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在诸多科幻小说中，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行动，其普遍性和总体性视野是主流文学做不到的。由此，本文作者李广益提出，既然对世界（架空/现实）的书写是科幻文学的独到之处，那么是否应该在“世界文学”的相关讨论中对这一文类的价值予以特别认可呢？科幻文学的前沿性、当代性、创造性应当经由更新了的认识装置得到更为充分的体认。另外，纵观科幻文学史，这一文类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现在要加上中国——最为兴盛，说明它和科技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业社会存在密切关联。也就是说，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世界体系的变动及其对于文化领域的曲折影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幻文学与外部支配力量之间的张力，以及这一文类所具有的文化能动性。中国科幻文学引发的世界兴趣，在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对崛起之中国的自然反应。中国科幻文学的兴盛是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契机，其关键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这类创作中的张力或辩证统一，但这需要中国科幻作家自觉地思考一系列问题。

李广益

刘慈欣曾经指出，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是科幻对文学的独特贡献。前者即人类之外其他智慧种族（含进入外太空的不同人类群落）的整体形象，后者指“不同的星球和星系”，“平行宇宙中的不同分支”，“运行于计算机内存中的虚拟世界”，等等。[1]这一论述富有启发，不过揆诸科幻小说尤其是刘慈欣自己的创作，则不够深入。在《三体》等诸多科幻小说中，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行动。换言之，不是在个体身上，而是在人类面对他者（自然或外星人）时，其普遍性和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这是主流文学做不到的。由此，我们要问，既然对世界——无论是完满的架空世界还是整全的现实世界——的书写是科幻文学的独到之处，那么是否应该在“世界文学”的相关讨论中对这一文类的价值予以特别认可呢？

事实上，在主流的世界文学论述中，科幻文学迄今并未获得重视。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各地文学之总和，还是各种语言的文学经典之集合，又或是通过传播和交流形成的世界性文学场域和文化样态，如歌德所言“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2]，或达姆罗什界定的“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3]，都不曾特意标出科幻文学的位置。其结果是，与在各民族和国家内部一样，科幻文学被排除在“主流”文学之外，其价值被极大地低估了。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开篇，达姆罗什藉由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发现和解读来诠释世界文学的生成，但他并未像《科幻之路》的编选者冈恩那样意识到，吉尔伽美什史诗所包含的人类的梦想和恐惧，以及这部最早的史诗对技术问题的关注，在后世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最为宏大壮丽的展演。

不过，世界文学仍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构造成分和演变机制又极其复杂，这就为科幻文学的自我伸张提供了空间。如果我们因应全球化的语境，改变界定世界文学时常见的必欲广泛涵括创作主体之取向，着眼于文学自身的整全——对人类世界的全景观照和想象，以及支配世界的基本规律和总体法则之抉发，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接受和影响，科幻文学的前沿性、当代性、创造性便能经由更新了的认识装置得到更为充分的体认。

既往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常常内含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而成形的当前的“世界文学”乃至更为宽泛的“世界艺术”图景，则欧洲的优势地位的确显而易见，并进而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米尔纳指出，作为“后现代史诗”的科幻文学之所以在美国蔚为大观，和美国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地位有重要关联。尽管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雄霸天下，文化领导权却不会简单地随之转移，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主流文学奖项的分布上有清晰体现。新兴力量的进取心和创造性在传统文学所轻视的文类形式即科幻当中表现出来，并在其政治、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形构了一个世界文学的子系统，自居中心地位。[4]纸浆小说时代的美国科幻文学还只是局限于本国的大众文化形式，而“黄金时代”以来丰富多彩的创作以及诸多好莱坞科幻大片最终成就了美国科幻领袖群伦的地位。

与欧洲在主流文学领域的优势相仿，美国在科幻文学领域的中心地位是相当稳固的。这是因为，美国科幻文学的强势建基于年产1000部以上长篇小说的出版市场、为数众多的科幻作家、年龄层次丰富的读者群体、雨果奖和星云奖等诸多重要奖项、成熟完备的影视工业，以及一百多年来历代大师级作家的创作积淀，以至于科幻小说被某些人认为就是一种美国文化现象。如果算上毗邻的科幻大国加拿大，北美就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幻“世界屋脊”。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科幻文学领域后起之秀，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受制于语言、体量等因素，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地位。被罗伯特·索耶期许为“下一个科幻中心”的中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体》火了十年，“下一个刘慈欣”依然千呼万唤不出来，这至少说明还没到群星灿烂的新纪元。

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世界体系的变动及其对于文化领域的曲折影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科幻文学与外部支配力量之间的张力，以及这一文类所具有的文化能动性。纵观科幻文学史，这一文类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现在要加上中国——最为兴盛，说明它和科技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业社会存在密切关联。对于工业化带来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和情感趋向的变化，科幻文学有敏锐的感知；但更重要的是，对于以社会化大工业为技术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科幻文学具有出类拔萃的宏观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和批判能力。在我看来，后者才是科幻作家撬动文学版图的支点。例如，通过刘慈欣的绝妙科幻短篇《赡养人类》，所有人都能在“地球的镜像”中看到“苦新自由主义久矣”的人类社会。在贫富分化到极致的“第一地球”，包括水、空气和土壤在内，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被称为“终产者”，享受着整个星球的自然资源，并受到“社会机器”的强力保护，和这个世界的二十多亿穷人不再是同一个物种。小说中有一个极为感人的情节：一位父亲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家庭生态循环系统，毅然自我牺牲，让机器将自己分解为水和其他生存必需品，以便孩子能够活下去。这可以说是对《天幕坠落》的致敬。后者是一篇在中国脍炙人口的美国科幻小说，同样以“父亲的牺牲”为结尾，不同的是父亲售卖身体的原因是臭氧层枯竭造成的生态危机。尽管主题有所不同，但这两篇科幻小说都包含着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性批判意识，其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和启发性在整个文学领域都是少见的。

《赡养人类》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不过比起大红大紫的《三体》三部曲和被改编成电影后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流浪地球》，尚未在国际上引起多少关注，尽管以这篇小说为蓝本的粉丝自制动画已经开始在网上流传。在“文本旅行”的过程中，翻译质量、传媒光环、奖项效应等外部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以社会不平等为主题，《赡养人类》比获得雨果奖的《北京折叠》更为深刻，其声名则弗如远甚。这让我想到，达姆罗什所谓“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的论断需要进一步推敲。没有获得语言转换，就无从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流通，开启意义增殖之旅，直至产生世界性影响。但翻译以及后续传播显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涉及大量个体和集体层面的权力运作。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在异域获得成功，取决于意识形态、商业考量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纠葛和博弈。我们要承担起自己作为研究者乃至思想者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辨析和判断的责任，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成功”的事实，并据此发展“走向世界”的“成功学”。

再以第十一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获奖作品《忘忧草》为例。这篇小说推陈出新，把“生化危机”题材中常见的“丧尸噬人”套路改造成了阶级斗争的隐喻，并藉由团结全世界“半尸”大众的共情技术之精彩想象，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共生主义”。除了故事的流畅圆熟、情绪的丰满深沉，《忘忧草》的卓越之处显然还包含激荡其中的人类意识和天下关怀。《忘忧草》并未在域外翻译出版，也没有获得国际声望，但它的格局和内涵显然比很多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外文的中国科幻小说更加宏大。由此不难想到，在各种语言的文学创作中，都可能存在着相当数量没有得到译介、未能跨国传播，但却对支配世界的“总体性”事实进行了深度回应乃至批判的作品。如果对于世界文学的探讨局限于经由翻译流传世界，尤其是拿到国际奖项的作品，就等于被动地接受造成这些既成事实的权力机制，乃至为表面上的“水到渠成”追授正当性。反之，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文学”成为一个能动的批评概念，就需要使之具备历史和思想的纵深。由此，研究者的工作可以先于或独立于翻译实践。就当代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开创性。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新的审美形式、修辞技巧、叙事结构，或与其他艺术门类有效联动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是否探索了从当代生活中涌现的新主题？

二、世界图景。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当代世界的整体构造及其来龙去脉，乃至展开认知测绘？

三、人类共同体意识。是否具备联结但又超越各种地方性，真正关切人类普遍生存境况和未来命运的价值立场和整全视野？

据此衡量，科幻文学不仅能够改变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边缘地位，还大有机会成为时代前卫、先锋文学。我们生活其中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高技术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各地的物质和精神关联越来越紧密的时代，同时，不容忽视和回避的，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法则对于人类的支配力空前强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世界，一切痛苦和欢愉、秩序和混乱、危机和憧憬，都在要求文学以和时代相称的方式予以把握，要求文学家的心灵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共鸣，要求他们在总体性视野中对世界进行批判呈现，甚至对世界的未来开展创造性的探索。诞生于工业化社会的科幻文学，可谓得天独厚，以至于一些敏锐的主流作家也开始创作科幻题材作品，尽管他们可能囿于既有的文学等级意识拒不承认自己写的是科幻。

中国科幻文学引发的世界兴趣，同样应该结合世界体系的深层动向来理解。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全世界赢得的认可和关注，既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科幻文学体系对中国科幻创作水准的肯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对崛起之中国的自然反应。十年前，马克·莱纳德的《中国想什么？》一书走红西方时，我曾经为“中国节拍”（ChinaBeat）网站写过一篇小文章，题为《中国想象什么？》（What Does China Imagine？），提请关注寄托于科幻文学的中国想象。从着眼当下的现实考量，到未雨绸缪的远景展望，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分量和角色在十年间发生的迅速甚至是戏剧性变化，使得全世界越来越在意中国的未来蓝图。如今，显然并非我的区区短文所能促成的热忱，已经成为中国科幻文学世界传播的强劲动因。美国学者周安琪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兴盛是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契机，其关键在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这类创作中的张力或辩证统一：“由于对当代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通过翻译‘大行其道’的文学多在叙事层面巧妙地平衡基于在地现实的社会意识和人类普遍状况，而这是科幻尤为擅长之事。”[5]在这一有利态势下，中国科幻作家能否自觉地发挥科幻文学的审美和批判潜能？能否以人工智能等新的生产力为基础，突破“乌托邦之死”的历史困境？能否以其在世界文学领域和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活跃，带动整个中国文学融入中国和世界的精神浪潮，形成足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匹配的气魄和品格？这需要我们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持续关注。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平台与成果培育专项（编号：2020CDJSK47PT1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注释

[1]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2]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3]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81.

[4]Andrew Milner,“When Worlds Colli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Systems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 Southern Review: Communication, Politics & Culture, 37. 2 (2004): 89-101.

[5]Angie Chau, “From Nobel to Hugo: Reading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s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0.1 (2018):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