪赋形，就能看到周立波此时作为文学家的感知方式。虽然已经在延安，并且跟随大家下乡深入农村，但此时周立波更加稳定和常用的感知方式仍是他自幼熟读古典和1930年代在上海阅读文学而来的方式。

比如周立波开始写大家的散。从炉火边走到窑洞外，周立波似乎才找到了令他各种感官舒展的空间，情绪也从各感官疏散出来。先是弥散的月光，又拉回来照映着具体空间中的残雪，再反复在院子中视线推移，天空、地面、人影叠加着树影，塑造出空间的动静层次。这些描写实际上是脱离窑洞人群情境逻辑的。既脱离农村的现实结构，也脱离张启南的状态。但对于周立波来说，这些疏离于人群的树影、月光、残雪，空气的清新明净以及人影的动静，才是他感知方式中能够将内在情感外挂的形式物。只有呈现出这些在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塑造出这种意象间疏离与动静的方式和尺度，才让他整个人有了呼吸的透气性，他整个人与现实世界才获得某种隐秘的通途。

对于此时的周立波来说，越是疏离，越是有透气性。而疏离之后，周立波反而感觉与村民是切近的。他回到家，听着蛙鸣，觉得“寂静有时是好的”。抒情距离上的疏离不等于抒发的情感与激发对象上的疏远。相反，因为他内心对这种情感的笃定和信任，让他可以安心保持疏远的距离，不需要急切去攫取。距离上的疏离反而可以让他的情感扩展为阔大、包容，并以弥散的方式反过来萦绕激发他亲近感的人世。这种亲近感的构造方式也许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感知方式有关，但亲近感本身是延安政治打造的氛围所带来的。只是，这种构造方式并没有让周立波更接近他这次的碾庄之行所希望了解的乡村和深深触动了他的村民。或者说，周立波一方面在观念意识中渴望为大众、为现实，但他内在的现实感知方式和表述机制并没有跟随新要求而打破重建。他的努力方向，不是揭示现实，而是探寻丰富的“生动”性。不过，他的这种表面努力接近现实、内在却需要疏离现实才能呼吸的感知状态马上就会受到《讲话》的冲击了。但这个冲击首先是来自理论层面，而不是感知方式层面。他的回应方式，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于《讲话》原则的拓展方式，也是《暴风骤雨》的展开方式。

周立波这种感知现实的方式并不能直接套用他193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结构来解释。周立波此时的这种感知方式和理解结构虽然与1930年代确有相似之处，但历史实质内容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内容所形成的新关系，会对周立波此时的感知状态造成重要影响。比如，他在1930年代上海时期的创作中，虽然也存在文学侧重赋予现实生动性的惯性，但那时的生动性，从未有如此的透气和亮泽。这种透气和亮泽跟中共在延安所打造的整个思想、社会氛围有关。不强调这一层面，我们就会简单化地认为周立波有一个源自1930年代的内在不变的观念意识架构，而此后的历史变化都不曾令其改色。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是，周立波的这一观念意识架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历史条件不断交叉搭配，并不一直处于决定他状态的唯一核心位置。比如，在1930年代和1941年，周立波对“现实主义”内在结构的理解并没有变，仍是文学无法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但在1930年代，国民党实际上也提供了对于中国现实的种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能得到周立波的认同。而在1940年代的延安，不仅是《讲话》对文学的政治要求，还有周立波在碾庄所感受到的氛围，还有他1938年行走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见闻，以及中共此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诸多具有创造力的论述和实践经验，共同激发着周立波的这一“现实主义”观念结构涌动出新的力量和方向。比如这一晚的小聚，如果大家不是“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如果大家是在阅读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文件，阅读四书五经，我们无法想象周立波会觉得这样的夜晚温暖而安宁，并从内心不断涌动出将这种热情外化的冲动。周立波以自己的感知方式确认着革命实践所打造出的、因对中国现实的深度理解而展开的活跃局面，确认着革命实践的观念、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等层面的高度活力以及对于一个作家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换句话说，周立波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构架的活力以及他的感知方式和活跃度，是被中共革命政治实践对中国社会的深度揭示和打造激活的。

如果没有随即而来的《讲话》，周立波或许就会沿着这样的文学观念方式与革命政治的现实实践互动和呼应。但在这种互动中，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和疏离方式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动的。他的感知赋形能力更多需要被某种情境牵动和激发。可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很难达到它所渴望的对社会现实进程的深度介入。尤其对于“提高现实”的内在要求来说，周立波这种感知方式在结构方向上就基本不可能完成内在于“现实”要求的对历史结构的推动、展望和提升。

所以，周立波了解《讲话》之后，很快便说，“近来使我思索最多的，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的问题。我们这些有点写作知识的人，都还能够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还能够清清楚楚地说一点道理，讲一个故事，有时说得很轻松，有时很沉重。但要提出时代的重要的问题，写出广大的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那就为难了。我们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7。《讲话》给周立波提出的新挑战是，“提出时代重要问题，写出群众感兴趣的生活”。周立波明白，在这一新挑战下，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无论是否生动（或轻松沉重）——那就远远不够了。因为那可能会流于“修辞”。而现在，《讲话》将周立波推到了更艰巨、更有分量的工作之中：文学要能够介入现实，并提出时代重要问题。

这实际上是要推动周立波认知时代现实状况，把握其内在结构的构成脉络，提炼其混杂、焦灼的关节，推动问题的生成与解决，成为掌控历史的主体。周立波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内在压力。他承认，“我们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我们是从旧世界里来的，还带着许多思想上的毛病”。“那样的生活”是指广大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这是来自亭子间的周立波不熟悉的。周立波其实并非不熟悉工农群众的生活，但并不熟悉他们“感到兴趣”的生活，那是革命政治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认知和实践所带来的新时代的新生活。从一定程度上说，之前周立波没有深入想过要主动去认知时代并提出时代重要问题。左翼文学观念带给他的认知结构是，文学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虽然在观念层面也提出要提高现实，但这就要先认知现实，可文学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可凭借的中介去抵达现实的内在深度结构。左翼文学虽然也叙述时代现实，但更多是观念层面的现实，并非时代现实的具体构成，也很难提出时代重要问题。茅盾曾在《子夜》里尝试去认知时代，提出时代重要问题。但周立波没有。现在《讲话》要求，在政治助推下文学应当去揭示和提高现实。这实际上与周立波的观念意识并不矛盾，并不是外在于他的政治强求，而是内在于他的观念意识。这个内在逻辑此时又配合着中共在延安的整个思想—实践活跃探索和生活氛围，一起推动着周立波去展开新的试探，并在1947年第一次尝试以新的方式写作来探究现实，即《暴风骤雨》。

三、《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一）

不过周立波并没有在《讲话》之后马上写长篇小说。事实上，1942—1947年，他很少创作。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及文艺评论都非常少。1944年，他随王震的359旅南下，1946年写出报告文学《南下记》。周立波实际上并不缺乏军旅经验，1938年他就穿行晋察冀根据地，并写出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但他一直没有创作军事题材小说。也可能，从周立波的内在感知方式来说，从他深入世界的方式来说，军旅生涯过于紧迫了，他无法抽身回旋。军旅生涯过于惊心动魄，周立波并不擅长刘白羽式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这种方式反而会让他无法呈现他的内在感知，也无法与现实自在互动以编织出一个生动舒展、形式精巧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和创作方式有一定的封闭性。周立波的内在构成方式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封闭式，但左翼文艺也并非意味着自然地向现实无条件开放。对于周立波来说，他的开放度仅限于内在情绪被底层大众的命运激荡；一旦被激发，他可能就需要某种程度对现实或对象的抽离，以疏远的距离将之重置于某种空间中，按照他的感知方式来编码。或者说，一旦被激发，他就需要调动他的感知方式来选择属于他的敏感点，将现实封闭在这种感知方式之中进行编织。而军旅的密集行程以及对军人的高度征用，使得军人的自我必须全神贯注投入生死存亡的每一个瞬间，而他的这种疏离和打量至少会让双方不适，在道德上也会给彼此托付、彼此信任的战友带来不适，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共的军旅作家中，这种状态的战士或知识分子都常常是被批评的对象。

周立波1941年的监狱系列小说中常让情绪内在于人物现实情境而抒发。但那些小说多是以他自身经验为基础。一旦写他人、写社会、写现实，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就发挥着更强的与现实疏离、编码现实的作用。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左翼作家，一个自觉编织和叙述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的作家，我们也可以说，周立波一直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说，他很长时间内都是面向大众，但更多以自我感知为中心展开创作的作家。这一特点也许也可以被看作他的小说、诗歌等和他的报告文学之间的关键性区别。他早期诗歌和散文均多有面向大众又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组织和编码现实的特征。从他的报告文学开始，他才更多尝试练习如何在感知方式中（而不是题材选择）直接呈现他人和世界，让他充分发挥超越个别性、描述普遍性的文学特质。他在1939年的报告文学中可能尚未思考这一问题，在1946年的《南下记》中也没有更多探索。相对来说，周立波此时更习惯在被现实情境激发后，以与现实对象保持疏离、以自己熟悉的感知和编码方式组织意象来直抒胸臆，而不是紧贴对象的状态来寻找或开掘抒发路径。1942年之后，当《讲话》提出面对现实的新要求时，周立波意识到自己“思想”上出了问题。他尝试改变。如何与《讲话》的要求磨合，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而报告文学，包括1947年的短篇小说《金戒指》，其实可以被看作周立波练习如何将自身更加现实化和社会化的尝试。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一次全新尝试。对于他来说，这种“新”，首先在于要将自己在尚未被激发和被触动之前，或在被激发之后，抽离出某一具体现实情境，依赖政治理念重新整理和建立自我和此具体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与他之前所习惯的——必须依赖于具体现实，却又围绕自我感知的——触发机制、感觉方式相当不同。比如他在1946年8月主动选择去东北，而当他在1946年10月参加东北土改，被整个运动震动之后，他就不再以疏离的方式来抒情。在实践中被触动之后，他需要抽离出这一实践和触动。这一抽离是他要截断自我所熟悉的感知路径，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来重新整理和理解这一实践经验和自己的被触动。周立波遭遇的挑战性在于，要克服他所习惯的——被现实情境触动后，与现实保持疏离，进入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编码方式，现在他要进入政治理念和政治政策所理解的现实逻辑关系中来重建自己的感知方式，展开编码。周立波要克服的是过于以自我感知为中心。

关键还在于，他抽离出来之后，应该如何确定对实践经验的新的观察点。因为抽离之后，这个观察现实的位置会因为观察者位置的不确定而变得不确定。之前周立波的感知方式是由位置确定的：他面对现实，依赖现实状况中的某一点，再适当疏离，选择现实中的山月树影雾气或某种关系性，编织为某种叙述或抒情空间。位置中心在他自己这里，而现实在他身旁。他从1930年代开始的创作大多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1930年代的左翼现实主义可以接受的。但《讲话》后的政治对现实主义有新要求，它要求周立波在被现实触动激发后，不能停留于自我，而是要返回到这一切现实经验（包括他自己）背后的历史构造条件中。他实际上在重新练习如何面对一个直观经验世界背后的历史暗影，即时代的历史构造机制。

周立波现在的抽离方式是，通过政治政策去把握时代的历史暗影。他的感知中心从自我转到了政治。这种转移在逻辑上延续了他1930年代就形成的现实主义观念结构的理解方式：文学本身无法解释这些现实实践经验背后的深层结构，需要思想（现在是政治，为什么政治在1940年代能发挥这种作用，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来揭示现实结构，文学在此基础上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并不是《讲话》所带来的唯一一种可能，比如周立波的这一方式同柳青就非常不一样。周立波对《讲话》的接受角度同他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有关。正是《讲话》后整个文学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使得周立波需要重建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方式，而这个重建的方式、途径、角度又被他之前观念意识中对“现实”的理解方式牵引着。

这也是周立波在创作自述中谈到的，他在创作《暴风骤雨》时，需要抽离出自己投身于其中的经验，大量查阅政治文件和相关典型人物的报道，重建认知经验的基点。这是《讲话》之后的文学依托政治为中介来理解现实以重建基本感知方式所带来的认知程序的变化。这一变化其实对所有接受《讲话》指导的作家都是挑战，周立波的回应中其特别性又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1948年《暴风骤雨》座谈会的一些信息来分析。《暴风骤雨》座谈会上的诸多评论家指责周立波过度依赖政治文件，而没有回到现实事件本身，从而改写了真实事件的历史生成语境。这一指责的背后是对这种改写的担忧，也是对《暴风骤雨》写作方式特别性的一种辨认。周立波在自述创作过程时说：

动笔之先，我把所有材料都温习了一遍。在研究和回想的当中，人物逐渐的浮起，故事慢慢的形成。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属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但是所用的材料，都是个人的经历和见闻，不知是不是典型？我借了东北日报登载土改消息最多的几本合订本，把半年多的二版上的文章和消息全部阅读了，把构思中的人物和故事，又加了一回修正，稀奇的删削，典型的留存。这样，下卷里的情节和人物，虽说不是东北各地一致的典型，至少也是北满农村普遍的事例。8

周立波反复掂量的重点是文学的形式编织和情节人物设置如何才能借助文件和会议的指示，通过拣选材料和构思来达到“普遍性”和“典型”。这与《讲话》所要求的“提出时代重要问题”施与文学的压力有关。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普遍性”和“典型”如何才能具备揭示现实深度结构的能力的问题。比如，周立波1947年的困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是，一个地方现实的深度结构，是否必然不具有普遍性？如何才能具备政治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必须排斥地方现实的深度结构吗？普遍性是历史时刻当下的普遍性，还是具有超历史的普遍性？排斥非典型的典型形象是要针对什么问题？

与其说这是必然的矛盾，不如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周立波的特定理解方式构造出来的困境。1930年代的周立波不会面临这些问题。当时他还没有自觉去探索和落实左翼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现实深度的揭示，他是在理论观念层面敞开这一问题，但由于这一观念结构预设了文学没有揭示深度现实的能力，他也就没有动力探究这一方向的可能性。《讲话》前后，中共给出了关于中国现实状况的叙述，这实际上帮助周立波解决了他既有文学观念中的结构难题，所以他会在创作《暴风骤雨》时研究中央文件和追忆各种会议，以切实把握现实的深层结构。但周立波的特定路径是，直接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来裁剪和择选经验，而不是紧贴实践经验的起伏变化来观察这一文件指示在何种条件下才具备普遍性，哪些经验可以成为什么状态的典型案例？他很快就接受了政治对现实的深度揭示。可哪种文件才具有这种普遍性呢？

即便《讲话》已经发表五年，但文学如何才能服务于政治，的确尚未有固定标准。对于周立波来说，他对《讲话》的理解、对普遍性的理解，还是借助了他在1930年代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比如他谈道：

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的捎了几笔，没有着重的描写。没有发生大的偏向的地区也还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选择了后者，作为表现的模型。关于题材，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事实的模写。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一般的说，典型化的程度越高，艺术的价值就越大。9

周立波直接把《讲话》的政治要求衔接到他1930年代对革命现实主义“提高现实”的理解之中。这一步他推进得太快了。周立波在理解《讲话》时，一方面因为他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观念中，文学缺乏揭示现实深度的能力，需要哲学、政治、思想的牵引，《讲话》的政治要求提供了他观念结构中的需要。另一方面，周立波又急切调动他19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中对“提高现实”的理解来配合《讲话》的政治要求。这就使得他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会急切征用中央文件和会议指示来裁剪经验，而他自身内在的感知方式的重建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政治的普遍性成了一个外在于其经验的“套娃”。

不仅如此，在周立波以文学配合政治时，他1930年代关于典型的理解也影响到他此时对经验的处理方式。比如，《讲话》的确带来一个张力，政治实践需要文艺配合写政治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但政治也需要这种普遍性具有当下性，要求典型性具有及时性、精准性。文学也需要。可二者各有内在要求，其所需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一致。周立波从自己的状态出发，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他虽然拥有当下性和及时性的实践鲜活经验，但此时最令他焦虑不安的是如何获得普遍性和典型性，克服这种当下性和及时性对普遍性的干扰。可获得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同时，如何才能不丧失现实的丰富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特别功能到底是什么？政治可以作为文学抵达现实深处的中介，但它仅仅是认知的中介，并不能等于（或永远等于）现实的内在结构。也就是说，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仍可以（也应该）揭示政治所没有揭示的现实深处。如果我们说古代中国的现实深层结构被相对稳定地表达为“道”，那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结构的内在核心到底是什么，仍是一个需要政治—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探索和发现的未显物。1940年代充满活力的中共政治自身也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良好运转的奥秘。文学服务于政治，并不等于文学复写政治。这需要周立波重新探索文学如何以政治为中介去认知现实，且塑造出的典型性不丧失现实的丰富性。

四、《讲话》对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的新挑战及周立波的处理方式

如果对照周立波1930年代对于现实主义典型的理解，就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对《讲话》的接受的特定方式和层面。典型问题周立波早在1930年代就有整理：

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典型人物的生产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如果说“一再的观察”是科学的主要精神，那一切不朽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者，差不多都有这种精神。……文学典型的制作者，是用敏感代替了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了X光线，在社会环境这个庞大的实验室里检出她们的结论，在这里，去概括一切不同范畴的人类的抽象的企图，固然不会成功，而一切太依作者的理想的努力，也常常成了失败，沙宁的伟构，也因为阿志巴绥夫把对于自己十分中意的特质赋予了沙宁，而有着做作之嫌（沃洛夫斯基）。10

在典型塑造问题上，周立波强调要基于观察，又对“观察”的方式进行特别界定：一般的观察实际上是没用的，需要的是“锐利的眼光”“灵敏的感觉”式的观察。这就使得文学跟科学实际上不一样，实际上并不精密。他一直用主观能力来界定观察，用敏感代替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X光线，等等。这里的行动主体是作家自己，且看不到其他外在援助。当典型制作出来之后，它还需要被“社会环境”检测，是否是成功的“典型”。过于抽象或过于主观特殊，都不属于成功之作。周立波实际上是力图在理智中求得一种能兼顾的、稳定或稳妥的“典型”。至于这种“典型”是否具有、如何才能具有实践形态和价值，他并没有仔细考虑。比如，如果这个社会环境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处于历史动荡时期呢？它如何能具有类似于实验室的稳定的检测能力？社会环境与实验室之间的差异在于，实验室是被设定的，而社会环境大多时候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对于20世纪的现代中国来说，一切都尚未有定论，那此时如何衡量典型之为典型呢？对这种社会环境来说，哪种典型属于过度抽象？哪种典型又属于过度主观化？人们对于哪种形象属于那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典型，其标准一直在变，或者说，“典型”总是处在社会各方力量的争夺之中。

周立波这里的社会环境缺乏历史具体性，其属性相对静止。这种检测就会很奇怪，它其实无法准确探测出《萨宁》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理解1905年前后俄国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不够典型的作品在那个时刻却比《战争与和平》更能获得人们的关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周立波说的这个“社会环境”，实际上会在特定历史状况下变成一个平均数、切割机，变成一个为了保证被他选中的特定作品具有典型性而具有高度排斥性的、脱离历史现实的抽象环境。它更多是被构想出来的——如期待出现某个稳定的历史时期——意在作为永恒艺术殿堂存放不朽艺术品的。它似乎能自动检测出过于理想化或过于琐碎的作品，比如《萨宁》就被检测出来了，但实际上鲁迅却非常喜欢。

我们当然不能把鲁迅是否喜欢《萨宁》作为它是否是高水准典型的标准。可《萨宁》至少将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中显而易见的情绪具体化了。它在1905年是具有普遍性和及时性的，且它的这种普遍性和及时性比《战争与和平》更加能够凸显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可以说，在社会历史变革时期，这样的小说同样具有典型性。可由于周立波在他的观念结构中，预设了一个稳定且抽象的社会环境作为检测所有文艺作品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场所，他也就弱化了在社会道德层面判断文学作品的敏感性和现实感。如果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性要基于典型形象来体现，那周立波实际上对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历史性和及时性考虑得不够充分。至少周立波在1934年时对这一点不够敏感。他对典型的理解，更侧重静态的艺术性，而不是现实性。周立波此时的文学理解中没有强烈意识要让艺术形式充分而敏锐地涵摄现实。本来具体性是典型塑造的题中之义，但在周立波这里实际上恰恰是丧失了历史具体性。

在周立波这里，典型的普遍性与“提高现实”相配合后，典型的认知方式和塑造方式以及“提高现实”中的方向性共同强化了认知在提炼材料过程中的“抽取”行为。比如从某一社会群体里面抽出最具性格化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象出来的材料体现在某一个人物身上，以提高不够理想的、充满杂质的现实。周立波的认知和塑造方式使人物相对于他所处的实际环境，发生了变形。而这个变形后的典型人物，周立波认为它可以满足“提高现实”的认知要求。但周立波此时似乎无暇顾及，这个典型人物本身在混杂现实中的鲜活性和饱满度很可能会因此受到损伤，或只能有一种概念性的饱满。

这正是周立波在《讲话》后持续运用的认知方式。在《暴风骤雨》的创作谈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以这种认知方式来展开的（但这并不是《讲话》所规定和要求的方式，柳青的方式就与此不同）。周立波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接受《讲话》而发展出新的塑造典型的认知方式和表现机制。从政治的党性和阶级性观点到典型塑造之间，的确需要对经验材料的选择、集中。但如何选择经验材料、以何种路径和角度来集中这些材料，却涉及非常复杂的“手术”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是艺术活动的关键所在，也是如何才能发展出以政治为中介的文学自身的感知方式、认知方式、叙述机制乃至节奏、气息、风格的关键所在。可周立波1947年对典型化的认知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中介而对1930年代的认知层面有所突破。相反，《暴风骤雨》的叙述形态反而让人看到，政治中介带给周立波的，更多是认知层面的便利。萧祥、郭全海、韩老六等主要人物更多不是饱含生活现实气息的典型人物，而是被政治文件规定了的类型化人物。

周立波在1930年代就认为，“典型”并不是类型。但他还是过度强调了为了提高现实而必须采取“抽取”的方式来塑造典型，这实际上会带来类型化的后果。他对这一过程的内部复杂性没有展开充分的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也没有积累足以充分处理相应材料的文学创作经验。如果我们认同典型的内部是由个别性和共同性构成的，那典型的构成是需要这两者在某一时刻达成相互交融的动态平衡。在这两者中，个别性和共同性都不是既定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待构成的。文学如果以政治为中介，在这样的不稳定历史时期，政治实践即便能在某一时刻深入且有效地抵达社会环境，但政治也会处于不稳定之中。文学对政治的依托就需要经由政治眼光进入实践后，文学自身再与这一眼光之下的现实展开磨炼、缠斗，与之对应的典型塑造实际上也就很可能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此时典型塑造过程中的这个共同性如何能在“抽取”材料中，还能涵摄和容纳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个别性，且使其葆有丰富度，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

周立波1930年代尚未在创作实践中去触碰这一挑战。而《讲话》将政治引入文学—现实—作品这一过程之后，实际上是推动文学重新寻找和建立对于现实的敏感性和具体性。换句话说，《讲话》将周立波之前由抽象的“社会环境”来检测作品的典型性改为由“政治”来检测。这不再是静态的“社会环境”的检测，而是由动态的“政治理念”“政治实践”检测。这里的“政治实践”就承担了很多功能。比如，之前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核心是由敏锐的观察来发动和组织的，观察的动力核心是作家本人，标准是作家根据自身文艺修养水准和道德水准来判断的；而现在，文学活动过程需要围绕政治实践来组织对于文学材料的选择、文学叙述角度的调整，作家需要参照政治政策来确定普遍性和具体性，等等。文学在整个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在移动，而且需要持续移动，它需要重新获得一个可以积蓄能量以便有效介入现实的位置。

概言之，周立波一直期待文学典型具备普遍性和具体性。1930年代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深入认知现实结构，侧重在文学上追求典型的具体性、生动性。当1940年代他在延安时期被中共政治实践所打造的诸多方面的氛围感召，愿意以文学配合政治时，实际上他的整个感知方式都受到冲击，又来不及一一重建。在这个意义上，《讲话》不是给他带来了文学的规范性，而是给他带来希望的同时又带来无措感。即便投入政治所推动的东北土改实践之后，他应该如何整理所获的经验，并赋予其普遍性和具体性，仍没有可供模仿的现成模型。当1947年构思《暴风骤雨》时，当依托于政治来寻找和整理出东北土改经验中的普遍性和具体性时，他面临着如何理解政治实践中的普遍性，以及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性，文学如何设置人物和情节来呈现这种普遍性与具体性等问题。

五、《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二）

《讲话》后的革命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中共政治就对文学具有高度规约性，但也并不等于此时文学只能直接挪用政治观念作为文学理解现实的工具。延安时期中共政治政策或文件的形成本身，之所以对周立波具有说服力，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政治的，更是因为它来自这一时期中共政治实践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有效互动，以及政治对社会现实的有效打造方式和途径。正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在这一时期找到更多政治与现实之间的有效互动路径，并打造出更具活力的新的社会氛围，才会吸引包括周立波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1940年代中共政治吸引力本身主要是来自它与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入互动过程。周立波在接受《讲话》时，感受到的、被感召的正是这整个思想—观念—社会—组织氛围。可他在认知层面的整理中，恰恰忽略了中共政治实践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碰撞、受阻、挫折、纠偏与再探索和再深入。周立波在东北时对政策文件的过度重视，正可看出在他认知中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分处的不同位置。问题是，即便是接受中共政治文件，实际上也需要分级，中央级文件、地方级文件和县级文件有政策上的一致性，但也有不同层面的侧重以处理不同地方状况。周立波在依赖文件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差异性文件中对政治实践经验的不同获得方式和过程，他在认知中高度选择性地择取了他所需要的政治对现实的定性，且将之作为既定的结论运用于他的现实理解和文学机制之中。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政治文件和政策与中共自身的政治实践之间，并不总是紧密扣合的，比如很多实践经验并没有被整理和总结到政治文件之中。当中共自身的文件不能充分整理自己的实践经验，周立波却又过快依赖文件来理解现实，那即便他能投入生活、投身于土改，他对现实的理解和叙述很大程度上也会被政治这个中介截留。《讲话》后，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当东北土改时政治自身也在摸索之中，文学应以政治为中介后自己再度深入探索，以抵达现实深度为自身目标，并以此开拓和丰富政治的摸索。这时候的政治就更多被作为一种认知的指引，而不是决定文学认知现实的构架。当政治自身的整理不够充分时，文学还是可以以之为中介，但通过自身的摸索抵达现实实践经验的深度，以弥补政治对实践经验的整理不足。当周立波过快地以政治文件为准、认同政治对现实的深度揭示，他甚至难以理解中共政治经验的内部构成方式为何会出现变化。那此时的文学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

周立波在构思《暴风骤雨》时，寻找报纸、文件、会议决议中关于政治实践的叙述，“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座谈会上李一黎就谈到当时东北土改的实际过程，以反驳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叙述：

……（小说）写开始发动不起来群众，群众开会就走，其实，这种情形在初期还比较少。因为那时群众不了解我们，所以也怕我们，叫他开会来，他是不敢溜掉的。11

当时批评周立波的还有不少评论家，如韩进在《我读了〈暴风骤雨〉》一文中说：

第一是没有“突出地”表现当时运动的特点。当时运动的特点是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足，党的领导作用，是运动的主要因素，运动的胜利或挫折，主要的决定于领导的强或弱，决定于领导方针的正确或错误，决定于领导上采取群众路线或包办代替，而包办代替的领导方式，有一个时期曾成为普遍的现象，当时土地改革的成绩，主要是从我党进行自我批评，克服包办代替，执行群众路线而获得的，所以介绍马斌式的人物，提倡马斌式的作风，曾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其后的“煮夹生饭”也是贯彻了这一精神的。12

蔡天心在《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中也认为：

作者在作品里回避了土改中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这就不能不减低作品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土改运动当中，最初曾有过照顾地富阶级的右倾思想，而在接近后期也曾经出现过“放手就是政策”，“运动就是一切”，“贫雇农当家”，“彻底满足贫雇要求”，农业社会主义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等过左的思想和行动，这种先右后左的偏差，在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我以为作者如能加以正确的描写，深刻地暴露现实中本质事物的冲突，加以形象地批判，这就能更完整地表现农民思想底成长，而使作品更富于典型意义。在土改以前农村的农民，一般是有着比较浓厚的宿命，迷信，封建等落后观念，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启发，开始觉悟，但仍不敢和地主撕破脸进行斗争，动摇、犹豫，又经领导上的撑腰，农民才逐渐打破顾虑和地主讲理，后又因为对政策的掌握不够，发展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和在打杀人问题上过左的行动，然后由领导上予以纠正。启发农民如何团结中农与如何对待地富阶级，领导农民自己动手纠偏……这是东北农民在土改运动中思想发展所经过的道路，抽掉这过程中间的任何一部分，都难以了解农村的新人物如何在思想上逐渐成长起来，并如何从实际斗争中学会以主人的姿态，掌握农村政权。13

当时诸多评论家的关注点都在于周立波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设置与实际经验过程不符。的确，周立波将工作队队长萧祥设置为稳重、成熟的干部，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设置为思想进步、省悟快、觉悟高的农民，从而“回避了土改中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这就不能不减低作品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周立波的自我辩护是革命现实主义需要对经验材料进行“集中”和“典型”化处理。一个要求紧贴实践经验，一个要求提高现实。

如若我们暂时将这两种理解方向看作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张力，那它们如何在具体创作中协调和平衡，则不只是党性优先就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暴风骤雨》座谈会的诸位和周立波都可以说是在维护党性。在1940年代后期，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周立波及各位评论家当然都同意，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推进这一目标？

周立波以1930年代他的文学观念为基础，接受《讲话》“提出时代重大问题”的政治要求，希望在文学中作出新的尝试，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会在没有将政治文件内化为自己的经验体认之前，在没有将之内化为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之前，就试图通过选择、裁剪材料来寻找到这种方向性和普遍性。这实际上相当于从外部借道具，虽然这个政治的道具是他内在认同的。但从内在认同到落实于实践经验并在实践经验中重塑自己的感知方式，这中间还有诸多环节和巨大裂缝。没有完成这些环节的转变和生成，就展开对现实实践的叙述，则会在小说中引发诸多问题。如周立波会直接将工作队萧队长设置为一个有着成熟经验的干部，将韩老六设置为一个集地主、恶霸、汉奸于一身的阶级敌人，将积极分子设置为道德上无瑕疵的贫农，以配合某一级的政治文件（当时东北局的文件也被周立波高度筛选了）。这种设置的简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政治文件对于实践中各种状况的整理和反思（评论家们也讲到了政治上的反思和纠偏）。小说的这些设置看起来直接体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党性和阶级性”，可它实际上取消了文学在认知中国社会现实方面的特别能力。

也因为周立波过于依赖政治文件作为认知中介，过快地从经验材料中抽取、拣选出“典型”，实际上他也就错失了原本在《讲话》原则下可以探索的诸多可能道路以及诸多可能空间，如此时革命文学逻辑中“政治—社会—文学—现实”环节中的“社会”环节。探索这一环节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这是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并不以政治为标的的关键，也是文学形成自身独特感知方式并对政治具有协助或对峙力量的关键环节之一。

比如从当时评论家们的质疑来看，1946年的东北土改远不是《暴风骤雨》中叙述的以动员群众为主。恰恰相反，此时的土改实践过程是前期过多照顾地主、普遍包办代替，和蔡天心所说的后期为克服包办代替时出现的“‘放手就是政策’，‘运动就是一切’，‘贫雇农当家’，‘彻底满足贫雇要求’，农业社会主义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等过左的思想和行动”，等等，且“这种先右后左的偏差，在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

这样的政治实践过程会给以特定状态接受《讲话》的周立波带来困扰。没接受《讲话》之前，周立波由于不需要考虑直接配合政治，他可以面对现实中诸多状况来选择切入的角度。可当他要考虑配合政治时，文学对于现实的理解，实际上需要位移到一个新的结构关系中的特定位置，且是凭借文学自身很难获得的认知点，比如叙述者需要移动到一个以工作队发动群众、打倒地主为轴心的政治视野点来带动所有人物和情节。而之前他可能会选择一个路过的知识分子或一个大学生的视野点。周立波实际建立起来这个理解现实和结构现实的构架是他之前的观念意识中很难具备的。这个新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视野点是需要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位移才能获得的。比如对于地主问题，在他之前的文学视野中，可以批判和揭露地主生活以及封建社会家庭的种种不堪。但这种揭露对于现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能由此确定现代中国的内在性质？这是新的结构关系视野带给周立波的新的可能。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选择是一个由政治确定出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内在构成的理解方案和规划。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共的这一理解方案或文件与其成功实践的经验并不完全吻合。比如，在历史实践中何时、以何种方式对待某个地方社会中的地主，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具体现实结构（不只是在阶级论的观念层面，同时还能将阶级论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比如工作队干部的作风、自我意识、群众路线等，这些都是阶级论能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并在具体实践方式、路径、工作方法等层面有切实构想和推进，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视野自身很难构想却是《讲话》后的作家必然会面临的。这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共政治对于文学来说的不可替代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暴风骤雨》是第一次在小说中尝试正面描述如何以历史主体方式确定现代中国的性质，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将决定千千万万同胞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既荣耀又艰巨。这也是周立波为什么会征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段话：“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各省起来，气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周立波征用这句话并非只为保证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他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来保证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但周立波为什么会选择这段话来展开《暴风骤雨》的叙述？以政治正确性来解释对这段话的征用，无法具体说明《暴风骤雨》在周立波这个具体作家自身脉络中的生成机制。对于1947年的周立波来说，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以政治为中介叙述具有深度的现实内在结构。

但周立波在以政治为中介时，面临着以哪个“政治”为中介的问题。中共自身关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叙述处在变化之中。比如，对于理解1940年代整个中国局势走向和1946年前后的东北局势来说，最直接的叙述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献。这些认识和表述与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感觉意识和认知判断都不尽相同。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现实的认知和实践在不断调整。这些不同叙述以及以这些不同叙述为基础的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落实于中国社会时，有不同的效力；且当政治实践不能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出现曲折波折挫折时，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校正和再推进，其所获得的军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都不一样。这内在的历史实践经验都是需要细致分辨甄别的，在这样的历史辨析中才有可能反复磨炼和建立起某些认知意识和能力，当《讲话》后的文学以政治为中介去认知现实时，以这种意识和能力去辨认政治实践真正与现实建立起结构性关联的多层次和多层面。文学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实践—政治表述过程中深度投入、体会、辨识，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和拿捏所叙述事件需要以哪种政治为中介。

而周立波在《讲话》之后，观念意识和创作状态中最渴望的是“提出时代重要问题”，“提高现实”，而与他这种新的认知状态相配合的感知方式又没有充分得到磨炼和展开。这会在以政治为中介时，作家的思想敏感点必须探究和突进到中共政治在翻转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开展出来的具体有效互动和打造方式，才能真正获得作为中介的政治所提供和打开的可能性。正是政治的这些多层次多层面性，引导文学走出既定的对现实的观测点，顺着此时政治实践所深入现实的程度，再依据文学的能力去抵达现实的深度。或者说，周立波虽然在《讲话》之后移动了文学的位置，但他现实感的重心仍然在于试图快速以文学的方式把握政治所中介出来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内在地把握政治实践如何以及为何能以如此方式将中国社会现实中介性地呈现出来。连带地，他对现实主义对于真实性等层面的要求就不够重视。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周立波对于现实的理解方向为什么不会过多为实践过程的曲径而分心。他的选择重心和角度恰恰表明，他的感觉意识没有经受与复杂现实缠斗磨合，没有建立起对现实的新的感知方式，并以新的感知方式扩展、丰富、校正作为中介的政治。这也就让他即便在位置移动之后，仍然无法回旋侧身，他的眼光和敏感性仍然在于如何征用政治叙述来直接帮助他看见新的现实。而当他透过政治叙述看见新的现实状况之后，如何感知这些新现实状况的内在机制和活力，则是此时的周立波没有充分展开和发展出来的。在《讲话》之后，他急切想回应《讲话》的要求，以现实主义文学直接叙述、参与历史现实进程：如果政治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结构的理解是需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步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文学就需要以此为基础来架构对于现实的叙述逻辑，而这一社会认识所推动的政治实践则是如何在农村处理地主问题（且1946年的土改也正是要处理土地关系和地主问题）。这是以政治为中介所带给周立波的新认知。所以周立波所参与的这一阶段土改虽然在发动群众、工作队、中农问题等层面出现了诸多波折，甚至一开始还出现过多照顾地主问题，但从他的认知来说，他必须抓住“反封建”中的地主问题，才能抓住他所认为的《讲话》所要求的对现实的深度认知这一要害。不是地主问题在东北土改政治实践中的位置和性质，而是地主问题在整个政治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定性叙述中的位置，才是周立波此时的感觉意识重心。也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暴风骤雨》解释为对政治的配合或迎合。换句话说，周立波可以有很多种配合政治的角度和层面。但他为什么放弃了诸多熟悉的经验材料，放弃了他实际上擅长的感知方式，而单单为他的第一部长篇《暴风骤雨》选择了作为党的政治代表的工作队进入村庄处理地主问题这样的主题？当周立波宁愿选择他并不格外熟悉的以打倒地主为认知现实结构中的重心，那相应地，诸如过多照顾地主、包办代替等工作问题，就在他的认知意识里不再被作为塑造典型形象的必需材料。这些实践中的曲折，虽然是周立波所亲身经历，在现实认知结构和情节构造中也会变得可有可无。

当周立波将文学面对现实经验时的观测位置移动到政治的视野点来建立理解框架时，他又对政治的视野进行了高度选择，这种观念意识上的选择性会带来一些文学展开路径上的后果。《暴风骤雨》的展开路径即是周立波以此为基础对革命现实主义可能性做出的非常重要的探索，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成功的。那应该如何来历史化地理解和检讨周立波的这一尝试？

六、《暴风骤雨》的展开路径（一）

中共政治在1940年代获得的观测中国社会现实的视野点，带动了诸多领域观测现实视野点的变化，文学是其中之一。这既打破了以“知情意”的知识分工结构对文学观测点的分配，也推进了左翼文学对中国现实的观测。不过，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共政治所提供的观测点不只是中共在观念层面所呈现的这些叙述。中共自身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政治力量对于中国社会的内在运转方式和要素有超出政治阶级论观念化的、深入社会现实的认知，在实践中对社会的现实活力建立起诸多方面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中共政治面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需要对这些阶层的构成方式、历史脉络、利益趋向、风土习俗有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共政治恰恰是在这种深入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积累和发展出了很多特定的视野和感知。而周立波以政治为中介的文学，只选择了以中共政治中的某一特定观测点，且并不一定以中共政治实践经验中对中国社会最具有洞察力的观测点来作为自己理解现实的结构，并以此展开对元茂屯的叙述。

这意味着，周立波简化了在新的结构关系中对观测点的获知。中共政治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本身意味着《讲话》所打开的观测点并不容易获得，《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深入生活、深入革命实践，正是推动知识分子重新投入政治所开启的实践方向中去再次探寻。换句话说，此时的政治只是给出了现代中国到底往何处去、如何重建的方向，并没有给出面对众多具体现实状况的精确观测点。

现代中国到底往何处去、如何重建的问题，是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之前的几十年里现代中国人一直以多种方式从多个层面追问和探索的问题。从五四文学来说，它并不承认哪一个领域（包括政治）的探索方式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和解决具有优先性。尤其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更是对政治不抱希望，选择从文化层面揭示现实、唤醒国民。从整个1920年代的各领域发展来说，也并没有某一领域预先就获得绝对话语权。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揭示，现代中国如何翻转困局，各方一直处于对这一问题的分散又竞争的格局。在社会历史状况不稳定的这一时期，分散又竞争本身也并不稳定，而是在竞争中期待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认知的突破。左翼文艺与中共政治革命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发展也并非定于一尊，而是在不同现实情境下各自应对摸索，左翼文艺并未有意识地以此时中共政治实践所真正碰到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开掘主题。比如中共此时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召唤出农民之后，如何能让农民进入自己所希望的运动方向中来。这是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所意识到的问题。而1930年代初左翼文艺中如丁玲的《水》或周立波早期的散文随笔中，主题仍然聚焦于如何唤起农民。14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0年代周立波虽然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需要“提高现实”，但此时他的现实认知只能停留于观念层面，并没有能力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在构成要求来“提高现实”。革命文学虽然有自己明确的倾向，且对于呈现中国问题有自己的贡献，但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在构成以及这一形态在近现代变迁中遭遇了何种困境，如何带动其翻转等问题，在认知层面上推进不大。此时的革命文学没有以政治实践为中介去推进这一问题；也没有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政治叙述可以被文学作为依凭。包括此时的中共政治实践本身也在探索与中国社会有效互动的途径。但就周立波来说，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观念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它对于五四文学的一个变化，即文学对于现实深层结构的认知能力，弱于哲学、政治、思想。这不是一个从“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认知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问题的突破是伴随着中共政治实践深入中国社会现实的突破而来的。中共政治能够在1940年代找到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前世今生的叙述，是有着中共自身从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到1940年代抗战时期的创造性理解和实践。周立波对《讲话》的接受，是以中共政治和左翼文艺的这些历史状况作为前提的。

正是在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共政治在1940年代积累和探索出了一系列重要经验。中共政治在深入认知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并基于其实践经验提出多种打造方案方面，有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和左翼文学不可替代之处，以及有着文学不容易把握的既宏观又深入现实的历史观察点。从这一角度来说，不能简单说因为中共政治在1940年代具备了绝对权力，使文学必须遵从政治的理解和叙述。周立波接受中共政治的叙述，且在创作《暴风骤雨》时力图寻找与这一叙述的关联性。《暴风骤雨》座谈会诸位评论家的质疑并没有意识到周立波这部小说的挑战性所在：文学如何正面书写时代构造机制中的主要牵引性因素。15

中共政治在1940年代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知、理解、打造说服了以现实主义为观念基础的周立波。可当他借助于政治文件的视野来叙述地方社会现实时，政治实践过程如果不是如文件表述的那样干净和扣合，周立波就会为选择哪种政治文件所困扰。这个时候，他直接面对的是政治自身在认知和经验层面上的差异，而作为文学原本目的地的社会现实反而隐身其后。周立波急于确立起关于现代中国的叙述且过于关注政治叙述中的历史阶段论部分（当前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使得他直接略过了政治实践实际过程中的复杂性，尤其是略过了中共政治的叙述之所以具有说服力的、对应于其实践经验中的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打造过程。比如，中共政治实践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和有效，当然不只是“反封建”，而是它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实践中逐渐积累和探索出如何能有效处理诸多中国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精英阶层的转换，中国人如何以新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干部的改造和培养，争取更多阶层的配合，对农村各阶层的理解和认识，等等。这些都被周立波此时的认知机制过滤了。

这也可以解释，《暴风骤雨》呈现实际土改中的“社会”层面的丰富度，为什么会远远弱于同时期的《种谷记》，也远远弱于后来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比如当时评论者提到的“在土改以前农村的农民，一般是有着比较浓厚的宿命，迷信，封建等落后观念，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启发，开始觉悟，但仍不敢和地主撕破脸进行斗争……”实际上这些分叉和曲折恰恰是政治展开有效社会实践的路标，也是通往中国社会丰富层面和肌理的“洞口”。但对于周立波来说，这些都会干扰他所选择出来的叙述主线，也会干扰他希望在小说中实现的巨大抱负。

周立波的这种认知架构，我们可以从《暴风骤雨》里的一些场景调度、衔接、情节节奏变化和分配等，看它对小说内部形式感的影响。比如小说一开始，看似周立波熟悉的节奏和质感：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牤子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牤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16

唐小兵在《暴力的辩证法》一文中对小说的这一开头有精彩分析17，但是，这时的元茂屯实际上不是唐小兵理解的自然空间，而是周立波将混杂的时空浓缩到具体的几种植物形态和色泽之上，形成的具有特定形式感的地方时空。这是周立波构造出来的空间，并不是北满元茂屯附近的自然时空。革命时间也是周立波理解与形塑出来的开始形态，并不是革命实际展开的形态（座谈会上评论家们对周立波的批评和诸多材料都能够表明这一点）。这个“时间开始了”是在周立波的时空构造之上展开的。《暴风骤雨》这一开头的形式感并不能直接说明革命与地方社会的实际关系，而是周立波构建出来的、他所理解的革命与他的感知方式所把握到的现实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睦平静的田园景色”恰恰是周立波以他熟悉的感知方式对地方社会的把握，也恰恰反映了他与地方社会的隔膜。1946年中共的革命力量进入元宝屯时，本就不是将之理解为田园景色的未开垦地，而是明知这里曾是被伪满和国民党统治、土匪横行的待建设的根据地。我们需要辨析和廓清周立波对于革命和地方社会的认知和表述这一中介，而不能直接用于论述革命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革命和地方社会之前，需要讨论周立波“转译”这一行为的中介性。毋宁说，这里存在两个周立波，一个是土改之前的周立波，以他熟悉的感知方式构造出特定地方时空，一个是进入革命后的周立波，以“提出时代重要问题”为志向、选择中共政治中的某部分叙述为把握社会现实结构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此刻并不协调。唐小兵感觉到的差异和对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周立波自身内部的冲突和断裂。

比如，小说一开始，周立波塑造的空间视角交错，颗粒清晰，层次分明。叙述者先以场景展示时间，“七月”“清早”“太阳”“刚”出来。然后时间停顿，展开空间铺陈，视野落在“地里”的“苞米”和“高粱”上，空间没有马上推移，而是随叙述者停下，辨认出叶子的“确青”色，又再次停顿，辨认出确青色上面还有一层“金子的颜色”。叙述者的意识状态非常耐心、稳定。随后空间又平移推开，发现“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像无数银珠，晃眼睛。周立波不严格按照摹写现实的方式，而是将之从混杂视觉中拣选出来，构图清晰，密集而有序，反而体现出叙述者在投入叙述时，还能将感觉意识抽离、旁观的悠游不迫。周立波没有从萧队长兴奋而忐忑不安的情绪来写，也不是从老孙头的视角感觉来写。他没有从他们在历史时刻中的主观情态来呈现客观。似乎周立波还不会、不能从被政治界定的人物视野来建构感知方式。视野再次推远，“道旁屯落里”，有做早饭的“淡青色”“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这一视野推移跳动颇大，不对视野所见一一实描，而是选择景物构造空间层次和内部动感。这原本是周立波熟悉的感知方式（比如《牛》），且并不是文学中非常独特的洞察。这一场景描写并没有与故事人物情节的结构力形成配合。之前，周立波的这种感知方式有一个积极推动自我对所见所感进行定性和拓展的功能。但我们在《暴风骤雨》中看到，周立波的这种感知方式的建构能力在小说中基本上看不到。这种与情节具有疏离感的写景变成了单纯的写景，与情节逻辑中人物感情的波荡基本上不再有内在关联性。

同1941年的小说《牛》里的感知方式相比，《暴风骤雨》里的这些感知意识的塑造功能在弱化，变成了陪衬，用于烘托整个故事展开的情境，而不是对情境的动态方向给予塑造和定性。周立波在新的文学位置中并没有伴随着生成新的感知方式，这些还需要他展开新的探索。周立波曾经翻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肖洛霍夫以这样的景物描写来开场：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气息的包围里，樱桃园发散着优美的香气。正午，当太阳温暖的时候，在各处隐蔽的角落里，一种令人不快而几乎感觉不到的樱桃树皮的气味，和融雪的淡薄的湿气，和雪与朽叶里透露出来的大地的强烈陈旧的芳香混杂在一起。这种清丽的混杂的香气，顽强的漂荡在果园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临，直到月亮的绿色尖角穿过了赤裸的树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它们的足迹的羽状的小点的时候。

但是以后，风从草原的丘顶上把寒霜烧坏了的苦蓬的苦的气息吹进了果园，白天的气味和声息被吞没了，而在那蒌蒿上面，在那丛林上面，在那收割以后的田里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象一只灰色的狼，静静的从东方出来，把拉长了的黄昏阴影，足迹一般的留在草原上。18

这两段风景的铺陈也是建立在对叙述时空的控制之上。肖洛霍夫不是直接写原本静谧的植物，而是捕捉各种植物气息的动态。由于各种气息和流动的风，植物变得彼此之间交错混杂，樱桃园的香气混杂着融雪的气息，樱桃树皮的气味和融雪的湿气，以及大地的强烈而陈旧的气息彼此冲荡碎裂再混杂起来。这些气息被叙述为一场争夺，一方的“顽强”和不甘最终因为薄暮、月色和野兔在雪地的痕迹而败北。这些叙述将混杂的场景刻画为一个有具体动向且不能被叙述者穿透、他必须时时在场的场所。他必须经受“令人不快”，或接受“强烈陈旧”气息的冲击。这不是属于在视觉上可以一掠而过的感知方式，而是必须经受且被其改变味觉体感的存在空间，这一空间形态的倾向性隐隐对应着小说即将展开的社会斗争。俄国学者H•基谢利指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风景描写具有伦理性，如哥萨克的世界上有天空（包括太阳、星辰、月亮、云朵等），下有土地（包括草地、道路、顿河、原野等），地平线贯连其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该“十字架”绝非单纯的物理结构，而是将伦理、价值融入其中。19一定程度上，《被开垦的处女地》亦是如此。

周立波虽然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但他此时没有建立起如同肖洛霍夫那种在历史现场内部拓展个人感知意识，并将这种现实感知与更深厚的民族文化伦理糅合的书写方式。肖洛霍夫的景物描写具有与小说故事的内在逻辑高度相关的叙述性和情节性。就周立波希望《暴风骤雨》所承担的重任来说，他在《暴风骤雨》中没有找到或建立起这样的感知途径。每个地方社会的风物有自身的结构力，风景描写是对其的再结构。我们当然可以说周立波和肖洛霍夫这两种描写都是以语言制造出新风景，是被发现的风景，但发现和构造方式的差也决定着叙述者与被叙述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度。在《牛》中，周立波的这种主动疏离可以积极推进他与现实的紧密度，但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似乎找不到能与土改进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相对应的感知方式和赋形方式。周立波此时再次调用这种穿透风景历史性（姑且这么界定）的感知方式，本身并不存在优劣好坏问题，只是看它的生成过程是否能在以《讲话》为背景的时代理解中，重新构造出自我与现实的独特关系，是否能充分发挥文学这种独特认知方式的潜能，介入掌控、矫正历史航向的命运搏斗中。如此，周立波不仅可以叙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而且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也将身处其中，成为历史主体。

可从周立波所希望的把握和呈现现实内在深度来说，如果一开始他就预设了他的习惯方式，沿用《讲话》之前他习惯的感知结构，而这一方式却并不是他在根据《讲话》要求所选择的时代重大问题中重新感知现实、体会况味、拣选材料、磨炼文字而来，他的叙述重心又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实，他就不容易将自己带入具体现实自身的结构力之中，也就不容易把握社会中被政治实践和打造塑型的中国人的身心感受。实际上周立波在延安时期能够接受《讲话》，不仅仅是因为《讲话》的原则本身，更是因为他在延安时期对中共开展出的社会氛围的多方面感受，包括他在碾庄对解放区村庄生活的实感，中共1938年以来关于中国现实的诸多论述，他在革命军队中的所见所闻，等等。这些诸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一并形成了周立波接受《讲话》的基础和前提。他真诚拥护革命，也力图在创作《暴风骤雨》时运用革命对中国社会的诸多理解结构，但中共政治所对应的诸多社会形态以及他自己在革命氛围中迎面感知到的诸多风气、情绪、触动，实际上还没有被他很好消化和糅合成某种特别的观察力（1930年代周立波特别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观察力）。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属于他自己的革命文学表达方式，所以一方面他要运用革命政治的理解概念，让革命时间开始，让新时代开始；另一方面他没找到基于延安以来的诸多体会的新的感知路径，让这个革命时间从其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开始。于是，我们看到，《暴风骤雨》里的革命时间，只能从周立波自己的感知时间里开始。

中共革命实际上当然不是从这里开始。即便从《讲话》来说，中共也已经在与中国社会的碰撞、磨合中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才逐渐形成延安时期的诸多状态。要叙述革命史，要叙述时代重大问题，实际状况和要面对的层次，比周立波理解的复杂得多。

七、《暴风骤雨》的展开路径（二）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重置革命的开始时间，实际上是要通过自身的文学叙述来改变革命的历史生成语境和内在逻辑，这一改写将影响到中共政治对于文学的打开方式和路径，同时也将影响到文学对于政治实践所搅动的社会层面的感知角度和呈现面向。

周立波放弃在实践中获知的实际复杂过程，仅仅将如何处理地主问题确定为小说主题（同样参加东北土改的作家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则并非如此，其小说主题侧重在“夹生饭”问题；柳青《种谷记》的主题也非如此），以此裁剪其经验材料，过度删减了革命和自身经验的形成过程。他过于将小说主题扣连到政治叙述中的革命纲领，删掉了革命纲领的历史内涵和自身经验的生成过程。《暴风骤雨》座谈会的诸位评论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周立波重置革命时间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挑战性，不过他们对周立波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在追问，文学对政治实践过程的改写和删减，对于文学所希望的认知现实意味着什么，对于文学自身的影响是什么。

周立波希望文学能提出时代重大问题，正面介入、掌控历史进程，成长为历史主体。与之前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之处在于，这样的主体，需要高度以政治为中介。当政治与现实有效互动时，文学也许能够判断出此时的政治实践是有效的，对其作为认知现实的中介需要掌握到何种分寸；当政治与现实的互动出现扞格，文学更需要高度注意。这些都要求文学不能直接将政治视为理所当然，需要文学对社会现实的状况及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并建立起这几者之间的动态中的平衡感。但对于周立波来说，实际上他无法在以政治为中介之前，就预先对社会现实状况获得深度认知。以政治为中介和深度认知现实是同步的。所以实际上这一方案又不能是一个先天设定的计划，文学只能是伴随着政治实践的波动伺机而动。

这就对文学提出了历史当下性的问题。文学是否具备足够精准的“伺机而动”的敏感性？文学并不是在以政治为中介后就一劳永逸。恰恰相反，以政治为中介，反而增加了文学的现实责任感，也对文学的历史精准性提出了更大挑战。正是对于文学的历史当下性，1948年《暴风骤雨》座谈会的评论家们有着诸多不满。在诸多不满中，草明认为：

……作为开辟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来看，这个村子的成绩是过于好的。是否在第一阶段，工作就会搞得这样健全呢？如果真如此，那么煮夹生、砍挖、平分土地等运动又怎样产生？是否仅因为换了队长，又“回生”的缘故？20

在草明的评论中，他们强调只有贴着政治实践过程的精准度才能增强文学的有效性和当下性，增强文学的现实责任感。对于政治原则的泛泛书写，会实际上缺乏政治本身所要求的现实有效性。历史当下性实际上涉及历史实践中的方方面面，这个精准度到底指称哪一部分呢？周立波过快地也过于直接地要树立政治所希望的典型，他也会在树立典型时去捕捉和抵达他认为的精准性。但草明、李一黎对精准性的理解显然又不一样。周立波恰恰撇弃了草明和李一黎所看重的当下性和精准性。

草明和李一黎强调的是，看起来《暴风骤雨》写开会时写到群众一开会就走，是写出了实践中的曲折，但这种曲折的内里恰恰没有写出在北满土改时所处历史情境中社会现实和人心复杂的内涵，政治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反而是开会时北满群众不敢走，但内心害怕、观望、犹疑，却都不明说，才会导致工作更艰难。如果政治无法看到社会现实中群众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施展有效对策。障碍全在暗里。中共政治实践经验中的有效部分正是在有效处理这些具体艰难中开展出来的。对文学的这种当下性、有效性和精准性的要求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文学叙述可以根据主题来随意裁剪的。将工作队的成绩拔高，将群众设置为一开会就走，或如郭全海般积极配合，这些情节人物设置都是脱离周立波实际参与的、所熟知的政治实践过程，人物的行为和情感是被他放置在了一个预先被规定了的维度里。这是周立波所希望强化的政治理念维度，其人物在这个维度里更便于展示周立波所希望强化的政治性，至于实践过程方面的准确性周立波也就不会过多留意。换句话说，周立波在《讲话》后，虽然移动了文学的观测位置，但他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仍把人物情节放置在了一个过于被他设置好各种检测条件（以他选中的政治为中介）的实验室里，但这也就改写和脱离了政治实践本身，脱离了实践自身真正遭遇的现实困境。

周立波原本的困境是如何深入中国社会现实。他在《讲话》后愿意以政治为中介，也是因为中共政治在实践中比其他领域比如文学更加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现实之中，打造出让文学也深感触动的社会氛围。但以政治为中介后，他此时却又偏离了实际的政治实践过程。

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又偏离政治实践过程也并非不可以。如果作家本身具有高度社会观察力和穿透力，当他偏离政治实践过程也仍然可能在小说中叙述出具有高度认知性的社会现实观察点。这可能也是周立波不顾草明和李一黎等反对的理由之一。但当作家偏离实践后的叙述并未有助于实践者理解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样的偏离就会被质疑。草明和李一黎等人的质疑，也基于这样的认识：没有政治实践的推动，这些村庄群众很难呈现如北满土改时的这些新变化，文学也很难在进入村庄后，在波澜不兴的炊烟和羊群中透视出群众的人性可能和历史方向。政治进入村庄后所推动的实践搅动群众生活，激起各种反应，再加上政治实践具有自身的历史性，实践工作者本身也是历史机制打造出的工作者，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也在根据不同地方实践经验而不断调整。如此一来，政治—社会—现实均在这一搅动中处于动荡和不确定之中，一个良好社会要通过具体实践中工作方式的调整、现实感知敏锐度的加强、对村庄真实社会构成要素的准确把握等才能获得，这是单凭文学自身很难构想出来的。这也是文学位移到以政治为中介的必要性之一，经由政治在村庄中的工作推动实际上就可以感知到一个村庄社会的新形态新动态。而这个新形态的内在构成和运转机制，恰恰是文学和政治共同交错展开工作的平台。

当周立波避开实践工作中的这些曲折，他也就让自己的文学洞察力错开了最丰富地深入社会现实肌理的路径，丧失了贴着村庄群众本身的情绪变化来追踪其人性形态的丰富变化的机会，从而也避开了最精准击中政治实践的历史当下性的位置。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无法提供政治实践对村庄社会的推动是伤害还是修复的诊断。在草明和李一黎等人的评论意见中，也可能蕴含着这样的对精准性的感觉意识。

周立波并非不知道现实主义关于准确性的要求。但他对准确性的理解是在另一个层面。他说：

参加土地改革的期间，因为常常看报纸，读文件，参加会议，我对于整个东北的土地改革进行的情景，大致摸熟了，对此类事件知道越多，塑造人物、构思情节，就越方便。我在《暴风骤雨》里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模特儿的。比方农工联合会主任赵玉林的牺牲，和赵大嫂子的恸哭，以及全屯农民的哀痛和悲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有位新干部，名叫温凤山，是共产党员。那年秋天，他被一个恶霸地主出身的胡子打死了，这事感动了我们。我就把他当做赵玉林的主要模特儿。我为什么要把他的牺牲写得那样详细呢？这是因为描写一个革命干部英勇的壮烈的牺牲，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的觉悟和怀念，可以教育新中国的年轻一代，让他们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的品格。

……在《暴风骤雨》上部的初稿上，我写了小王开枪打路边的野鸡，时令是七月，写完一看，我发生了怀疑；七月间的大路上有野鸡吗？为了调查这点和其他许多我所描写的不能确定是否真实的细节，我又下乡去。到了乡下，一问农民，我才知道，在夏天野鸡都呆在山里，不大飞到路边来，只在冬天，在雪封山野的时候，他们才常常飞到路边来找食吃。于是我就把野鸡改成了跳猫（兔子）。那次下乡，我还搜集和研究了其他许多宝贵的素材，使我能够把初稿上的一些不真实、不合理的细节作了重大的修改。21

周立波这篇文章发表于1952年4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此时离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的经验感受不远，一些用词也已经更具政治色彩和倾向，但还是可以呈现周立波的一些构思过程。比如他细述赵玉林的牺牲，即便当时不会如此明确为了教育新中国的年轻一代，可浓墨重彩地铺陈这一情节，在叙述节奏上如重鼓般停顿，还是表明他期待以此强化革命对农民的冲击、震动和触发。周立波认为，这样的情节设置有真实事件作为依据，再结合政治理念，且极具抒情性，便可以成立。周立波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讲话》的真正挑战性恰在于此。《讲话》要求文学配合政治，如果仅仅是将如牺牲这种极端激烈事件抽离事件自身脉络，将政治理念抽离政治实践脉络，这样的文学既不能真正服务于政治所需要的深入现实，打造新社会，也不能满足文学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正如当时有读者所疑惑的，将牺牲如此孤立化描写和渲染，真的会有周立波所期待的效果吗？这不会引起群众对革命的害怕和担心吗？如果没有关于赵玉林在村庄中是如何曲折成长，内心品质如何逐渐在磨难中成熟等方面的刻画，仅仅渲染赵玉林为了革命而牺牲就显得脱离人民的感受范围。若要激发人民群众的震动，需要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周立波朝着他理解的政治理念推进太快。实际上，政治实践也要面对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情感需求。周立波的改写和提升，既脱离了政治实践，也抑制了文学的功能。他把准确性瞄准七月的野鸡，这当然也是真实性所需，但这样的准确性仍然是脱离政治实践脉络的准确性。野鸡出现的季节即便再精准，如果无法与村庄社会生活的其他脉络相衔接，也仍然难以调动读者的情感。

蔡天心当年的文章《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同样指出了周立波回避土改中实际发生的重要问题。他从历史主体的成长角度看待周立波对革命生成语境的改写，准确击中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时这种创作方式的要害。蔡天心的重点是，现实主义文学只回应政治理念是不够的。要想提出时代重大问题，就不能回避政治实践中的实际曲折过程；恰恰要在实践的曲折变化里，在其当下性中，提出时代重大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叙述“新人物如何在思想上逐渐成长起来，并如何从实际斗争中学会以主人的姿态，掌握农村政权”。历史主体是在政治推动的社会实践中生成的，而不是只凭理念生成。文学若要介入这一过程，就不能回避他们具体、真实的遭遇和处境。农民如何出现动摇？为什么在当地社会中会出现这种动摇？激活他们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打造出新人物所必须正面回应和解决的问题。文学若要真切有效地作用于现实，就需要紧贴政治实践的过程脉络，展开对政治打造地方社会时各种构成脉络的探索，体会和理解其内在活力。

现实，即便是周立波熟悉的现实，要想被现实主义作家作为“现实”本身呈现出来，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现实主义本就不必然要求作家呈现“现实”本身（也可以说现实主义本就没有一个本质性要求，它的性质和任务是被不同历史状况规定的）。周立波理解的现实主义是要在展现现实的基础上提高现实。正是这个要往高处提升的意念，又被革命政治规定了的意念，主导了周立波对现实的理解范围和感觉边界。比如在视觉上，叙述者让工作队萧队长快进村时的视野所望见的，是“黑糊糊的”元茂屯，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在“绿得发黑”的树木之中。这些土黄色的房子虽然是必经之地，但被萧队长视而不见，略下不表，叙述者直接将他的视觉焦点引向一个高大的“黑门楼”：

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和水濠。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象妖怪的眼睛似地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

叙述者不断强化萧队长对黑色、金属铁的视觉感，甚至将黑洞洞的枪眼比作人魔之间的“妖怪的眼睛”，引导身体和精神上的不适。在工作队刚进入村子时就对现实建立起如此强烈的对立结构，没有摸索、收集、辨析、整理的过程。小说随即还写道：

这挂车子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房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22

把“韩家大院”孤立出来（似乎除了韩家大院，元茂屯就没有别人会不安，那韩世才呢？），再以“全屯”“所有的人们”这种全称修辞指代所有群众（似乎这一刻大家便已经无差别地明白了什么），表露着叙述者急切地想建立围绕工作队形成的村庄社会结构。这是叙述者自己理解的结构，并非村庄的社会现实结构。他要快速控制对现实的理解，反而暴露出他控制不了现实。现实没有机会展开，就被收束了。他着急对无序的现实定性，没有展开摸索就急于理解和赋形。快到元茂屯时，萧队长没有心思跟大家一起唱歌、唠嗑，独自“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太早地说到照顾，是不妥当的。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23要在政治上推动一场暴风骤雨预先规定了萧队长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又以特定方向推动和生成了他的感知机制。萧队长的犹疑并没有对他的感知有所牵制和缓阻，他的犹疑是真实的，而他的感知方向和边界也非常清晰、透明。我们不如说，萧队长思想上的“事情该怎么起头”实际上起于叙述者对他感知机制的控制和引导，而叙述者的引导又被周立波的更明确的政治理念规定：反帝反封建，直逼村庄罪恶的核心。

但这并不是必然。即便要在政治上推动一场暴风骤雨，也并不必然会推导出这样的感知机制。这一感知机制的形成，并不必然是政治的结果，还有赖于周立波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塑造出的理解现实的方式和途径。政治并没有穿透周立波；相反，周立波不但并非透明，他在此处有着高度的中介性。在他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之中，提高现实成为他的意识核心。而展现现实，一直只是配合“生动性”的修辞需要。在他对“典型”的内在构成结构的理解中，普遍性的思想是核心，个别性也重要，但主要是承担生动的修辞功能。可对于《讲话》的内在要求来说，对现实复杂性的减损，实际上也是对政治实践丰富性和有效性的损伤。蔡天心的批评重心即是这一点。如果我们对照中共在1940年代的许多实践经验，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解，反而是非政治的。萧队长自己也说“中国社会复杂得很。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住在分散的农村，过去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常常要在你跟他们混熟以后，跟你有了感情，随便唠嗑时，才会相信你，才会透露他们的心事，说出掏心肺腑的话来”24。这些话我们不知道是他自己的经验总结，还是来自对中共实践经验总结报告的阅读。但至少，这样的理解并没有转换成他自己对现实的感知方式和耐心，并将之转换为更为耐心的文学叙述方式，并向农民敞开。

这一转换在周立波这里大致发生在他1954年回到湖南益阳之后。尤其是到1957年写作《山乡巨变》，我们能看到周立波对革命政治的理解层次和逻辑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山乡巨变》上卷第24节，当邓秀梅要求找“恰当”的人去说服顽固不入社的农民入社，组织上安排了上村互助组组长、常青农业社未来社长刘雨生去说服实际上已经被离婚的盛佳秀。周立波不再将政治只理解为政治理念，他的情节和人物设置体现出远超《暴风骤雨》的对社会脉络的理解。比如他要叙述1955年10月农业社高潮，这是紧密锣鼓、气氛紧张的时刻。如何说服坚持不入社的农民，也是政治工作任务的关键。从叙述时代重大问题的角度来说，周立波也可以将那些坚持不入社的农民简单化地理解为各类顽固分子、残余分子等，塑造优秀干部先进人物。可周立波此时反而让这一严肃紧迫的政治工作的展开，滑向儿女私情的温柔乡。他让政治的控制力向生活世界滑落。萧队长那种基于政治意识边界而生成感知意识的方式，在刘雨生这里消失了。刘雨生的感知意识不是被政治控制的，而是没有边界的。比如在一场对话中，这两个婚姻失败者早就暗生情愫，周立波让他们的对话从一本正经的政治偏移到萦回缠绕的爱情：

第二天，吃过夜饭，刘雨生摆脱了别的事情，换了一件素素净净的半新不旧的青布罩褂子，如约按时，到了盛佳秀家里。坐在灶门口，他穿心破胆，细细密密地向她解释、计算和劝说。道理无非是这些：“小农经济受不起风吹雨打”罗，“个体经济没得出路”罗，“合作化的道路是大家富裕，共同上升的大路”罗，等等，他在互助合作训练班里学来的这些，和肚子都翻出来了。盛佳秀手脚不停地收拾碗筷和锅灶，后来又坐下来织毛衣。她的话也无非是这些现成话：怕吃饭谷收不回来；怕田多劳力少，要减少收入；怕股份基金要得太多了。在言语之间，两个人没有靠拢，但他们的心好象是接近得多了。不知为什么，双方都愿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纵令是说过的现话也好。

“请你明朝再来跟我谈谈吧。”刘雨生走时，盛佳秀又说。25

周立波似乎完全放弃了政治所需的明确和决断，将政治工作谈话的尾声让渡给盛佳秀来主导，给政治工作平添心事，却也让政治工作延伸到个人生活的最底处。他此时对于政治的理解远远超过了1947年时对政治边界的感知。《暴风骤雨》里的人物基本上不会从政治滑向生活各处，而是指向特定的方向，与政治形成直接的相互印证：地主—汉奸—恶霸—土匪，贫农—受压迫—被剥削—妻离子散。由于《暴风骤雨》里的政治指向性过强，人物的地方社会生活面貌没有机会被呈现和组织到周立波的叙述之中。当这些更为丰富且是中共政治实际与社会发生作用力的因素不能得到呈现时，周立波既难以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观察点和观察力，也很难让文学形成与政治实践具有对峙力的视野，文学很容易变成对政治的复写，周立波1930年代所强调的，文学之为文学的能量，也很难有机会磨炼、发挥出来。而《山乡巨变》里的周立波面对时代重大问题时，当然还是需要确立政治主题，即快速推动互助组成立合作社。与《暴风骤雨》相比，《山乡巨变》的一个调整是，周立波仍会改写政治实践的实际过程，但他的改写是尽量将政治实践植入地方社会的内在构成和风土人情之中，而不是将小说人物抽离出地方社会脉络，强调其政治化的层面。比如在推动合作化过程中，周立波会让刘雨生的政治工作自然延展到他的个人生活之中。从周立波的文学观察来说，政治工作的成败，就不只是政治政策的得失，还需要考察政治工作深入村庄社会生活的程度。而这样的深入，不只是安顿村民的个人生活，还需要考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安顿、调理。这就需要理解和认识村庄的经济生产、家庭构成、社会风俗、道德伦理等社会层面的特质以及在历史当下中的变化，并基于此来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内在于村庄的肌理去推动其变化。

《山乡巨变》精准的历史当下性恰恰来自这里。政治所希望推动的合作化若要有效推动、打造社会，需要回应周立波通过文学所敏锐探查和捕捉到的社会活力信息。尤其是在1955年7月底之后，中共中央要如此快速完成合作化，对地方社会的压力非常大。周立波不只是直接叙述中共政治的合理性和时代性，而是大量篇幅和叙述枝蔓都将政治逻辑推延到政治所搅动的社会生活之中。正是在对社会的展开中，《山乡巨变》逐渐变得丰盈摇曳。与此相应，历史主体的成长，也不只是对于政治理念的信奉、执行和牺牲，还要成长为一个既具有政治眼光，又内在于地方社会的干部或青年。这样的叙述方式的地方性、社会性和丰富性，本身也让周立波自己向着地方社会多方面地敞开，并逐渐确立多个对政治实践有效路径的校正点，他自己也由此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一个具有潜在转换可能的、对政治有着多重撬动支点的行动主体。

周立波在小说中所展开的观察和呈现，若对应于实践，则政治若想充分发展自己，有效地将合作化落实于农村社会，也必须面对社会现实中的这些内在层次和因素；同时，农民的社会生活层面若在政治实践中被如此顾及和铺展，农民既可能获得立足于自身社会根基的历史主体性，自其内部生发出与这种政治理解和政治实践相配合的愿望，又可能避免被政治的观念理解直接穿透。与之相应，通过小说对于政治实践所指向的社会史层面的多方位开掘，作家可以磨炼、养成及获得观察政治现实变化的纵深维度，也可反复观察社会现实形态在政治实践中的变化，借此发展出具有结构性的敏感度。并不是说《山乡巨变》已经将这一工作发展至极致，但《山乡巨变》的展开方式，的确已经与《暴风骤雨》的展开方式差异颇大了。

八、结语：“搅动”—“调治”社会

本文对《暴风骤雨》观念前提、展开路径的描述，实际上是想重返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以探究1940年代政治—文学交锋时内在的碰撞、扦插与再生机制。从表面上看，《暴风骤雨》呈现的是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形态却是经由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学、现实等诸多因素在实践中的肉搏战之后所得。若要辨析《讲话》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态变化，就需要追踪其形态背后的历史生成机制。《讲话》并非直接生成了《讲话》后的文学形态。恰恰是在中共政治搅动社会的新局面中，革命作家们携带各自观念意识、感觉机制与政治在不同层面（理念、政策、实践经验等）的碰撞、磨合，才摸索出了革命文学的千姿百态。在这种碰撞、磨合中，革命文学配合政治实践搅动社会，又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应对社会问题的方式。周立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的变化之一，或者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的变化之一，则是从“搅动”社会到“调治”社会。正是周立波在这些因素的纠缠角力所形成的结构关系中判断取舍，存乎一心，才最终确定了《暴风骤雨》的特殊面貌；也正是在配合革命实践逐步摸索、面对、处理社会的过程中，周立波以自己的方式最终在《山乡巨变》中（更准确地说是从1955年的《盖满爹》开始）呈现了“调治”社会的方式。这一探索变化的关键，既与周立波观念意识中对诸多思想资源的重新编排组合有关，又与实践中对打造现实形态的事态的掂量、拿捏有关。

周立波在《讲话》后接过中共政治要求文学提出时代重大问题的叙述主题。他的接受中，内联着他193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以及他一直娴熟的感知方式、对现实再赋形的方式；他所揭示的政治主题，又层叠着中共自1930年代以来的实践经验积累和变化，以及1946年东北土改时遭遇的曲折。且周立波并非在上海亭子间完成创作，他自身还参与了土改初期对东北农村的改造，并将时代重大问题落于东北农村中展开。进一步来说，《讲话》对1930年代确立起来的周立波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提出挑战，也提供契机。《讲话》的政治原则将周立波的文学观念从相对静态的观察、从容的书写状态拉入动态的、瞬息万变的决断之中。但最终形成《暴风骤雨》的叙述主题、情节走向、人物言行，却又有着周立波自己的裁决。周立波不自觉地要面对着几方面的牵制力，不仅有中共政治在实践中反复探索中国社会所积累出的丰富经验，还有中共政治尚未完全掌握的东北社会具体状况以及他自身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机制，等等。周立波从什么角度，在何时出手、切入，背后都隐含着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力。强调这一点，恰恰是想强调不可化约的周立波的中介性。如前文讨论《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即是试图对这些塑造周立波的历史因素展开辨析。而《暴风骤雨》的展开路径则是想要讨论周立波在这些历史牵制力中的判断和裁决。

从这一点来说，《暴风骤雨》所呈现的，不能直接认为是此时政治的问题，也不能直接认为是此时社会的真实状况，而是周立波自身的文学观念（当然又跟此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相关）所引发的特定形态。一定程度上来说，唐小兵的解释是对的，《暴风骤雨》中的文学相当程度上被政治结论规定，并复写了政治。但唐小兵过于直接地认定，小说中农民的语言被政治压抑，无法构成小说的结构性逻辑；唐小兵又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形态直接对应于革命实际状态。我们如果强调周立波自身的转译和中介性，就可以看到，是周立波此时特定的文学感知机制所选择的特定的农民语言无法参与小说的结构性逻辑。但是，周立波的这种文学机制并不是《讲话》政治规定的唯一方式。更准确地说，是周立波自己此时的特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塑造和规定了《暴风骤雨》的特定形态。

《暴风骤雨》并不是只有唐小兵谈到的人物、语言等过于被政治规定的情况，《暴风骤雨》中还有另一种形态。这种形态似乎相反，恰恰体现了周立波以自己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述方式在对政治化瘀，这即是他在1930年代就强调的生动性。比如小说中村民之间的生动对话，这是周立波着力之处；不过这些生动对话很多时候又是被高度分配好了的，承担特定的功能。白玉山和他媳妇之间的有些对话就是如此，承担周立波所期待的小说中的群众语言、生动性等。这样被选择了的群众语言，是否能进入小说叙事语法，就是一个需要细致辨析的问题。从周立波自身的文学观念来说，原本也没设想让这些细节部分进入小说叙事语法。如白玉山跟他媳妇的这一段对话：

“跟你算是倒霉一辈子。”

“跟别人你也不能富，你命里招穷。”

“你是个懒鬼，怨不得你穷一辈子。”

“你勤快，该发家了？你的小鸡子呢？不是瘟死了？你的壳囊呢？”26

这段话在情节中的位置，我们完全可以找其他对话来替换。这段话并不必然属于白玉山和他媳妇；白玉山和他媳妇之间的真正关系属性，不会在这段话中被呈现。也可以说这段话的振动是自为的。但情况也可能是，越是生动，词语自身的振动性就越强，它要求呈现自身此刻的魅力，而延迟对意义的展示。只有当词语的振动同时牵连着对现实意义的呈现时，这种生动才可能与现实意义达成一致，获得同一频率。而这时对词语生动性的追求，就可与现实深度的抵达同步。

周立波虽然特别讨论到方言问题，但他没有对语言赋予这么高的重任。他来说，文学即便可以自己寻求现实深度，且通过词语自身振动性的方式来寻求现实深度。可词语自身振动性如何就能抵达现实深度，它所抵达的深度又如何应中国社会在1940年代所遭遇的历史变化中的现实状况，这本身可能都是难以想象的。周立波没有从这个方向展开文学尝试，此处存而不论。这里要讨论的是另一种状况，即当文学自身没有发展出这样的途径，依凭于其他方式——如哲学、政治、宗教等——获得现实深度的认知之后，文学还能敏感捕捉现实深度的生动性，寻找到恰当词语，这个时候的词语的生动性，就是独属于文学的意义生动性。它与哲学、政治、宗教等共享现实深度，却又独具慧眼，呈现这一深度的重要层面。这就是与其他层面的深度现实具有同样重要性，且能与众多认知途径所呈现的现实面向相对峙的点。这是哲学思想等所难以抵达又同样核心的现实世界。这时的文学生动性所对应的现实意义就能与思想所发现的现实意义形成对峙。不过，这就要求在寻求词语生动性之前，需要对现实意义有一个事先的认知。这也是文学依赖思想或哲学或政治的地方。在这方面，在同一创作原则下，《山乡巨变》中的周立波发展出了比《暴风骤雨》更为丰富的形态和能量。而这一朝向丰富性的变化，则主要是通过顺承政治逻辑，又独自对社会生活展开开掘而来的。换句话说，是顺承政治对社会的“搅动”，又开掘出对社会的“调治”。我们也可以说，《讲话》后的文学“社会”视野即生成于此。

这里的“搅动”社会，是指政治在面对历史困境时，在历史紧迫性和压力下，基于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现实感和政治感，凝聚起多方面力量，发动、催动社会变化。《暴风骤雨》大致可以放在这样的历史势能中来理解。而“调治”社会是指当政治凝聚多方面力量搅动社会之后，面临一个如何处理—运转社会的问题。本文借用“调治”一词，想描述革命文学如《山乡巨变》（实际上也是1950年代初中期政治实践经验中存在的）中面对被搅动起来的社会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仍依托于政，但方式却有所改变的状态。它是用“文火”来调治、打磨、调动社会各因素，使之得以发抒。比如《山乡巨变》中处理和构想刘雨生和盛佳秀关系时的耐心、铺陈、迂回、试探，都是《暴风骤雨》中所缺乏的。我们时常会将革命笼统地理解为暴风骤雨式的社会运动，也常会见到为了区别于过度强调革命中的政治因素，而突出和彰显革命中的“情感”问题。“调治”社会是想凸显革命实践经验和革命文学经验中的某种特别状态和方式，并将之与革命史和革命文学研究中的诸多论述区分、剥离出来。“调治”社会并未脱离政治，而是想强调在特定的政治实践逻辑之下，面对一个被这种逻辑所搅动、呈现出来的社会，革命者或作家以更加审慎的方式来理解、把握和打造社会。“调治”意味着需要精心、耐心理解社会，调治也意味着如果要让中国社会运转更加良好，不仅需要考虑在政治的搅动中，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因素如何搭配，还需要观察、理解和考虑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尚未被政治充分看见的、潜在的活力因素。

本文在试图深入周立波的创作观念变化和写作实践变化的过程中，慢慢聚集、浮现诸多问题，比如，周立波为什么会这样设置《暴风骤雨》中的情节、人物和主题；而到《山乡巨变》时他的创作状态变化巨大，怎样发生的；《讲话》到底对周立波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周立波如何应对和调整；《讲话》逻辑中的政治内涵与周立波文学观念、感知方式之间，到底如何在小说构思和叙述时发生碰撞和磨合；这当中只有政治和文学吗；还有哪些因素被带入和被搅动；“社会”如何被引入；它到底指涉的是什么；在什么结构关系中生成的；它是无所不包的吗；文学在政治—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在哪里；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为什么反而需要更加强调艺术的精准性；等等。而要讨论这些问题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出现，实际上还需要讨论中国左翼文学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特殊性。正是在诸多特定因素的共同构造中，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才开展了如此特别的形态。如何理解这些特定的文学形态在历史中的意义？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些遗产是否还有剥离、转换为理解和构想当下文学的新可能？这些问题则非本文能回答，只能期待学界同仁共同讨论。

注释：

1 2 3 4 7 10 《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77、12、 280、7～8页。

5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后来再次修改过的，但在1942年《讲话》后，周立波的思想认知位 置的变化已经完成。

6 周立波：《牛》，《周立波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

8 9 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李华盛、胡光凡编 《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87、287页。

11 20 《〈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292页。

12 韩进：《我读了〈暴风骤雨〉》，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01页。

13 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 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4 丁玲唤起农民的感知方式和表述路径请参见潘炜旻《正向渗透：新感知结构的再 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乡村图景的考察》，未刊稿。

15 这一表述是想强调，政治并不能认知现实的全部或整体，也不是唯一方式。但某社会 在历史中的行动进展，政治又往往起着主导作用。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谈到 相关问题，我们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理解。戈德曼认为，现代哲学往往把个人 当作绝对主体，他人和世界是他思考和行动的客体。但从行动或实践来说，几乎任何 人的任何行动都不是以孤立的个人为主体的。行动的主体往往是一个群体。在人与人之间，除了主客、“你我”关系之外，还有一种以“我们”作为主体的共同行动。现 代社会里，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许多这种共同行动，这些行动会对个人的全部意识和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样共同行动的群体有很多，可以是经济或职业组合、家庭、知 识界或宗教团体、民族等。特别是还有些对于精神和艺术生活与创作最为重要的群 体，即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各个社会阶级。并不是所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 都构成社会阶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以全面变革社会结构为目标（对“反动”阶级来 说，就是要全面维护现有的结构）；这种经济利益还必须通过对现代人的优点、缺点 的全面评价，通过一种理想，关于未来的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应当具有的关系的 理想，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这样表现出来。世界观正是使一个群体（往往是一个社会阶 级）的成员聚合起来并使他们与其他诸群体相对抗的全部愿望、感情和思想。个人虽 然很少真正全面地意识到他的愿望、感情、行为的意义和方向，但他终归有一种相对 的意识。人与人的觉悟程度各不相同，只有某些突出的个人或处在某种特别适当形势 下（如战争形势下的民族意识、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意识等）的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才 能达到最高度的觉悟。由此而产生的突出的个人比群体的其他成员能更好地、更确切 地表达集体意识的情况，由特殊的个人达到或至少接近于达到全面的协调，这种情况 是少见的。能够在概念或想象力方面表现这种协调的是哲学家或作家，因为他们的作 品更接近世界观的概括的协调，他们所表现的是社会群体的最大可能限度的意识，因 此也就更为重要。［法］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19～23页。

16 22 23 24 26 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 1、13、11～12、27、97～98页。

17 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18 ［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周立波译，《周立波选集》第七卷，湖南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9 转引自王逸群《肖洛霍夫研究的新成果———俄罗斯〈维约申斯克学报〉第九期评 述》，《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5期。

21 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创作经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周立波专集》，华 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9年版，第95页。

25 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