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在美学风格的背后——《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的问题

一、阅读中被“闪了一下”：“山乡巨变”，到底怎么“变”的

读周立波写于1956—59年之间、反映其故乡湖南益阳乡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自觉不自觉，会把同时期柳青写关中平原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李准写河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多篇小说在心里做个对照。相比柳青对合作化进程聚焦过紧、李准的作品都不是长篇，《山乡巨变》生活画轴般徐徐打开的这“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在茶子花开时节（1955年初冬）迎来“合作社”这一新事物的乡村世界，无论人物形象、情感关系、劳动样态还是地方风土，都显得更加丰富。不过，认真跟着周立波进入乡村深处，特别是进入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冲击在生活、在人心中形成的一道道坎儿的时候，常有一种被“闪了一下”的感觉：铺垫再三，千难万难，怎么忽然一句简单的好像为了交代的交代，或者坏分子的一句造谣引发一场闹剧，这些坎儿就被轻松越过去了呢？比如写正直而“顽固”的贫农陈先晋的入社过程，从“父子”“一家”“恋土”，到“决心”，笔墨很多，其间陈先晋松口入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本“跟耶娘一个鼻孔出气，只认得做田、不肯探闲事”2的二儿子孟春的转变，但孟春却是一句话就从落后到了先进。3而看起来有着诸多波折的陈先晋的转变——在干部们通过儿女、女婿做工作的“包围”之下，陈先晋从不理、观望、答应、反悔到“决心”入社，只是包围之下无路可走而已。在这一过程中，身为青年团乡支书、满怀理想但工作方法简单急躁的大儿子大春，和以“儿女、发家、土地”为生命价值所依的陈先晋，其实是谁也没有变的。

这样的细节一多，让我明了，山乡巨变，在关键的地方，到底怎么“变”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显然没有柳青的《创业史》和李准的相关小说开掘更深。不管是陈先晋对土地上父祖相承的劳作的眷恋、对合作社“龙多旱、人多乱”的担忧，还是山林归社、茶油分配引发的人心波动与公平问题，以及干部们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过快发展中的应对困境，在《山乡巨变》中，总是在各种生活喜剧的发生中悄然退场或被轻松带过。如果是柳青，必定苦苦探究如何从认识到行为正面面对、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李准，必定要调用他熟悉的各种乡村传统、道义伦理，以及新的制度、思想资源来探讨问题的出路和人的改变的可能。

1959年6月，唐弢就周立波1956—59年发表的三篇与《山乡巨变》的构思、创作同步的短篇小说，赞美一种属于周立波也属于新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建立在“淳朴、轻松、愉快”的生活感觉上，将深厚的感情蕴于“绚烂后的平淡”的美学风格的形成。4确实，这一风格，在《山乡巨变》中得到贯通而酣畅的表现，成就了一种富含美学自觉与历史意蕴的喜剧性，也成就了一幅新中国政治进入之后的中国南方山乡的生活画轴——其间的人们无论青壮老幼、鳏寡孤独、先进落后，无论带着何种历史问题、政治身份，都活得生气勃勃、有滋有味，敢于吵闹也敢于交出心来。就此可以说，《山乡巨变》之变，别有怀抱，周立波别有用心处、成就处。不过即使如此，周立波对如上“变”中问题何以不那么用心，仍值得追问，因为只有明了其“不用心处”，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他的用心处、成就处。

从“孟春转变的不交代”这样一些问题追下去，结合小说外的有关材料，反复细思：《山乡巨变》中的这些不用心，和周立波对处于时代政治中心的合作化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要深入认识《山乡巨变》的美学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喜剧性处理风格，不能不认真审视使《山乡巨变》这些美学风格得以成立所依托的周立波的政治感、历史感。

二、返乡：周立波的政治感、历史感与双重“放松”的写作状态

从1954年开始的五六年间，周立波多次回故乡湖南益阳，1955年冬到1956年冬，更举家从北京迁往益阳的桃花仑乡竹山湾村“深入生活”。5除了参与几个村的办社实际工作，他还下田劳作，事事关心，他的干部、名作家的身份和热切性格，也使得他成了一个常被找去调解纠纷、为人纾困的角色。这些都使得他对几年间合作化推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1955年初下乡他就看到、写信给刘少奇反映的缺粮问题，以及缺粮、干部执行经购经销时的粗暴作风等问题对“中央威信”“党群关系”的影响，6还是在建社过程中眼见耳闻的各种困难波折，都有相当的了解。不过，他相信合作化是新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开展，而且，就目前可见的文章和材料来说，至少在1959年底《山乡巨变》续篇完成之前，他对合作化未来的认识是乐观的。7在这一时期的他的意识里，只要按照党给出的合作化方向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么，当下一时所见的条件不理想，农民的迷信、短视、别扭、处理不好的公平，乃至猝然与过去安身立命所在的价值割裂的痛苦，都是暂时的，终将在历史潮流中被融合、化解。因此，他的写作状态是放松的。孟春转变的不交代，陈先晋父子在入社前后并没有从各自固执的情感、思想状态向前、向对方多走一步——一方面，或许就是他经历的更为普遍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在这种乐观的政治感之下，重要的是潮流的涌动向前，个人从“落后”到觉悟自在其中。孟春的兄长、妹妹、同伴都投入了这个潮流，潮流已然为年轻人所引领，在这样的氛围和逻辑中，即便对他的性格缺少交代，他的“突然转变”又有什么难理解的呢？所以，缺粮的原因可以查找，可以反映给国家领导人，可以建议粮食提留标准调整——只要潮流保证着它自身的正确和活力，潮流中的人们不变亦变，相比而言，“如何变”则不是那么要紧了。

周立波相信合作化是新中国政治的重要开展且对合作化未来认识非常乐观——这一政治感，与一种革命胜利后凝望社会、凝望生活的历史感相连。这也是诸多同时代文艺工作者所共有的——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热切的评论文字中透露了，他所感受的周立波新“风格”得以生成的土壤，除了文学修养与个性，显然与周立波对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只是相信而且“倾心”，与他对益阳乡村生活不只是“谙熟”，而且对包括物质性的生活细节由衷欢喜，被“旧的沉下去、新的升上来，不过这回是偏重后者”的“世界观”、历史感所充盈等因素高度相关。可以说，《禾场上》等短篇小说与《山乡巨变》中无数“安详舒适的小幅”一样，都“是生活的继续，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从“旧”中“升上来”的“新”的舒心描画。8

可以看到，不同于写作《暴风骤雨》时特别依托阶级论述以翻转乡村秩序、充满紧张感的历史感，写作《山乡巨变》时的周立波的历史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面看起来，《山乡巨变》还是以“贫农、中农、坏分子”等阶级概念来定位小说中的人物，且依据合作化阶段的政策来择取表现若干阶级的人物类型，甚至以有僵化倾向的阶级定义内涵来设计某些人物的境况。比如，好的品质和能力要尽量地给予贫农。清溪乡最被称道的三位“做田里手”陈先晋、亭面糊、谢庆元，都是贫农；又正直又是“做田里手”的陈先晋，即便就小说给出的信息看，他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两个儿子一个姑娘皆已成为壮劳力，且一家人十分勤俭，无病无灾，小说却终不让他摆脱贫困，上升为中农；而新中农王菊生、秋丝瓜等，要么财产来得不让人尊重（用计谋把自己过继给叔父，得了他的房屋、田土和山场），要么曾是旧社会的兵痞、为人奸猾。概言之，既然在初级社的发展中政策认定“中农”是有自发倾向、不好配合的阶级，不能“依靠”，只能“团结”，而随着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步伐的加快，在意自己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懒等公平问题的“中农”更被视为自私、保守，成了合作化运动要与之争夺路线的阶级，那么自觉以小说反映合作化运动、要对现实工作起作用的作家周立波，便不能不如此设计——虽然如此，他对菊咬金、秋丝瓜和清溪乡诸多人物的家庭、劳作的书写，在让人愉悦的、喜剧性的书写中保留了超出阶级定性的丰富复杂的层次。也就是说，不同于《暴风骤雨》在阶级图谱中对人物做“斩钉截铁”的刻画，《山乡巨变》对乡村各色人物及其关系的书写富有一种弹性和活力。这背后，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历史感，悄然挪移为更重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时“新”从“旧”中“升起来”（而不是断裂）的新旧更生的历史感。

依托于这样的政治感和历史感，周立波的写作状态是放松的；又是在革命成功后回到了他熟悉的、喜欢的故乡，他的放松就是双重的。这样的“放松”成就了《山乡巨变》别开生面的喜剧性：对故乡与乡亲的熟悉与忧欢共鸣，成为小说喜剧性呈现的情感基底；对渗透着益阳风土的农民的幽默感的会心和各种趣味横生的生活细节的着迷，成为喜剧描写的无尽源泉，而农民当下的种种别扭与他对未来的信心满满映衬，更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喜剧所需的张力。这一喜剧的形式和呈现的美学风格，则来自放松的状态让他的才能和积累得以发挥：他的乡村记忆、现实感受、美学修养和语言敏感，都在这种放松之下得到释放。鲁艺“关门提高”时期讲欧美与俄罗斯文学时的观念和美学探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前后不同思想情感状态的下乡经验，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红楼梦》《三国演义》作为新的“文学大众化”资源的学习，都在《山乡巨变》的写作中得到了一种惬意的、有机的安排。

依托于这样的政治感、历史感，周立波的“放松”状态也更深地打开了自己，打开了他与乡村的关系，他身上一直有的一种与传统文化相连的乡村文人感受，在合作化中的家乡有了一个重新落下来的、转化的空间。

周立波身上乡村文人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牛》中。1941年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书时，曾到延安附近的碾庄生活了五十余天，趴在土炕上写了《牛》。小说中，以房东刘起兰为原型的张启南是一个在革命文学中有点“异色”的农民形象：一个有点“躲懒”、不像别的农民那么苦干的，却对万物生灵多那么一点美的眼光、多那么一点细心和温情的农民；他的生活与劳作中，由此自有一种自在。这样一种农民，这样一种自在感，在中国的乡村是悠远存在的一脉。在延安的政治开展带来的新的人心活跃、舒展的乡村生活氛围里，周立波作为一个从乡村读过旧书出来，既为现代意识和革命生涯所塑造、又保留了某种乡村文人感受事物方式的作家，能特别感受到这个自在感如何因革命而得到安置和更生。小说写张启南用心照顾生产的母牛和小牛，他的责任感中别有一种细腻活泼；小说也写夜晚在窑洞中聚谈、翻看艺术画册的农民们，就窑洞之外的革命、艺术和世界时局，率性又正经地侃侃而谈……某种意义上，革命的目标、革命后的乡村生活，不应该包含这样一种与生命万物、与政治社会息息相关而不感悲苦、不感压迫的自在吗？这或许是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对《牛》的称赞喜爱中，所共享的、却未必自觉的一种革命感觉。但这个自在，这样一种“躲懒”人物，很快就不见了；经历整风、《讲话》学习后的周立波，自我检讨写《牛》时的“思想感情”是“做客”，未能与农民打成一片，故“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9。到了1946年，周立波到东北参加土改工作，再度提笔写农民，写《暴风骤雨》，写土改后的东北乡村努力生产的新局面——再不见张启南这样的人，如果有，恐怕也要被儿童团员们挂上“懒蛋牌子”的。10但在《山乡巨变》里，张启南式的在生活、劳动中的美的眼光和有担当的自在感，转化到了清溪乡的农会主席李月辉、老农亭面糊这样或与人心或与牲畜之心相通相善、在性格上有自在感，且让这种自在感有力推动了工作和生活的人身上；也转化到了盛淑君、盛佳秀这样为新的生活氛围养成或鼓动，而在社会空间和情感生活上获得某种（有限度、也因而有新旧更生的迷人的）自在感的女性身上。

三、“自在感”带来的文学成就与成就中蕴含的问题

事实上，与其说1941年《牛》中张启南式的自在感，转化到了《山乡巨变》中李月辉、亭面糊、盛淑君、盛佳秀这些在各自的工作、生活、情感上透露、运用或生成着自在感的人身上，不如说，是返乡的周立波在放松中重新找到了写作的自在感——既与《牛》中为革命引动的乡村文人感受方式相联通，又不同。这一转化、更生的自在感，给《山乡巨变》带来了特别的文学成就，也在成就中折射出周立波相关认识、思考上的不足。以下试从三个层面分析。

第一，此时周立波的写作与革命、与乡村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从亭子间的左翼文人到革命作家的磨砺和转变，其间，尤为关键的是《讲话》后他对文学写作如何真正进入革命内部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思考。周立波在多篇不同时期纪念《讲话》的文章中，一再举写《牛》的时候的“做客”“旁观”状态为例，这诚然是个特别重要的自我剖析的出发点，但在某种层面上与“旁观”状态相连的乡村文人感受方式，既不曾被剖析出来，也不曾真的被否弃。在《山乡巨变》中，这个乡村文人的眼光和感受方式，已经是内化于一个革命主体的、更具现实指向与行动性的眼光和感受方式。从他着意塑造的清溪乡农会主席李月辉身上，特别能体现这样一个变化。“不急不缓、气性平和”的李月辉，出现在小说所描写的1955年底到1956年初合作化运动以全乡七成户数入社为目标、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刻，是有意味的。如此急骤的、让干部们在层层会议上严肃提醒“引起的矛盾会深入人心、波及所有的家庭……”11的合作化运动，在一个有特殊社会经济脉络和宗族文化遗留的地方能够在一个多月间完成，虽经波折却并没有引起大的动荡——究其原因，在李月辉这样的地方干部身上，有许多可以追问的线索。比照写于1955年4月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这是周立波在举家移居桃花仑乡之前，依据初次返乡见闻所写的第一篇小说，采用类似访问笔记的叙述方式——显然盖满爹这样一个木匠出身、人品好、性格好，“对乡里情况了如指掌”12，而又能依据每个人的处境和心性来处理问题，深得乡邻信任的地方干部，给周立波留下了深刻印象。盖满爹的这些特点，都叠印在《山乡巨变》中李月辉的形象上。周立波或许敏感到，能否实在把握并体谅农民的处境和心情，不只是为了推进眼下紧迫的工作，更关系到合作化后的乡村的长远未来。他塑造了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却有着比盖满爹更突出的“婆婆子”性气的李月辉——他的从不与人生气，所谓“天性”，其实更来自他对各种处境下的人的温厚体察。而相比年纪大又没有读过书，有时会怕被人看不起或怕担不起责任的盖满爹，善说笑、爱读书的李月辉更能够“不急不缓”。1955年三月在湖南省的合作化收缩政策下，李月辉曾“坚决收缩”，撤销了陈大春发起的社，而半年后运动又被推向高潮时，他被陈大春笑是毛主席所讲的“小脚女人”，他答以“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13他和县里派来的下乡干部邓秀梅说：“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14又说：“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15

也就是说，周立波笔下的李月辉，与周立波一样，既有对革命的忠诚和责任感，也有一种从信心而来的自在。这自在不仅帮助李月辉面对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风波，也帮助他更坦率、务实地面对政策的变动与要求，即便在任务的压力之下，也能以他的方式，保持对不同人的特性和处境的关照（比如为参加生产的女性提出劳动强度和生理期的保护，即使被急于完成增产任务的上级斥之为婆婆妈妈）。这一形象有意无意提示了：周立波所信仰的合作化运动要在乡村很好地落下来，特别需要李月辉这样的基层干部。但小说中，由于在本文开头所述的“关键的地方，如何变”的不用心，李月辉的工作作为并不突出。小说中的清溪乡，在两个互助组都没建好的情况下，一个多月就建成五个初级社，再过一个月就一跃成了九百多户的高级社，这听起来好像神话，周立波之所以放松地写出来，说明对合作化搅动乡村的挑战性，他的认识是不够的。比如，“山林归公”这一对丘陵乡的农民显然是很重要的冲击，涉及怎么建立新的公私、“公平”意识的问题，小说用脸谱化的坏分子龚子元造“谣风”引发砍树风潮的情节设计，热热闹闹也因而偏离重心地带过去了；此前此后，村民们围绕“山林归公”、茶油分配引发的上下村人的心理波动和矛盾争论，则以退坡干部谢庆元为挽回威信而表演的一场闹剧来表现——身为社干部、下村人但威信不高的谢庆元，反对茶油归公分配，想赢得原本拥有茶山的下村人的好感，但因为他做人不好，下村人并不出声支持，他也就灰溜溜的“火烧牛皮自己连，缩了”，至于下村人的想法和意见究竟如何，不必多说，反正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迟早的——原本是公平的问题，被“觉悟”取而代之，也就不需追究了。在这些场景中，李月辉的行为要么是一笔带过的到处劝人不要砍树，要么因外出开会而干脆缺席。这些都反映了周立波对于合作化在乡村落实的挑战性、对于如何才能建成劳动和伦理关系更密切的共同体，缺乏具体的思考。但即便没有更具体明确的思考，李月辉这一形象中，自有经过将文艺与政治关系反复内化的实践后生成的某种自觉在。

第二，周立波写《山乡巨变》的自在感——与《牛》中为革命引动的乡村文人感受方式既相联通又不同，还体现在，在1941年的延安乡村他能感受、喜爱张启南那样一种农民，描摹他的身形情态，却写不出他身上承载的地方文化历史脉络；而在《山乡巨变》中，在他喜爱、亲近的诸多故乡人物身上，如上节所述，即便是依循着政治政策图谱来写，他还是在某些层面上如实地写出了多样的人的状态，这一如实也便蕴藏了有关益阳地方社会的历史、经济、人文的丰富信息。

以周立波和许多读者、评论者都特别喜爱的角色“亭面糊”——五十多岁的老贫农盛佑亭为例，这个善良、会做田会用牛，有小算计而无伤大雅，特别爱说话但似乎没什么主张，喜欢凶巴巴地骂小孩骂牲畜但没有人怕他的老汉，是下乡干部邓秀梅带着政治规划奔走在村庄时，结识的一个常常以他的“面糊”和喜剧性插曲舒缓了节奏、也撑开了更多乡村生活层次与细节的人物。周立波说，“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遍的性格”16，也就是说，这一性格来自地方风土。小说开始不久有一个场景：讨论合作化的夜间会场上出现了与落后分子的紧张的斗争，静场的一刻，从后房传来了齁声。原来是亭面糊跑到后房沉酣地睡着了。之后互助组成员开小会，围着批评他，“一听办社，他去卖竹子”，“糊涂”“火烧眉毛、只顾眼前”，17平素开会不来，来了却睡觉……邓秀梅担心大家过于为难他，就让“老盛自己说一说”。

……隔了一阵，他才慢慢地张口，口齿倒是清清楚楚的：

“各位对我的批评，都对。”亭面糊顿了一下，吧一口烟，才又接着补上一句道：“我打张收条。”

人们都笑了。18

亭面糊自己是轻松的，让大家也放松。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他，没有顾忌，要说别人，比如陈先晋，心里就得掂量掂量。把亭面糊和陈先晋对比，在乡村生活里，这样两个人的生活态度、给周围人的感受的差异是什么？大家一提起亭面糊就会笑。他的生活态度是：我没有那么当真，反过来，你也不要用这个来要求我。这样一种个性在益阳乡村特别普遍的话，意味着什么？这种不太愿意承受压力的个性的形成，一方面可能与有些人的天性有关，一方面和本地社会历史的特定结构有关。益阳山乡直到1950年代初的典型状况是人口密度大，人地关系紧张，粮食产出少，外出及副业谋生的多，19也就是，生存的平衡很脆弱，特别容易被打破。这种状况下，一是改变贫穷很难，一般人很难进行某些自我要求，“面糊”的性格，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生存压力的自我排解；二是在宗族、祠堂、帮会等乡村组织繁多复杂，人和人的连接很紧密的环境中，“面糊”的性格，对可能和别人发生的冲突也会是一种排解。

陈先晋则是另一种形成对照的个性，拙于言辞、谨慎而认真，他的生活态度是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人，面对任何事情，会用是不是做到、做好了来要求自己。陈先晋成为周立波着重描写的“入社困难户”，或许透露了在他的政治意识里，这样的人承载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中厚实、沉重的一面，承载了被普遍认同的乡土道德，是合作化运动特别需要面对的。但也如前所述，《山乡巨变》对陈先晋的把握是看起来热闹、内在却是“静止”的，既无心探问他生命经验的纵深，也不甚介意他如何能在一种更体谅、更触动其内心的政治工作中“转变”。陈先晋在小说中的作用也如同李月辉一样，是似重实轻的。相比较，亭面糊在小说中更具贯穿性与功能性。

亭面糊喜欢说话20，“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混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到。……他的话匣子一开了头，往往耽误了正事”21。这样的面糊和他的生活、家庭、劳作和交往，可以如他的话匣子一样打开绵绵不绝的乡村生活层次。比如，他人糊涂，但他是“做田的里手”，即便得不到特别的尊重，在种田上是里手，在乡村中就立得住——不管是互助组、初级社，都需要他。小说通过他，能展开一个山乡的繁多的劳动样态、物质细节，以及乡村生活的活力和趣味。他和牛的互动穿插在紧张的斗争、生产中，他在落雨的清晨坐在庭院看远山落雨的笔触，写出了一方风土滋养的一种舒展的心性。从亭面糊的家庭情况，还能看到益阳山乡的宗族和土地的特殊形态。亭面糊名盛佑亭，盛、李是小说中清溪乡的两大姓，乡政府所在地就是“盛氏家庙”，周立波细致描写了这个家庙的景致、殿宇和戏台，可见其曾经的气派。益阳地区的土地在民国、抗战中的特点是高度集中，但使用权分散，宗族、祠堂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族田、公田、学田，宗族的贫寒子弟可以拿“学谷”读书。因此，虽然盛佑亭是从旧时至今始终没有伸眉的贫农，他的二仔盛学文在小说开始时已经是中学生。而在学文继续读书还是回乡参加生产的问题上，盛佑亭的婆婆（妻子）更主张有天分的儿子继续读书，透露的是周立波所言的益阳乡村“文教发达”传统之下，盛佑亭婆婆这样比较有主意的家庭妇女，也会很自然地支持孩子读书。但作为新的政治价值代表的邓秀梅，则赞同亭面糊的意见——让学文回乡“住农业大学”（在《山乡巨变》下部，学文回乡担任了高级社的会计）。为什么后者是好的？小说是含糊带过的。过去由宗族、祠堂把持的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内经历了改造，有天分的盛学文，有无可能既读好书，又不在情感、认识上脱离农村呢？这些，经由亭面糊的家庭透露了线索，但并不是周立波的用心处。

也就是说，如果把《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关系放在地方社会史的脉络里仔细追究，当能撑开更多对此一时期合作化政治所要面对的地方生活的认识。这些地方生活的信息，因缘周立波的自在之笔，以各种形态溢出。正面的陈先晋、亭面糊之外，以“顽固分子”“落后分子”刻画的人物和故事，则不时悄然游离于这些概念定性，流露了更多面、更贴近乡村中人的感受的样貌。比如，中农菊咬金，一方面是众人眼里“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心象钩子”一样自私的家伙，一方面简直是勤劳、能干与漂亮的楷模，周立波写他爱惜农具，经他手抹了桐油的农具“黄嫩嫩”的，读来喜人。老贫农陈先晋对菊咬金的勤快感到亲近，社长刘雨生为菊咬金对农具的责任心暗喜，想着农业社需要这样的人。就连更容易被坏分子勾搭的“秋丝瓜”，在1949年后的稳定环境中，不善做田的他靠着“摸到养家畜的经验”，与婆娘发狠地勤俭苦干，成了新上中农——邓秀梅走进秋丝瓜的院子，满地鸡飞鸭叫，打过交道的黄牛偏过脑壳来鼓眼看人，写来一样趣致盎然。周立波把“勤俭”和劳动的美给了不同成分的人们。事实上，旧中农通常为乡村中勤俭能干，对道德、公义有较强关切和回应动力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安定的环境中能够上升为新中农的也多如此，周立波依循的政治逻辑没有让他选择这样的中农，但被他作为“落后人物”描写的中农，仍在政治逻辑之下流露了他捕捉到的故乡的生活感觉：“勤俭”是这土地与生存资源紧张的南方山乡的头等美德和伦理。于是勤俭发家的人，不肯与人缴伙（入社），怕吵场合（吵架），怕遇到懒家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干部们劝说时，遇到这样的提问，并不认真应对，而是答以一句既确定又渺渺的“那是互助组，社不一样”。

第三，从这儿看，周立波在“自在”中写出了每个人都有其节奏和要面对的生活问题、每个人的要求都有其合理性的乡村，这让身处其间的干部们，也在秉持原则、风风火火的同时，获得了一种并不那么斩钉截铁、真理在握的音容身影。李月辉的自在从容，便渐渐影响了在小说中一直把“数字”（入社比例）和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的邓秀梅。最初几个干部讨论分头包干去做顽固户的工作时，陈大春被分配了“奸猾”的“秋丝瓜”，邓秀梅觉得不妥，说大春这样的年轻人怕不是对手，李月辉说：“翻了船，也不过一脚背深的水”。22到了上部故事尾声，邓秀梅让亭面糊去做龚子元的入社工作时，李月辉说：“你这个将点错了……亭面糊敌得过他？”邓秀梅说：“敌不过，不要紧，翻了船，不过一脚背深的水……”23把这话还给李主席了。龚子元这个众人都不太清楚底细的外来户，被设置为国民党特务，暗戳戳地用谣言搞破坏，周立波的笔触每到龚子元夫妇，落不到实处，有流于油滑又刻板的危险，而邓秀梅的这句话，提升了这块书写的洼地。不无趣味的“不过一脚背深的水”，透露的不仅是下乡干部邓秀梅更深进入了清溪乡的风土，学得了更从容、有谋略的工作，也透露着，一个认真对待乡村的干部，会更有现实感地把握“阶级斗争”在生活实际中的分量和位置。

回到小说开头，邓秀梅在县里开完三级干部会议，即将入乡，在过资江的横河划子上，一个调皮的后生子干部故意就她的“半边天”思想与她斗嘴。告别时，邓秀梅说：

“同志们，得了好经验，早些透个消息来，不要瞒了做私房。”

“我们会有什么经验呵？我们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调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没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别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让。看他们走了好远，她才转过身子来，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24

这个小说开头出现的看似不经意的“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和“有意地放一放让”，为邓秀梅入乡后的工作步调、方式和成长，可谓奠定了一个隐微而有力的情感基底。不过二十多岁的邓秀梅，不但对工作充满热情、“舍得干”，且可贵地拥有一种体谅、珍惜与人相处的机缘的感性。这也正是她能够为李月辉所感染、影响，而悄悄调整了斗争的弦儿的性格基础。这样的邓秀梅，入乡之后的脚步既匆匆、利落、直奔目标，又时时在一个人的生活与情感困境、在一个老妇人哪怕啰唆的诉苦中充满同情地凝神停驻。也就是，《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不再像《暴风骤雨》里那样，急于用一套涤荡旧秩序、权力，涤荡旧文化、心理的政治观念来穿透并翻转乡村，而是更认真、耐心地面对生活——我们可以设想，新中国政治会因这种面对而更有活力，更能从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与传统深处，来把握推动中国社会演变的力道和感觉。但在这一层面，《山乡巨变》通过邓秀梅打开的生活的层次和深度又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说，对合作化政治的信赖和回到故乡的双重放松，让周立波在“自在”中，如实写出了多样的人的状态，成就了一幅在生活、人性和风土的意味上有着可贵的丰富性的卷轴，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立波依托政治给定的认识而获得的放松，不但使得他在关键的地方缺少柳青、李准那样的更深开掘，也使得他的生活感觉和文学视野在打开的同时，内涵了许多轻忽和遮蔽。就此，除了上文就几个层面所做的分析之外，还可以从周立波与故乡农人的情感连接方式来看：周立波在放松中，如实写出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苦和羁绊，但是，他的放松和如实里，也包含着他不是能那么内在于乡村的人的痛苦，虽然他是熟悉的。这一熟悉但并不内在的写作状态，后果是两面的：一方面，这使得他笔下的人能成为立体的风景，一方面，这使他对造成这些痛苦的状况，更寄望于大的制度性改变，而不是更积极寻求当下改善的可能性。比如，他写了菊咬金那么浇薄地对待继母（却没有相应的乡村伦理或舆论来约束），陈先晋失去土地和价值所依的难受（崽女只知道怪其落后），李月辉和多病的堂客随时承受伯伯恶言恶语的伤害（且伯伯是毫无可能改变的）……这些苦，他都知道，但他的心不能像李准写《不能走那条路》时对想买地的老农宋老定那样去共鸣。李月辉的伯伯被写成一种被某种偏执性格所笼罩、限定了的人，在乡土社会里这样一种偏执的人当然可能存在，生活本身也确实很多时候就是带着无解的难题前行，但这样的设置，就使得作家少了耐心观察这一人性形成的历史，以及调动相应的乡村资源或从政治工作上配合、改变的机会。

所以《山乡巨变》是一方面以一种放松、喜剧性的方式，把合作化搅动乡村社会的多方面状况，包括有问题的状况，给呈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对那些有问题的地方，有些周立波认识到了——比如对于快速合作化凸显出来的下乡干部不够了解地方社会、急于完成任务而作风粗暴的问题，他敏感到一个更扎根风土人情的本地干部的重要性，所以写出了李月辉这样一个从乡土里生成的、念叨着“心宽路远”的干部形象；有些他虽然认识到了，但对这些问题可能产生的后果认识不够，比如对待中农的方式对乡村道德伦理可能产生的伤害，比如如何回应土地山林归公、资源重新分配等内涵的新的“公平”问题，比如在“淳朴、轻松、愉快”的新生活感觉中暗自发酵的人心的新伤旧创……

余 论

本文开头之所以以柳青、李准有关合作化的小说作为一个潜在的比照视野，有一个认识背景：《讲话》之后，对柳青、周立波、李准这样的作家，文艺和政治紧密关系的发生是相当自然的，他们都自觉以政治为中介展开创作、介入现实；但这一关系发生的具体过程，落在这些作家经过革命锻造或被乡村文化传统浸染的主体身上，又是非常多样的。他们与革命的关系、与乡村的关系可以作细致的区分，在此之下，他们“深入生活”的时候去把握什么，认为哪些现实和问题具有基点性，就会展开不同的乡村生活图景。本文从《山乡巨变》的喜剧性能够成立所依托的政治感、历史感出发，对其文学成就的特别之处和不足之处的分析，便是沿着这样的意识和途径而进行的初步尝试，其间还有许多尚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周立波自身的生命经验、文学创作脉络里，探求《山乡巨变》所依托的周立波的政治感、历史感更纵深的由来？以及，要怎么认识此一政治感、历史感与1955—59年的历史实际之间的张力？周立波刚下乡时，曾写信给刘少奇反映缺粮等问题，就是说，他所见的现实当然并非《山乡巨变》那般全然美好，但如果以此认定他的写作就是掩盖了许多事实的“配合政治”，认识也就停留于此了。事实上，在柳青、周立波、李准这样的作家中，这一区分现实情况和文学写作的做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由此可以探问的是：其一，他们基于什么情境、认识、心理、情感，把现实情况和他们的文学写作做了分开处理？其二，即便按照政治给出的图谱写，艺术上是不是仍能开展出特别的认识价值？

概而言之，《山乡巨变》为1950年代中国的乡村书写贡献了一种“问风俗”的有情的政治凝望眼光，一种即便历史纵深不够、却悠远迷人的新旧更生的风景，一种既依循政策图谱又如实写出了多样的人的状态、既不回避乡村变革中的关键问题又每每轻松越过，却依然给后人留下开掘其认识价值的诸多线索的有着内在复杂性的文本。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蕴含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复杂性给予的。因此，看到周立波认识上的不足之处，目的不在苛求他，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回应这样的挑战：如何更切实把握周立波、柳青、李准这样的作家创作与1950年代急骤变动的历史实际、历史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开掘其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的认识价值。

注释：

1 《山乡巨变》正篇定稿于1957年12月，1958年出版；续篇定稿于1959年11月，1960年出版。本文所引用《山乡巨变》版本为《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的版本，正篇、续篇改为“上”“下”。

2 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159页。

3 参见《山乡巨变（上）》第十四节《一家》：“‘我看也是入了好，单干没意思。’孟春从盛清明家里刚回来不久，受了熏陶、说服和启发，也劝他耶耶入社。孟春的话使老倌子心里一惊。”同上书，第169—170页。

4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三个短篇为《禾场上》（1956）、《山那面人家》（1958）、《北京来客》（1959）。

5 1954年11月，周立波回湖南益阳，参加了益阳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社的工作，并回老家邓石桥清溪村生活了一段日子。1955年10月，举家从北京到益阳，住益阳市郊的桃花仑乡竹山湾村，兼任附近的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帮助旦家村农民办起了凤鹤初级社。之间除往返北京等地参加相关活动，皆在益阳生活、工作、写作。1956年底返回北京。1957年10月重返桃花仑，兼任乡党委副书记，参加农村整党整社工作，并为《山乡巨变》续篇积累素材。以上经历参见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中的《周立波生平年表》及《论创作》等文章中的自述。

6 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161页。“经购经销”系周立波信中原文。

7 1959年6月，周立波发表小说《北京来客》，以“山乡巨变”式的轻喜剧风格，称赞“大跃进”中的公共食堂。1959年10月，益阳市花鼓剧团排演的花鼓戏《山乡巨变》正式公演；1959年底，周立波完成了《山乡巨变》续篇，并于次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而整个1960年，除了年底发表一篇论文《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未见创作发表。1961、1962年，则留下了诸多对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政策与文艺创作的反思言论，可参见益阳花鼓剧团编剧陈启烈的回忆（《他深切关怀家乡》，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益阳市文史资料》第9辑，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第76页），以及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周立波在大连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现存中国作协档案室。参见邹理：《周立波年谱》，第205—209页）。

8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434页。

9 周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65页。

10 周立波：《懒蛋牌子》，《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1 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41页。

12 周立波：《盖满爹》，《周立波文集》第2卷，第359页。

13 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128页。

14 同上，第127页。

15 同上，第128页。

16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383页。

17 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69—70页。

18 同上，第71页。

19 中央益阳地委：《益阳新市区箴言乡第十六保初步调查》，《新湖南报》编：《湖南农村情况调查》，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版。

20 周立波性格的某一面，与亭面糊的爱说而不分对象、忘记场合，颇有一种意趣相通。周立波孙女周仰之回忆，“文革”后期，周立波从被关押的地方转移到干校时，长子周健明鉴于他常常忍不住与人说话的欲望而招致的麻烦，让周仰之暂时休学，专门陪着周立波。周立波也果然和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每天都很有话说。周仰之：《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

21 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49页。

22 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143页。

23 同上，第267页。

24 同上，第6页。