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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澎湃新闻记者 赵昀 图

在网上看到赵士林老师发布的李泽厚先生去世的消息，感觉很突然。

想想先生也是91岁的高寿，不应该是让人觉得突然的事情，只是一直觉得先生精神矍铄，他那从来没有停止思考的大脑，是不应该突然停摆的。

这几年，和李先生的联系很少，但不断地能够从网上看到他的消息：金庸去世，他写了一篇充满争议的悼文；何兆武先生去世，他写了挽联；余英时先生去世，他也写了挽辞。其实，这不大像他的性格。

据李先生自己讲，他不太喜欢交往，也不太喜欢联系人，这也许和幼年时的家道中落有关，过早地看透了人情冷暖，但在我看来，还是因为李先生那颗有着超人智慧的大脑，智者很难热情，于世于人，都保持一种淡淡的距离。此时我来评价先生，可能也是强作解人。

大概是在2005年，我正在所供职的媒体做当代学人口述的项目，李先生当然是不可绕过的对象。我托赵汀阳老师向李先生转达我想给他做口述的想法，那时候的李先生想来是有些寂寞，他答复我说：聊什么呢？聊了也发不出来。我那时初生牛犊，回了一句：不试试，怎么知道发不出来呢？李先生说：那就聊聊。

那年，李先生回国，我到他府上拜访，他似乎不大爱说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和他对话，几乎是惜字如金。我为了打开局面，不得不和他聊起他感兴趣的思想史，忘记了当时我说了一个什么观点，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问我：“我发的一篇文章，你看到过没有？你这个观点跟我文章的观点很相近。”我如实回答：“没有。”他说：“你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转身回到房间，拿了一本《告别革命》，这本书送给你。我当然不肯错过让他签名的机会，他笑着说，“我基本不给人签名，但就给你签一个吧。”

后来，和李先生的对谈发表在我所供职的媒体上，这是李先生出国15年之后，首次见诸于国内的报刊。

李先生看到文章发表出来，应该还是很高兴的。自那以后，和李先生就时有往来，每次他回国，总是要通通电话，或者是见见面，在他狭小的客厅里，他穿着睡袍，我亦不修边幅，我和李先生应该算是隔代人，但却没有什么隔阂。

后来我那本《李宗吾新传》出版时，本来想请他作序，他很痛快地回绝了：“我眼睛不好，也不愿给人做序。”

书出版后，我寄了一本给他，没有指望他会看，只是尽一个晚辈的礼数而已，不料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他那里聊一聊。他看完了我的书，有些想法想和我探讨。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可是李先生啊！从来不主动联系人的，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找他聊聊。

可惜的是，那时疲于为生活而奔波，竟最终错过了这次机会。想起来真是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刘再复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这真是老友之间的知人之论，不了解李先生的人，多半会觉得李先生很难相处，他讲话非常直接，又非常犀利，常常会让人觉得难堪，但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向来如此，也就不会因此而挂怀。

其实李先生也有很随和的一面。有一年，李先生回国，赵汀阳老师召集一帮朋友搞了一次雅集。李先生是主角，当时还有几位年轻的学生，那些学生大多做了准备，带了笔记本，让李先生签名。但当时有一个女生没有带，急得几乎要落泪，座中有人开玩笑：“你可以把外套脱下来，让李先生把名字签到外套上。”

其实这个玩笑是很不得体的，一时间气氛有点尴尬，但李先生很随和地说：“这样的事情对于我这个老头子来说没有什么，但不能糟蹋了人家女孩子的衣服。”这是注解过《论语》的李先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还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想采访他，请我帮忙和李先生联系，李先生拒绝了，我再请求，李先生说：“你这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这是他很风趣的一面。

关于李先生的学术和思想，我没有能力进行评判，之前曾经写过几篇小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个断论：李泽厚在思想上超越了黑格尔，在学术上则超越了其师任继愈。李先生看到了以后，说：“别人看到文章会以为是因为咱们关系好，你才这样说的。”果不其然，有其他的朋友看了文章后说了和李先生同样的话。

其实，李先生的学术地位哪里需要我来抬高？他在学术上极为自信，自其学术思想形成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

我曾经和李先生戏言，这一点上他酷似康有为，他虽未肯首，但亦未反驳。上个世纪90年代，李先生出国之后，学界“超越李先生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但，李先生，是那么好超越的吗？如今李先生已作古人，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李先生的著作，那真的是不刊之论。

最近，我也在重新梳理我对《论语》的认识，李先生签名的《论语今读》，是我最近的案头书，每次读，李先生的音容都宛在面前。愿李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