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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际，一曲《七子之歌·澳门》唱响两岸。随之，词作者闻一多先生以及他的“红烛”精神，也从尘封的历史中逐渐清晰起来。

闻一多先生原名闻家骅，1899年11月诞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开始新诗创作；1922年入读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1923年出版反帝爱国主义与唯美主义相结合的诗集《红烛》；1925年离美返国，创作《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等爱国名篇；192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来青。

正是在青岛这片红瓦绿树点缀的山海间，集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于一身的闻一多先生，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转变——从诗人到学者。

一、对青岛的情，含蓄却又难以自抑

1930年以前，在闻一多的心里，青岛可能只是“五四”时期爱国呐喊口号中的一个地名，他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对这片土地奉献出一腔热情。

闻一多与青岛的结缘，可以说是与多年旧交——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段续缘。那年夏天，因学术新旧矛盾而愤然辞职于国立武汉大学的闻一多，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恰好被筹建国立青岛大学而四处延揽人才的杨振声闻知，便专程来上海邀请他和梁实秋先生。为消除他们对青岛的陌生感，杨振声提出“先尝后买”的方式：“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

有感于杨振声的诚意，以及实地考察后对青岛的美好印象，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言而决，在杨振声所设的宴席上，畅快地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据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在一次采访中说，其实当时，闻一多还面临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回母校清华大学。1932年，清华大学设立一个新的教授岗位，叫“研究教授”，主要是想鼓励学术研究，担任这个职务的不用讲课，可以专心致志地进行学术研究，并且地位、待遇在普通教授之上。闻一多是第一批被聘请担任“研究教授”者之一，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杨振声和青岛，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吸引力！

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闻一多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讲《中国文学史》《唐诗》《文学名著选读》三门课程，并给外文系开设《英诗入门》。他所授的《唐诗》课，推崇杜甫和孟郊，《英诗入门》则喜欢讲雪莱、拜伦、华兹华斯等诗人作品。

当年闻一多先生身材瘦削，喜欢穿着长衫、布鞋，戴黑边眼镜，嘴里叼着大烟斗，头发较为凌乱，浑身发散着诗人的风度和学者的才华。且他授课既严谨又富有创见，既能讲唐诗又会说英文，课堂上充满激情，经常用缓慢而低沉的朗诵，把学生带到诗歌所表达的世界里，让学生陶醉而折服，很快便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普遍信赖和尊敬。据说有一次他教《楚辞》时，身着黑色长袍进入教室，慢慢地掏出烟盒问学生：“在座的哪位吸？”学生不接话，他就自己叼上一支，然后边敲桌子边和着节拍唱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然后开始讲《楚辞》。

初到青岛，闻一多全家赁住在学校对面的大学路，因房子在楼下一层，光线昏暗，不尽人意，很快便搬到了汇泉湾离海水浴场不远的文登路。在这里，一出家门就是海滩，涨潮时海水距门口不及二丈，他每夜都可以枕着涛声入眠，对海便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夏季来临，闻一多经常全家或去沙滩晒太阳，或去海滨公园参观水族馆，或去栈桥欣赏大海的辽远，海给予了他无尽的诗意与乐趣。因此，他为学生上的第一堂写作课，便命题为《海》。

也因此，他留下了一生中惟一一篇写景抒情散文《青岛》：“海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漂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伸长的山角，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却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他把对青岛含蓄而难以自抑的深情，浓缩到了诗一样的字里行间。

因去学校必经梁实秋在鱼山路的住所，两人便每天结伴而行——蜿蜒的山路上，两位策杖而行的潇洒学者，这诗意的画面成为后来众多描写闻一多与梁实秋在青岛生活的一个唯美的片段。

在汇泉湾住了不到一年，妻子临产，闻一多便把家眷送回湖北老家，只身住到了校舍东北角，原为德国人所建俾斯麦兵营建筑群所属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当时是学校的第八宿舍，现已被称之“一多楼”。始建于1903年的“一多楼”以新罗马为基调，红瓦黄墙，砖石结构，有地下室和阁楼，建筑面积约607平方米，现为青岛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1984年，楼前立起闻一多纪念雕像，碑文由当年的得意弟子藏克家撰文并书写：“ 杰出的诗人、学者、人民英烈闻一多先生，1930年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瞻望旧居，回忆先生当年居于斯工作于斯，怀念之情曷可遏止？立庭院以石，以为永念。俾来瞻仰之中外人士，缅怀先生高风亮节而又所取法焉。”

二、对诗学的情，执著却又煞费苦心

闻一多所学的专业是美术，以新诗创作闻名，却从事着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为了更好地教学，同时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没有了家室之累的闻一多，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诗经》《楚辞》和《全唐诗》的研究考证工作。

说“全身心”其实毫不夸张，他几乎到了“如痴”的地步，常常头发好几天顾不上梳洗，也无暇外出购买生活日用品，有次鞋子穿破了，居然借了厨师的鞋来先穿，然后请厨师代买一双千层底布鞋。除了上课他极少下楼，以至于被教师和学生们称呼为“楼上先生”。他的书案上，有出自《红烛》里的八字座右铭：“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梁实秋曾这样描述闻一多的这段生活：“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当时国内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游国恩住在楼下，闻一多常常和他聚在一起，对《诗经》和国学进行探讨。在闻一多之前，研究《诗经》多用音韵训诂的方法，而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使得许多观点与传统的注经结论截然不同，更符合中国文化源头时代人的心态变化。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被记录在案的典故很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诗经·周南·芣苡》。“芣苡”即车前草，这首诗过去一直被解释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闻一多却想，车前草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植物，生得又不出众，为什么要歌唱它呢?后来，他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车前草是多籽植物，因为上古时代女性最大的责任就是传宗接代，劳动时唱它，实际上是表达了女人多孩子的意思。另外《诗经》中还有一篇《新台》，过去一直认为诗中的“鸿”就是大鸟，诗的意思说是打鱼的人，捕到一只大鸟。但是，闻一多把这首诗的每一个字读懂后，觉得有些说不通。因为诗的最后，说打鱼人捕到这只“鸿”后，不仅没有高兴，反而非常扫兴。于是，他试图用音韵学方法，对这首诗重新考察，发现“鸿”是“苦隆”的切音，而“苦隆”是蛤蟆的别名。因而全诗的表现的情节是，打鱼者本想捕到一条大鱼，却捕到一只蛤蟆，所以特别扫兴。接着，他又运用社会学方法，认为这首诗的原意是，女子本来想找一个英俊的男青年，没想到找到的竟是一个像蛤蟆一样的老头子。

他将在青岛的研究成果收入《匡斋尺牍》一书，郭沫若读后曾经称赞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臧克家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说：“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持笔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当然，这样的执著与付出是不可能没有收获的。在古代神话、《楚辞》、《诗经》、汉乐府诗、唐诗、古文字等诸多领域，他的研究成果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期间，他完成了《唐诗大系》《全唐诗汇补》《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人小传》《唐文学年表》《唐风楼捃录》《唐诗要略》以及《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诗风辩体》《诗经词类》等各类著作计有近20部，并开始了对《楚辞》的研究。单《全唐诗人小传》就分为9册，60余万字，收集了唐代406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编成传记，其余多为分门别类摘录的原始资料。离开青岛后他还写了大量关于唐诗的论著，都是以这时的研究为根基的。朱自清这样评价他对唐诗的研究成果：“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出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虽然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但闻一多始终关注着新诗的发展。1931年1月20日《诗刊》创刊号上，他的长诗《奇迹》被徐志摩誉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这是他在青岛的惟一诗作，他本人也对《奇迹》评价颇高：“我已证明了这点灵机虽荒了许久没有运用，但还没有生锈。写完了这首，不用说，还想写。说不定第二个‘叫春'的时期快到了。”同时，他还对学生的诗歌创作鼎力支持:向《新月》推荐学生的诗作；陈梦家、方玮德的诗集《悔与回》问世时他欣喜若狂；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烙印》的出版，他慷慨资助并为之写序。

三、对于青大的情，率直却又一波三折

1930年到来，1932年离开，闻一多在青岛大学只有两年，但他对青岛大学的情，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作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网罗了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壮大了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师资力量。而他与学生“二家”——臧克家和陈梦家之间，流传的典故也是特别多。闻一多经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得意之情不经意间溢于言表。

1930年秋,就读于青岛大学英文系的臧克家想转考中文系。当年的国文考试有两道试题，其中之一是《杂感》。臧克家的《杂感》是一首三行短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闻一多读后感觉饱含哲理，判了98分。就因为闻一多给出的接近满分的国文成绩，臧克家的数学虽然考了零分，但仍顺利进入了青岛大学中文系，后来成为一名著名诗人。而且，闻一多并没有将臧克家看作自己的学生，而是视作好友。于是，臧克家便成了闻一多家的常客。臧克家曾在文章里描述道：“一开始读诗，空气便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我吸着他递给我的红锡包（他总是吸红锡包香烟），他嘴上也有一支，我们这时不是师生，我们这时也仿佛不再是在一个房间里了。”臧克家最早发表的诗作《洋车夫》《失眠》就是闻一多拿去推荐的。在闻一多的耐心指导提携下，臧克家很快在文坛脱颖而出，1933年出版的《烙印》更是一时洛阳纸贵。臧克家曾感激地说过：“没有闻一多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而闻一多也曾写信给臧克家说：“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在青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

闻一多对学生陈梦家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为了解决他的生计问题,同时又可以安心做学问，闻一多让他来做助教。但闻一多绝然没有想到,这也给人留下了话柄儿。

这两年时光里，三次学潮的风波也让闻一多对青岛大学经历着情感世界中的一波三折。

第一次学潮出现青岛大学刚刚成立时，部分学生因为牵扯是用假文凭或者不被承认的文凭考进来的，于是学校张贴了这些学生的名单，让他们离开学校。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是因为公布的名单有120人之多，占全校学生的一半以上，且还有些人认为，既然能考进来，就说明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让他们退出学校。后来，学校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的学生开始罢课，并与上课的同学发生冲突，导致有人电话报警，警察到校镇压。由于作为校务会议的主要成员的闻一多始终站在校方一边，便有学生造谣是闻一多报警，从而使闻一多与学生间有了隔阂，并成为他后来被驱逐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血气方刚的青岛大学学生受全国抗日风潮的影响，也组织成立了反日救国会。为了南下请愿，179名学生卧在铁轨上，要求火车运送他们，造成秩序混乱。学校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之举，但必须执行当时教育部下令各校阻止学生前往的指令，于是又与学生发生矛盾，闻一多在校务会上抱着“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的心情，主张开除带头的学生，梁实秋也表示赞成。虽然学校最后只是给这些学生“记过”处分，但学生们对闻一多和梁实秋怀恨在心。

第三次学潮发生在1932年春季。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青岛大学出台了新的《大学学则》，规定“学生全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两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们认为，学校目的是阻止学生从事爱国运动，于是群起反对。他们组织“非常学生自治会”，罢课抵制考试，闻一多、梁实秋两人坚持如期进行考试，并开除了九名“非常学生自治会”常委的学籍。此举使闻一多、梁实秋顿时成为全校学生的“公敌”。在学生自治会发出《驱闻宣言》里，说闻一多纠集新月派霸占学校领导权，过去迫害青年学生，这次又要对学生施加暴力，是法西斯分子。学生们贴出“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的标语。还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指着黑板上的乌龟和兔子问梁实秋：“哪一只是我？”梁实秋答：“任你选择！”因闻一多在课堂上有“呵呵”的口头语，还有学生写道：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第三次学潮影响巨大，教育部决定解散学校，重新成立国立山东大学。因杨振声已辞职，教育部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闻一多虽然还是这个班子的成员之一，但经历了三次学潮，他已经满腹委屈且心灰意冷了，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而且，清华大学两年前给他的“研究教授”聘任书依然有效，于是，他最终离开了心目中“几乎是天堂”的青岛，返回阔别整整十年的母校清华大学。

虽然在三次学潮中，闻一多不被一些学生理解，但是，他率直的真性情，始终是不曾更改的。曾有一位青大的学生被日本人无理殴打，政府当局不仅不敢给予日本人处分，反而关押了这名学生。闻听此讯，闻一多挺身而出，激呼道：“中国，中国，你真的亡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在学校的交涉下，警方被迫释放了关押的学生。

闻一多先生写下《红烛》，自己也给世人留下了“红烛”精神。他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诠释了生命的庄严。在青岛，他的“红烛”光影永远闪耀着，而且将一代又一代后人前行的路，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