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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革命时代”的词与物——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鲁迅存世的诸多演讲[1]中，《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风度》）以篇幅长、学术性强、完成度高等特点[2]，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或从学术史角度立论，将其作为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加以探讨[3]，借此总结鲁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成败得失；或表微其现实指涉，每借助鲁迅致陈濬信中“盖实有慨而言”一语，将该文之意旨归结于“四一五”清党事件之一端。事实上，以上两种研究倾向虽有所发现，却也不无遮蔽。一方面，鲁迅采用公开的学术演讲和文学史的言说方式，其立意却不限于单一的知识生产，而有意将现实体验及相关思考融入其中；另一方面，该文通过讲述专制统治者杀人，指涉清党，而又能在思想与言说上有明显的延展，使之成为清党事件触发的、对鲁迅南下以来一系列现实遭际与心灵历程的深入思考与独特言说。因此，本文试图将前者稍加悬置，后者适当放宽，视《魏晋风度》为鲁迅思想与行动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文本，呈现其在作家全部创作中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从而揭示该文更为复杂、深广的内涵。

一、遭遇“革命时代”

1928年12月，鲁迅在致友人陈濬信中论及自家著述云：

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4]

这封信常被研究者作为阐释《魏晋风度》写作背景和意图的重要依据，但被引用者多为“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哀北海之终不免也”一句，其前后文字则常被忽略。纵观全信，鲁迅的感慨并非从一时一地一事中得来。以孔融自况，突出的不是因言获罪的结局，而是强调自家与孔融同样才疏意广，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和落差力有不逮，以及在政治与文化空前激荡的时局中，知识人言说与行动之艰难。同时，还隐含着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学院派学术研究之价值的怀疑。此时的鲁迅已定居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告别了政府部门和高校，由“体制人”转向“革命人”[5]。可见，该文之立意并不限于对清党事件的指涉，而是涵盖了鲁迅从北京南下近一年来的现实遭际与心路历程。

1926年8月至1927年9月间，鲁迅辗转北京、厦门、广州，最终与许广平定居上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奔忙动荡的时期[6]。鲁迅南下闽粤，本意是远离奉系进入北京后军阀势力日益猖獗的恶劣环境，同时躲避流言[7]，避免继续和现代评论派发生冲突，是在政治压迫和新文化落潮、知识人分化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在厦门大学，鲁迅原拟“专门讲书，少问别事”，“弄几文钱，以助家用”，“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8]，努力“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9]。然事与愿违，对厦门生活的种种不适应，无人可谈的寂寞感，特别是随着顾颉刚等人的先后到来，使鲁迅再次感受到现代评论派的包围，仅仅135天后即选择离开。到达广州之初，受到北伐中高涨的革命情绪的感召，加上许广平的影响，思想渐趋左倾的鲁迅对革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10]。此时的鲁迅，不可避免地成为左、中、右各派极力争取的对象，一时间来访、宴请和约稿不断，还多次应邀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11]。一方面，作为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鲁迅须恪尽职守，在开学典礼和各类纪念、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均属分内之事。同时，鲁迅对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绩一直怀有敬意，杂文《战士和苍蝇》即为纪念孙中山而作。任教厦门大学期间，鲁迅也曾在致许广平信中提及：“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似乎厌恶双十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12]鲁迅心中认可的民国，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大革命者缔造的民国，对北洋政府则素无好感，在张勋复辟之后尤甚。而国民党“一大”确定“再造新国”的议题，吸引了鲁迅等新文化人物选择南下[13]。另一方面，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联）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14]希望延续北京时期的新文化思想和行动，使鲁迅能够以较为主动的姿态面对广州的革命潮流，尽可能使演讲的标题及要旨与革命的主张一致。如在中大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读书与革命”的演讲，强调“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15]。即便如此，鲁迅仍不能令一众激进的革命青年满意。他对革命的实际态度并不像各方期待的那般积极，甚至陷入沉默，以致宋云彬撰写《鲁迅先生往那里躲》一文，要求鲁迅发表作品，由革命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16]。鲁迅并未亲自撰文答复，仅授意许广平撰写《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一文回应。同时，在厦门、广州时期的各类演讲和文章中，鲁迅对“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言说也没有一味迎合广州革命之主潮，仍保留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例如，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17]他在另一次演讲中则指出：“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18]可见，鲁迅在广州期间对革命的认识仍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经验为依据，这使他能够保持相对的超然与冷静，对革命与文学之关联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和阐释，但也造成一定的隔膜和误解，特别是对国民党专政的“在朝革命”[19]缺乏更为充分的了解。这使鲁迅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的阐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紧张，对自己在革命氛围中的真实处境也不无疑虑。他在致章廷谦信中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20]面对广州的革命，他多少有些准备不足，表面上希望主动拥抱革命，实质上却难以避免遭遇革命的被动姿态。

可见，鲁迅对广州的革命潮流，有期待也有困惑；有认可也有怀疑；因此既参与，又旁观；既投入，又疏离，其立场和姿态在激进革命青年看来，难免暧昧复杂[21]。他对一些革命青年也有所不满，曾对日本记者山上正义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无（毋）宁说倒是从经常处在摧残和压迫之中的北方学生和青年那里，反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态度。”[22]鲁迅对广州革命的复杂态度，在面对清党事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清党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大学生被捕，已搬离大钟楼、暂居白云楼的鲁迅立即返校参加紧急会议，商讨营救被捕学生。据出席此次会议的何思源回忆，鲁迅与朱家骅在如何营救学生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鲁迅主张由学校出面担保学生，而朱家骅认为要服从党纪，不能与政府对立，鲁迅表示：

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当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23]

另据当时与鲁迅同住白云楼的许寿裳回忆：“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24]显然，鲁迅仍以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捕为参照，希望校方出面与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使中山大学在广州的地位完全不同于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各高校，一些教授也不站在处于弱势的学生一边，反而服从甚至支持政府。这使一直坚守新文化立场、秉承“五四”经验的鲁迅感到陌生、不解。在许广平的回忆中，鲁迅因此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25]。然而，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对辞职原因却另有解释：

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26]

对广州时局，鲁迅描述：“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事。现在似乎戒［解］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知其详。”[27]对清党事件的态度似乎较为漠然。前引许寿裳和许广平回忆的撰述时间，均距离清党事件较远，且作为公开发表的文字，难免政治及舆论方面的考虑。鲁迅致章廷谦信，则作于清党之后不到两个月，且作为私人文本，似乎更能呈现鲁迅本人的内心境况。较为稳妥的结论大约是，鲁迅的辞职与清党、顾颉刚来粤都有关。总之，除参加紧急会议和辞职外，鲁迅再无其他公开言行涉及清党事件。这一相对消极的态度和立场曾引起非议[28]。

综上可知，鲁迅在广州期间既深深地卷入革命，又努力保持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对超然的立场。可谓既“听将令”[29]，又“独彷徨”[30]。他的一系列演讲和文章，可能因某时某地某事而触发，却不为彼时彼地彼事所局限。特别是《魏晋风度》，实体现出知识人在遭遇革命时的思与行，成为在“革命时代”如何生存与言说的隐曲表达。

二、文学史中的词与物

《魏晋风度》是鲁迅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市立夏令学术演讲会[31]上所作演讲的记录稿。市立夏令学术演讲会由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懋初发起，在暑假期间举办，旨在“供给一般市民以比较高深的学术研究机会。其中科目，有哲学、教育、社会、经济、政治、艺术、医学等科。每科均聘请名人及专门学者拟题讲演”[32]。“所有讲师业经延聘学术界有名人物担任。查文学方面，已请定周树人、江绍原、胡春霖、杨伟业诸先生担任。教育由许崇清、黄希声、萧悔尘、王仁康、李应南、汪敬熙、陈衡、谭祖荫诸先生担任。医学由司徒朝、陈彦、伍伯良、李奉藻诸先生担任。政治由谢瀛洲、邓长虹、高廷梓、刘懋初诸先生担任。经济由孔宪铿、黄典元、郭心嵩（当作郭心崧——引者注）诸先生担任。市政由周学棠先生担任。社会学由区声白、崔载杨先生担任。自然科学由陈宗南、费鸣年（当作费鸿年——引者注）、柳金田先生担任。美术由胡振天、梁銮先生担任。”[33]可见，演讲会采取分科形式举办。鲁迅作为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于1927年7月10日接到邀请[34]， 7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题为“周树人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消息[35]，演讲题目当由鲁迅本人提供。鲁迅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自任教于厦门大学始。同时编写讲义，成《汉文学史纲要》[36]，凡十篇，起于上古，讫于西汉。离开厦门前夕，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说：“但编讲义，拟至汉末为止，作一结束。”[37]转至中大仍开设该课程，但由于1927年4月鲁迅辞职，仅讲授一月有余，尚不及在厦门大学的时长。为此，傅斯年在《文史科为缺课问题重要布告》中说明：“本科教授周树人先生辞职，委员会正在挽留，在周先生未回校以前，所担功课，不能解决，但文艺论及小说史两科，有书可研究，如周先生本学期不能上课，将来仍可考试，给予单位。中国文学史，因已讲甚少，为单位计，须改选他课。”[38]因课程中断，鲁迅对东汉以后文学史的言说未能编为讲义。据许寿裳回忆：

鲁迅想要做《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诗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关于酒和药者，他常常和我讨论，说魏晋人的吃药和嗜酒，大抵别有作用的，他们表面上是破坏礼教，其实是拥护礼教的迂夫子。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是这部文学史的一部分。至于全集所载的《汉文学史纲要》乃是用作讲义，很简单的。[39]

这段回忆常被研究者引用，成为判定《魏晋风度》属于鲁迅拟想中的中国文学史之一章的可靠依据。这一文学史设计，在增田涉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

他也有写文学史的意思。他说过，在他活着的时期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全部，因此想写到唐代为止。宋以下还有许多必须阅读的书，到底不可能了；到唐代比较少，还可以办到。为准备写作文学史，他买了那时候商务印书馆预约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他死前三个月（昭和11年），我问过躺在病床上的他，文学史怎样了？它的构想是怎样的呢？结果，只笔记下那粗略的骨架便回国了：

第一章 从文字到文章

第二章 “思无邪”（《诗经》）

第三章 诸子

第四章 从《离骚》到《反离骚》（汉）

第五章 酒，药，女人，佛（六朝）

第七（六）章 廊庙与山林（唐）[40]

与许寿裳的回忆相对照，内容基本一致。许寿裳于1927年2月抵达广州，与鲁迅同住同游，并一同任教于中山大学，后一起辞职，6月离粤[41]。鲁迅和许寿裳谈文学史写作，当在此期间。此时鲁迅正在中大授课，在《汉文学史纲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汉以后的文学史延展，顺理成章。而且增田涉的回忆可证，这一文学史思路一直延续至鲁迅临终前，只是未及完成，殊为可惜。可见，鲁迅以“药”和“酒”作为考察魏晋文学的关键因素（“女”“佛”则针对六朝文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深入且严密的思考。鲁迅从文人生活与心态出发考察文学史，为后世开辟了新路，因而备受推崇。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宗白华《〈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五章《魏晋风度》）等名作均借鉴了鲁迅的思路，并各有充分的拓展和精彩的发挥，形成了一个生气淋漓的学术脉络和精神谱系。

不过，纵观许寿裳和增田涉回忆中的文学史设计，不难发现第五章与此前各章相比，思路有明显调整，甚至有些跳跃。第一至第四章大抵采用常规的文学史模式，重在讨论观念、文体等基本问题，与《汉文学史纲要》中内容一致。从第五章起，则引入了“物”的因素，为前四章所无。事实上，鲁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近百年来得到学界推崇，《魏晋风度》实在《汉文学史纲要》之上。然而，魏晋之前的文学史，未必不能采用同样的研究思路，从中挖掘出“药”“酒”之类关键词，对鲁迅而言并非难事。显然，这一思路的形成发生在鲁迅抵达广州之后。鲁迅在粤期间一直被各方势力包围和争夺，从3月1日中山大学开学到4月21日辞职，真正涉及教学和研究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期间还要参加各类会议、发表演讲、接受访问和宴请，较之厦门时期更为忙碌，环境也更为复杂。因此，如单纯从学术史视角出发，将《魏晋风度》仅仅视作一个学术文本，或者视为《汉文学史纲要》的延展，是无法有效地阐释鲁迅这一思路因何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的。也就是说，鲁迅以“物”为关键词观察文学史，这一思路从魏晋时段开始出现，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并非从之前的思路中渐次生成。个中缘由，很可能基于居留广州期间的某些非学术因素。如果仅仅从学术层面加以审视，难免把问题简单化，陷入由一种文学史观生成另一种文学史观的循环论证。

如前文所述，鲁迅到广州之前，对革命本有所期待。到广州后，以言说的方式（口头、书面）参与革命，虽然较之一般的书生议政远为深刻，但立场和态度与职业革命家到底不同。对革命欲迎还拒，不肯放弃独立精神，使鲁迅面对革命形势，既勉力跟上，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内在的紧张。在鲁迅看来，革命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反抗，而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体制，则与革命的反抗体制的需求相悖，革命何去何从，因此成为问题[42]。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清党事件发生后，他一方面对国民党当局大肆屠杀进步青年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对“革命”的翻云覆雨和青年人的随波逐流、甚至互相杀戮感到“恐怖”和深深的绝望[43]。在他看来，“四一五”较之“三一八”更为残酷，不仅暴露出政治的黑暗，还映照出人性深处的恶。对知识人而言，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面对革命，如何面对革命的暴力对人性的拷问，成为这段时间鲁迅极力思考的内容。这些思考，或承载于私人通信中，或蕴含于在广州以外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杂文里，也承载于在广州面向一般市民的演讲，即《魏晋风度》中。

《魏晋风度》前半部分讲述中国文学史，列举各类参考书，大力推介刘师培的研究，将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44]，完全符合文学史写作之常规。然而，从论述孔融的言行及其被杀开始，则另辟蹊径，渐渐与常规的文学史相分离。在讲述曹操杀人、借此指涉刚刚发生的清党事件后，该文渐入佳境。后半部分论述何晏等人吃药、阮籍等人喝酒，将物作为生成文人心态与文章风格的重要因素。与作为人类主观精神产品的诗、文相比，药和酒是客观物，也是人造物，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造物，而是能够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具有强烈精神性的人造物。药和酒的材料均源于自然（矿物质、粮食和水），但经过人工化、进而精神化的过程，可以和人类的精神生产直接相关。这一有形（物）中的无形（精神）内涵，促成独特的精神生产和言说方式（词）。同时，药和酒又都是消损性的物，于人之身心皆有害。魏晋士人耽于其中不能自拔，是在专制和暴力的重压下，以药和酒造成身心的麻醉与消损，借此排遣精神的痛苦，疗救心灵的创伤。身处广州、遭遇“革命时代”的鲁迅，面对专制和暴力，同样感受到知识人的言说之难，陷入精神的焦虑和危机。难以用词，便诉诸物，挖掘物的精神性，使之成为词的载体和精神的触发点。物化成词，从而生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言说方式，促进词之内涵的增殖。《魏晋风度》前半部分延续常规的文学史，甚至不避陈词套语，后半部分则打破常规，借物言词，将个人对“革命”的焦虑物化，这一处理方式可谓别具幽怀。鲁迅的巧妙之处，在于借文学史之躯壳，使药和酒这些形而下的物起到形而上的精神生产的作用。言说既不可行，便借助物。在鲁迅笔下，物即是词，词即是物，实现了词与物的二元共生。

可见，《魏晋风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在夏令学术演讲会的语境中，驾轻就熟地延续《汉文学史纲要》确立的文学史书写模式，本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彼时彼地，作为学院派研究体式的文学史已经无法承担鲁迅的思想与言说，于是，文学史中一种独特的词与物的建构方式便悄然生成。鲁迅不执着于史实的准确详尽和知识的系统严密，而是借助魏晋人物精神世界的危机，言说自己精神世界的危机。文学史中的词与物，构成了在专制和暴力下知识人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言说的隐喻。鲁迅在知识人生存与言说的困境中，通过建构词与物之间的同一性，打破既有的文学史秩序，探寻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力求缓解遭遇“革命”以来内心的焦虑和紧张。

三、“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

《魏晋风度》受到关注和推崇，除鲁迅独特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外，还有对清党事件的指涉。讲述曹操杀孔融、司马昭（鲁迅误作司马懿）杀嵇康，有明显的现实关切。不过，清党事件刚刚过去三个月，在广州市政府主办的面向广大市民的公开演讲中讲述魏晋时期专制统治者杀人，显然会给人以借古讽今的印象，如此授人以柄的言说方式，风险极大。鲁迅面临的难点是，既不愿掩盖或歪曲事实，又要避免因言获罪。这不仅需要胆识，也需要智慧。鲁迅的策略是，借助具有高度隐喻性的修辞，在对“古典”（魏晋时统治者杀人）与“今典”（清党事件）的言说中寻找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表达出对清党事件的真实感受，并防止可能带来的政治侵害；另一方面又能使这种感受不流于一般意义上借古讽今的感慨，而是通过对事件的言说，体察其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从而使思考不限于某一历史或现实事件。这恰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是在“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因为只要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虑事周全，他就可以不受伤害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45]。《魏晋风度》对统治者杀人行为的言说，就体现出上述特色。鲁迅首先颠覆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形象的脸谱化处理，转而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46]他通过讲述曹操在政治与文学方面的主张和成就及孔融的种种言行，置后者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似乎孔融是在故意捣乱，为反对而反对，曹操杀孔融因此有了正当且充足的理由[47]。不过，在讲述孔融被杀后，鲁迅话锋一转，指出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害孔融，其立场存在明显悖论：

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48]

显然，鲁迅对曹操采取了先扬后抑的言说方式，将质疑与批判隐含在轻松幽默的自问自答中。后文讲述司马昭杀嵇康，思路与此相近，首先介绍嵇康和阮籍的种种违反礼义的言行，然后将嵇康被杀、阮籍得终其天年归结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49]似乎将嵇康被杀的原因归结于其自身，与孔融无异。而在介绍阮籍、嵇康的诗文创作后，鲁迅则宕开一笔指出：

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50]

这是鲁迅对司马氏杀嵇康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同时也揭露了曹操杀孔融的深层原因。可见，他有意在两次杀人事件之间建构互文性的关联，对司马氏的批判就是对曹操的质疑，从而将言说的重心由对曹操的揄扬转向否定其杀人行为。同样，他还有意在魏晋时统治者杀人和清党事件之间建构互文性的关联，避免直陈其事，而是通过字里行间的隐微式写作指涉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残酷现实。鲁迅采用这一言说方式，确实有借古讽今、避免因言获罪的意图。然而，《魏晋风度》采用“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其目的不限于此。鲁迅言说的重点不在于杀人行为本身，而是深度解析统治者杀人的理由，因此有意冲淡对杀人事件的讲述，转而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悖论，以及杀人者与被杀者微妙的心态和立场：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51]

这段精彩的分析既体现出鲁迅一贯的洞悉本质的深刻，也源于南下以来、特别是在广州遭遇“革命”以来的所见所闻。在作于清党事件前五天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指出：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52]

在鲁迅看来，投机者对“革命”的态度，恰如大乘佛教，容易流于浮滑和虚伪。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鲁迅长期的论战对象——现代评论派也开始转向，更为他所不齿。清党事件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这一认识。据山上正义回忆：“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会纠察队说：‘真是无耻之徒！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53]鲁迅对嵇康、阮籍反礼教言行的独到阐释，也源于这一现实刺激。因此，《魏晋风度》对统治者杀人以及杀人者、被杀者心态和立场的解析，其锋芒所向不限于清党事件之一端，在此之前已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言说嵇康、阮籍对礼教表面反对而实际信奉的态度，其中也不无自况的成分。也就是说，鲁迅将自己在广州数月来的种种遭遇，呈现为魏晋时知识人在专制下的种种遭遇。

可见，鲁迅在《魏晋风度》中，由介绍文学史常识入手，逐渐转向若干“反常识”的言说，通过“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呈现自己在文学史以外的观察与思考，打破了文学史写作之常规。事实上，以上特征最突出地体现在鲁迅的杂文里。鲁迅杂文常常从某一具体事件、现象或常识出发，但绝不仅止于此，而是通过对其隐含的重大思想和文化问题的深入挖掘与阐释，促成事件和现象的陌生化，以及常识的再问题化。《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等名篇皆如此，《魏晋风度》亦如是。该文表面上讲述统治者杀人，用以指涉使鲁迅感到“恐怖”的清党事件。他的“恐怖”绝非畏惧死亡，而是对所谓“革命时代”暴露出的人性之恶的恐怖与绝望，感受到在暴力面前人性底线的不断下移，乃至丧失。他的“恐怖”还包含着强烈的自省。《答有恒先生》强调“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54]，《在钟楼上》揭示“奉旨革命”的现象[55]，是对抵达广州后反复言说“革命”、终为“革命时代”所裹挟的经历的反思。可见，《魏晋风度》以清党为触发，进行延展性思考，将对单一政治事件的揭露上升为对一种文化现象及其根源的深入阐发，既避免了因言获罪，又实现了有深度的思考和阐释，体现出具有高度智慧的杂文的运思与言说方式。

《魏晋风度》前半部分面向公众，平铺直叙；后半部分则面向现实，也面向鲁迅自己，寄意遥深。鲁迅通过“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使该文成为一篇在文学史外衣包裹下具有高度杂文性的文本，文学史叙述亦因此获得了强烈的在场性与现实感，其杂文品格至为突出，也至关重要。公开的学术演讲和文学史的言说方式，于鲁迅来说首先是思想、而不仅仅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的载体。这使该文与《汉文学史纲要》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指向、文本功能和文体归属，其杂文属性远甚于文学史属性。

《魏晋风度》的杂文属性，使其价值不限于突破文学史写作之常规，在鲁迅全部的写作生涯、特别是文体选择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26—1927年是鲁迅人生与创作的转型期。人生经历方面，鲁迅远离学院，告别体制；创作方面，数量虽不多，但将此前的各类文章依体裁分别编辑出版，总结意味至为突出。详情如下：

1926年10月作《华盖集续编·小引》《校讫记》，次年5月出版；

1926年10月作《坟·题记》，11月作《写在〈坟〉后面》，次年3月出版；

1927年4月26日编定《野草》并作《题辞》，本年7月出版；

1927年5月1日编定《朝花夕拾》并作《小引》，次年9月出版。

不难发现，仅仅数月间鲁迅先后出版或编定了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坟》，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几部文集的文体归属均十分明确。而此后鲁迅编辑和出版的文集，除《故事新编》外，均为杂文集。即使是作为小说集的《故事新编》，在对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叙述中，也杂入了一些现实因素，从而引发了是“历史小说”还是“杂文化小说”的论争[56]。《故事新编》于历史题材中杂入现实因素的独特创作形式，与《魏晋风度》的写作策略极为相近。后者在常规的文学史叙述中融入对现实事件的指涉，并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建构出一种反常规的文学史。这并不是鲁迅在演讲中的随意发挥，而体现出“杂之为文”的追求。杂文化的言说策略，对原有的文体（文学史）既构成挑战，又形成补充甚至激活。

可见，在鲁迅创作进入“杂文的自觉”[57]阶段的1927年，作为“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之范本的《魏晋风度》起到了结构性作用，成为鲁迅创作、尤其是文体转型的关键文本。

余论：怎么写？

1927年9月下旬，即将离开广州的鲁迅撰《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回顾南下以来的种种经历，解答内心关于“怎么写”的困惑，并思考未来的精神路径。在鲁迅即将离开学院、告别体制的人生关节点，怎样选择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生存方式），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事实上，鲁迅的困惑，从进入体制开始已悄然萌发[58]。而南下期间的经历，特别是在广州与“革命”遭遇，使“怎么写”的困惑以及摆脱这一困惑的努力变得更为迫切。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鲁迅的选择是杂文。此时的杂文，已不同于《热风》时期的杂感，不仅是一种文体，还是一种思想与行动方式。杂文之“杂”，既是文备众体之“杂”，又能够穿越文学教科书划定的文体界限，或融入小说（如《故事新编》），或融入散文（如《女吊》），甚至可以融入属于学术文体的文学史书写之中，《魏晋风度》即如此。鲁迅通过整合学术资源和现实经验，并有意植入自家的知识感觉与行动姿态，建立词与物之间的逻辑链条，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反常识”的言说，一方面实现了对文学史的颠覆与重构，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革命时代”知识人内心的困惑和焦虑。该文的意义，在于鲁迅准确地把握了学术文体和杂文之间的微妙关系，使二者不以截然对立、而以有效融合的方式呈现于《魏晋风度》中。鲁迅的心境与言说方式，也由此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见，《魏晋风度》对鲁迅而言，是一个终结（之于体制和学院派文化），也是一个开端（之于作为思想与行动的杂文）。鲁迅晚年仍有撰写学术著作的想法，但最终未能实现。个中缘由，除过早去世以及因远离学院而失去写作动力等因素外，也和鲁迅后期写作观念的转型密切相关。上海时期的鲁迅“孑然于学林之外”[59]，不再将思想承载于相对静态的学术书写中，转而诉诸更具行动力的杂文[60]。《门外文谈》《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这类兼及述学与论世的文章，更能体现鲁迅对于“有学问的杂文家”[61]的追求和自我定位。而这一追求和定位，始于《魏晋风度》。

注释：

[1] 据朱金顺统计，鲁迅的演讲在其日记中可查的，有五十多次，但《鲁迅全集》仅收录16篇。参见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辑录说明》第1页。其中未收录者，或由于记录稿不存，或由于鲁迅对记录稿不认可。个别记录稿曾作为佚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黄子平《鲁迅的文化研究》一文指出《魏晋风度》极为完整，可能是有稿子写下来，再去讲的（黄子平：《鲁迅的文化研究》，《文本及其不满》，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96—197页）。

[3]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是鲁迅在广州市立夏令学术演讲会上的讲题，又用作正式发表的文本标题。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其作为学术论文的特征和意义，对演讲的“文类意识”和“文体感”的考察，仅有陈平原的论文《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4] 鲁迅：《书信·281230致陈濬》，《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5] 参见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6] 鲁迅1926年8月26日由北京启程，途经天津、浦口、上海，9月4日抵达厦门；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途经香港，1月18日到广州；同年9月27日离开广州，再次途经香港，10月3日抵达上海。

[7] 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页）

[8] 鲁迅：《书信·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

[9] 鲁迅：《两地书原信（四十八）》，《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10]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11] 鲁迅在广州期间的经历，参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伟江著，张钊贻、李桃编：《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朱崇科：《鲁迅的广州转换》，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12] 鲁迅：《两地书原信（六十一）》，《两地书全编》，第496页。

[13] 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4] 鲁迅：《两地书原信（八十）》，《两地书全编》，第530页。

[15] 这次演讲由林霖记录，分别以“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说辞”和“读书与革命”为题，前者刊载于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后者发表于1927年4月1日出版的《广东青年》第3期。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参见《鲁迅演讲资料钩沉》，第50、53页。

[16] 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21—224页。

[17][42]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40页，第436—442页。

[18][55] 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3页，第37页。

[19] 邱焕星：《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 》，《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20] 鲁迅：《书信·27022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21页。

[21] 尸一（梁式）在《可记的旧事》一文中说：“然而鲁迅在此时此地，对政治绝无一点表示，好象超然物外，不蓝不赤，便被人称为灰色，这又难怪宋云彬问他哪里躲了，我想鲁迅先生，精神上的痛苦，以在广州几个月中为最甚。”（《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87页）

[22][53] 山上正义：《谈鲁迅》，李芒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95页，第296页。

[23] 何思源：《回忆鲁迅在中山大学情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66页。这是何思源1975年接受广州鲁迅纪念馆访问的记录，时隔近半个世纪，记忆难免模糊，且鲁迅、朱家骅的争论均使用直接引语，恐不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追求政治正确而添加想象成分，但鲁迅营救学生的基本立场当大体不错，可资参考。

[24][3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第252—253页。

[25]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26] 鲁迅：《书信·270530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页。

[27] 鲁迅：《书信·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3页。

[28] 参见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第251页。

[2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30] 鲁迅：《集外集·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6页。

[31]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有《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报道，标题作“夏期”，正文则作“夏令”。在该报此后的相关消息中，均作“夏令”。而“演讲会”或“讲演会”之称谓，则一直混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记录稿最初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时，未设副标题；刊载于《北新》半月刊时，增加副标题“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辑入《而已集》时，副标题改为“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此后各版本《鲁迅全集》据《而已集》收录，副标题中均作“夏期”。

[32] 《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演讲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原刊一律用逗号断句，本文在引录过程中改为现今通行的标点。下同。

[33] 《市立夏令学术讲演会进行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3日。

[34] 《鲁迅日记》1927年7月10日记载：“蒋径三，陈次二来约讲演。”《鲁迅全集》第16卷，第29页。

[35] 《本市夏令学术讲演会讲题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4日。

[36] 讲义共十篇，前后题名不一，第一篇作“中国文学史略”，第二、三篇作“文学史”，第四至十篇均改题“汉文学史纲要”。讲义题名的修改及其意义，参见宋声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7] 鲁迅：《两地书原信（一○八）》，《两地书全编》，第582页。可能是由于编写计划未能完成，仅及西汉，在正式出版的《两地书》中，鲁迅将这一句改为“专编讲义，作一结束”（鲁迅：《两地书（九五）》，《鲁迅全集》第11卷，第250页）。

[38] 《文史科为缺课问题重要布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207页。“有书可研究”，指鲁迅正式出版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和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分别作为文艺论和小说史两科的课程教材。《汉文学史纲要》未编完，也未正式出版，因此不被计入。

[40]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402—1403页。其中“第七章”当为“第六章”之误。

[41]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397页。

[43][54]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474页，第474页。

[44][46][48][49][50][51]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26页，第524页，第527—528页，第532—533页，第534页，第535页。

[45]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刘锋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该书还指出：“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第19页）这一总结对鲁迅杂文也颇为适用。

[47] 鲁迅在广州夏令学术讲演会上发表演讲后不久，在致友人信中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鲁迅：《书信·27080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62页）这段文字意在对比江浙和广东对人才的不同态度，虽然也讲述曹操杀人，但立场和态度与《魏晋风度》明显不同。其中固然有言说对象、目的和语境之差别，但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鲁迅在清党事件后对广东的看法。

[52]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第197—198页。《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初刊于1927年5月5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11号，鲁迅生前未见到该文发表，1975年初该文被研究者发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在定居上海后所作回忆南下经历的《在钟楼上》一文中，凭记忆简述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有关革命和大乘佛教的内容（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3—34页）。

[56] 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7] 参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2期。

[58] 张枣对此有深入分析，参见张枣：《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亚思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0—46页。

[59] 鲁迅：《书信·320815[1]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2页。

[60] 关于杂文作为一种“行动的文学”，参见周展安《行动的文学——以鲁迅杂文为坐标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中的论述。

[61] 套用鲁迅对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之断语（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