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阿金》与鲁迅晚期思想的限度

引言

鲁迅笔下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发女子（持守传统道德的旧女性），其结局是成为家庭和宗族势力的牺牲品，或辛苦地度日，或被吞吃；另一类是剪发女子（也就是受了启蒙，懂得平等自由的新女性），其结局是走投无路，即使嫁人，也不免“苦痛一生世”[1]。从子君、祥林嫂、单四嫂子到爱姑，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数都可以归入这两类。鲁迅的态度，大体上对旧女子是怒其不争，对新女性是哀其不幸。然而，后期的阿金却恰恰是无法归入这两类的、相当特殊的一个女性人物。鲁迅对之既无“不幸”之可哀，亦无“不争”之可怒，在一篇短短的《阿金》中，他反复申说：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2]

让鲁迅如此纠结不已的阿金，究竟何许人也？她不过是鲁迅邻居家的一个女佣。鲁迅一生，多得女佣之助，[3]而他也没有忘本，笔下屡屡写到女佣，从吴妈、祥林嫂、阿长直到阿金，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在生活及写作中，鲁迅都接触、表现了不少知识女性，但要论观察之深刻、叙写之隽永，未必及得上女佣群体。而阿金在这些女佣中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鲁迅格外明白、确凿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便是“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于是乎，解读者便纷纷围绕“讨厌”做文章，或曰阿金“是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像”[4]，或曰“这个昏聩、颟顸、自私的上海娘姨、外国人的女仆，恰恰是一个反面典型”[5]，或曰“她的风格已完全小市民化、庸俗化了，甚至沾上了一些城市流氓无产者的气息”[6]，以证明阿金确实讨厌。然而，鲁迅表达之婉而多讽、隐晦曲折是有名的，若是直截照字面理解，难免要落入老先生挖好的坑里。[7]细读文本，不难发现鲁迅所谓“讨厌”，乃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其实隐含着更复杂的情绪与况味。《阿金》篇幅极短，其实就写了三件事：阿金的恋爱、街头的争吵以及鲁迅对阿金的观察，以下便围绕这三件事来分析鲁迅对阿金的态度究竟如何，以及阿金所折射出的鲁迅晚期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恋爱的喜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8]（子君）

“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9]（阿金）

同样是恋爱，子君的宣言当然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相形之下，阿金的“轧姘头”就显得粗鄙无文。但下层劳动妇女缺少文化，表述自然庸俗一些。既然是轧姘头，那么阿金大约是已婚。[10]已婚女性而轧姘头，而且“好像颇有几个姘头”，显然很不道德，不少批评家也据此认为阿金恬不知耻、作风败坏。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倘若阿金在乡下也是祥林嫂或爱姑式的婚姻，那么她跑到上海来寻找自己的爱情，是不是也有部分的合理性呢？她的看起来不知廉耻的主张，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反对旧式包办婚姻的女性自觉呢？只不过这种女性自觉意识，是用鄙俗的市井语言表达出来的，听起来就有些刺耳。但其反对宗族势力对女性的束缚，追求个人恋爱的自由，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与子君真有高下贵贱之分吗？

不仅如此，和子君在恋爱中的被左右、被支配地位相反，阿金在“轧姘头”的关系中处于支配者的强势地位，这或许是令鲁迅感到不习惯与不舒服的原因之一。例如，鲁迅半夜推窗看到，一个男人正望着阿金的秀阁，此时阿金出现了：

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

一场预谋的幽会，被鲁迅的突然出现而打扰，而阿金不仅毫不慌张，反而指挥若定，那“一指”“又一挥”，分明显示出她的当机立断、处变不惊。更让人讶异的是，夜会情郎被人撞破，阿金非但不感到羞愧，而且“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这实在是出乎鲁迅的意料。其后，情郎被人追赶，逃往阿金寓所，阿金不仅不收留，反而“赶紧把后门关上了”，这更违反了应该庇护爱人于肘腋之下的“彼尔·干德”模式，使鲁迅不得不重新认识阿金——在两性关系上，阿金实在是一个鲁迅笔下此前未出现过的女性主导者和胜利者。她的恋爱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既不受旧道德的束缚，也不在乎新道德的规训。祥林嫂、吴妈对名誉、贞洁的看重，在阿金这里简直是笑谈；新知识分子提倡的爱情至上、为爱牺牲，也不在阿金考虑的范围之内。正像鲁迅所说的，阿金“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阿金的恋爱哲学是以我为主、保全自己、生存第一，女性既不必以男性为依靠，更不必为爱情背上任何道德包袱，爱情可享受时则享受之，若危及自身，尽可弃之如敝屣。较之知识女性，阿金虽然身处社会低层，但她的爱情观反而是最利己最强悍的，男性不要指望靠着花言巧语在她这里占到任何便宜，让她做出任何牺牲。自由恋爱对子君而言是一场悲剧，但到了阿金这里则是不折不扣的喜剧。

二、优胜记略

鲁迅笔下的女佣，多少都经历过一些风波，成为众人的焦点。祥林嫂是因为被劫、改嫁，宁死不从；吴妈是因为被阿Q求欢，闹着要上吊。只有阿金是唯恐天下不乱，以闹取胜。原因在于，阿金和祥林嫂、吴妈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阿金与烟纸店的老女人吵架，末了老女人祭出撒手锏，指责阿金“偷汉”。这样的道德谴责在祥林嫂和吴妈那里，是足以让她们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然而阿金回答道：

你这老X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12]

于是老女人应声而败。

这实在是惊世骇俗的反转。在阿金看来，能不能获得异性的青睐，能不能获得现世的快乐，才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志。“有人要”恰恰是自己有魅力的证明，至于是否属于“偷汉”，在阿金（包括围观的看客）看来根本不重要。阿金以快乐至上的实用主义逻辑颠覆了老女人名声至上的道德主义逻辑，从而令老女人的致命攻击化为自取其辱。以往能够将一个女人逼上绝路的传统伦理，扼杀了子君、李超这样新女性的道德压力，在阿金这里变得“根本不是事儿”。阿金的言辞固然带有几分泼皮气，但其效果是显著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启蒙主义者苦苦不能解决的伦理难题，被阿金轻而易举地化解于无形。正因为如此，竹内实才称赞阿金的这些粗俗言辞，如果从“反道德”的意义说，“确实是毫无顾忌的，让人觉得很是痛快。”[13]

不仅如此，鲁迅继续关注着阿金的后续行动：当洋巡捕到来，把围观的看客赶开：

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X，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

在这里，文章又产生了一层递进。晚清以来，与洋人打交道就是件难事。从国家大事到个人交际，凡涉及洋务，无不感到棘手难缠，更不要说现在洋人是“官”，阿金是民。按照正常的设想，对于这样可怕的洋巡捕，一般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必然畏之如虎，唯恐避之不及。然而阿金不仅不怕，反而主动迎上去，用洋话交流，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不仅内战内行，而且精通“外交”，这不仅是祥林嫂吴妈之流万不能及，而且也高出被七大爷一句“来——兮”吓破胆的爱姑多矣！目睹此情此景，鲁迅一定会想起自己在香港被海关华洋官员刁难的窘迫体验，[14]而更感到阿金之异于寻常女子。

三、“看”与“不看”

如所周知，《阿金》有两个主角，一个是阿金，另一个便是叙述者“我”。“我”看阿金是整篇文章的叙事基线。因此，文章既写阿金，也写了在关系当中、在对比中的“我”。作为写作者，鲁迅采取了惯用的观察/被观察的模式。阿金所有的行动，都是鲁迅从大陆新村二层寓所窗户所看到。这种居高临下的空间关系，与观察者/被观察者的视觉关系，与主人/女佣、掌握书写权的知识分子/被书写的底层劳动者的身份关系，是正相对应的。这种关系显然是倾斜和不平等的，从鲁迅的笔调中，我们不难读出反讽和调侃：

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

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

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

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

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

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15]

就像鲁迅自己所说，《阿金》不过写“娘姨吵架”，[16]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佣，明明是住在亭子间，哪有什么“绣阁”？又会有什么“主张”、开始什么“奋斗”呢？包括随后对接替阿金工作的新娘姨的观察，鲁迅并不掩饰隐含其中的轻视和嘲讽：

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強”的《十八摸》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在鲁迅看来，这位阿金的接班人虽然“很安静”，但品味欠佳，而且同样的招蜂引蝶。显然，此时鲁迅是居于观察者的主动位置，并且掌握着评鉴对象的权力。但是，鲁迅作为写作者的绝对观察权马上就遇到了反击。前面提到，在观察阿金半夜幽会时，他被阿金发现：“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对于阿金的“反观察”，鲁迅的反应耐人寻味：

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这一处文字很值得分析。细致观察并记录他人的生活，是作家的职业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视觉特权。但当鲁迅被阿金“反观”并折返房间时，他的观察过程就被观察对象所中止；他作为写作者的权力，实际上就被观察对象所取消。鲁迅感到“很不舒服”，表明上是因为撞破了好事、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其实是因为阿金打断了他的观看，并颠倒了原有的权力关系，将他当成了观察/审视的对象。长期以来，鲁迅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居于审视地位，可以自由地采取批判视角来观看/塑造普通民众。从阿Q、孔乙己、华老栓到闰土、爱姑等，在鲁迅的作品中，绝大多数的非第一人称人物都是顺从地被观察、被描写和叙述，而没有也不必做出反应，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叙事成规。[17]然而，此时阿金竟然从被观察者的位置用手一指，断然制止作者的观察，并将固有的视觉关系反转了过来，从被观察的位置一变而为观察者，主动地反观、指向鲁迅。这突如其来的、自下而上的冒犯，或许才是鲁迅感到“很不舒服”的深层原因。

不仅如此，令他更不舒服的是，阿金不仅敢于“反视”鲁迅，更敢于“不看”鲁迅：

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

在鲁迅想要隐藏起来时，阿金偏偏发现了他；而当鲁迅需要阿金注意到他，给他的警告以重视的时候，阿金们竟然对他视而不见，这无疑是对鲁迅的又一重心理冲击/打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看或不看，可见或不可见，这里的视觉关系都是以阿金的意志而不是以鲁迅的意志为转移，鲁迅失去了以往的视觉主动权和决定权。视觉关系的反转，意味着阿金与鲁迅以往笔下的女性皆有所不同，更具行动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诚然，她还是可以被鲁迅视线所观察/描绘，但她的行动已经不在鲁迅可预测和控制范围之内，是鲁迅不能完全掌控、把握和理解的人物。对于一个随时准备哀怜、分析、批判和启蒙笔下人物的作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尴尬和不安的。

四、阿金姐的冷笑

大约阿金给鲁迅留下的印象实在深刻，在写完《阿金》一年之后，鲁迅又写了《采薇》，其中出现了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她的伟业是跑到首阳山上，对伯夷叔齐说：“你们在吃的薇菜，也是周王的”，从而令二人羞愧绝食而死。初看起来，阿金姐当然要为她的多嘴负责。但仔细分析，杀死伯夷兄弟的并非是阿金姐，而是“不食周粟”的道德理念。阿金姐只是使用了苏格拉底的反诘法，将一个事实判断——“薇菜也是圣上的”——陈述给伯夷叔齐，令其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他们不认可这个判断，自然不会绝食，也就不会死；如果认可这个判断，因为“不食周粟”，绝食就是一种必然的道德选择。因此，真正令他们死去的乃是“不食周粟”的道德信念，阿金姐只不过讲清楚了“此亦周之草木也”这样一个事实，让伯夷叔齐的道德律令完全丧失了现实的依据，并且让他们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面目公开暴露，从而打破了伯夷叔齐此前自欺欺人、浑水摸鱼的局面，使他们保持名节的美梦做不下去而已。[18]因此，鲁迅批判的矛头显然是“不食周粟”这样迂腐可笑、于敌无损于己有害、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道德高调。阿金姐固然有刻薄寡恩、坏人清梦的一面，但并非一个特别反面的角色。相反，她在这里代表了某种现实逻辑，这种现实逻辑本身并不特别冷酷，也并不特别有力，其实质是某种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承认现实而谋生存），但一旦和她对峙的人自身为某种道德空想所束缚，就会变得内在的虚弱，而阿金姐则会格外显得犀利而刻薄起来，表现出冷酷而有力的面相。

显然，《采薇》中的阿金姐是阿金有意味的延续，精彩的补充。阿金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和反道德倾向在阿金姐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她们皆以生存为第一要旨，注重实际而拒绝迷信任何道德偶像；她们既聪明又无情，自己既不做梦，也不惮于打破别人的好梦。比较起来，她们既不是做戏的虚无党，也不是世故油滑的乡愿，而是更接近《立论》中直言招怨的发恶声者。她们虽然只是身份低微的女佣，但却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开了几句玩笑”，便击倒了“庄重威严的‘义士’”，并“葬送”了“支撑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支柱的全部封建意识形态”。[19]这样冷笑着戳破了纸糊偶像的阿金姐，不正有几分鲁迅自己的影子么？

五、从阿花到阿金

这样一个精明强悍、非圣无法、难以捉摸的娘姨阿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鲁迅生活里出现过的女佣王阿花。

1929年，因为有了海婴，鲁迅又雇佣了一个女佣王阿花。她是在乡下被丈夫虐待，逃到上海，做了一段时间帮工，就被夫家发现。[20]据许广平回忆，阿花的丈夫从乡下来到上海，想劫回阿花，被鲁迅阻止，提出“有事大家商量，不要动手动脚的”。经过劝说，阿花夫家也觉得上海不比乡下，遂知难而退。后经魏福绵调解，阿花不愿回乡下，情愿离婚，鲁迅便替她出150元赔偿费，商定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后过不两月，阿花便辞去，此后曾托人返还鲁迅80元，遂再无音讯。[21]

从王阿花，我们很自然会想到《祝福》里的祥林嫂，同样是被夫家绑架，现实中的王阿花为何能避免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当然，我们可以说她运气不错，遇到了鲁迅这样的主顾。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现代大都市的出现为女性改变命运提供了外在的客观条件，就像许广平所说，毕竟这是在上海——环境不同，传统宗族势力受到种种限制，如租界当局的管理体制、更讲法治的社区关系、具有现代意识的雇主、大众媒介的存在，都使乡土宗族势力不能为所欲为。因此，同样是被夫家绑架，鲁迅可以替自己家的女工请律师调解，而《祝福》里的四叔只好爱莫能助。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大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与人生经验，也促使生活于其中的女性的思想观念发生着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一度产生了短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中产阶级的涌现，逐渐成熟的消费市场，都对雇佣劳动力有巨大的需求，也为妇女从土地和乡村宗法制关系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由于服务行业门槛低，社会需求旺盛，缺少技能的农村妇女纷纷投身佣役行业，使女佣成为上海人数众多的女性职业人群。她们既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经济自立。[22]随着城市生存经验的积累，这些女性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展，她们从雇主、同行、大众传媒等各种社会渠道逐渐获得新的思想观念，进而获得部分的女性自觉，并开始谋求自身的解放。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在1932到1934年的上海离婚案中，女方主动提出分别为男方主动的2.6倍、7.3倍和3.3倍。[23]如同王阿花一样，在进入都市、获得独立经济来源之后，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不满于原有婚姻，开始借助法律等手段，争取自身的自由与解放。在写作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女佣阶层的自我意识的苏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阿金这样的人是毫不奇怪的。同样是女佣，阿花、阿金、阿小这一代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带有鲜明的“都市性”特征，其情感与命运与祥林嫂、吴妈等人已有本质的不同。大都市的环境使底层女性的权利意识与自我意识得到苏醒，并保障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现。阿金的那句“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固然听起来不那么雅驯，但正是上海提供了阿金重新选择爱人的条件和可能。因此，说阿金是现代都市文化孕育的产儿，并不为过。

王阿花和阿金同样是女佣，如果说有差别，无非是王阿花的主顾是中国人，而阿金的雇主是外国人。替外国人做女佣，也并不比替中国人做女佣更卑贱。那么，为什么鲁迅对王阿花可以解囊相助，使之摆脱丈夫的纠缠获得自由，对已经自由的阿金却总是讨厌，并将其漫画为一个“轧姘头”的荡妇？这里诚然有个人品质和性格的因素，比如王阿花既勤快又安静，适合鲁迅的生活习惯，而阿金则吵闹喧嚷，不安于室。但另一方面，王阿花最终是需要鲁迅解救的（祥林嫂是向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解救而不成），因此仍然是处于鲁迅作品中被支配、被启蒙的女性序列之中；而阿金虽然还是一个女佣，但已经不是阿花那样必须依赖外部力量、不能完全掌握自身命运的半独立者，而是一个完全自食其力、能够独善其身的现代劳动妇女。阿金根本不需要男性/启蒙者/主顾的解救，也不准备解救任何人包括她的爱人，她与爱人、主顾、邻里社会的关系，都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干脆利落，不涉及任何人情恩怨，因此也根本不在男性可以支配掌控的女性序列之中。鲁迅潜意识中对阿金难以接受，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六、熟悉的陌生人

鲁迅对女佣是熟悉的，但阿金不同于鲁迅此前所描写的任何一个劳动妇女。或者说，在鲁迅的人物谱系中，她具有“新人”的性质。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24]这是《伤逝》指出的人生要义。阿金最大的优势是，她拥有自己的生活能力。鲁迅笔下无论是劳动妇女或知识女性，大多都需要依附于男性，接受经济或精神上男主女从的体制，离开了家庭都会发生衣食之忧，都会令人担心她们的生存。唯有阿金，虽然文章中写到她被主人解雇，但我们并不会担心她有生计之忧。阿金显然是一个成熟的掌握了都市生存经验的女性劳动者，和厌恶上海的鲁迅相比，她更熟悉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逻辑，积累了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更善于利用城市谋生和保护自己。她不再是受人摆布、被人左右的传统女性，而是在大都市中如鱼得水、无往不利的新女性。因此，祥林嫂被夫家绑架出卖，如同货物一样被捆绑带走，连自己的工钱和衣服都是交给了婆婆带走，这在阿金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阿金的行动呈现出善恶新旧之间的灰色状态——她跳出了传统宗法伦理的陷阱，却也不被知识阶级的新道德所束缚；她既不接受启蒙，也不参与革命，其种种言行背后隐含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利益最优的现代经济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一方面将个人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难免孳生出功利、市侩、投机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唤醒个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冲破等级观念与陈腐道德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平等。这样的阿金，既是新的商业社会的受益者，又是固有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她并不慑服于任何权威之下，不仅早已经脱离了族权（跳出了家族），而且通过“轧姘头”打碎了夫权，对洋人巡捕也能想办法利用之，对代表知识精英的“我”也并不恭敬和服从。她通过劳动实现了经济独立，摆脱封建人身依附，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诚然有很多缺陷，也受到诸多局限，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切实改善了阿金的命运，使其摆脱了祥林嫂、爱姑的悲剧结局。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更有力量、更有破坏性的阿金，鲁迅却陷入一种奇怪的、有些恼怒的情绪中：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是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什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动摇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25]

他的被动摇的信念就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大抵柔弱，“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而没想到阿金却有这么大的能量，“假如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就“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可见，对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搅动乃至颠覆现存秩序的阿金，鲁迅是颇感讶异和不安的，甚至说鲁迅感到了被冒犯也不为过。其原因在于，阿金的出现从根本动摇了鲁迅的两性关系论述。首先，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启蒙论述在阿金这里失去了效力。在启蒙论述中，女性可以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男性知识分子则通过建构与传授知识来掌控、促使女性解放；现在，无知识的下层劳动女性也可以获得更为实际的自由与解放——处于社会下层的女佣阶级，应该是最缺乏保障的群体，竟然不需要启蒙便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可以选择爱人，掌握经济权。其次，左翼文学运动带来的阶级论述对阿金也并无效用。阿金虽然是劳动妇女，但并无阶级意识，也从未参与劳工运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成为市井生活的赢家。在鲁迅固有的观念中，中国女性命运相当悲惨，对于“娜拉”型女性而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否则便要饿死；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又说：“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26]。然而阿金这个从农村走出的“娜拉”，虽然失去了温顺、多情、牺牲等男性赞赏的传统品质，但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食其力，既不堕落，也不“回来”。这不能不使鲁迅感到茫然无措，并产生了困惑、失重和晕眩之感。已经有学者指出：“鲁迅直到1934 年都强烈认为女性形象在旧社会是弱者、被损害者。这可能使他无法看到女性形象的另一部分: 迎合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有时是以强者出现的底层社会的女性形象。”[27]事实上，鲁迅写下《阿金》这篇文章，已经表明他感受到了阿金这一类女性带来的冲击，他意识到了阿金们“无情”、“感觉是灵的”等新特点，但他没有对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都市对女性带来的变化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使其难以认识到，在启蒙论述和革命论述之外，还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哪怕是极有限的）。换言之，阿金并非阿Q式愚昧不堪的“国民”，也非可以政治动员的“群众”，她已经超出了鲁迅原有的经验结构，是鲁迅的人物辞典中所没有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坚硬的存在。正因为如此，鲁迅既屡屡抱怨阿金之“讨厌”，又不得不承认“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并在文末犹疑而纠结地说道：“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文辞的缠绕，正说明解释的困难。面对阿金，鲁迅感觉到了自己思想的限度，但已经无力突破。衰老病弱而又为名声所累的鲁迅已不大可能改造自己的经验结构，去真正理解阿金。面对这样一个令他备感困惑和难以解释的存在，他丧失了以往剖析新旧女性人物的深刻与犀利，不得不代之以笑骂和调侃，并将这一复杂的情绪命名为“讨厌”。

七、“讨厌”之外

但是，如果仅仅将《阿金》视为鲁迅挫折感的某种宣泄，又未免有些可惜。

鲁迅晚年写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应某种要求而做的“命题作文”，也就是“有范围，有定期的文章”，但这类文章“做起来真令人叫苦，兴味也没有，做也做不好。”[28]《阿金》显然属于另一类文章，是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随意写成，属于“自选动作”。鲁迅说《阿金》“并无深意”，那显然是指《阿金》不是命题作文，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而不是说《阿金》本身不值得深究。在我看来，《阿金》虽非长篇大论，却由于“超我”的缺位，流露了晚期鲁迅的某些潜意识或无意识。换言之，鲁迅反复诉说阿金“讨厌”，与其说是对阿金的否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由此入手，应能在这一词语背后，触摸到鲁迅后期思想中颇具症候性的问题结构。

回到文本，我们会看到鲁迅之讨厌阿金，与他的听觉体验有极大关系。与阿金有关的声音，几乎成为鲁迅的梦魇：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29]

这叫声使鲁迅很受影响，以至于“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不仅阿金的朋友们嗓门洪亮，阿金本人的音量更是了得。她和老女人吵架，可谓声震四方：

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30]

鲁迅喜静，对生活噪音非常敏感，曾因家里的女佣吵架而生病。[31]因此厌恶阿金的喧哗，似乎并不值得奇怪。但在这里，鲁迅的“安静”与阿金的“吵闹”更像是能量的对比，后者显然是更有力量，更有行动力的一方。事实上，对于阿金的噪音和扰动，鲁迅是无可奈何的。他曾经尝试阻止阿金的街头会议，但“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因此只能在书斋中生闷气，感叹阿金“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因此，“喜静/书斋里/乏力”的鲁迅就与“吵闹/街头上/强力”的阿金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对照继续扩充：

鲁迅——知识分子——男主人——室内——喜静——制止吵闹、失败——只在书斋里发议论——我的满不行

阿金——劳工阶级——女佣人——街头——吵闹——继续吵闹、胜利——搅乱了四份之一里——女性的伟力

很明显，鲁迅和阿金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两两对立的，几乎构成了一组针锋相对的矛盾矩阵。这也启发我们，从表面上看，鲁迅与笔下的阿金是不堪其扰的写作者与邻居女佣的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颠倒的镜像关系。阿金就像一面镜子，鲁迅从中既可以看到部分的自我，同时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弱点。一方面，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发现阿金与鲁迅的相似：刻薄、冷酷的言辞，毫不在意世俗的规则，嘲笑陈腐的道德，生存先于理念的生活哲学，注重实际和韧性的斗争，甚至有几分泼皮气；另一方面，阿金的存在又映衬了鲁迅的某些局限。阿金在街头兴致勃勃地吵闹，与鲁迅在书斋中的无可奈何，构成了颇有反讽意味的对比意象。阿金虽然出身底层，但精力充沛，善于组织，斗争泼辣，能言善辩，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极强的行动性和实践性。反之，书斋中的写作者鲁迅，虽然生活在装备新式卫生间、煤气灶和浴缸的高级寓所，掌握着知识和写作特权，但对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改造和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弄堂英雌”阿金越是能扰动社会，便越是显得“室内写作”的知识分子的失败——后者除了将这一困境以杂感的形式记录下来，似乎已经无能为力。

结语

对于阿金，本文无意做简单的翻案文章。与其说我们意图褒扬这个人物，不如说我们想指出，阿金是一个多义的复数形象，而这一人物所折射的鲁迅心态，同样是复杂而隐微的。在《阿金》最后，作者说“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如何理解这句话，有很多答案。但在我看来，鲁迅显然认为阿金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性的某种标本。这个强有力的，能扰动社会的女性，是具有了某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如此野蛮、强悍、陌生而独立不羁，几乎不受现存秩序的控制，而鲁迅也不知该如何加以限制。作为知识者的鲁迅在这里暴露出双重的局限——既不能像阿金那样去“扰动”社会（行动的局限），也不能理解、阐释阿金及自己的处境（知识的局限）。不仅如此，如果说阿金是秩序的破坏者，鲁迅对她的不满、排斥、抵触、嘲笑，是否暗示了这位居住于高级公寓中的知识精英已与秩序合谋，而自身已化为秩序的一部分？而如果说阿金是鲁迅的自我投射，那么当客体（镜像）超越主体，谁才是真正的主体？由是思之，鲁迅之“讨厌”，固然指向阿金，但或许也指向阿金这一镜像所反射的自我，而隐藏在层层修辞圈套之下的自我指涉，或许才是《阿金》文本复杂性的真正根源。

注释：

[1]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第487—4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使用的全集版本同此，不再另行注明。

[2]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5页.205。

[3]鲁迅在北京时，曾雇有女佣两人，据俞芳回忆为王妈和潘妈，王妈为鲁迅家的女工，潘妈为鲁迅母亲鲁瑞的女工，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上海，有了周海婴之后，鲁迅家中也雇佣了两个年老娘姨，一位负责做饭，一位为南通籍许妈，负责照顾周海婴。见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俞芳等著，第44—4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孟超：《谈“阿金”像——鲁迅作品研外篇》，《野草》三卷二期，1941年10月15日。

[5]张梦阳：《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第199页，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6]蒋於辑：《鲁迅眼中的都市女性》，《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第34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7]竹内实、黄楣、陈迪强、张克、张娟等研究者先后提出，阿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应简单加以否定。

[8]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15页。

[9]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5页。

[10]上海方言中将婚外恋称为“轧姘头”，见《上海文化源流辞典》，马学新等主编，第53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1]彼尔·干德，今译为培尔·金特，是易卜生诗剧《培尔·金特》的主人公。他放浪一生，终于在初恋情人索尔维格那里得到了接纳和救赎。

[12]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7页。

[13]竹内实：《阿金考》，《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第13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14]鲁迅接受香港海关边检，一开始拒绝行贿，不仅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最终也不得不付出十元钱的贿赂，可谓完全失败。见鲁迅：《再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559—564页。

[15]黑体和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16]鲁迅：《350129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2—363页。

[17]在《祝福》中，祥林嫂对叙述者“我”的关于灵魂有无的发问，可能是一个被观察者突然反观观察者的例外，而在这里，叙述者同样感到极不寻常的心理体验：“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见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感谢哈佛大学应磊博士的提醒。

[18]事实上，在小说中，至少叔齐是明白他们兄弟是言行不一的，只是不愿被别人揭穿。当阿金姐步步追问伯夷“怎么吃着这样的玩意儿的呀”，叔齐已经知道她的目的，在于以逻辑的三段论，令他们自证其谬，所以在伯夷刚刚说出口“因为我们是不食周粟”，叔齐便“赶紧使了一个眼色”，试图阻止伯夷掉入阿金姐的逻辑陷阱，然而为时已晚。因此，真正将伯夷叔齐推入绝境的不是他们言行不一、吃了周粟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被阿金姐所揭穿，他们不能再装作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周朝的薇菜，义士形象无法再维持。

[19]竹内实：《阿金考》，《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第145—146页。

[20]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月前雇一上虞女佣，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见《291108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211页；日记里也有如下记载：1929 年10 月31 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1930 年1 月9 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157、178页。

[2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09—11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2]上海女佣在民国初期已是发展较成熟的职业，有不同的种类。上海负责介绍佣人的荐头店有两千家左右，巨大的需求使女佣也进一步市场化，从乡村的人身依附式的女佣，转换为职业化的服务，待遇比在乡村有明显改善——“他们这班人，工钱虽然不多，可是很容易积蓄。因为得了人家工钱以外，总多少有点外混，供他的零用。他们终日在家里，又没有赌钱和销耗的机会，手边有了钱，不是寄回家乡，就是上会，或是借给东家”，见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据记载，在银元时代，普通娘姨月工资约为4至6元，见马陆基《旧上海的荐头店》，《上海社会大观》，施福康主编，第17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在外国人家里当女佣，如果会一点外语，可以拿到15元一个月，见茜：《千重万重压迫下的女佣群——女佣座谈会记录》，《妇女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9月16日。所以，程乃珊认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娘姨除了养活自己，还可以赡养家人，“月收入完全有可能高过自家老公”，应是可信的。见程乃珊：《上海保姆》，《上海文学》2002年10月号。

[23]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报告（1932-1934）》（第二章 社会），第82页，汉文正楷印书局1936年版。

[24]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第124页。

[25]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8页。

[26]鲁迅：《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全集》第5卷，第509页。

[27]中井政喜：《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备忘录之四》，《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8]鲁迅：《350428 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8—449页。

[29]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5页。

[30]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6页。

[31]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