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邂逅李泽厚
2021年11月2日，哲学家李泽厚逝世，但他的作品并没有过时。李泽厚的文章不以资料性和系统性见长，但善于抓住要点，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从而带动全盘，现实性强，启发性大。
从网上得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家中逝世，本来，一个九十一岁老人告别人世，应该算是喜丧的了，但对于李泽厚的逝世，我总感到非常婉惜，因为还想再读到他的具有创新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新作。
我与李泽厚算不上朋友，只是偶尔相遇相识而已，平时并无联系。但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短暂的接触，却不断地浮现在脑际，觉得还是应该记载下来，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
在我读大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三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很受社会关注，李泽厚是其中之一。他因学术研究而引人注意，开初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表文章较早，这些文章在他大学毕业后结集为一本专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引人注目，是在美学大讨论之中。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中宣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就组织了两次学术大讨论：理科是遗传学问题讨论，文科是美学问题讨论。美学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持续时间也很久，吸引了许多读者。争论集中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四派：一派认为美在主观，一派认为美在客观，还有一派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则自树一派，强调美的客观性和社会实践性。其他几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学界老将，而李泽厚则是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却说得很有道理，吸引了许多读者。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学讨论就不了了之。李泽厚的研究方向也转向西方哲学，写了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1977年后国内学术活动恢复，1978年10月中旬，安徽大学和安徽劳动大学发起组织黄山鲁迅学术讨论会，规模很大。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收到一张请柬，由现代文学教研室一位老师去参加。我的编制则是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但因为我发表过一些鲁研文章，又有一本《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即将出版，算是获得鲁研界的认可，几位朋友建议会议秘书组另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赶紧赶去，会议已经开始几天了，但李泽厚比我来得更迟。他是在芜湖开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听说山上在开鲁迅研讨会，那边会议还没有结束，就跑了上来，同行的还有一位哲学所的同事张琢。李泽厚写过鲁研文章，他当然有资格参加会议，会议主持者把他安置在我们的住宿区。
这种宿舍区，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只在楼面上设有公用厕所和盥洗室，大家公用。正因为有这样的住宿条件，我和李泽厚在盥洗室里时常碰面，不知不觉间就熟悉起来。他知道我来自复旦，就与我谈起他当年毕业分配的往事。他说，他在北大毕业后，原想到复旦来教书，拿到分配通知，很高兴地前来报到，并在复旦招待所住了几天，谁知却因为肺病并未痊愈，被复旦人事处退了回去，只好另行分配到科学院学部哲学所。我说，这事对复旦是一个损失，但对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哲学所老专家多，整体水平也高。李泽厚说，的确曾经有几位老先生要收他做研究生，但他独立性强，喜欢走自己的路，所以谁也不跟，自己搞研究。接着，他问我有没有指导老师？我说，我是主张转益多师的，老师们的长处我都想学，但不想跟定一个老师，以免被束缚在一个门墙之下。他觉得我的主张与他相同，慢慢就接近起来。
大概他已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的讯息，估计我会认识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说要拜托我办一件事：他将过去的美学论文收集为一本《美学论集》，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很久了，至今还没有出来，要我回上海后帮他去催一催。我答应下来，并且照办了。但这本书的出版，与我的催促是否有关，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出版社自有他们的操作规程，未必会因我的催促而加快。在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而已。又有一次，我问他：你美学研究搞得好好的，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向去搞康德哲学了？他说：对于西方哲学，我们一向比较重视黑格尔，因为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但我觉得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康德哲学似乎更重要一些，所以就研究康德。我说你能坚持研究，也很不容易。
会议结束后，是游山，大家自由组合，互相照顾。我们四个人结合成一组：李泽厚、张琢、我和安徽大学的方铭。因为时间已是深秋，而且刚下过一场雨，树上都结着细冰，晶莹透剔，倒是别有一番景致。但路上也是冰，就很难走了，路边又没有栏杆，一滑下去，就粉身碎骨。我们只好一路注意脚下，不敢太放松。断断续续地谈了些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走到天都峰脚下时，李泽厚兴致勃发，说要登峰，我们几个人也准备陪他上去，但被另一组正在准备登峰的青年人所劝阻。他们说，爬天都峰本来就极危险，今天雨后结冰路滑，就更危险了，我们年轻力壮，还没有把握是否爬得上去，你们几位还是留着老命，回家多写些文章吧！李泽厚听从劝告，只好放弃。这样，我们就直奔光明顶。好容易爬到山顶，却是床铺严重不足，讲师助教群体中，一张单人床要睡两个人。我爬了一天的山，感到很累，而且方铭与我原是复旦老同学，关系较好，就决定两人将就挤一晚。李泽厚与张琢却决定一起下山，而且说走就走，可见他当年身体很好，至少比我要强壮得多。
几年之后，我们又有一次相见。那是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复旦招待所里。蒋孔阳先生请他吃中饭，叫我作陪。饭席上只是闲谈，并没有讨论什么学术问题。只记得蒋先生说李泽厚的著作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希望他能多写。下午是请李泽厚为复旦学生演讲，地点在老教学楼三楼靠东面的一间大教室里，挤满了人。那时，蒋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支持不了全场，故事先与李泽厚说好，他只能主持上半场，下半场由我主持。演讲结束之后，本应由我招待客人吃饭并送他回招待所的，但是哲学系一批研究生一拥而上，将李泽厚裹挟而去，我连与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也就只好由他去了。
此后，李泽厚的名气愈来愈大，而我却有点怕见名人，所以就没有再与他见面。但仍关心他的动向，继续拜读他的新作。李泽厚的文章不以资料性和系统性见长，但善于抓住要点，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从而带动全盘，现实性很强，启发性很大。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从近代开始，又写到古代和现代，形成一个系列，而与别家思想史不同的是，他不作平面的铺叙，只作重点的论述，所以称为“史论”，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却能带动全盘。比如，他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引发了人们对整个现代思想史的思考，这就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他的美学论著，也是这样。有人出于常规识见，建议他应写一本系统性的美学著作，来建立他的美学体系，但他始终没有写。后来写过《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也还不是教科书式的系统性著作。即使他那本流传最广、系统性最强的《美的历程》，也是以点带面的作品。试想，一本十五万字的著作，论述上下五千年的美学历史，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怎么可能全面得起来？当然只能是纲领性的著作。但他却把我国美学历史的发展线索理出来了，而且提出许多创见，比如，他把人的觉醒看作美的发现的主要依据，所以对魏晋玄学和明清市民文艺都有较高的评价。正是这许多新颖的观点，才使得这本书一纸风行，成为青年学子喜爱的读物。
李泽厚已经逝去，但他的作品并没有过时，仍旧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