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作家王蒙与批评家王干“先后进行了十次对话”，“涉及的内容较为斑杂，两人的想法也不尽一致”。在其中一次对谈中，王蒙特意强调了写作《活动变人形》初稿的具体时间：“我开始写的时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汉写的，1985年完成的，当时还没有寻根、文化热。”这显然是为了表明《活动变人形》在创作层面与1980年代中后期喧闹的文化思潮保持着某种可见的距离。不过，就单部(篇)文学作品发表出版与相应时期阶段文学思潮脉络之间的关系切入，《活动变人形》却又是一部“恰逢其时”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品本身对父辈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精神结构有着意味深长的追踪，以及《活动变人形》问世前后愈演愈烈、让人多少有些晕眩的“文化热”、“寻根热”，实际上很容易促使当时众多批评者依循“惯用”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评价机制对《活动变人形》作出自认为妥帖的论述。但假如重新看待王蒙在与王干对谈时特意提及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之于“寻根热”、“文化热”的距离感，就应该意识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多有关《活动变人形》的文章或观点一定程度上只是凭着“自以为如此”的主观意愿将小说与相应时期显著的思潮态势进行“匹配”“铆合”，而没有触及到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时的某些更为隐晦、同时也更为复杂的意图。相关评论者的阐发只不过是在试图确认《活动变人形》与某个具体时期阶段的关联性，或是以“旧中国与新中国”这组切分对象作为“小说叙述的动力”，却没有充分理解《活动变人形》所涉及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复性、延续性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

在初步梳理了作者、批评者有关《活动变人形》的立场态度后，单就小说人物倪藻(包括叙述主体)的抽离性问题而言，作者与部分批评者其实存在着分歧。如许子东在进入新世纪后重读《活动变人形》时就有过这样的判断：“通观整部长篇小说，谁都有错，谁都可怜，谁都不幸，谁都是悲剧人物——除了倪藻(及叙述主体)之外。”但与之相对，王蒙本人则将倪藻(也包括小说的叙述主体)纳入到批判对象范畴当中：“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人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忌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碾压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许子东与王蒙所抛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映照出王蒙在写作《活动变人形》过程中异常纠葛的心理动态。

《活动变人形》起篇于语言学副教授倪藻在1980年代出国访问期间，前往H市拜访父亲倪吾诚的旧友史福冈教授。但作为寻访者的倪藻本人其实对于这趟拜访之旅的目的也不甚明了，甚至还自我埋怨“史福冈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但倪藻与故人赵微土，包括史福冈太太的相遇，则推动了倪藻童年记忆的展开，继而《活动变人形》以童年倪藻的视角与口吻返照其父倪吾诚在1940年代的惶惑彷徨。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倪藻的“声音”在这一过程间几乎是“缺席”的，相反，他似乎扮演着一名“沉默的观众”。即使当他在小说的“续集”再次登场，中年倪藻依旧保持着让人难以揣明其意的冷淡与缄默。如果借用若干叙事学理论将中年倪藻视作王蒙在文本内的“化身”，那么这一“化身”的存在方式又是让读者感到困惑的——因为中年倪藻似乎一直游离在对应父亲的记忆之外。以至于不免让读者怀疑：其究竟是不愿面对年轻的父亲，还是不愿面对那个与父亲血脉相连的自己？

而如果要讨论《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及其知识分子身份，或许首先有必要对这个人物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进行剖析。一定程度而言，探究倪吾诚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也是从个案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国内一类知识分子对象的精神溯源、言行特质、实践局限。依照小说《活动变人形》提供的时间线索，倪吾诚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前三个月”的“宣统三年”，其或应作为许纪霖所言的20世纪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五四”一代进行考察。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许纪霖认为：“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这也同倪吾诚的成长环境与个人经历大致吻合。不过，倪吾诚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的留学培养与专业训练，并不意味着相应的“现代性方案”实践能够彻底消抹掉始于前现代社会内部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讨论倪吾诚的留学背景与知识结构，其实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参照系，从而说明宗法家族结构关系与儒家意识形态对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异常坚固的“环结”。作为遗腹子的倪吾诚年少时因舅舅的挑唆与母亲、表弟的引诱而染上恶习，“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判定这位表哥的教授与母亲的教授(吸鸦片)具有同样的性质，出自同一个设计与谋划，是精心安排好了的笼罩在他身上的网的两个环结”。青年时代的倪吾诚看似在竭力摆脱“身上的网的两个环结”，却又为达成住县城上学的意愿而被迫接受母亲替其说亲的举动。从这一视角来讲，“环结”指向于一种承袭家族规范秩序的不容置喙的日常仪式与程序。倪吾诚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较为普遍地体现了自晚清以来诸多知识分子进退维谷的生存悖论：特殊的社会氛围、时代任务原本使得他们有理由也有机会击碎“环结”的桎梏，但他们最终得以“开眼看世界”的先决条件却是妥协于一种与“环结”相依存的矛盾命运。

由此也延伸出一系列更具有探讨价值的话题：海外留学经历与相应知识结构体系的调整，究竟对于晚清以来(比如倪吾诚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留洋”经历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晚清以来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以及，相应过程是否真正促成了指向知识分子“自我”与“民众”的双重精神启蒙？自187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高层就开始有意识地选拔、派遣幼童与青年前往美、英、法、日等国学习文化观念与科学知识。以邻邦日本为例，据统计，仅1900年至1911年间，就约有两万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前往日本各类教育机构求学。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别求新声于异邦”等主张立场，也是自鸦片战争战败以来，部分具有开阔视野、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民众启蒙、社会改造而秉持的思路逻辑。“西学东渐”传播行为的逻辑起点源自“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考量，然而一些亲历者回顾往事时，却也对以“救国”、“启蒙”为出发点的留学经历产生怀疑。蒋廷黻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的救国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偶尔想一想，我的救国观念未免太简单了，有时我认为：我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实在是一种自我陶醉，这是不健全的。”不过像蒋廷黻这样能对自身实际状况与社会发展前景有着清醒认识的知识分子仅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晚清以来更多留学海外的学子而言，留学所习得的那些仅限皮毛的知识理念只会让他们更加轻易地沉浸于自我陶醉之中。如果将“域外”理解为特定的情境，张灏就指出：“只有当个人周围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被感知时，情境所提供的东西才会对他或她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但以倪吾诚为例，则可以看到他对于“域外”的感知显然是不充分的。更多情况下，倪吾诚不过是将学到的语言、观念、知识、技术转换为自己与他人在觥筹交错间夸夸其谈的“资本”，但同时他又对这些进行炫耀的“资本”一知半解，从而形成了认知层面充满矛盾的知识崇拜：“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说话，机敏，犀利，开阔，散漫，飘忽不定，如风如雨，如雾如烟，自己也觉得难于把握。”即使倪吾诚频频赞颂西方文明的崇高与先进，并将之确立为教育子女的主要依据，但他对于顶礼膜拜的西方文明及相应生活方式却又停留在热情与无知并存的程度。“倪吾诚们”只是将具有猎奇意味的心理诉求投射在技术主义与工具理性的表征层面，而未曾思考相关国家民族文明的演变进程，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异同结构、联系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与《活动变人形》出版年份相近的1988年，杨绛出版了以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知识分子为描述对象的长篇小说《洗澡》。与倪吾诚相似的是，《洗澡》中的知识分子人物也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居住的背景经历(这也涉及到《洗澡》与钱钟书1947年出版的《围城》之间的承接关系)。不过看似光鲜的教育学历、社会身份并没有掩盖“河马夫人”施妮娜、余楠这些知识分子在学识方面的浅薄与人格方面的卑琐。将施妮娜、余楠，与倪吾诚等人放置在同一代(类)知识分子谱系下进行考察，能够意识到无论是王蒙，抑或杨绛，他们对于相关知识分子人物的言行描摹，绝非仅仅是针对个别人物形象的戏谑反讽，而是试图表明晚清以来通过留学途径塑造知识分子的设计途径、设计意图的局限性。

从对应知识分子塑造的设计途径、设计意图角度出发，在部分程度上也就解释了当海外汉学家史福岗引述巴甫洛夫实验自家猎犬的轶闻时，倪吾诚为何会说出“我就是这样的一只狗”。而晚年的倪吾诚在听到同住“五七干校”的女同志边回忆延安生活边感慨“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后，其本人则在飘渺的自我追问中得出了颇感无奈的“人生总结”：“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吃不着肉”且最终“疯了”的“狗”与“还没有开始”的“黄金时代”，这两种隐喻修辞看似在讨论两类个体境遇与两条转向轨迹，但两种隐喻之间又包含相互承接的的逻辑关系，而其最终昭示的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结局：抛开种种时代背景与客观因素，倪吾诚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理想目标因其自身在知识储备、心理结构、信仰观念、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内在缺陷，于任何一个时代都很难能得到彰显。

从《活动变人形》至《洗澡》，可以看到一道“历史的阴影”投射进倪吾诚这一批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日常世界。“历史的阴影”，大致可理解为一种对应特定身份对象、且在历史进程演变中具有延续性、循环性、普遍性等的困境结构。除了理想目标的无从谈起，“历史的阴影”也将“倪吾诚们”限定在某种求而不得的生存状态中，以至于这些受到现实“环结”制约，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最终都难以说明为何而求——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安身立命”云云。相反，他们只能以不断重复的失望、嗟叹、抱怨代替向内转的自我反省、自我审视，而他们一度高蹈的理想主义、鲜明的主体意识趋于消弭在琐碎的世俗世界。

二

考察“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传统/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态度，是分析《活动变人形》中知识分子言行表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取径方式。王富仁先生在发表于《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一文中，曾有过耐人寻味的表述：“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学说的创造者，往往表现着对社会的内在恐惧而力图以自己的学说改造社会、从而拯救社会中的人、拯救自己，儒、墨、道、法无一不表现着对一个无秩序的世界的恐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则更多地来源于对自我的恐惧。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学说和现代科学开拓了他们内在的视野，他们的深层心理甚至表层意识中包含着许多与现实需要不相容的东西，他们不敢承认它们，不愿承认它们，极力找出一些别的理由来否定他们……”而陈奎德则将这种隐含悖论的现象指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理层面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认同，理应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自尊心：另一方面，以百年来历史和现实几反几复的严酷事实表明，为民族的生存、强大和发展，逻辑的结论又必须彻底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这种自尊心和危机感的‘二律背反’，这种感情与理智的双重取向，导致了知识精英中的如下结果：作为个体，造成了某种心理上的人格分裂以及某种‘文化回归现象’；作为群体，造成了几次文化讨论中的情感激动的大论战。但是，核心的问题依然故我。”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结构层面的“二律背反”，也是进一步探究倪吾诚之于“环结”的重要立足点。需要注意到，在倪吾诚生活的时代背景中，传统/现代性这组关系更多情况下是依附于东方/西方的结构对抗中展开的。谈到令倪吾诚惶惶终日的“环结”，一方面如前所述，可以将之理解为知识分子在特定情境下所处的生存困局；另一方面，如果把个案性质的“环结”投置在传统/现代性(或者说是东方/西方)这样更为宏观的框架结构进行论述，则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理解倪吾诚等人身上挥之不去的“环结”，也是在直面那道覆盖20世纪以来众多知识分子的“历史的阴影”。

倪吾诚与其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游移状态，构成了上述相关阐述的“注脚”。《活动变人形》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内容介绍”将倪吾诚与妻子(包括妻子家人)的嫌隙定位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内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两种文化形态的殊死斗争”。诸如此类的表述自然有其为迎合时代诉求而产生的必然性与局限性，不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内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两种文化形态的殊死斗争”这样的表述也间接生发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内部”，倪吾诚的存在，对于他自己而言、对这个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而言，究竟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文化形态？

尽管倪吾诚对于家庭成员及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习惯有着极其强烈的排斥心理与抵触心理，屡屡斥责这个家庭“积淀着几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但他并没有如同20世纪30、40年代诸多相类似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那样，旋即成为家庭的“反叛者”、“革命者”、“复仇者”，恰恰相反，倪吾诚对于这个似乎糟糕透顶的家庭又透露出难以言明的归属感。小说多次描写到倪吾诚欲离家而终归返的言行分离，而倪吾诚与家庭之间的“拉扯”也体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法确认自我身份话语、定位属性之后的本能反应。这首先源于倪吾诚在公共社交场合中的失意。可以看到，倪吾诚于留学海外期间接受的现代知识与文明观念，在现实环境里往往暴露出某种难以调和的隔膜感。但这并不全是东方/西方之间冲突碰撞之后的结果，而是倪吾诚本人一方面将域外留学期间接受的知识、理念作为夸夸其谈的资本，另一方面他对于以“西方”为表征的域外现代文明又有着自我未必察觉到的抗拒心理。因此，倪吾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更大程度上是其自身文化心理结构与知识体系脉络相互抵牾的结果。这也是陈奎德在谈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理层面的“二律背反”悖论及相应论争时，为何会提出“核心的问题依然故我”。倪吾诚加以指认的“环结”联系自渎、吸食鸦片等晚清以来在传统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的陋习表现，但他在对于自我早年行为耿耿于怀的同时，却没有更为完整地察觉到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的、呼应传统社会秩序与儒家知行规训的“超稳定结构”。而这种“超稳定结构”又间接催生出另一种观念层面的“倪吾诚”。倪吾诚自我哀叹的“怀才不遇”，其实质正是两种观念引导下的“倪吾诚”之间不可避免而又难以调和的冲突。事实上，自晚清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的热潮始，相当一部分同倪吾诚有着相似教育背景、观念体系的知识分子同样难以协调自身内部“超稳定结构”与新生知识观念的复杂关系。即使他们在思想观念、知识体系上自觉接受了现代文明理念的洗礼，但其自身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特质的士大夫观念导致这一批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必然要面对边缘化的现实处境。因为他们无法将两种观念导向下的“自我”融合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协调性的“新我”，也就自然而然难以形成清晰准确的认知定位及行为准则。对于倪吾诚来说，他更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在于其身处边缘位置而不自知，故而当他道出：“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甚至都不具备能力说明究竟怎样的时代才是“我的黄金时代”。

《活动变人形》关于倪吾诚最终出走的叙述是颇值得思考的一处细节。假如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同巴金的《家》就局部细节进行比照，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叙事背景下，倪吾诚的出走明显迥异于《家》中高觉慧的离家。有论者指出“家”在巴金一系列小说中是“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这恰恰也是《活动变人形》1987年版本“内容介绍”中试图强调的结构对立项)，而“被‘家’豢养的不可能是独立的人，而是一批奴隶——至少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自由”。有鉴于此，高觉慧的离家行为无疑体现出激烈的告别色彩与决裂意识，他离开的不仅是作为空间存在的“家”，更是由“家”延伸开去的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秩序结构与伦理规训。而倪吾诚的“家”尽管也死气沉沉，但倪吾诚却在其中获得了微妙的归属感与存在感。因为在这个被指认为是“封建主义”文化形态的空间场域内，倪吾诚的伦理身份是得到确认的：他是一名丈夫，他是一名父亲。而倪吾诚随后的自戕以及自我放逐，则是由于他本以为清晰的家庭身份逐渐显出模糊、歧义的面貌——他似乎正在失去作为一名丈夫、作为一名父亲的权力与能力，这也导致倪吾诚对于更深层次的“自我”产生怀疑。继而，倪吾诚从社会空间的“零余者”又转变为家庭内部的“零余者”。由此看来，倪吾诚的出走联系着内外部空间环境双重挤压下的身份恐惧与话语丧失。倪吾诚最终如其所愿的离家行为实际上是又一次可以预料到的自我放逐。空间与空间的游移，无法真正解决根植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内部的“环结”，包括相伴“环结”而来的身份疑云与归属困境。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倪吾诚也只能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蜂子或蝇子”。

三

《活动变人形》是否仅仅是一部审视父辈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对于这一疑问的思考，还是需要回到最初王蒙与许子东有关倪藻(包括叙述主体)抽离性问题的分歧上。而探究两人产生分歧的起因与过程，也是从一个侧面探究《活动变人形》的批判向度、批判效用。如果依照许子东的论见，将倪藻(包括叙述主体)抛掷于相应的批判对象之外，《活动变人形》则从时空层面而言呈现为“静态”的文本。这也意味着作者对于倪吾诚等20世纪初期国内知识分子人物的书写，将被定位在某段固定的历史维度中加以分析判断。相应的推断也只能徘徊于某个具体时间阶段从而形成狭隘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难以达成具有连续性、延展性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这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寻根热”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王蒙为何在《关于〈活动变人形〉》这篇文章里要强调“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我家和我自己”。而更具意味的是王蒙随即谈到的“起诉”与“赦免”。假如“起诉”众人是作者反思20世纪历史进程中国内知识分子精神意绪、知行表现的逻辑前提，那么“赦免”则联系着王蒙更为耐人寻味的情感态度。

《活动变人形》的“续集”部分，有一处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细节。1985年夏天，即将步入老年的倪藻与“笔者”在海滨疗养地重逢，两人相约一起去游泳：

开始时，我在前，他在后，为了与他一道游，我时时要放慢速度等他。游了四十分钟以后我感到体力不支，建议往回游。他却说，真对不起，我今天非要往远里游游不可，也许是最后一次游这么远了吧？我觉得他有点不够意思，又不能把他硬拽回去。我陪他又游了十分钟，终于挺不住了，便抛开他独自往回游。身旁一个人没有，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浪花，无际的水，刷刷的划水的声音，咕咕的吐气的气泡的声音，天与海都是灰色的，晃眼的，令人晕眩的。我突然害起怕来，回转过身来找他，只见他愈游愈快，愈游愈远，正向大海的纵深处，可能是太平洋的纵深处游去。

当倪藻最终归返，他在面对“笔者”关于“为什么要游这么远呢”的困惑时，答之以“我是想，越远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在倪藻的游泳行为以及其与“笔者”的互动中，“方向”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加以搁置。而将个体的游泳行为与无边的大海场域转换为20世纪各个具体阶段内知识分子的历史实践与价值选择，倪藻的游泳行为恰恰放弃了晚清以来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亦或现代知识分子所论争的关乎国/族前景、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性等命题中的“方向”问题。在倪藻看来，游得“越远越好”的重要性远甚过“怎么游”(即“方向”)。但从中也可以意识到倪藻对于“怎么游”问题的悬置，其根源在于倪藻本人在涉及“方向”讨论时的迷惘，这同倪藻父亲倪吾诚精神结构里暴露出的传统/现代性冲突是一组颇值得言说的症候对象。

倪藻在1985年夏天的那次“漫无边际”的“游泳”，也映照出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承袭自“五四”以来的某种充满偏颇性的狂热气息。即使王蒙再三强调其小说《活动变人形》与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的距离，不过返照《活动变人形》发表前后国内文化思想界的动态趋势，显然有必要配合相应现象才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王蒙为何要特意表明《活动变人形》与“文化热”的距离。有关“距离”的指涉，其一表现在小说创作起始时间与文化思潮发生时间的不一致；其二则需要考虑到王蒙在“文化热”中的立场态度。在“文化热”期间发表的演讲稿《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中，王蒙将讨论点前伸至“五四”时期，他在提及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科学”两个口号时指出“两个口号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这个历史任务，今天我们仍在继续完成”。应该看到，无论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的“声音”多么“喧闹”，但他们争论的核心依旧呈现出“五四”期间“民主”、“科学”等一系列“关键词”的循环重复。再联系到倪藻对于“游泳”行为的微妙心理，这也寄寓了王蒙对于19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观感——异常坚定的“前进”驱动意识与暧昧模糊的传统/现代性取向。而异常坚定的“前进”驱动意识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及其实用理性准则。但以倪吾诚为例，20世纪身处重大转型期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何谓‘进化’”依旧停留在肤浅的表征程度，他们迷恋同“进化”相关联的一切词汇，却又无法确认“进化”的所指与能指。从倪吾诚到倪藻，20世纪知识分子的理念轨迹、话语向度则在社会进化论观念的引导下时时陷入困顿的状态。

饶有意味的是，人到中年的倪吾诚在失魂落魄之际，曾一度将自我尚且难以彰显的“宏图大志”投注在幼子倪藻身上：“我们这一代是不行了。希望在下一代。”“新青年”、“下一代”之类的修辞表述，似乎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遇广义层面的“中年危机”时，设置出的多少带有臆想成分、同时也忽视个体差异的代际愿景。陈思和先生认为20世纪前十年中反复出现的“少年中国”口号背后联系着“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国族的政治想象”“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政治运动”，因此“国族想象(现代性)—少年情怀—革命运动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时代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脉络谱系与青年想象形成共振结构的逻辑起点。与此同时，相关现象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在代际层面的悖论关系：当青年知识分子试图凸显“自我”的代际特质与代际属性时，他们更为本质的用意是“否定‘年长者支配’的社会模式，而指向着‘年轻人优势’的社会权力模式”，而年长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维护自身所具有的身份秩序感、话语权威性，但当他们陷入沉闷、枯燥的压抑性情境时，他们又习惯于在一种飘渺的“青年想象”中，放弃“自我重建”这一角色责任，将涉及的具体问题交由“想象中的青年”(尽管“想象中的青年”更近同于被夸饰的形象符号)。但从“被寄托的一代”在“游泳”这一行为实践上关乎“方向”问题的具体表现，其最终昭示的是父辈一代知识分子指向“想象中的青年”的目标意愿的湮灭，而“倪吾诚们”却在无形间成为遮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的阴影”。倪藻对于“越远越好”的执念与对于“方向”的无从谈起，也多少表明了一个“迟到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遭遇社会转型过程中内心的所执与所惑，以及对于身处时代的思潮趋势的自觉规避。故而也就有了王蒙在对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所有人物(包括自我)“起诉”之后令人诧异的“赦免”，且要“为他们大哭一场”。但王蒙在精神层面的最终“赦免”，也牵扯出更多指向1980年代知识分子内心动态的关联性问题。这也源因“赦免”并非基于确定性的批判与否定，而是联系着那些围绕自身精神状况、现实处境、价值取向展开的迟疑与困惑，以及“仍在继续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